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一人之下》被举报到官方主动下架整改？ 第1页

我在以前的答案里写过：我国的审查制度是具有高度民意基础的。

民众反审查仅仅是薛定谔的反审查——我爱看的，我反审查；我不爱看的，我抵制的，赶紧查。

审查制度与民众的自我审查意识相辅相成，相互滋养成长，几十年至今，终究已经把民众对文化产品的态度，和政治制度对文化创作的遏制，扭曲到无以复加。

1950年4月，电X局颁布《中X电X局各厂剧本及影片审查办法》。办法规定：各国营厂生产的故事片的主题和故事梗概、文学剧本、美术片的分场剧本及大型纪录片的拍摄纲要等均要送局审查。各片种正式拷贝均送局审查。

结果才5月份，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内蒙春光》，就因影片中“所描写的蒙古王公不仅对牧民非常残忍，还受到XX党的影响，派人刺杀内X古自X运X联X会的干部，后来王公府遭到国民党部队的抢劫，王公也死于国民党士兵之手”的情节，受到当时文X部副部长周扬的批评。因违背共同纲领，不利于统战工作，接到文化部的停映通知。

此片又经周X来过问，进行修改，并经毛XX将片名改为《内蒙人民的胜利》，最终得以上映，并在捷克国际电影节获奖。这是建国后，第一部因审查受到停映的影片。

1950年，电影《荣誉属于谁》，上映不久即遭到停映。在上映前，X宣部、文X部、新X出X总署等部门已对此片进行审查，因为内容涉及到铁路XX局，铁X部也对此片进行了审查。文X部副X长周扬、铁X部副X长吕正操都对此片提出了表扬。停映之后，导演成荫在不知原因的情况下作出多封书面检讨，包括周扬，也不知道此片停映的真实缘故。以至于停映之后，成荫感慨道：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这句话仿佛为此后至今的中国电影界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刻下了一道不变的注解。

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公映，上映之初，满满收获了观众的掌声和赞许。周X来、朱X等领导在中X海开会时，还在放映大厅观看了《武训传》，朱X称电影“很有教育意义”。1951年3月，毛XX在看过武训传后，随即打电话给周X来，提出要组织对《荣誉属于谁》和《武训传》的批判。4月，毛XX结束在石家庄编辑《XX》的工作后，决定亲自指挥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5月20日，人XX报刊登毛XX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此引发电影《武训传》在全国范围内的批评。

《武训传》的批判运动，给了正值发展的新中国电影当头一棒。1950年全国出品电影二十八部，而在1951至1954年，全国只拍摄了十六部电影。在批判《武训传》的一年中，整个国家的电影生产几乎陷于停顿。时任上海市文X局局长的夏衍后来回忆：“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就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

1957年，“反Y”斗争横行，电影界也不能幸免其中。中国影联以被定为Y派的电影评论家钟惦菲为目标，短短一年间竟然召开了十五次批判钟惦菲的大会。1957年底，曾拍摄经典影片《我这一辈子》的优秀导演、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在中国电影史上足以留下一席之地的石挥，在被定为Y派，并在上影制片厂的反Y会议中被大肆批判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42岁。

1968年4月，“ZYWG发出通知，禁止各地“私自放映毒草影片”。至此，新中国十七年来生产的影片除《地雷战》、《地道战》等少数几部外，一律被封存禁映。

1979年，《电影艺术》《大众电影》和《电影技术》复刊。

1979年，根据作家白桦剧本《苦恋》摄制的电影《太阳和人》再度引爆了一颗炸弹，1979-1981年间，《太阳和人》遭受了从军、政到文艺界，席卷全国，规模甚至还要超过《武训传》的大批斗。1981年9月，白桦给《解XX报》《文X报》编辑部写下检讨信，《人XX报》予以转载，这场引起轩然大波的斗争在已经疲累各方的刻意平息下终于结束。

1990年，导演张元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妈妈》，该片还未公映就遭到禁播，原因至今“不明”。

1993年，导演张艺谋生涯的巅峰之作，中国电影史上堪称伟大的作品《活着》问世，遗憾的是，该片未获公映，成为张艺谋执导的唯一一部“禁片”。张艺谋后来在及谈此片时说：“《活着》没有公映是有原因的。电影的审查制度是存在的，这个将来你们工作以后也要面对。这是中国的现实。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是中国历史，今天的现实。在中国的电影创作一定是在一个界定的范围之内进行创作。所以，我们常常说拍电影的过程是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坚持自我的过程。”

1994年，X电专门下发文件《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影响》，就田壮壮、张元、王小帅、吴文光等人私自参加鹿特丹电影节中国电影专题展予以处罚，这次处罚，被后来称为中国独立电影的“前七君子事件”。

2003年，在中国加入世贸的大形势下，几十年来一如既往的电影管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化和外来电影侵袭所带来的的新局面，广X电X首次主动召开座谈。

张献民当时就这次会谈说到：“这个会一直都说要开，其实差一点就开不了了。”早在今年年初，关于电影分级的讨论便不绝于耳。今年8月开始，国家电X局开始召集一些著名的独立电影导演，跟他们说“既往不咎”，从以前的“训话”状态转为“大家能坐下来谈谈”。

