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里，有哪些瞬间触动了你？ 第1页

只说一个：

香港钟表匠（任达华）的维修小铺后面墙壁上贴的一张剪报，上面的标题是“海上大逃港”，导演怕观众没看清，先是给了个准特写待遇，后来又扫了好几次。这个细节一下子就撑起了钟表匠这个角色的背景，但是也带来了一些设定上的混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因为政治运动和饥荒，有大量民众从内地逃亡到香港，根据一些研究，这样的逃亡者有超过200万人，在70年代，“逃港者”在香港的人口占比保守估计也有一半。

把钟表匠设定为一个逃港者是颇有意思的，尤其是他的妻子还是一名皇家香港警察，这背后隐藏了60年代香港社会的一种朴素的泛中华主义情结：内地来的难民是我们（香港华人）的兄弟姐妹——当然了实际上由于地缘关系，很多广东籍难民的确是香港难民字面意义上的兄弟姐妹——他们有难我们应该全力营救，相反，是当时的港英政府为了保持和内地之间的关系，倾向于遣返难民，正是香港华人市民们拼尽全力的营救行动才给了难民们一条生路。反过来，难民又变成了7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所谓“狮子山精神”，就是钟表匠的那种人生态度：用变卖财产的钱开一个小铺子，依靠自己的双手挣一碗饭吃。

但是矛盾同时也在这里。在现实位面中，逃港难民（甚至包括他们的后代）对内地政府的态度是非常负面的，这很容易理解：如果不是内地的种种问题，他们又怎么至于九死一生逃过深圳河呢？任达华饰演的钟表匠在香港的海岸被救起时，一条腿血淋淋的（我不太记得电影里说没说受伤原因，大概率是深圳边防战士56式自动步枪的杰作），还落下了终身残疾，如果要说他对内地政府“相逢一笑泯恩仇”，那一种反常状态，需要在剧情里进行更清晰的交待。

所以，这张剪报的确增加了角色的厚度，但带来了没有被妥善解决的漏洞。如果设计得严谨一点，不妨把钟表匠这一角色设定为港九工联会子弟（反正这部电影应该也不打算在香港吸引票房）。

再考虑到这部电影立项和拍摄的时段正是香港社会暗流涌动的关键节点，这个细节就更有丰富的意涵了。

对全片的评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