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本书，你恨不得把它全部内容都背诵下来？ 第1页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以下是我读此书的总结和笔记，是顺着作者的思路写下去的，有作者的观点，也有自己的见解，有耐心的朋友可以试着看看。

一国政权应交付给哪些人。

一国政权应如何分配。

这是中国历代必须考究的政治大题。客观来说，任何一制度，决不会是有利而无弊的，经过时间的流逝，才会逐渐显示出某方面的不周和一些缺陷。

(让我想到如明代的严密政治制度下居然还能出现了一代权相——张居正，是不是可以视为皇权与监督制度背后的漏洞，使得它在夹缝中得以概率极低时间极短的时间存在:皇帝幼小，张居正兼是他的老师，母后代理皇权，代表皇权签署权的宦官又与张居正勾结，堪称千载难逢的机遇)若果不是这种多种机遇巧合的因素集结起来汇合到一处，张居正也不可能在后来几乎操控整个朝政权力中枢。

作者在开章提到的两个概念必须提:历史意见和时代。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时代意见，是今天的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来看待历史问题。我们不能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决不能恰切符合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真确的用意。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不能以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

(这当然是不同的，那时候的人受限于时代的见识和经历，在自己有限的知识范畴内做出的决策，这绝不是我们简单地用粗陋的话语可以形容的。我们现在的人是承载了五千多年人类的记忆和经验，如果我们不自觉比他们"高明"，那我们是不是太落后了)

作者认为皇帝在封建时代是合理存在的，这点我感同深受。

(皇帝为什么会在封建时代是合理存在的？因为它的继承方式——世袭方式的也是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从地域来看，中国既不像欧洲那些国家那样小国寡民，以小城邦式为主，也不像近现代美国联邦制国家一样，可以以每个独立区域方式分而治之。因为中国的皇帝远比西方的皇帝难当得多，这是具体到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人文精神，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我们只需要以一个否定句来展开，如果中国不以历史的方向来发展，而以这样的方式会怎样，以那样的方式又会怎样，我们可以在脑中有个大概的预练。

很难想象没有一个强大的帝国象征，来维持国家的稳定，没有了在零碎分离之后的大一统，我们会被内部势力如何自行分割，会被周围的附属国家，少数民族一一吞噬。魏晋后的八王之乱南北朝，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清末年的军阀割裂都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证明，只要中国版图一有可以分裂的客观环境，就会迅速分崩离析，但是最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最后归于稳定的大一统，又是各社会阶层共同的愿景。

在钱穆另一课《中国历史精神》的演讲中，也有比较简明易懂的阐述，如中国的发展趋势永远是统一的，虽然有些时候会处于多统的状态，但永远是有着一统的观念，如南北朝，如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又如在北宋朝，中国的疆土内有比他建立得更早的辽国，有西夏，有金国，是多个不同民族组合在一个版图上，这是在中国在形态上多统时，但是它又同时亦保持有一统的趋势和观念，很快就会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进行拼凑合成，重新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而在西方欧洲在多统的时间段更多，即使在一统时，实质仍处于多统多头的政治。

我们接着这个话题来说，上古先贤们对皇帝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如何去治理国家，解决民生问题，都是有一套规范和准则的。比如孟子则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就解释了古代君主的地位，这种理念是秦汉之前春秋战国时的人臣对君主寄予的盼望，甚至是必须要做到的要求。