座谈会上，在电X局的领导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何建军、雎安奇、贾樟柯、娄烨、王小帅、张献民、张亚璇 七位电影人联名签署的“就所关心的电影问题致电影局”讨论提纲，由张献民代表提出。这就是中国电影史上，著名的“后七君子事件”。

提纲针对独立电影解禁、公开审查标准、分级制度确立、本土电影保护四个方面进行了简要陈述和要求，是由中国电影人提出的，第一份具有目标性、前瞻性，表达诉求的纲领。

但在会上，电X局领导几乎对提纲涉及的问题避而不谈，没有发表任何看法，最终，这次座谈会最大的成果，是“对违规的电影既往不咎，规定非常清楚，已经违规的但是没有交罚款的电影，都可以‘一笔勾销’”。确立了此后中国电影放开口子的风向。

2005年《狼犬丹尼》、2006年《黑社会2》，电影发行因电影局审查不予许可，结果DVD出版当时因为是文化部门审查，居然顺利发行了。

2011年送审的《午夜火车》，因为恰逢“723动车事故”，结果拖到13年上映，期间不断被要求修改，剧组也提前解散，也许本来就很烂，反正经历了这么一出，成片更是烂的没边。

2012年已经拿下龙标的《浮城谜事》，砸头情节被下建议“有关人员认为影片结尾处男主角乔永照用锤子砸死拾荒者的镜头太过直观——非常残忍地砸了10多下，建议删减至两下。”

而2012年上映的铜雀台，导演赵林山却表示：“其实在这一关上，审查部门并非传说中的不尽如人意。《铜雀台》的审查只用了3天，其中周润发的一些台词被修改了，不过整个周期非常快。审查部门会照顾到影片在院线的排期，如果非常临近，会加急。”

2013年电影《被解救的姜戈》，在已经公映的情况下，又被紧急禁停。据传是因为“电影审查委员会在审片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姜戈》中有男性正面全裸的镜头出现（也许因为光线太昏暗，主角又是黑人），但不幸的是有某领导恰好在公映前看了该片，且眼尖的看到了姜戈的下体，觉得无法忍受，于是留下一句话：打回去重新修改。”

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个版本的军服，不是只有当兵的才穿吗？这只是个年代的代名词好吧？‘

红军？红军就没绿色军服。

穿这种军装的非军人，相声《如此照相》有过定义。

甲：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候，进来两位姑娘，腰系武装带，脚蹬大马靴，一人剃一个锃光瓦亮的光头！
乙：嘿！
甲：“摄影师同志，我们俩要照一张革命造反光头像。”
乙：这给照吗？
甲：照啦！俩姑娘前脚出了照相馆，后脚进了疯人院。
乙：怎么回事？
甲：一打听，敢情是神经病。

小将们，2020年了，想翻案啊？

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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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o-zi-you-fang-zhang-xian-zho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一个很少看动画的人，为了写这个回答把这部动画初步了解了一下。只能说这部动画剧情上可以上纲上线的地方还是有那么几处，但别人只拿军装说事，确实也是善于抓“重点”的。

有的同志说苑陶身上穿的军装当年很多人都在穿，那他们可能忽略了苑陶解放帽上面那颗红五星。

问题就出在这红五星上。

当年确实是很多老百姓都在穿六五式军服式样的衣服，但那都不能算军装。解放军现役军人的标志就是“一颗红星两面红旗”，只有现役军人才能佩戴红五星（当然，一些涉及军事的文职领导也可以戴红五星，问题是苑陶不是领导吧？），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戴红五星的。

不但如此，军人退伍后还必须摘掉红五星，电视剧《上将许世友》就专门有个情节表现退休后的许世友依依不舍摘掉红五星以及红领章。

所以苑陶解放帽那颗显眼的红五星，其实就是把他身份绑定成现役军人了。往小了说，这算是个BUG（苑陶不可能几十年不退伍，退伍了不可能不摘红五星），往大了说，那问题当然就大了。这也是创作者的疏忽。

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一是把红五星PS掉。二是加一个设定，苑陶这身军装包括红五星是他自己私自买的（这么做的人还不少）。当然第二种做法实在多余。估计创作团队最后会采用第一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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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mo-gui-su-56 网友的相关建议: 
      

退役军人局工作人员来答：

这举报能成匪夷所思。

这是严重的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即使那段历史，也是我们不能抹去的历史。

纪念褒扬那段历史中优秀的人，比如两弹一星的伟大元勋，也是我们今天褒扬英烈的重要工作。反对那个时代里犯罪的人，改正那个时代里的错误，也是重要工作。党和国家平反工作这些年白做了吗？

那段历史留下的痕迹，为何要避开？何必要避开？党和国家在今天战胜各种灾难、带领人民强大起来的局面下，应该有自信正面面对历史遗留问题。我们这个部门也正在为此努力。

我们应该向有关部门反映，

相关网络平台或者主管部门可能存在被敌方渗透，或者相关信访应答人员法治意识淡漠、文化自信不足、宗旨意识不强、意识形态学习不到位，导致主动或被动、有意识或无意识参与打击优秀国产文化产品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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