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在大阪丰臣家大获全胜之后的日本会怎么样？ 第1页

如果丰臣家成功能击败德川统一日本，并在当时经济中心大阪建立西日本政权的话，有可能日本历史会走向一个工商阶级和君主制高度结合的道路。

当然藩镇体制还是会存在的，不过丰臣家应该不会去开幕的，毕竟已经赐姓丰臣当公卿了。大概率名义上会恢复公卿政治（关白统治)，实际上依靠武力统治；而德川幕府从打天下转换成坐天下，武士也变成了行政官僚；所以大概这两条道路发展下来，结果应该是差不多的。

由于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早就推行检地政策，可以推测丰臣政权早就打算推行石高制作为土地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核心，进一步靠税收来控制藩镇的独立性，而德川幕府只是沿袭并且发展这一政策。所以大概率这种石高制依旧会作为丰臣家维持统治的策略而推广。

然而丰臣政权对于全国的把控肯定是不如德川幕府的，毕竟德川家趁着西征朝鲜留下的真空大幅度扩张了权力。德川幕府直辖的领土虽然只占全国1/4的领土，但是将全国土地划分为200多个弱小藩国，余下的3/4土地就划分给了260多个大名。而大名将自己持有的土地继续划分给陪臣，最后又分给家臣。当然这种分封制度大多是名义上的，藩国本身有一定独立性。但是大名和武士无法直接调用土地，只能通过土地的所有权领取年贡米，而全国的税收都是通过年贡米实现的，所以就相当于实现了税收统一。

除了对于全国的控制外，丰臣政权本身的专制色彩应该会明显弱于德川幕府，主要原因是丰臣政权应该会和未来崛起的商人群体联系更紧密。当时的东日本的开发程度要低于西日本，德川家为了维持庞大的中央政府，江户城的人口从十万人左右迅速膨胀到百万人之巨，必然要开发强大的政治系统来为江户输血，实际上相当多政治措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只是为了维护经济落后的关东的政治地位而采取的。由此不仅仅导致了效率损失，在江户时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下，必须依赖政治权威和小农经济的幕府就相当落后于时代了，由此导致了幕府三大改革的失败以及最终垮台。

如果日本的政治中心从京都转移到大阪的话（而不是江户），应当会更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在江户时代，日本商业活动的中心是大阪至名古屋之间的一片领土，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三大商人”活跃得地区（即大阪商人、伊势商人和近江商人)。伊势商人的活动地区大概是伊势湾周围的城镇，也就是今天名古屋附近的地区，著名的三井财阀的祖先三井高利就是出身于伊势国。而近江商人则是出身于近江国，近江国临近京都，位于名古屋所在的伊势湾和神户大阪所在的大阪湾之间，临近各个重要经济区域的近江自然利于发展经济，著名的住友财阀便是出身于此。

所以可以看到江户时代的日本商品经济中心依旧集中在西日本地区，而且逐渐在18世纪中扩大了政治影响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幕藩体制的核心石高制必然会导致年贡米的商品化，所以会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产生冲突，这也是18世纪下半叶以来日本封建体制逐步瓦解的关键原因。

而按照丰臣秀吉和德川幕府的一系列划分社会等级的政策来看，他们试图将引发长期动乱的武士阶层的社会联系隔离开来，也就是单单将他们的政治角色保留下来。通过切断与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联系来加强统治，在江户时代也就实现了士农工商的四民划分。

由于实行了兵农分离，领主和武士都离开了他们名义上所拥有的土地，集中居住在城下町当中，他们的名义上对土地的所有权是通过年贡米来实现的。由此，封建领主和他们所统治的农民就被切断了。为了满足脱离生产的统治阶层的需求，这种断裂关系就靠着商人和手工业者所粘合起来了——当时的大名和武士都居住在工商业者为基础的城下町中。而当时的日本，除了满足基本的食品需求外，统治阶级还需要通过出售贡米来获取资金，以购买所需的商品和维持社会地位，由此引发了长期的商品经济发展。