正因为人们对古代君主帝王抱有种种固有成见，才造成了人们认为历代君主，都是封建败类，社会余孽，以现在之眼光和现代的评判标准来看待古代的皇帝。实际上皇帝也不是随意单凭自己喜好来行政的，他们不但受到传统的羁绊，也受到了诸多监督部门的限制，他们也从来不是自由与轻松的代名词，恰好相反，历史上很多皇帝都患有抑郁症，有的是重度，有的是轻度，这是长期处于高度紧张感和压抑感导致的，他们只是手里握着这个帝国最高的权力，却往往显得身不由己，同时皇帝又是非常高危的一种职业，在乱世中往往只要稍有懈怠，便迈向不复之地。以唐朝为例，唐玄宗李隆基重用边将，大举放权边将，本意是为了加强边防和制衡本土汉人将领与胡人，达到威慑其他内部的关陇贵族，这种政治上的考量从客观来说是很有必须的，是合理的。但是李隆基却受到了唆摆，畏惧猜忌掌有兵权的王忠嗣与太子暗中勾结为党派，所以召回王忠嗣。自王忠嗣被罢后，这样的天平很快就失衡，野心勃勃手握三个镇兵权的安禄山倒戈一击，安史之乱使盛极一时的大唐瞬间迈向无底泥潭，从此刻开始颓靡不振，虽然中间有过不少名义上的中兴，但是安史之乱以来所开例子，使得将领间相继前呼后继地越过这条界限，不断地向朝廷索取资源以壮大区域的能量，不但如此，外界的震荡也波及到了内政的昏乱，唐肃宗后，宦官李辅国继秦朝赵高是中国上第二个做上宰相的宦官，自此太监监国乱政篡权，他们还掌握了军权，甘露之变以后，居然使皇帝都变成了傀儡摆设，甚至欲取而代之，唐中晚期的皇帝没有一个好收场的。

由此证明皇帝这一职业真不是凡夫俗子所能担任的，由于他们权力集结于一手，他们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微小动作，都可以在社会造成连锁的巨大的蝴蝶效应。) 再从古代的主流思想——儒家入手，其实在一开始儒学，包括其它百家都有明确对君主的各种具体要求，只是后来才转而成为了君主手中的武器，得以随意控制臣民思想与行动的工具。

宋在建国后，出台了许多对读书人友好的政策，又立下了世代不杀士大夫的训示，便定下了以文人治国的基调，而对武官设置层层防备的关卡等等，政治军事上的这种修正，正是出于唐朝乃至五代十国时代军阀混战而作为的一种过度防备。从这里能看出是一种依然是合理的)

(作者意欲用客观公正，不偏颇的态度来评价历代政治得失。而出现这种对古代政治大面积的责难是因为清末的政治失败。特别是往后这么一个大契机:甲午海战和辛亥革命失败后，全面西化的学者对中国军事文化经济政治等几乎所有领域从质疑变成了全面否定。国人对自己本来传统的东西已经绝望了，所以经常用简单的专制腐败黑暗等负面字眼来一笔抹杀过去的一切，并认为必须全面抛弃中国传统的东西才能挽救国家。所以，变法、改制、革命的各种倾覆传统的呼声很高，他们认为只要把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的制度强行安装上去，就可以使得自己所处的国度所有问题能迎刃而解，但是试问死的制度怎么可能配合得了活的人事)

往下是作者以中国主要的五个主要有代表性的朝代来讲求中国历代政治的演变。

一、汉代:

从皇室与政府关系来看，宰相才是政府的领袖，对政治上的一切负责，而皇帝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并不管具体的事务。从个人附属组织来看，宰相有十三个秘书部门，而皇帝只有一个秘书处(尚书)，配额的人员和细分的部门，宰相的辅助机构远比皇帝的庞大。

宰相又总领事务，九卿听命于宰相的命令，而九卿又有为皇室的具体事务干涉的义务，所以宰相是有权干涉皇室的事务，等于是统领一切事物。

据此，三公九卿都不是皇帝的私臣，政府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宰相进行的。另一方面，皇帝的财产库和国家的财产也是有严格区别的，是渭泾分明的，是互不侵扰的，这点其实一直继承保持到清朝末年，只有中间出现一些不按正常套路出牌的皇帝才会出现一些的特殊情况，只能当作特殊看待。比如明朝的万历年间，明神宗以朝廷财政危机为由，实质却是为了一己私欲，他派遣宦官下江南开采煤矿，征收矿税，所得所收大部分入了他自己的腰包，但即使如此他都不敢动用国库里原有的财产。如果没有硬性的制度在这里做支撑，是很难对皇帝的权力哪怕一点点的限制。

地方政府也会接受中央派遣下来的钦差大臣——刺史的间接监督，刺史的官品虽然小俸禄低，但是调查的项目有六条，但正因此他们敢于纠察，敢于发言，无所避忌，这些刺史原职是副宰相御史大夫下的御史丞，他将外事汇报给御史大夫后，御史大夫再汇报给宰相。

皇帝与宰相职权:

特例:汉武帝时代，窦太后的主政使得汉武帝前期没有迅速实现在政治军事上的决策权，使得他前期深怀有一种郁郁不得志的情绪，难以施展自己的政治目标，亲政后改革思想形态，使九卿直接听令于内廷，架空了宰相，使得在他在位时期，宰相都几乎成为摆设，这种对宰权的过度干扰，使得宰权式微。后为了防止母主干政杀了代钩夫人，但是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辅职的霍光又撇开了宰相，排斥了其余几位辅臣(金日磾，桑弘羊，上官桀，独揽内廷的权限，在刘弗陵死后，主张立了刘贺为帝，又在其登基仅25天后废了他的帝位，可谓权倾朝野。虽然他的权限有如此之宽广，皆因他只是忽视一个因素"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但是他却不敢违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则。他在公开的场合仍然是收敛谦虚，嘴上抗拒外廷干扰，但是一遇到重要的事情，他根本无法撇开其他大臣自主达成协议，所以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僚来公议，虽然主要是他作主，但是依然要摆出一副样子。举个反例子就比如说有一天，他心血来潮，突然想换个皇帝，他就直接拟旨，在朝议的时候直接宣布这个人已经不是皇帝了，估计他当众就会被群殴致死，自古以来的最低智商的政变也不敢如此鲁莽做法的，即使在吕后专政时，既把自己亲生儿子玩死，后又连续换了两个不知从哪儿来的孩子做皇帝，但她也从不敢说出皇帝不能管事情的话，证明他们亦不敢走上离经叛道的死路，脱离原来的行政大框架。没有得到多方认同的基础，没有强大后力支撑的政治，那不是自己独掌权柄，而是别人架空自己。

后来汉代以一个大司马大将军之职位来掌握权力，起了外戚干政之先例，这是为了后世连续不断的祸患埋下了炸弹，直到王莽篡政终结了西汉，同样的事情在东汉后不断上演，东汉末的十常侍，何进董卓曹操都是这些混乱制度下的必然产物，这是皇家和政府权限划分不清之故。

存在这样的特例又因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一向注重不成文法。这个有长处，可以随宜应变，有伸缩余地，也有坏处，碰着这么一个能干雄心的皇帝，矜才使气，好大喜功，常常侵犯宰相职权。但是他们仍会在一定大众能接受的范畴内，不敢越过雷池那一步，所以最后的胜利者曹操致死都不敢称帝。

汉武帝担忧的场面终是成为了现实，他之所以集大权在手，既有前面的教训，自己也有过切身之痛，但是他这一昏招让过于年幼的刘弗陵根本把握不住，后世贻害无穷

反之，这种情况是有坏处的，如果是遇到资质平庸或者是混蛋点的皇帝，手中掌握过度的权力，并不利于政治的进步，则会致使国家的整体实力下降。

所以在汉代这个政治环境下，要想国家安定，必须要有一个清明的君主，他可能不需要太能干精明，但是他一定不能明明知道自己是一头猪，还刚愎自负，到处整顿社会，操控市场，搞得民不聊生，不堪受扰。

说到这很多人往往拿来与西方的政治制度比较，认为西方的制度会更先进更轻易解决这些问题。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形，要想妨碍这种情况的出现，必须出现有民选皇帝，或者出现皇帝轮任制，或者以内阁首相为核心的君主立宪制，但自古以来，但是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根深蒂固，你不妨大胆想象，假若一个皇帝18岁上位，任期为三年，三年后他没有儿子的话，那这个前任皇帝应该把他置于何处，按照中国的传统，这些前任都是隐患，因为他们身上依然还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竞争者越来越多，只会造成越来越大的混乱，说出来如天方夜谭，这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后世说汉武帝是暴君，是穷奢极欲，以天下物力尽奉一人等评价，这不过是后世娇气造作的士大夫们的梦想而已，他们不处于那个时代，是从没看得到他的背后的苦口婆心，却不从当事人的身份和位置去考虑，不结合时势和政治来分析他的所作所为，所有一切都是有失偏颇的)

总有一些人突破一下成例，而这些特殊的例子也正好证明了这些行政是真实存在过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汉代从地方政府与中央关系来看，虽然是大一统的局面，但是地方政府最高长官与中央最高官员的俸禄地位几乎是一样的，太守可以回中央任职九卿，九卿也可出任地方太守，这名义上算平调，不算是升迁与罢黜。从这方面来看，双方都是处于平等的关系。

