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为何没有像秦、隋一样成为短命王朝？ 第1页

1、没有逼徐达，徐达活了五十三岁，在当时已经不算短寿了。也没有啥病是一吃鹅就死的。那时候的人寿命都不长，朱元璋当皇帝的都只不过活了70岁。徐达得的病是背疽，结合他的军旅生涯来看，应该是外伤的开放性伤口是造成细菌入侵，后续治疗没搞好，就得了蜂窝织炎，给病磨死的。

2、从来也没啥忌讳和尚一说，朱元璋的《御制大诰》里还写：“僧尼道士女冠，敢有不务祖风，混同世俗，交结官吏，为人受寄生放，有乖释道训愚之理，若非本面家风，犯者弃市。”他要忌讳，写啥？

3、从来也没有迁怒搞文字狱一说，因为马皇后根本不是马大脚。马皇后生于元末，那时候虽然也有缠足的，但绝对不是清朝的那种将拇趾以外的四个脚趾连同脚掌折断弯向脚心，形成“笋”形的“三寸金莲”，而是将前脚掌和脚趾缠窄，使足看上去纤窄。只影响宽度，完全不影响长度。

这些玩意都是满清欺负老百姓是文盲，拿出来瞎编乱造抹黑前朝的，时至今日2018年，居然还有人未经考证就拿出来言之凿凿......

你拿个胡编的东西，来论证历史，那是非常可笑荒谬的。

我曾经写过一个专题，叫做《怎样让大明变得透明》，贴一部分内容过来，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回答很长，可以直接先看结论：

老子有云：“治大国如烹小鲜。” 意思是治理一个国家，必须像煎鱼一样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则一不留神就煎糊了。纵观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的这一系列户籍举措，正好是老子这句话的最佳注脚。

他的每一项政策都经过反复推演，有设计，有试点，有铺垫，有妥协，策略务实而有弹性，一步步走得十分扎实。从“户贴”到“赋役黄册”，从“一百一十户里甲”到“鱼鳞图册”，从“粮长制”到“实习历事”，层层推进，有条不紊。

朱元璋别的施政成败姑且不说，至少在地方户籍建设上，他表现出了一个成熟、理性、精明且极有耐心的政治家手腕。

经常有人很奇怪，朱元璋在国初那么折腾，为何国家没怎么乱？答案就在户籍建设的细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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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每一个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独特的户籍管理体系。比如东晋分本土黄籍和侨民白籍；唐分天下户口为九等，三年一团貌；宋代有常产主户和无常产的客户，又分坊郭（城市）户和乡村户等等。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细节如何变迁，其运作的基本逻辑，始终不曾偏离萧何的《户律》精神，总结下来就八个字——收税有据，束民有方。

一个政权掌握的数据越详细，天下就越透明，统治越稳定。

因此我们会看到，历代王朝肇造初始，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永远是括阅天下，修造版籍。这事搞不定，啥也干不了。

不过建户籍这事吧，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

户籍档案有一定的继承性。如果你前头赶上一个靠谱政权，规则设计完备，资料保存完整，能省不少事儿。比如刘邦，有现成的秦法可以参考，又有萧何保留下来的秦档，很快便能进入状态；司马炎运气更好，魏蜀吴三国皆袭用汉制，三分归晋之后，三家户档可以直接合并；大唐之前，有隋朝帮它“大索貌阅”，收拾流民和隐藏户口；大宋之前，后周已把基层建设得差不多了，赵匡胤黄袍加身，照单全收便是。

跟这些幸运儿相比，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可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因为他要面对的，是奇葩前任留下来的一个大烂摊子。

元代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朝代，它的户籍体系叫做“诸色户计”，以繁复而著称。有按职业分的，如军户、民户、匠户、盐户、窑户、儒户、打捕户、乐户、织户、采珠等等；有按贡赋内容分的，如姜户、藤户、葡萄户；还有按照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宗教信仰分的；还有为了服务于贵族而设立的投下户、怯怜口户。再往下细分，还能分成草原兀鲁思封户、五户丝食邑户、投下私属户，投下种田户等等；甚至还会细分到负责侍奉贵族老年生活的养老户，负责供养皇亲国戚的江南钞户，给公主和王妃当嫁妆的从嫁民户，隶属于寺院的永业户，等等等等……

顺便一说，同一类户籍下面，还按财产数量分为九个级别。

再顺便一提，不同类别的户籍，归属不同的管理机构，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比如探马赤军户归奥鲁官管理，匠户归户部管理，僧道户归宣政院管理，投下户则是不同的宗王贵戚私有之物，江南钞户名义上归户部管，但税收却要上交诸王与驸马们。

在没发明Excel和Access的年代，想把如此错综复杂的户籍体系理清楚？就是一百个耶律楚材也没办法。忽必烈在中统十年曾经试着抢救了一下，立了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可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这次“阅实天下”的目的没有实现，反而弄得更乱了。

跟繁复的户籍体系相对的，元代的户籍管理却极其简单粗暴。

马可波罗在游记第二章里，讲过一段他在杭州的见闻：“每家的父亲或家长必须将全家人的名字，不论男女，都写好贴在门口，马匹的数目也一样要载明。如有人死亡或离开住所，就将他们的名字勾去，如遇添丁，就加在名单上。”

虽然他是以赞赏的口气来描述，但让秦汉唐宋的户籍官吏看到这个场面，能吐出一口血：这管事得多懒多糙，才会这么干啊！

这还是在一线城市杭州，其他地方更不敢想象了。

如此破烂粗放的一部机器，一直磕磕碰碰地运转了百多年。元末战乱一起，它便彻底趴窝崩溃。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

蒙古人拍拍屁股，跑回北方草原放牧去了。前来接盘的朱元璋，可发了愁。他望着那一堆冒着狼烟的机器残骸，蹲在地上叹了口气：“这饭呐，夹生了。”

元代户籍实在太乱，大明根本不可能全盘继承；可彻底抛开另起炉灶，难度也极大。废弃不是，继承也不是，朱元璋面对这个复杂局面，只能摸着和尚过河，一步一步试探着来。

早在洪武元年，他在南直隶和江西三府搞过一个叫做“均工夫”的试点制度。规则很简单，按田地数量征赋役：每一顷地，出一个壮丁，农闲至京城服三十天徭役。如果田不够一顷，可以几家合出一丁；如果田多人少，也可以出钱雇佃农去服役。

这是一个无奈的折衷做法。因为那时老百姓跑得到处都是，没有户籍来制约。官府干脆不按人头征税，而是把赋税折到田里。你人可以跑掉，但土地总跑不了吧？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还发布诏书说：“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令官司送纳。” ——这是向民间征集散落的元代户籍残本。紧接着，在第二年，朱元璋又宣布：“须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

你在元代是什么户籍，现在还是什么户籍，别自己乱改。在新户籍没建起来之前，权且用旧户籍管着，先把人拢住了再说。

无论是“均工夫”还是“原报抄籍”，都只能临时救个急。真正想让大明长治久安，还得尽快把新的户籍体系建起来才行。朱元璋手下有一位大臣叫叶伯巨，把这个道理说得特别直白: “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

为此朱元璋辗转反侧，到处开会调研，最后还真让他寻到一个办法。

宁国府有个叫陈灌的知府，在当地搞了一个户贴法，成效斐然。朱元璋深入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建户籍的法子特别好，又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完全可以作为样本在全国推行。他决定拿来先用用看。

