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吧,既然要讨论历史问题,就老老实实讨论历史问题,用不着高喊那些爱国的煽情的口号。治史,不是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问题,不是感情的问题,不能想当然,而是你得有依据,得用史料说话才行。当然这史料也要进行甄别去伪存真才行,最起码的,它得是个史料才行。
(一)
如今网上关于陈树生的故事太多太多,随便一搜就能装满两大箩筐,可我无数次地问过那些发文的作家,出处何在?迄今没有一个人给予有效的回答。
关于孤军的历史,总共就那么四天,总共就那么一营人,总共就那么几场战斗,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等已经记述得那么详细,当年朝野大小媒体淘金子似的淘了那么多遍,八百壮士那点事儿已经十分的清楚,没有什么再挖的余地了。
陈树生,虚构的。
在我质问陈树生其人其事的史料出处时,他们反问:你能拿出没有陈树生的史料吗?并进而言道:对于陈树生其人其事,谢晋元、杨瑞符等没说有,可也没说没有呀?
这么多年与国粉缠斗,什么样的流氓文痞我都见过。说实在的,我既然敢较这个真儿,就不怕抬这个杠。
1937年11月1日,也就是孤军撤出四行仓库的第二天,杨瑞符因腿部受伤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当记者问到在四天的战斗中表现最突出的有哪些时,杨回答:“那天投弹炸死许多敌人的是排长殷求成干的,他因未用棍子打电筒,被敌击伤了右手……我们对官兵,只求能达到任务,这次坚守的都很有决心,谁派到任务,谁都可以达到。殷排长机会好,所以表现好……”他想了想又说:“还有一位上官连长和汤医官,因为移防时都在他处,直到二十八日才经过许多坚苦视死如归地赶来,钻进了四行仓库,与大家决心共存亡,都是很可佩服的。另外还有第三连陈排几个弟兄,在敌人堵门来攻时,他们在敌机枪猛射中英勇奋战,爬在地上弄了一脸灰,起来擦擦眼,又向敌还击,待敌机枪又射,又隐蔽到地上,这样更番苦战的精神,都很不可多得。”
看到没有,表现最突出的都在这了。如果真有陈树生这样的人和事,在一群记者的追问下,他把上述那样的三件事都说了,会将这最能彰显国军英武的惊天壮举忽略不表吗?
这就好比张三问李四,你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李四回答说是一辆三轮摩托车。他没说有轿车,可也没说没有轿车,那他家到底是有轿车还是没有轿车呢?
对于这个问题,只要脑袋没让驴踢过,是个人就不会搞错吧?
(二)
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后,突然冒出一个陈树生抱弹跳楼的情节,而且据说这还是出自孤军老兵之口,这怎么解释呢?
和对待档案史料一样,对于口述史料,也有一个去伪存真的问题。如今有的老兵的证言与八十年前的老兵的说法截然相左,信哪个不信哪个,就是一个去伪存真的问题。
我信八十年前谢晋元、杨瑞符他们的,不信那些新冒出来的。原因很简单,那么多年过去了都没人说过有抱弹跳楼这么档子事,改开后突然冒出来,你信吗?反正我不信。而且我猜这又是孙春龙式的一帮人背后操纵的结果。
那会不会有孤军官兵当年不知道的战斗情景,或虽然知道但当年不想说,或知道也想说却没处去说,只好等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再说的情况呢?
如果孤军这四百多人是分散战斗的,分散后几十年没有再相聚,因而互相不知道彼此的战斗经过有可能;如果这抱着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说出来有损国军形象,不想说而故意隐瞒有可能;如果当年孤军从没有接触过媒体,也从没有上峰组织过对战斗的总结,官兵们知道也想说却没处去说有可能。但事实却是,这四百多人始终就集中在一栋楼内战斗,彼此之间谁的一句话、一个小动作都了如指掌;抱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不是见不得人的事,而恰恰是一个需要大书特书给予飘扬的事儿;孤军结束四行仓库的战斗撤入租界,不仅是成建制有组织的,而且有大量的中外媒体跟踪采访报道,报道连篇累牍,铺天盖地,点点滴滴都已经被挖得底儿透,哪里还会有等到半个多世纪后再说的道理。
如果真有抱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这样振奋人心斗志的壮举,谢晋元、杨瑞符等可不可能一个字不提?当年那么多大小媒体可不可能一个字不提?这么多年国民党官方可不可能一个字不提?
谁不信你就去找找看。
(三)
我这人有一个最让人生厌生恨的地方,即对于网文中表现的历史上的人与事,总要追问其出处,对于陈树生其人其事也不例外。终于有一天,还真就有人挖出了宝料,1937年11月出版的《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有绑弹跳楼的描述。淞沪抗战还在进行或刚刚结束时公开出版的东西,这难道还不是信史吗?
未必。
赵景深所著大鼓唱词《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确有壮士绑弹跳楼与鬼子同归于尽的情节:
廿八清晨敌军在河畔打旗语,
急忙把他的部队邀。
我军中一兵瞥见拚一死,
手榴子弹缚在腰,
突由六楼往下跃,
一阵青烟,敌我一同烟火消。
该书文图并茂,极通俗,还写明是经过了孤军营长杨瑞符的审校。实际上,同一年出版的祖池所著特写《孤军八百》中,也有类似的情节。
但是,由此即认定抱弹跳楼的真实性还早了点。先不说四行仓库距苏州河畔百十来米,没有武侠片中那样的神功跳不过去,即使有那样的神功,就此认定也不行。治史有治史的规矩,即对于到手的所有史料,都必须得经过鉴别、比对,还必须得做出取舍,因为剜到篮子里的未必都是菜。面对这与谢晋元、杨瑞符等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你仍然要选择信一个不信一个。而这取舍用什么标准,是以史料的含金量为标准,还是以对自己的观点是否有利为标准,又往往是检验一个治史者学术修养与品德修养的很好的试金石。
自媒体中有许多人是坚信赵景深等的说法而无视谢晋元等的说法的,比如著名流量大V萨沙,就极力推崇赵景深《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说法,而只字不提该说法与《孤军奋斗四日记》中的矛盾之处。
正相反,我仍然信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的。因为谢晋元等是孤军官长,是四行战斗的亲历者,《孤军奋斗四日记》《四行仓库坚守记》等是其记下的战斗实录,而赵景深、祖池等是以笔杆子吃饭的文学家,宣传家,《八百好汉死守闸北》《孤军八百》等是其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文艺作品在四行战斗的史实考据中,根本就算不得史料,没资格作为依据被采用,就好比不能用《穆桂英挂帅》去考证宋辽战史;就好比不能用《三国演义》去否定《三国志》。这和它是啥时候出版的没关系。
又有声音质问我:赵景深的文章是经过杨瑞符审校的,这该怎么解释呢?难道说是杨与赵串通起来作假吗?
这个问题,你去问你的大学语文老师,他会告诉你审校文学作品与审校作战日志有怎样的不同。如果你受过高等教育的话。
我丝毫没有否定赵景深及所创作的《八百好汉死守闸北》等文艺作品的意思。八百壮士身绑手榴弹跳入敌群是虚构,但虚构有错吗?没错。小说、话剧、诗歌、鼓词、电影等艺术载体,从唤起民众,鼓舞斗志的意愿出发,适当虚构与夸张,只要切合剧情,塑造出陈树生或张树生或李树生这样的英雄形象,没毛病。杨瑞符等孤军官兵认可这样的创作,人民群众需要这样的艺术形象。
但艺术与历史必须要分开来说才行,不能因为在艺术作品中允许这样表现,就把它当成信史,这是两码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