在汉武帝尚之前，皆因汉高祖因信任以家族来维持国家稳定的思想下，定下了异性永不为王的祖训，把自己的兄弟叔伯同性都分封到全国各个地方去担任王爷，长期以来使得潜伏在各地的同性王公骄横暴虐，他们多数嚣张跋扈根本不惧中央的政权，反而威慑震撼着中央，所以相比中央地方政府更加惧怕手握重兵的诸侯王，虽然在汉景帝平乱了七王之乱后，使得他们的气焰被迅速压制下去，但是彻底解决这个隐患的还是汉武帝时的政策——推恩令，不停地在他们的内部分化割裂他们的势力，他们的众多子孙在有限的区域不断地分化了自身的势力，使得他们没有一个诸侯王能够独大，因而也没有了对中央巨大的威慑力。

汉代的选举制度前期实质还是为为贵族团体所垄断。汉武帝以后，实行了举孝廉，是一种察举制，使得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比如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正式入仕。这样的政府，我们再也不能叫它做贵族政府。郎官之中虽然也尽有贵族子弟，但究竟是少数。也不能称为军人政府，并不是由军人出身，也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政府，因为他们都不是商人资本家的子弟。这样的政府可以称之为士人政府，汉代从昭宣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他们和皇帝以及前任的大官并非有什么关系。

但是，它的察举权又掌握在地方长官，不在地方民众，这些长官依然可以利用手上的职权营私舞弊，推荐私人，凭喜好来用人，但是细心来想这已经又是一种很足够的进步，相比于前面官府完全由贵族垄断，已经出现了用人方面从私演变到公的趋势了。

在汉代尚未出现印刷术等技术前，纸张的高贵是难以想象的，它的价格不会超过黄金。但是价值是远远超出的，书籍对于人类就是一种巨大的资本，大量拥有了它，等同于拥有了世袭的特权，而且拥有了它的人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知识资源，他们的子孙将受用无穷，而另一方面掌握得少的人会继续贫穷潦倒，至少在仕途上难以得志。后来东汉灭亡，三国鼎立后再到魏晋南北朝，中国长期超越的，一直处于乱世的纷争当中，根本没有出现一个稳定长期的大一统国家，在乱世中，许多政策，无论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发生效用和造成的影响的时间都是非常短暂，在选举人才方面的制度，其实一直都是沿用汉代的察举制，都是换汤不换药，而后来的产出的世阀大族，名门贵族正是这样逐步形成的。

汉代的经济制度:

对于轻徭薄赋这一理想是做到了，战国时孟子讲过"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可见战国税额，是不止什一的，在孟子以为什一之税已是很好了。可是汉代，税额规定就只有十五税一。而且实际上只要纳一半，三十税一。一百石谷子，只要纳三石多一点的税。更不要提及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前后历十一年之久。井田制被破坏，土地私有制，农民当然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以前的土地政策，土地归国家，井田制为土地平均占有使用，但一面又主张耕者有其田，应承认耕地应归属民间之私产，中国土地长期从来未能得到一种比较妥善的处理。

在承认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官府不再管制土地归属问题，而是只关心应该得到的税收。民间兴起的土地买卖又产生了地主阶级的崛起，他们不断兼并土地，所以这些地主最初是从普通民众演变过来的，而不是封建贵族。地主与农民又产生了另类关系——地主与佃户，地主把土地买下来了，又再把它租借给他们耕种。

统治者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土地私有制又使得土地兼并严重，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