时间很快推移到了洪武三年。

洪武三年对大明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朝廷相继出台了各种政策：重修了官员殿陛礼法，制订了王府官制、五等勋爵，明确了明代科举的框架。一个新生政权，正缓缓走上正轨。

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元璋颁布了一封圣旨，郑重宣布户贴制在全国推广上线。

“户帖”这个词不是明代原创的，它最早始见于南齐，从南北朝至唐宋的史料里时常可见，是一种催税到户的术语。不过在明代，这个“户帖”的内涵却变得很不一样。

不光内涵不一样，连口气都变了。

朱元璋的这封圣旨，在中国的皇家文件里极有特色。要知道，一般的圣旨正文，在皇帝形成意见之后，都会交给专家润色一番，使之骈四骊六、辞藻雅驯，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而朱元璋的这份“户帖谕”，却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口谕”。

圣旨是这么说的：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作军。钦此。”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圣旨写得近乎纯大白话，读起来特别“寒碜”。

这个文风，其实不是朱元璋首创，乃是脱胎于元代。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发布命令多用蒙语，会有专门的译员逐字逐句直翻成汉文，再交给文学之士进行文言修饰。有时候事起仓促，省略最后一道程序，便形成一种特别生硬的口语话文牍——叫做硬译公文。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时候，诏书就是这种风格：“我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正统临戎录》，里面用硬译体记录了大量蒙古人的对话，特别有趣。

说回正题。

朱元璋为啥要用这么奇怪的白话文？不是因为朝中无人，而是因为他受够了那些文绉绉的套话空话。

有一位刑部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上奏疏，前后一万七千字。朱元璋让人念，一直念到六千多字，还没进入正题。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过来痛骂一顿。这位皇帝态度倒真认真，骂完了大臣，晚上叫人接着念，念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才听见干货。

茹太素用最后五百字说了五件事，件件见解都很精到。朱元璋感慨说：“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之忠矣。呜呼！为臣之不易，至斯而见。”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是忠臣，你的意见很重要，可你他妈的能不能说话简洁点？” 后来朱元璋特意把公文要求写在大明律里：“陈言事理并要直言简易，每事各开前件，不许虚饰繁文。”

在国家级的政策文件上使用大白话，也算是朱元璋身体力行做的一个表率。

抛开文风不说，这份圣旨内容相当务实。里面没任何虚头巴脑的废话，条分缕析，每一句都是干货，把户贴制的核心思想表述得很清楚。

那么，户贴制到底是干什么的？咱们不妨把整个执行流程走上一遍，就明白了。

第一步、当然是皇帝下发一道大白话圣旨到户部，给政策定下基调。

第二步、户部根据文件精神，设计出一份标准户籍格式尺寸，叫做户贴式。

户部规定：“户贴”的用纸长一尺三寸，宽一尺二寸，边缘还缀有一圈花卉装饰。

这个尺寸，可不是随便订的。

早在晋代，朝廷制作户籍时已有规定，要求用一尺三寸札。因为当时没有线装书，而是卷轴装。每张纸之间左右粘连，形成一条长幅，因此宽度不限，只需要规定长度即可。

到了明代，装帧方式已和现代无异，页页相叠，因此需要把长、宽都规定出来。将长度定为“一尺三寸”，也算是一种从古吧。

看完尺寸，咱们再来看正文格式部分。

正文分成左、中、右三块。在最右边，印制洪武皇帝刚才那段白话圣旨，前面添加一句“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字样。一来申明此乃皇命；二来警告百姓要如实申报，否则要充军；三来提醒经手官员，如果他们违法徇私，也要处斩。

在中间部分，是户帖主要内容，要写明该户的乡贯、男子丁口、女子口、名岁、与户主关系、户种、事产、住址等信息。

最左边，是留给官员签字之用。朱元璋对这次推行极为重视，要求每一级，都要有经手官员的签押，以便追溯责任。所以每一份户帖的签字，都是从户部尚书邓德开始签起，接着是副手左侍郎程进诚——当然，这两位的签押都是提前印制好的，否则他们也甭干别的事儿了——随着户帖一级级下发，会有侍郎某、郎中某、员外郎某、主事某依次签在后头。

这是中央部门签发部分。在户贴背后沿边还留有空白，以便地方执行官员签下花押：从知县、县丞、司吏、典吏到书手、手办、里保一个都不能少。

调阅任何一份户贴，都能查到从中枢到执行小吏这一整条文件流转的路线。哪一环节出问题了，抓起责任人来十分方便。

每一份户贴，都要一式两联。首一联叫做籍联，次一联叫做户联。前者交给官府留底，后者给百姓家里留底。在籍、户二联之间的骑缝处，要印有字号以作为堪合之用，还有盖上一个户部骑缝章，每联恰好各留半个印。这样一来，官、民各有一份，最大程度防止伪造。

从一份户贴式上的设计可以看出，大明朝廷着实下了一番苦心。逐级签字、骑缝用印、编号堪合、籍户二联，尽可能堵上可能存在的疏漏。仅此一点，就比前朝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第三步、户部把设计好的户帖式下发给官办印坊，依照样本批量印制，然后分发到各地州县，并规定了缴还时间。

第四步、各地州县接到空白户帖之后，必须由正印官员担任提调官——这个提调，是临时差遣头衔，和后来负责教育的行政职务不一样——他的工作是张贴文告，晓谕百姓，让他们早做准备，还要对属下官吏进行培训。

接下来，提调官成立工作小组，亲自坐镇监督，下级官吏带着空白户帖，分赴各地基层去执行落地。

第五步、衙门小吏和当地里正逐家去敲门送帖。百姓大多不识字，需要口头申报，小吏当场填写资料，并由熟悉内情的里正审核、做保。三方确认无误，小吏会撕下其中的籍联部分，带回衙门，与其他籍联汇总；剩下的户联部分，交还百姓自家留底，叫做户帖。

这个制度之所以叫户帖制，就是从户联这来的。

第六步、所有填好的籍联，在衙门汇总统计，要算明户口、人口、丁口、田产几项数字的总额，连同原始资料一起递交给上级，自己复制一份留底。这么一层一层磨算，逐级汇总到户部。户部呈递到朱元璋手里的，就是一份全国总户口、总人口、总适龄壮丁总以及耕种田亩数的概算报告。

有了这份东西，天下在朱元璋面前，会变成透明起来。他可以随时看到一个地区的总数，如果愿意，也可以深入查到任何一户的情况。

但你们以为这就完了么？

老朱对于官僚一向不大放心，总怕有人居中舞弊徇私。他对老百姓更不放心，民间隐瞒人口和田地的事太普遍了，如果放任不管，等于白干。

因此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制约舞弊的手段。

第七步、朱元璋动员了一大批军队系统的文书人员，分散到各地去审核抽查，术语叫做“驳查”。用圣旨里的话说：“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

这些大头兵和地方不是一个系统，相互包庇的概率不高。如果军队驳查出户帖数字与实情不符，哪一级出了问题，就要哪一级官员的脑袋。如果查出百姓自己隐瞒，那就发去充军。

第八步、军队驳查完毕，也提交一份报告给皇帝，和户部报告并读。大功告成。

说了这么多，那么这个户帖到底什么样子？

让我们拿一份保存至今的户帖实物，看看都填写了什么吧。

从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最右侧，是朱元璋的大白话圣旨，占了将近一半的纸幅。在圣旨结尾还有一行字：“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堪合户贴付本户收执者。”

