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居群的概念取代模式的概念以来,因种内变异、生长序列、性双型等而被错误认为是独立物种的例子,已经发现了很多。以下是以前写的论文的一部分。(论文全文见
生物学物种概念在化石物种鉴定中的应用问题--《古生物学报》2013年04期)
Eldredge和Gould (1972)认为新系统古生物学中的主要成就便是大量地归并和取消了根据类型标准建立的错误分类单元。例如Sha(1992)在研究黑龙江早白垩世双壳类时,发现Trigonioides kodairai等五个物种均为Trigonioides heilongjiangensis的种内变异;Zhan等(2010)对Yangtzeella属的全部十五个种进行厘定,甄别出其中6个为次异名;袁东勋和沈树忠(2011)认为牙形类Clarkina以往鉴定出的大量新种可能多为次异名,特别是许多产于同一层位同一样品的Clarkina种,如广西东攀剖面同一层位中识别出的11个Clarkina种(Luo et al.,2008)实际上都应归并为Clarkina y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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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新种的前提是居群的准确识别,必须充分了解居群的变异范围,仅根据个别样品指定一个模式标本是远远不够的。古生物研究中常常有根据个别与众不同的标本建立新种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不但要求特征非常不同,而且需要以后工作中更多的标本来验证。在图示一个新种时,特别是牙形类这样可一次性获得大量标本的类群,应给出从幼年体到成年体不同发育阶段的标本(插图1),并指明种内变异的范围。模式标本现已不再被看做是一个物种的典型而充分的代表,而仅仅被看做是物种的“携名者(name-bearer)”(Simpson,1961;Fang and Rong,1990)。 即使得到一个与原有居群形态上不连续的新居群,这仍然未必是一个新种。它也可能是样品数量不足导致的假象,或是种内不连续的表型(如性双型),除了运用居群标准和群落-生态标准外,还必须用到时空标准,即每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时空分布范围。对于古生物学而言,时代分布,也就是地质延限对新种的建立非常重要。如果新居群的延限与原有物种一致且形态十分接近,是否为一个新种则需慎重考虑;若新居群与原有物种在地层上呈上下关系,则新居群为一新种的可能性较大。物种的延限亦是考虑的因素之一,仅见于单一层位的物种值得怀疑,而延限远超过平均延限的属种亦很不可靠(平均延限依生物类群有很大不同)。如Lingula长期被认为是从寒武纪延续至今的“活化石”,但对壳内结构的进一步研究却表明其应至少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属(Emig,2003)。尽管如此,我们也同意在实际应用中有时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