所以在当时的奴隶特别的多，自愿加入这个社会最底层最卑微的行列，正是因为农民难以为继，而奴隶不用承担诸多税款和无偿劳役。

商税关税的由来。

全国诸多不开采不挖掘的土地，民间大量私自闯入，使得政府抑制不住，只能承认并让他们使用，只是得另外收税，当时这部分新开拓的从山林海泽中收的税是归皇帝的私库的，因为农田的税归了国家的库存。后来商业发达时，商税都赶超了农业税，后来汉武帝在向外征讨时，国家财政拮据时，就动用自己的私存，他同时也命令地方上的富商踊跃捐款给他。但是响应政策的热情非常不理想，汉武帝又用强硬的手段把这些土地全部回收，由政府亲自派人经营，这就是著名的盐铁政策。把这项权利回收到国家手上，由国家制造运营，最后向市场专卖，当时的酒也是一种人生日用必需的米麦做成的一种奢侈享乐品，也归入官卖，不许民间自由酿造。当时有一派人认为政府不应与民争利，要休养民生必须懂得让利还利，这种争论辩论一直延续到汉昭帝，乃至历朝历代的许多次改革都涉及到这方面，并且一直持有不同声音，很难有个定论。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曾主张限田政策，限制地主不能超过若干亩土地，目的还是想要平均分配土地，西汉末年王莽也尝试过利用国家的行政手段来讲全国田地全部收归，然后再统一进行平均分配，结果却引起一场大变乱。虽然他的土地改制是失败的，但是他废奴隶制是积极的，也受到东汉政府所承袭下来，效果很一般，只是名义上，但是至少萌芽了一种比较进步的制度，在后世是得以完全实现的。

汉代兵役制是全民皆兵。(即使是全国皆兵制也仍不够使用)。国民兵役分几种。一种是到中央做卫兵，一种是到边郡做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第一种是受到优待的，平时的生活开支都由政府支出，到役了皇帝备酒席送行，路费全程由政府报销。第二种就比较艰苦，吃路费全部由自己承担，不过期限非常短，只要三天，很多人前后离开家五天就回来了。但有一个特殊，在秦始皇时期，正要服这样的兵役，但是全国已经统一，领域已经大大的扩展了，版图是原来的几倍，路途变得非常遥远，但是政策仍然不变，戌边三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出发的队伍有时候单单是路程都要花费半年的时间，惹得当时社会巨大的不满，陈胜吴广就是这样革命的。这就是典型的政治跟不上时事的变化，忽略了结合现实的，到了汉代，一戍边还是三天，但是可以选择不去，只要交够一天一百钱，三天三百钱给政府，便可免了。

这样中央有南北军，边疆有兵，地方也有国民兵，国家一旦有事，三种军队都可以调用。

汉代军事强大与他的兵役制度是分不开的。虽并不实际解决问题，但是客观上使西汉出了许多横扫疆域的的名将，立下不世之功，有了更多的扬我们大中华威名的典故。

汉代在兵役制度上，绝对是足够进步又领先同时期的世界的，就全民皆兵这一点，西方是直到近代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为相时历经了不得已的压迫才发明出来的。我们比西方的兵役制度足足领先了几千年。

钱穆先生的许多观点可以说颠覆我们原来对传统文化固有的观念，本以为皇帝是可以随性而为，朝廷官员永远是私心杂欲的，封建制度永远是专制黑暗的，普通民众是只有随意让人宰割的，实是非也！

唐代:

唐代政府组织最大的变化是相权的变化。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

唐代首先实行了三省六部制，三省分别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是吏礼兵刑户工，它专属于尚书省管辖，中书负责起诏下达命令，尚书负责复审通过，尚书负责执行。

所以唐的相权是等于一分给了三个部门的，但实质最大的权力归属于中书省的长官和门下省的长官，因为尚书只能执行权没有其它的权力。

唐的官阶分为九品，第一，二品是为元老而设的，是一种荣誉衔，一般没有什么权力，真正管事最有权力的官员一般都是三品，是为实际负责官吏。三部的长官皆为三品官。尚书在汉代本为皇帝的秘书处，但是在唐代时又变为外朝的执政单位。其实宰和相在春秋时代，也仅系封建贵族的家臣，但到秦汉则化私为公，变成了正式政府的执政官。汉代到唐代，又把宰相的统领政府的权力归还回给宰相，把为私人服务的部门正式归划分为政府的公务部门。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进步。

在名义上皇帝的诏书代表了政府最高命令，名为"敕"，但是这种命令实际却是由中书省拟定的，中书省长官中书令下有副职中书侍郎，下面还有中书舍人，员额六七个，他们职位不高，但中书发布的命令，多由他们拟撰，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就从中的选定一份，加以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再交给皇帝签名盖印。但是这仍未能真正生效的文件，因为它要通过门下省，门下省对此项诏书有封驳权，可以将诏书留下自己的意见原件送还中书省，经过他们修改后复审没意见再又门下省交给尚书省具体执行，同时在门下省的长官副长官后的给事中，他们也有对皇帝诏书发表意见的权力。在这种框架下不但皇帝受到层层制约，连宰相的权力反而会受到他下属的制约。