这是在宣读户主的权利和义务，提醒他有权收到一份户籍副本，上面还有一半官印可以验证真伪。

从中缝左侧开始，进入正文：

一户，林荣一。

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计家五口。

男子二口：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岁；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女子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岁；女阿换，年十二岁；次女阿周，年八岁。

事产：屋，一间一披。

田，自己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这是个典型的小自耕农家庭，一家五口，一间房子几亩田地，勉强糊口度日，家庭地址在嘉兴府下辖的某一个乡村里。

再往左边看，是两行字：“右户帖付民户林荣一收执，准此。洪武四年月日”。说明这份文件是户联，给户主留底。

在“洪武四年”的左边，有一排残字，只余右半边：“加字壹百玫拾号。” 这个是骑缝字号，另外一半字在籍联上面，已被扯去交官。万一起了纠纷，官府就会调来籍联和户联对比，骑缝字号能对齐，说明是真的。

而在年月日的斜下方，还有负责官员的花押，一共有六个。不过具体是哪些官员的手笔，非得穿越回去才能知道了……

在左上角，还能看到一个“部”字。另外一个字是“户”，留在了籍联上。具体操作手法是，把第一联卷起来，让“户”字和下一联的“部”字恰好平齐，盖上骑缝大印。如此操作，两联各留一半钤记，功能和字号一样，还兼具认证功能。

这样一来，官府和民众各执一份。不光官府可以用来管理，民众若碰到家产纠纷，也可以凭此作为证据，去调官府的原始记录，最大限度地杜绝了伪造、篡改的情况。

这份户帖，可以说设计得相当周详了。

不过有细心的朋友可能会觉察到，这个户帖里有两个不太容易发现、但事关政策成败的小问题。

大家不妨停在这里，想上五分钟，再继续读下去。

户籍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什么？是征收赋税。而中国古代的赋税依据除了人丁之外，还要看田地的多寡。

不，这个说法还不够准确。

税赋依据，不止要看田地多寡，还取决于田地质量。

河边的田地，和山坡上的盐碱地，即使面积相同，土地肥瘠程度肯定不一样，产出大不相同；麦田和桑田，即使面积相同，收税种类也要有区别。如果不加区别，只以面积来收税，小则造成纷扰，大则激起民变。

早在春秋时代，楚国令尹子木整顿田制时，就注意到要考虑到田地肥瘠不同，要“量入修赋”。王安石变法时，有一项方田均税法，将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五等，每等税负各不相同。多占良田者多缴，少占贫田者少缴。

将田地分级，是土地管理实践中的重要一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税赋公平，减轻贫民负担。

可在刚才那份户帖里我们可以看到，林荣一家里那六亩三分五毫的田地，只是简单地登记成：“自己民田地”。这块土地种的什么作物，肥沃程度如何，户帖里一概没写，甚至连所在位置和形状都没提。

这让朝廷以后怎么收税？

也许会有人指出：土地资料都是单独编成鱼鳞图册，你在户贴里当然看不到。

鱼鳞图册是一种土地登记簿，里面会将所有者的田、地、山、塘一一标明，绘成图形。因为一片一片的地图状如鱼鳞，故而得名。它始见于宋代婺州，在元代开始流行于两浙经济发达地区，是国家厘定税赋的重要参考。

但问题是，朝廷开始大规模修造鱼鳞图册，是洪武十四年之后的事。在洪武三年、四年推广户贴的过程中，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打算清查田地的意图。

这太奇怪了，元末的状况明明是“版籍多亡，田赋无准”，说明户籍和田籍都散失了。朱元璋既然已经搞了全国人口大普查，为什么不搂草打兔子，顺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干嘛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后才做？

其实，这不是疏漏，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务实稳重之处。

朱元璋想搞土地清查吗？想！他做梦都想。

拜元末弊政所赐，明初的田地管理一泡烂账，基层瞒报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像汤和、李善长这种级别的功臣，都曾因为族人藏匿土地之事受过申饬，可想而知当时的风气。

隐田藏匿得多，税赋就交得少。税赋交得少，新生的大明政权就要出问题。朱元璋当然希望尽快把天下的土地都清查一遍。早在洪武元年，他已动过清查土地的心思，要求户部”核实天下土田”。

但具体到执行层面，从皇帝到户部尚书都在发愁。

太缺人才了。

清点人口比较简单，执行人员懂得加减乘除就够了；但清丈田地却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因为田地不可能全是规整的方形，经常会有圭、邪、箕、圆、宛、弧之类的田地形状，执行人得精通方田之术，才能精确测量出面积。

何况它还是个情商活。地方上的势力盘根错节，互相包庇，执行人得足够精明，才能从狡黠的地方豪强嘴里挖出隐田来。

国初百废待兴，朱元璋手里暂时还没有那么多人才储备。

洪武初年的大明朝廷缺人缺到什么程度？那一次核田，只有事关税赋命脉的浙西地区，朝廷勉强凑了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督查；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只能“分遣监生并秀才丈勘北方田地”——瞧瞧，连国子学的人都抽调出去了。至于其他地区，中央连使者都派不出去，只能发一纸圣旨，让各个地方自行“择邑从事之贤者，新具图籍”。

上头的窘境，各地都看在眼里。好，你顾不过来，那我就慢慢拖呗。比如苏州府，洪武元年的核田任务，他们交齐全府鱼鳞图册的时间，是在洪武二十年…

即使是派了督查员的浙西地区，朝廷的推行也是困难重重。

浙西乃是膏腴之地，那么多田地，利益关系牵涉极深。当年元廷屡次想在这里清丈土地，结果“缘以为厉民，至有窃弄兵戈子草间者，上下忧之, 遂不克竟”——楞是被当地人给搅黄了。后来官府和当地豪强达成一个默契，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册籍，准不准另说，我不深究你隐报的土地，各自卖个面子，相安无事。

这么个复杂的地方，朝廷却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撒下去连个水花都听不见。

史书上记载周铸他们事情办得还不错，说“父老咸喜清明果决，竿尺有准，版账不欺”，还有凑趣文人写了首诗：“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

至于实际效果嘛，周铸有一个同行者叫成彦名，留下了一段工作记录：他负责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图。一个人要兼顾这么多地方，其核田清丈的成色，怎么可能靠谱。

可见“竿尺有准”云云，也无非是跟当地达成某种默契罢了。你自己报上来，我给你写下来，大家都别深究。

这还是在大明统治的核心地带，至于外围各地，更是鞭长莫及。

事实上，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形势上，洪武初年的朝廷没法彻底清丈全国土地，更别说给土地分级了。对此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特意强调过：“国初定赋，止据一时一地之荒热起科，初未尝有所厚薄于其间也。”

当然，朱元璋手里还有军队，如果硬要强行清田，也未尝不能。但一村一县可以镇压，总不能每村每县都要靠暴力解决。天下初定，民心未附，这么一硬搞，必然激起大面积变乱。

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朱元璋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既然做不成，就先退一步呗。

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十年不晚。

所以在洪武三年开始的户贴大登记中，他决定只专心普查人口，不去碰“清田”这根高压线。只让百姓把手里的田地面积写清楚，官府做个账面统计，就得了。

可是不清丈土地，又怎么知道它们的面积和产出呢？就算让百姓自行申报，也得有个参考吧？

朝廷用了一个巧妙的民间土法来估算。这法子原来在金华地区盛行，以产量来估田亩。割麦子的时候，三捻为一把，每二百四十捻或八十把，折为一石。每六十束稻草，则为一担谷。拿着个经验公式推算，肥田每亩收谷四担，瘠田两担，可以从产量粗略推算出土地面积。