江户的体制确立仅仅半个世纪，就出现了高度商业化和金融化的现象。由于贡米可以持续产出，所以商人在交易中并不需要获取实物，而是可以通过大宗商品期货的方式进行交易，所以就诞生了大米券这种代替品。虽然大米券可以提取大名储藏的大米，但是商人往往为了降低成本，往往不会真正的取货而是直接用大米券交易。大名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漏洞，只需要少量的藏米，就可以发行大量的大米券来进行融资。这些大名们一旦手头拮据了，就会发行没有足量大米支撑的大米券，也就是空头支票，被称为“空米切手”，相当于没有准备金支撑的纸币。虽然这些是一堆白纸，但是只要商人没有提取大米，就不会知道到底手上的是“大米券”还是“空米切手"，所以大名们自然乐此不疲。

于是，江户时代早期就出现了大量以实物大米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包括纸币、债券和期货等玩法。然而，超量的大米券进入市场，出现了于物质储备（大米）不符的情况，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米价下跌。而米价下跌自然导致大名收入不足，收入不足又要促使大名们发行更多“空米切手”，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而不得不靠借债来维持财政。虽然德川幕府在1654年严厉打击这种投机行为，但是大名和商人都可以从中获取利益，自然不了了之。

这种大米金融化的发展，很快就导致大阪成为当时日本米市的交易中心，在整个18世纪中，在大阪进行交易的大米数量一直超过100万石以上。而当时江户所在的关东开发程度较低，江户人口又靠着政治地位膨胀到百万之巨，必须要靠各地物资输血才能运转。江户所需的大米等物资需要从关东和东北各藩进口，大米以外的商品需要从大阪进口，而手工业产品需要从京都进口。由于江户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城市，没有大阪那么好的经济发展条件，所以存在经济运转低效的现象。而如果江户不是作为幕府中心出现的话，本不需要将大量产品转运并集中到江户来供给统治阶级和附属的工商业主，也就不会产生巨大的浪费了。

除了贩卖年贡米的商人群体外，江户日本还存在着销售垄断性商品和放高利贷的两个商人群体。在江户中期时，通过销售棉纺织商品为主的垄断性商品而组织的株仲间，已经得到了幕府的承认，靠着垄断地位来抬高物价、谋取利润。而随着大名依靠发行大米券也无法维持奢侈生活的时候，就被迫向大高利贷者借贷。此外，由于年成好坏和米价波动的影响，大名和武士的大米销售款也不固定，也需要靠借贷来度过困难的年份。

大城市的特权商人无法控制广阔农村，在农村小商品生产者和城市特权大商人的中间环节的农村商人便在广大农村应运而生了。就像大城市商人获取了对大名的经济控制权一样，农村商人也通过放贷和控制商业渠道，形成了对农民阶层的掌控。

久而久之，商人阶层就成为了横亘在上层的武士统治阶层和底层的农民被统治阶层的中间阶层。随着各个阶层的武士群体都陷入了财政的贫困，武士阶层对商人阶层的经济依赖越来越深，导致两个阶层开始逐渐合作。

但是由于幕府体制下，政治核心位于落后地区的江户幕府必须依靠自然经济来维持统治，所以肯定寄希望于靠政治压制来改善财政、抑制商品经济并且重整小农经济，于是在江户后期推出了三次经济改革。而改革经济失败又导致幕府实力大幅度下滑，长州藩、萨摩藩及佐贺藩的工商业改革成功又要求更多话语权，最终导致了幕府垮台。以江户为中心的幕府政权对商人群体采取高压政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江户本身是一个政治城市，本身的经济发展潜力低于大阪，邻近的关东和东北开发程度也更低。由于江户日本本身是单一制下的国家，资源又必然向行政中心集中，所以使江户必须依靠行政命令来维持其不相称的地位，但是这必然又会使一大批商人和手工业者地位上升。这种政权培养了大批特权阶级，只能通过打压其他阶级才能保证权力不丧失，所以构成了长期的政治矛盾。

而在丰臣政权选定大阪为行政首都，同样要调整和西日本的商人阶层关系。但是由于大阪是日本经济中心，从一开始就可以利用商人影响力来增强政权的稳定性，比起德川家建立的、过度依靠小农经济的东日本政权，长期来看会更有利于日本的发展。随着武士阶层的贫困化，以及其对商人阶层的依赖逐渐加深，有可能会探索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来更好的构建政权——也就是解除对于商人地位的压制，使得商人参与到君主制的统治集团中。在近代欧洲的发展历史中，工商业发展领先的国家往往擅长将资产阶级纳入到君主制的统治集团之下，既能保证君主统治集团的财政需求，又能保证商人扩张财富的需要。倘若西日本能建立起政权，也有可能会创建一套更合理利用商人群体进行合理统治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