但是中国传统政，仍有一大漏洞。在唐代，也并无皇帝不该不经中书门下而颈自颁下诏书之规定。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的一种通融性。往往每一个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不肯死杀规定，斩绝断制。因此中国皇帝不致如英国皇帝般被逼上断头台，或限定他不得为种种活动。

如武周时期那句"如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正是当朝的宰相刘炜之以律法行政不合规矩为由果断地，拒绝武则天的横蛮要求，虽然后来遭受到了报复，但同时证明了唐朝这套行政程序至少在名义上是得到统治者和官僚系统认可的，也是在实际上是长期真实存在有效的，并不是为了摆架子做摆设的。

再往后看，神龙政变后，武则天丢掉了权柄，唐朝重新复辟，是为唐中宗时期，李显为了任用自己喜爱的官员，自己发明了一套直接跳过三省六部审核流程的任命官员方法，可能他自己自觉这样做也是不妥的，所以他装置的诏令的封袋，不敢照常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的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时称:斜封墨敕。表示此命令不经中书门下两省，而暗示下面机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承认。这种官员时人称为"斜封官"。当时斜封官受到朝廷的排斥，很多官员站出来抗拒，但是说到底只是皇帝和他外戚贪玩，没有过多折腾，没有对行政造成过大干扰影响。

又如宋朝初年，高祖想要任命自己的心腹赵普为相，按程序需要现任的宰相的签署，但是以往的四位宰相已经辞职了，太祖想要打破这个规则，由自己直接签署下达任命宰相的命令，但是却遭受极大的阻碍，宋太祖只能召集群臣会出谋划策，当时有人举了唐代中晚期甘露之变后，当时宰相已经死，由下面的官员盖印依行的例子，但即将其以被视为乱世之权宜之计，不能通行于盛世的大宋。最后经过多方商议，决定由当时有着兼有参知政事衔(副宰相)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盖印，而得以执行。

如果没有经过这套程序，皇帝的命令就被视为"中旨"，在法理上是不生效的，在舆论上更是不被认可的，虽然它在专制皇权强硬手段下继续施行，如明朝的嘉靖皇帝非常善于玩弄权术，他喜用迎合奉承自己的官员，便私自下令提升他们的官品，受到了剧烈的反对，最后虽然一时得逞，但是这些突然升迁上来的特殊官员是深受到时人鄙夷不屑的，在他们办公作案时又处处受到掣肘为难，这还是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明朝发生的事情。

根据这一点看，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说皇权相权绝不分别，一切全由皇帝专制。而这些制度，律法，都是背后有着出于时人对于国家的现境的考虑的，哪里是私人可以随意变更的。

即使从唐在官名和上的改变，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汉代的许多高官官名都是有浓厚内宫味道，有皇帝仆人的，比如汉代的九卿中的光禄勋等于是皇帝的门房，卫尉也是，太常卿也是管皇帝祭祀，就名义上都是是为了办理皇室内廷事的家务官，唐代的改制是名正言顺地把这些部门划分为政府的正式部门，也证明了这种类别的官员是为了处理政府的公务，而非是为了皇帝私人服务的。

唐朝的会议中心称为"政事堂"，它是这个帝国最高的行政中心，最高政府机构，主要由三省长官和副职参与，另外除了三省主要长官外，还有一些低级官员但是有着皇帝赐予"参知机务或同三品平章事等职衔的官员参加。六部分别是吏礼兵民(户)刑。吏部任命五品以下的官，五品以上的由宰相决定。户部管民政户口，礼部管教育祭祀，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司法，工部管建设。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为《唐六典》，前书为秦代人之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的组织之描写，是为一部理想的宪法。唐六典则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唐六典》，因记载此尚书省中六部之组织，用人，职务分配等有名。此书遂成为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之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重视此宝贵法典，视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无多变更。唐玄宗时，宰相李林甫在位时撰写了三分之一的内容。

这些的背后，都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和思想，皆因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地产生。若我们忽略了中国以往现实的政治制度，轻易地给传统的，以往的一切下死刑，再来空谈中国人以往政治思想，是绝对不行的。