这个经验公式适用于江南地区，北方物候不同，算法也有所不同。比如说有一个姓王的秀才在山东诸城推行，叫折亩法：具体做法是设定一个基准单位，叫做税亩，好地一亩顶一税亩，次一点的地，两亩顶一税亩，再次的地，三亩才折一亩。通过这种做法，尽量让税赋公平一点——后来到了明中后期，折亩法被发扬光大，通行全国，不过那就是后话了。

无论是金华的经验公式，还是诸城的折亩法，都是折衷之举。朝廷无法核田，又要保证税收正常运作，只好暂时采取这种粗疏的权宜之计。

朱元璋退的这一步，非常重要。

不清丈土地，百姓的抵触情绪会减轻很多。朱元璋抓大放小，先把户贴给推行下去。他甚至还主动下诏，鼓励垦荒，说新开发的土地不予起科。

百姓一听，好啊！旧田地官府现在不追究，新田地还不用征税，那还不多干点？元末抛荒的大量田地，在这个时期被重新垦殖，生产力迅速恢复。

至于户贴，行吧，官府说什么咱能填什么，反正是免费的。

老百姓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却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计要更长远。

他们不明白，户贴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锢在原地。只要人锁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他们现在开垦的隐田越多，未来朝廷可以征税的田地越多。

比如到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下旨宣布“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 ——听起来不错，从十三年开始的垦荒土地可以不用交税，但再仔细一想，洪武四年到十三年期间农民开垦的田地，可就得算进赋税里了。

缓行一步的好处还不止于此。

通过户贴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技术层面不存在问题。

朱元璋这一招以退为进，既缓解了基层情绪，又推行了政策，还锻炼了队伍为以后埋下伏笔，可谓前后勾连，一举数得。这般手段，真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等到洪武十四年——恰好是户贴推行十周年——国家又一次卷土重来时，百姓们惊讶地发现，他们身负户贴之枷，面对虎狼之吏，已经没办法像洪武元年那样再玩小动作了。

真应了那句话，税收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咱们再说回那份户帖里的第二个问题。

林荣一的家庭地址，是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注意这个“民”字，指的是林荣一全家的户籍类型，是“民户”。在其他几份流传下来的户贴里，我们还能看到“军户”、“匠户”等分类。

等一等，匠户、军户那些乱七八糟的，不是元代的职业户制吗？大明洪武二年确实搞过一个“原籍报抄”，但那不过是维稳的权益之计，怎么洪武四年的新户籍里，还有这种鬼东西？

元代的这个职业户制，是一种历史大倒退。本来在宋代，因为经济发展迅猛，户口设计趋向于宽松流动。比如“客户”是没有常产的户籍，但如果一个佃农赚到钱买了田产，就可以“复造”户籍，从“客户”转为有常产的“主户”。

元代可不敢这么干，统治者最担心的是统治被颠覆，所以他们设计户籍的思路是往死了限制，限制得越紧越好。职业户制下的民众，世世代代只能从事一种职业，不可变易。

放着宋的好东西不学，干嘛学坏的？

朱元璋选择保留元代的职业户制，原因很复杂。

一方面，明初有大量人口是旧职业户出身，牵涉复杂，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态。贸然废除职业户，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明初百废待兴，朱元璋不想在这个上面节外生枝。所以他在洪武二年，利用能搜集到的前朝旧档，申明效力，让职业户各安其位——先稳住再说。

而一项国家政策是有延续性的，一来二去，职业户便从权宜演变成常例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自己搞了一个卫所制。庞大的军队不再退役，以卫所为单位，直接落地变成军户。闲时屯田自给，战时赴戎。而军人的子弟，世世代代也是军人。朱元璋对这个设计很得意，自夸说我朝不用征兵，也不用征饷，军队自给自足，不惊扰百姓分毫。

这些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军户”。

不过朱元璋总算没太糊涂。他只把户籍分为四类：民户、军户、匠户、灶户。民户归户部管，军户归兵部，匠户、灶户归工部。还有一些细分小户种，但总算不像元代那么奇葩。

在具体的政策落实上，他也表现出了务实的灵活性。比如在这次洪武三年开始的户贴大登记中，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不分户种，就地入籍。”

“不分户种”是说无论民、军还是匠户，都要登记，没有例外，这是全国一盘棋；“就地入籍”是说，当时天下流民逃户太多。朝廷要求他们返回籍贯所在地，但如果有人不愿意回去，也没关系，可以在本地落籍，一样可以授田登记。

不过无论是权宜之计还是规划卫所，都只是表面原因。其实朱元璋沿用职户制，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的控制欲太强了。

这种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别适合维稳，而稳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视的。在朱元璋心目里，老百姓最好老老实实呆在土地上，别到处溜达生事。

不光朱元璋这么想，明清两代对职业户制，也颇多正面评价。比如万历年有一位户部官员晏文辉赞誉说：“洪武旧本，如木之根，水之源，木有千条万条，总出一根；水有千枝万派，总出一源。任由千门万户，总处于军匠民灶之一籍。” 清代的学者朱奇龄更是进一步分析说：“既有常业，有令世守之。则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子弟所以拳其父兄者，无非各事其事，童而习之，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

朱奇龄的分析，真正是切中肯綮：你一生下来，职业就注定了，不会有别的想法，自然不会瞎折腾——此所谓“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官府也方便管理，社会也能少闹点矛盾。

换句话说，为了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朝廷并不在乎牺牲掉社会活力和个人自由。

这个职业户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妥协产物，在稳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义。没想到朱元璋试用了一下，觉得太好使了，干脆把它当成一个常规，一代代传了下去。

不清田，职业户，从上叙两处细节可知，设计者在一份薄薄的户贴里埋藏的用意，实在深若渊海。

这一次户贴大登记，从洪武三年底一直到持续到洪武四年底，前后整整一年。因为策略务实、设计周详，加上最高领导人高度重视，很快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顺利完成任务。

虽然这次普查的原始记录并没留下来，但根据种种记载推测，总注册人口数至少在五千五百万以上。

这五千五百万人，是已经安定下来的生产人口，而且处于官府控制之下。只要朝廷愿意，可以追查到具体任何一户的状况，掌控力远迈从前。自宋末至元末一百多年，这是中央政权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了解天下人口多寡。

这对于新生的大明政权来说，意义重大。

正当诸多官吏长舒一口气，觉得大功告成之时，大明朝廷又宣布了：户贴统计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人口会增长，田地会变化，从此以后，每年地方上都要进行更新，每十年要再重新造册。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铺垫罢了。

真正的大戏，要等到十年之后。

第二章 朱元璋的理想

整整十年，朱元璋一直没闲着。

平定四边、改革官制、安定民生、恢复生产，天下有堆积如山的事情等着处理。洪武皇帝在百忙之中，还得抽出空来搞了空印案和胡惟庸案两次大清洗，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一转眼到了洪武十四年，算算日子，十年了，差不多到了户贴第一次更新的时候了。

朱元璋没打算做简单的数据更新。他想要的，是一次系统的全面升级。

在朱元璋的规划里，户帖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不止希望天下变得透明，还希望天下任何一处地方都能触手可及。朱元璋的理想，是达成一种对社会细致而全面的控制，让统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大明最基本的户籍单位——每一户。

在明初那会儿，这个理想可不好实现。元代粗放型管理持续了一百多年，地方上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中央政令下发到地方，执行难度很高。朱元璋曾经发狠，强行把一大批浙西富户迁入京城，算是一力破十会。但这种手段只能偶一为之，不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这么硬干。

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制度。

十年之前，户贴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局面，但出于种种客观原因，朱元璋做了很多妥协和折衷，他觉得很不痛快。经过整整十年的磨合和实践，朱元璋觉得可以按自己的理想，放手来玩一回大的了。

在和户部尚书范敏等人商议过之后，朱元璋决定对基层组织下了一次狠手。他给这一次改革设置了两个目标：

第一、击破横亘在朝廷和基层之间的利益集团，提高对基层的掌控力。

第二、避免高昂的管理成本。

这两个目标看起来背道而驰，怎么可能同时完成？朱元璋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面对质疑，他胸有成竹地笑了笑，把眼光投向江南一处叫湖州的地方。

原来早在户贴制推行的洪武三年，朝廷便已经在湖州府悄悄搞了一个平行的试点工程，叫做小黄册。

这个小黄册试点工程，和户贴制的内容截然不同。

小黄册的基本行政单位，叫做“图”。一图之内，一共有一百户人家。每十户人家编成一甲，从中选出一户甲首来管理，一百户人家正好十个甲首。再设置一位里长，为一图最高长官，负责掌管这十个甲首，直接向县级衙门汇报，不过不算政府编制。

接下来，就到了规则的关键部分了。

无论“甲首”还是“里长”，既不是由上级全权指派，也不是由基层民主选出。这两个职位选拔的方式，居然是轮换制。

首先这一百户人家按照丁粮多寡，排出一个次序。前十名的富户，按照排位轮流担任“里长”一职，每户任期一年，十年为一轮。

第十一名到二十名的十户，则担任甲首，每户分管九户人家——这九户人家里，也包括不当值的里长候选户——他们的任期也是一年。到期后，由甲内人家进行轮换，也是十年一轮。

也就是说，以十年为周期，一图之内的每一户人家，一定会有一年担任甲首，也有机会担任一次里长。

这一百户人家，统一编入一册户籍档案，叫做“小黄本”……啊，不对，“小黄册”。这个制度，就叫做“里甲制”。

每一年催办税粮军需时，县里把命令下发至当值里长，然后当值里长会召集十个当值甲首，各自回去督促手下十户（包括自家）交税——严格来说，十个甲首能管辖到的，只是九十九户，因为始终有一户在担任里长。

你轮值到里长这个职位时，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赋税，反而要承担额外的管理责任，如果管户交不起，你还得替他们把缺额补上。为什么要按富裕程度来选派里长？在这等着呢。

除了这些，里长、甲首还得负责排解邻里纠纷、文书做保、治安巡检等琐碎的庶务，其职能，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办、居委会、公证处加联防队。

这些庶务，原来都是由当地富户、乡绅凭借威望来主持的，几乎每一个村里都有一位土皇帝、几家大族掌握着权力。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如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人人有机会当“甲首”，有实力竞争“里长”的人家也比从前多，小小一个乡里诸侯蜂起，这土皇帝自然也就当不下去了。

而且每一百一户为一甲的强行划分，把一些体量庞大的家族给分割开来。每一个分家都有自己的甲首和里长要竞争，再想让他们抱团可就难了。

里甲轮换制的毒辣，就体现在这里。

朱元璋的算盘打得很巧妙，皇权暂时下不去，那我就把你们的权力进一步切割切碎，分散给更多人。

一块蛋糕，拿刀切蛋糕的人权力最大，大家都捧着；现在朱元璋扔过来十把刀，每个人都可以轮流切一下，原来切蛋糕的人也就变得没那么牛逼。

它的精髓在于，把政府让渡给绅权和族权的权力做了进一步细分，保证每一户人家都有机会掌握基层权力。这一招看似让基层更加分散，反而让中央权威回来了。

更绝的是，无论里长还是甲首的来源，都是从一图之民中遴选出来。他们没有官身，更没俸禄，该职位的工作支出——比如小黄册的制作费用——均由集体公摊。对官府来说，不需要承担管理人员的成本。

如此一来，“提高基层掌控力”和“减少管理成本”两个目标，不就都实现了吗？

这个里甲制的高明主意，不是来自户部，而是来自隔壁单位的刑部尚书开济。

开济是洛阳人，曾经在元廷当过察罕贴木儿掌书记，是个管理方面的天才，深悉人性。他把南宋流行于绍兴的甲首法拿来改造了一番，遂成了具有大明特色的里甲制。

这个里甲制度始创于湖州，然后在东南几省试运转了十年，效果相当不错。朱元璋有了底气，遂在洪武十四年正式开始推行全国。

全国版的“里甲制”，是以湖州版为基础的2.0升级，两者的运转逻辑基本一样，但在细节上做了很多改良。

比如说，除了农村的“里”之外，还设了两个同级别的建制：在城市的户口，叫做“坊”，城郊户口，叫做“厢”；再比如说，除了民户之外，军户和匠户也各自造册，甚至有度牒的僧道等宗教人士，只要你有寺庙庵观以及田产，也同样得建黄册，不得例外。

在所有的改动里，最醒目也最深刻的一个变化是：一里所囊括的户数，不再是一百户，而是一百一十户。

这个改动有点奇怪，好好的一百户整数，干嘛又添加十户，这不是增加计算难度吗？

其实，这增加的十户，才是真正高明之处，代表大明驭民之术又上了一个台阶——甚至可以说，整个改革的目的，就在于此。

湖州“里甲制”对里长、甲首的职责描述，是“催办税粮军需”、追征钱粮”。而在全国“里甲制”的框架下，里长、甲首多了一个职责。

俩字：徭役。

中国老百姓历来要承担两种义务，一是税赋，要么交钱要么交实物；还有一种是徭役，要出人力。比如要兴修水利，比如运送军需粮食，再比如地方官府还有些迎来送往、日常修葺的琐事，都要征调人力来做。

这些活都是白干的，没有工钱，服役者往往还要自带干粮。

徭役对百姓的压迫，比税赋更可怕。税赋虽重，只要你辛苦耕种，总能凑出来；可一旦你去服徭役，自备干粮是一重负担，家里损失一个劳动力，导致田地抛荒，又是二重负担——而税赋可不会因此而减少，最终成了三重负担。对百姓来说，服一次徭役，等于是三倍付出，这得多可怕。

但是官府又不能不重视徭役。没有这些免费劳动力支撑，古代政府根本无法主持大型公共工程，无法维持府衙日常运作，更没办法在战时组织军事行动。

朱元璋建起里甲制，就是打算以其为经纬，把徭役分配给每一户人家，叫做“配户当差”。明代徭役分成“正役”和“杂泛”两种。正役是国家征调的各项工作，除此以外都是杂泛，内容极为庞杂，如民夫、皂隶、库匠、轿夫、伞夫、狱卒等……里长和甲首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带领一脸不情愿的老百姓去轮流服这些徭役。

具体规则是这样的：

全国版的一里之内，分成十个里长和一百户普通人家。这一百户人家里，每十户立为一甲，甲里选一户为甲首。

这十个甲，要排定一个次序。每年都按次序派出一甲——也就是十户——去应徭役，十年一轮换。不应役之年，叫做“排年”；应役之年，叫做“现年”；

到了应役之年，现年甲首带着自己所辖十户人家（含自家）所出的壮丁，到现年里长那报到，然后一起前往官府，在规定时间去规定地点干活。完成徭役后，甲首再把壮丁们带回来。

也就是说，每一年，都有十一户人家前往应役：现年里长+现年甲（现年甲首+九户普通人家）。十年一轮，正好一百一十户都有份。

我们可以把这个全国版里甲制理解成四个同心大转盘：

最内一圈是十个天干年份；外一圈是十个里长，再外一圈是十个甲首，最外圈是十个甲。三个轮同时转动，每一年，都能找到一个对应的里长、甲首以及甲。

这样一来，徭役就可以公平地摊派在每一户头上。这个设计，可谓巧妙。

为了进一步公平，官府还要对人户进行分等，按照丁口分成上、中下三等。丁口多者为上，寡者为下，每户轮役出的丁口都不同。

规则里还加了一个监控条款。如果其中一户逃避徭役被发现，那么整个一甲十户都要连坐受罚。如果一个甲出了问题，整个一里一百一十户都要株连。这样一来，民众为了避免自己倒霉，会彼此监视，无形中替官府做了监控工作。

可是，这样一来会产生一个问题。

当时的国民识字率很低，综合素质差。人人都有机会管事，可万一他没那个管理水平怎么办？万一他有那个水平，却用来给自己捞好处怎么办？就算不徇私枉法，他为了一里私利，去侵占别家利益怎么办？

任何权力，都是需要制衡的，哪怕是一甲一里也不例外。朱元璋为了确保这个制度的平稳运行，又煞费苦心，特意安装了几个制约装置。

第一个制约装置叫做“老人制”，这是脱胎自汉代三老的一种规矩，在当地选拔年龄大而且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为平息乡里争讼的裁决者。朱元璋认为老人“于民最亲，于耳目最近，谁善谁恶，洞悉之矣。”

根据《教民榜》的记载，民间户婚田图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可见里老人这个角色，等于是在里长之外，安置了一个类似于御史或大法官的独立角色，用以平衡监督。而且朱元璋还特别加了一条：“不经由里老理断的，不问虚实，先将告状人仗断六十，仍然发回里老去评理。”

好家伙，越级上告还不行，必须得先经里老这一关。

第二个制约，朝廷下发了一系列规则。它其实是一套里甲工作手册，里面详细解释了里甲工作职能以及各种规矩。比如有份文件叫做《乡饮酒礼图式》，这个名字可不光是喝酒，而是一整套乡村古礼仪法。

这套朝廷出版的规则，再加上地方自行约定的乡约，构成了基层的准法律条规。里长、甲首就算什么都不懂，只要严格遵循乡约行事，总错不了。而且这些文件是完全公开的，甲内每个人都知道规矩是怎么回事，无形中也有了制衡。

还有第三个制约。

早在洪武四年，当时里甲制还没建起来，地方势力还很猖獗，对征粮工作影响严重。朱元璋深感不便，在各地——主要是江南——临时性设置一个叫“粮长”的职务。

粮长的人选，是由当地丁粮多的富户充当，平均每一万石（各地区的数字不固定）的税赋区域，朝廷会设置一人。

粮长的工作，是在前往京师领取文书，返回自己辖区，督促里长、甲首把粮筹集好，再带队解运到指定仓口。按照朱元璋的设想，粮长一可以监控官吏贪腐，二来可以绕开豪右揽纳，上便朝廷，下通民众。

等到洪武十四年里甲制出现之后，里长和粮长的职务范围就显得有点叠屋架床。可这个职务非但没有撤销，反而更有发挥。粮长开始担负土地丈量、劝导生产以及和农事相关的检具、呈递、蠲免等庶务。

它的地位之高，几乎等于是里、甲之上的一个非正式主管，自然也起到了制约作用。

经过这么一番设计，里长和甲首一来要每年轮换，二来要受老人掣肘，三来还有乡约来约束，四来还得应付粮长。重重控制之下，可以确保基层干部没有徇私舞弊的机会，更不可能盘踞做大。

皇权到底下不下乡，其实正是从这些小细节里体现出来：里长、甲首出自本管，帮役助手皆由其遴选，费用由集体均摊；乡约代行约束，民事争端要先诉之于乡老；钱粮赋税由粮长与里甲共催办之。种种琐碎事务，皆由地方自决自负，不需官府插手。

另外在里甲制的现实操作中，还有一些务实的小设计。

比如说。虽然法律规定一甲一百一十户人家，但实际上每一甲的户数，不可能正好凑齐，总会有一些鳏寡孤独的家庭。这些家庭已没法承担差役，可又不能不管。

设计者把这种情况也考虑进去了：每一个里的一百一十户人家，叫做“正管”。除此之外，同里产生的鳏寡孤独户，挂靠于里下，但不算正管之数，有一个单独分类，叫做“畸零带管。” 这些畸零户不允许脱离本里，本里也不能把他们甩开。一旦正管户缺编，随时会把他们补进去。

好了，现在规则设计完毕，推行里甲制只剩下最后一步：登记造册。

这事应该简单，此前朝廷已经掌握了天下户贴的数据，现在只消把分散的户贴集中在一起，一百一十户编成一里，不就完了么？

没那么简单。

或者说，朱元璋没打算这么简单地处理。

以里甲制为基础的户籍册簿，不再叫“户贴”，改称为“黄册”。 一里造一册，每一册一百一十户正管，分成十甲列出，附带畸零带管，还要分出上、中、下三等户的等级。户数满额叫做全图，如果不足一百一十户，则称半图。

黄册同样也是十年攒造更新一次，和里甲制的三个轮盘同步旋转。

为什么叫黄册？很多人——包括明史的编撰者张廷玉——认为是其封面为黄纸装裱的缘故。其实这是因果颠倒了。

“黄册”一词，来源于“黄口”。这个词本意是雏鸟的嘴，后来代指幼童。在隋唐的户籍登记中，三岁以下或刚出生的孩子，称为“黄”——所谓“黄口始生，遂登其数”，是说孩子一生下来，立刻就要去官府报备登记，这是一个人在户籍里的起点。从此“黄”字演化出了人口之意，成了整个户籍的代称，也叫“黄籍”。

明代第一次攒造黄册，是在洪武十四年。到了十年之后的洪武二十四年，朝廷才正式下文，规定进呈中央的黄册封面，须用黄纸装裱。可见是先有黄册之名，后才用黄色封面装裱，而非相反。

咱们还是先看几份实物。

安徽省博物馆藏《万历四十年徽州府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里面的户口信息是这么写的：

正管第九甲

一户王叙 系直隶徽州府休宁县里仁乡二十七都第五图匠籍充当万历四十九年分里长

回想之前我们看到嘉兴人林荣一的户贴，上面写的是“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林荣一的户贴，写的只是一个地址和户籍分类，没有其他任何信息。而这个王叙，在地址和户籍分类后面，还多加了一条“充当万历四十九年分里长”。

这个王叙大概比较富庶，属于十户里长轮值名单之内，万历四十九年，恰好轮到他当第五图的里长。即是说，在每一次的黄册攒造中，都得把每一户的里甲值年写清楚。

只是多写一句话，但意义却变得完全不同。

户贴的意义，仅仅在于登记人口数量，最多能为人头税提供参考。而黄册写明了里长、甲首的轮值年份，也就锁死了他们的徭役安排。

因此在记录一里状况的黄册之内，会附有一个很重要的栏目，叫做“编次格眼”，有的地方也叫“百眼图”。这是一张方格大表，上分年份，下标户名，一格一格写明所有人家的应役次序，一目了然，相当于一张排班表。

不过百眼图体现出的这个赋役，指的是正役，其他还有杂泛徭役和临时性的征派，都是当地官府安排，不在排序之内。

换言之，黄册最重要的功能，不止于户籍登记，就在于强化徭役管理。从此以后，官府可以拿着百眼图做参考，去调动百姓去服各种徭役，谁也跑不了。

也正因为如此，黄册在大明朝廷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赋役黄册。

另外要说一句，黄册所记录的，是除现役军人之外的所有民众的户口状况，主要指民黄册。还有记录军户户籍的军黄册，匠籍册、灶籍册等等，分属不同部门掌管。

咱们再来看另外一份有趣的原件。

这份原件是嘉兴县的黄册底稿，但它却不是在档案库里翻出来的，而是藏在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地方。岳飞有个孙子叫岳珂，写过一部书叫《桯史》。到了明代成化年间，出版商决定重印这本书。印坊为了节约成本，没有购买新造纸张，而是从官府弄来一批淘汰下来的办公旧纸，把正文直接印在背面空白处。

从读者角度来看，这实在是粗制滥造，可对于研究者来说，却是个大惊喜。因为这批旧纸，正是黄册的清册供单——这个接下来会细说——上面详细记录了嘉兴一些人家的黄册登记状况：

一户王阿寿今男阿昌 民籍

旧管

人丁计家男妇五口

男子三口

妇女二口

事产

官民田地七分二毫

夏税

麦正耗一升五合五勺

丝二分六厘二毫

棉二分五厘

秋粮米正耗六升六合六勺

官田二分二毫

夏税丝一厘二毫

秋粮米正耗六升六合六勺

民地五分

麦正耗一升五合五勺

丝二分五厘

棉二分五厘

房屋一间

船一只

开除人口

正除妇女大一口祖母陈可员于成化十二年病故

事产转除民一本土一则地三分于成化十六年卖与本都四册徐顺为业

（后略）

从这份黄册底稿能看到，黄册的主要内容和户贴差不多，每户人家有几口人、籍贯、性别、年纪、与户主关系、事产多少等等，但其中却也有几个奇怪的术语，比如“旧管”、“开除”什么的。

这个地方，就是户贴和黄册的第二个决定性不同。

户贴是静态档案，它体现的是洪武四年的户籍状况。但人口会增减，财产会变化，黄册每十年一造，必须能体现出这种变化趋势。

所以黄册里的户籍，多了四柱分项，分别是：旧管、新收、开除、实在。

旧管指的是上次造册的人口和事产数字，新收指本次造册新增数，开除指本次造册减少数，实在是本次造册时的现有数字。

举个例子吧。比如前面那个王阿寿一家，在成化八年的黄册登记中，是一家五口人：他，他老婆，膝下一男一女，上面还有一位祖母。官田二分二毫、民田五分。

到了成化十八年，黄册要重新登记了。官府户房小吏跑来他家里，先调阅成化八年的旧档，写下“旧管”数字：人口5口，田地7.2分。

小吏询问了一下，得知王阿寿的媳妇在成化十二年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便开列了“新收”一项的数字：人口+1。

然后他又得知，王阿寿的祖母在成化十二年去世了，而且在成化十六年卖了三分地给邻居。这些都属于减少，于是小吏又开列了“开除”一项：人口-1口，田地-3分。

一番加减之后，小吏最终写下了“实在”一项：人口5口，田地4.2分。

这就是成化十八年，王阿寿家最终落实在档案上的数字。等到下一个十年，也就是弘治五年，这一届的“实在”，就变成了下一届的“旧管”，再进行新一轮的加减，如此循环往复。

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么一个公式。

这个“四柱之法”，本来在湖州小黄册里是没有的。在试运行的过程中，朝廷发现监控力度不够，朱元璋就把里甲制的创始人——试刑部尚书开济叫过来，问他怎么办。开济稍动脑筋，回答道：“以新收次旧管，则清矣。”

一句话，就道出了四柱的本质。

你想作弊，想把这一期数字改了？可官府调出你从前的档案，前后四柱一对，便能发现数字有问题。有了四柱之后，每一期数字，都和前后两期像齿轮一样紧密咬合，动一处，则牵连全体。这么一来，朝廷不止掌握了你家的现状，还控制住了过去和未来，控制力度空前强大。

这招太狠，一经推行，从此“人户以籍为定”，老百姓再也翻腾不出什么浪花。

顺便说一句。开济这个人，实在是个国初管理方面的天才。除了里甲制和黄册四柱之外，他还一手建起了大明官员的KPI考核制度，给每个部委的文书处理都定下一个程限，根据完成情况来评判功罪。结果“数月间，滞牍一清”，大得朱元璋褒奖。

从此以后，凡是涉及到田赋、诉讼、河渠工程之类的大型项目，朱元璋都把开济叫过来咨询。而开济也没让他失望，“济一算画，即有条理品式，可为世守”，可谓是明初管理学第一人。不过开济这个人，算是酷吏，曾拟定过一部反诈伪法，极其严苛细致，连朱元璋都看不下去，嘀咕说你这是张密网以罗民啊。

开济本身的性格有问题，加上自古管考勤的人，从来都不受同事待见。其他官员逮到机会就拼命黑他。有一次，开济牵涉到一件官司，御史趁机上书，说这家伙每次都是带两份相反的奏章觐见，听天子口气意向，再拿出合意的一份呈递，以此邀宠。

朱元璋最忌讳的，就是下面的人耍心眼，一听你连老子都玩，直接把他给弃市了。

带两份奏章上朝这种事，不是开济这种脑子，还真想不出来。

咱们说回黄册。

黄册里面，其实还隐藏着第三个细节。

黄册里会记录一户的土地状况，比如王阿寿一家，有七分二毫官民田地。其中二分二毫官田，这是从官府租的地，还有五分自家的民田——这和户贴是一样的，只记面积，不写田地位置、形状和肥瘠程度。

不过黄册比户贴多了一项税赋记录，田地下面，标明了夏税多少，秋粮多少，写得清清楚楚。

前面我们说了，朱元璋怕步子迈的太大扯到蛋，所以推行户贴时，并没有顺便清查土地，可是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黄册里多了土地税赋一项，说明朝廷终于要开始啃最艰苦的一根骨头了。

当年形势不稳，土地清查必须缓行。此时的局势，已经和洪武四年大不相同。有了里甲制和黄册保驾护航，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空前，可以开始搞鱼鳞图册了。

《明史食货志》里记载：“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

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信息。

第一是时间。洪武二十年开始造鱼鳞图册，这距离黄册正式编成已经过了六年，怎么朝廷工作效率这么慢？

其实这是《食货志》说得不清楚。

丈量土地是一项持续时间很长的工作，不可能一纸公文下去，立刻就能得到结果，前期有大量准备工作。黄册制度之所以推行那么顺畅，是因为户贴制铺垫了足足十年。同样道理，洪武二十年开造鱼鳞图册，也不是突然之举。之前六年，朝廷一直在各地积极筹备。

明代的鱼鳞图册里，是记录一块块田地的档案，档案包括每一块地的所属、方位、面积、形状等基本信息，还要写明地形、四至、肥瘠种类等等，如果土地涉及买卖分割，还要填写分庄。如有佃户耕种，亦要一一标明。旁边附有档案编号和地内桥梁、山川、河流等情况。

这还只是一户的信息。

十户的鱼鳞图册要合成一甲合图，十一甲合图再合成一里之总图，一乡的若干里总图汇聚在一起，交给县里。县里再一次合图汇总，上交州、府乃至户部。

可见打造鱼鳞图册的繁剧程度，还在户贴和黄册之上，绝非一蹴而就。

《休宁县志》曾提及：“国朝高皇帝洪武十八年遣官量田，定经界”。足可以证明，鱼鳞图册的准备工作，从洪武十四年到二十年之间，从未停歇过。二十年的修造鱼鳞图册，不过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罢了。

第二个有趣之处是主持者。此人叫武淳，头衔是国子生。

国子生就是国子学的学生。国子学是明初的中央最高学府，最早可以追溯到元至正二十五年。洪武元年，朱元璋“令品官子弟及民间俊秀通文艺者并充学生”、“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 洪武十四年，他在鸡鸣山下设立国子学新址，并于次年改名叫国子监。

大家应该还记得。洪武初年，朱元璋无法推行鱼鳞图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专业人才匮乏。所以他非常重视国子学的培训，当成了政务储备人才的培训基地。既然是政务储备人才，那么就不能只读圣贤书。

朱元璋做人务实，给国子学加了一条规矩，叫做“实习历事”。它还有一个更明白的名字，叫做“监外历练政事”。

国子学或国子监的学生，到了一定年限，就必须要各个政府部门实习，熟悉政务。他们的身份，就叫做“吏事生”或“历事监生”。朝廷视其在实习期间的表现，予以拔擢任用。这种历练对培养人才的好处，自不待言。让学生早早经历政事磨炼，可以迅速上岗，对于缓解明初人才匮乏的窘境帮助极大。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一口气选派了一千多名国子生，送到吏部除授知州知县；洪武二十四年，又选拔了方文等六百三十九国子生，以御史的身份去稽查百司案牍；洪武二十六年，登记在册的国子监生，从原来的平均两千人，跃升到了八千一百二十四人。

这三个时间节点很值得玩味。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案发，株连万余；二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波及数万；二十六年，蓝玉案发，波及万余。朱元璋每次大肆屠戮，都让官场为之一空，这些缺额只好让国子监顶上去。

“实习历事”的效果实在太好了，以至于朱元璋觉得有这个选拔制度就够了，一度停办了科举。一直到洪武十五年重新开科，他还反复叮嘱“务求实效、毋事虚文”。

这位叫武淳的国子监生，竟然可以主持鱼鳞图册这么重大的工作，可见他之前一定以“吏事生”的身份实习了很久，对庶务得心应手，才会被委以重任。类似武淳那样的人，还有很多。见诸史书的有吕震、古朴等人，都是国子生出身。可见朱元璋在主导土地政策的同时候，对于配套政策的建设也没有放松。

第三个有趣的地方，是“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

前面咱们也提到过，粮长是朱元璋在“里”和“县”之间设置的一个中间环节，主要职责是催收区域内的税赋，职责和里长有所重叠。按道理，在洪武十四年里甲制建成以后，这个临时性职务就该取消。可朱元璋却坚持保留下来。

保留粮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洪武十四年之后的土地大清丈做准备。

像武淳这样的监生，纵然能力出众，可毕竟是中央来人，需要有熟知地方情况的人来配合，才好开展清丈。

地方县府离基层太远，资源有限；里长、甲首级别又太低，都不适合配合工作。而粮长一来熟悉乡情，二来粮长的管辖范围是“随粮定区”，一区四个粮长，一个粮长的管辖范围涵盖一万石左右的地域。以“万石”为单位逐一造鱼鳞册，既不至太过琐碎，也不至太大难以兼顾。

可见朱元璋这个伏笔，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一举多得。

由于前期工作准备得透彻，鱼鳞图册编造进展十分顺利，赶在第二期黄册再造之前，完成了两浙与直隶的清丈工作。

是的，你没看错，只是两浙加直隶。其他地区的鱼鳞图册和编甲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才陆陆续续完成，并成为一项长期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永乐年间。

从此以后，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和边境之外，大明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和直隶地区被朝廷严密控制。

从此以后，老百姓和户籍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几乎没有出远门的可能，即使外出，官府会随时查验路引；即使你沿街乞讨，衙门也能查到你的黄册底细，遣返原籍。

黄册和里甲锁住了人口相关的税费和徭役，而鱼鳞图册和粮长则掌控了田地租赋。黄册，鱼鳞图册以及里甲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纵横铁索，牢牢地把百姓钉在了土地之上，动弹不得，化为稳固税基，源源不断地为朝廷输血。

大明凭借着这三样工具，将控民之术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历数前朝，还从未有一个政权对民众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细致。

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所构成的体系，对民众的管束和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是不折不扣的“张密网以罗民”。明清两代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巅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这套底层设计里。

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实现。

数字可以说明一切。

三位一体初建之后，全国户数一千零六十五万两千七百八十九，人口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全国耕地面积达到八百八十万四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亩，共可收夏麦四百六十九万一千五百二十石，秋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四百五十石。

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意味着一个新生政权已经度过了初期难关，彻底站稳脚跟，开始进入上升通道了。

洪武二十八年，心情不错的朱元璋，向天下颁布了一道圣旨：“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入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

朱元璋觉得目前掌握的耕地，提供的税赋已足够国家开销，从此以后新开垦的土地永不必征税，老百姓随便种吧。这个的政策开始只覆盖两省，很快又涵盖到几乎整个北方。

敢于宣布新垦土地“永不起科”，朱元璋这个底气，正是从成功的户籍推行中来的。

在很多历史书里，作者讲到各朝开国君主，往往热衷于描绘疆场上的血腥攻伐，沉醉于宫廷官场的勾心斗角，对于民政建设往往一笔代过。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只要君王们得了天下，税赋钱粮、民众徭役就会自动各归其位，倾心输诚。

事实上，这些琐碎枯燥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大事，也是真正的难事。老子有云：“治大国如烹小鲜。” 意思是治理一个国家，必须像煎鱼一样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则一不留神就煎糊了。

纵观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的这一系列举措，正好是老子这句话的最佳注脚。

他的每一项政策都经过反复推演，有设计，有试点，有铺垫，有妥协，策略务实而有弹性，一步步走得十分扎实。从“户贴”到“赋役黄册”，从“一百一十户里甲”到“鱼鳞图册”，从“粮长制”到“实习历事”，层层推进，有条不紊。

朱元璋别的施政成败姑且不说，至少在地方户籍建设上，他表现出了一个成熟、理性、精明且极有耐心的政治家手腕。

经常有人很奇怪，朱元璋在国初那么折腾，为何国家没怎么乱？答案就在户籍建设的细节中。

想想看，如果朱元璋制定户籍政策时既不论证、也不调研，全凭决策者一拍脑袋就定，一定就推，一推就乱，一乱就镇压，镇不住就遮掩，治大国如和面，面不够加水，水不够加面，大明能不能进入盛世可真不好说。

不过这套户籍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它太过理想化，从根子上想搞绝对平均主义，又把民众束缚得极紧，指望他们世世代代都趴在土地不动。

对底下许多答案反对。说赵家斗争不伤及百姓。翻翻历史，多少赵家斗争产生的短命王朝，老百姓经常是被新赵家忽悠的棋子。

朱元璋之所以没事，很简单，缺少赵家人。

秦之亡，六国赵家人以及陈胜吴广这种精赵才是主力。

隋之亡，因科举覆灭的门阀大族为主力，唐国公还是杨广的亲戚呢。

朱元璋你啥名义全国反，引蒙古黄金家族人回来么。农民起义成功，好像五千年来朱元璋是头一份。特例不能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