(作者之所以在汉代以后直接跳到唐代，是因为这两者之间有着一种沿袭和继承基础上的进步，而最重要的是无论三国鼎立还是魏晋南北朝都是处于乱世之中，是群雄争霸，是礼崩乐坏的阶段，不要说传统的律法，就算是最基本的规矩都是随时可以打破的，社会在重组，在快速地进行摩擦，如再去遵循那些治世下的规章制度就会显得荒唐无用了，虽然有极少数的人作过一些努力，想要重建这个混乱的社会，结束这个以军人以武力为主的秩序，但是在没有出现一个拥有绝对实力的君主之前，大多数的建设都很快淹没在历史的大潮流之中。)

唐代地方政府

唐代地方政府不如汉代，州设刺史，在汉最先本来监察官，唐刺史则为地方高级行政首长。唐代州与县是同级的，但是比汉代的多两倍有余，虽然唐领域比汉代的多，但是同级的州的地域上却不如汉的广阔，由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不如汉代的职权重。

另外汉代的地方长官有对部属的任命权，而唐代由中央统一派遣。汉代的官僚升迁阶级少，而唐代的繁多，所以造成唐代的下级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这点唐代不如汉代的优越。

在监察部门上，汉代的丞相作为行政最高首长，包揽了监督权，御史大夫不仅监察中央和地方政府，同时监察皇宫之内，它的地位和职衔也很高等同于副宰相，但是却受到宰相的统领，对其负责。而唐代的御史台却是独立于相权，不受到其管辖范围。唐中宗后，御史台又分左右御史，左御史负责监督中央政府，监察对象主要是尚书省的六部，中书门下不在其范围，右御史负责监察地方政府。唐德宗时，巡视出去的御史，后称为观察史，实际上常停驻在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之长官，后来为了使其名正言顺，又把它改名为节度使。节为一种全权印信，它拥有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该地区用人大权。后来发展到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形成一种军人割据。本为中央集权，却成为尾大不掉。东汉末年之州牧，也是如此。唐代的安史之乱亦是如此。在李林甫的私念下，为了不让边将回朝做宰相，与他平分秋色，他任用藩将胡人，让军人来统领军队，最后使他们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名义上受到中央的指挥，实际却早已脱离了中央的控制。

由后来看出军队首领来充当地方行政首长，这是一重大的隐患。

唐代科举:

汉代是乡举里选之后，而再由中央加以一番考试的。其先是对策，对策只是征询意见。直要到东汉晚期，左雄为尚书，才正式有考试。

后来的九品中正制，本来是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但是后来却变成了拥护门第，把选取人才的标准，无形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是它遭到淘汰的缘由。但是至少在曹魏初行此制时，总比以前漫无标准各自援用私人好得多。一时制度建立，吏治澄清，曹家的得天下，这制度也有关系的。但究竟此制仅为一时的救弊措施。如同某药治某病，病愈即不宜再服。否则药以治病，亦以起病。

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怀牒自列"，不需地方长官的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进仕之门扩大打开，人自行到地方政府报名。

唐代开放的范围，较汉代更广大，更自由。但是有其特定的意图的，目的是使人们的职业倾向做官，以用来抑制工商业，但是后果也是严重的，官位少而参与的人太多，需求过多竞争激烈，不得不开放一些候补官，待业官的产生，造成了官僚系统的臃肿膨胀。

由此可知，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

(现在的人容易把这方面的制度与西方的投票制度，民主选举制度相比。却没有认真考究，西方的这些制度何尝没有极大的弊端。西方投票只有在挑选行政领袖如大总统或内阁总理之类，是由民众公选，其它的议员却是由首相任命，它同时是属于政党政治，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避忌的党，有了党派之争，就会有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问题。)这就是他们剧烈地批判中国政治的原因，他们宁愿模仿抄袭西方的制度，也不愿从中国这个本身固有体制出发。

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决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在曹操当时，他的尚书陈群曾采行九品中正制而有效于一时，事实证明它是有其适用期限的，但以后随着社会的变迁，此制度仍然其墨守不变，毛病丛出，自然是遭受了唾弃，后来人便怪九品中正制不好，其实这也有些冤枉。

唐经济制度

唐代的田赋制度成为租、庸、调。租是配合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仍要上缴给政府，沿袭了北魏的均田制。均田制与井田制是不同的，井田属于封建贵族，均田属于中央政府。租额仅为四十税一，比汉代更为优越。庸即是役，人民对国家之义务劳役。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较之汉代又少十天。调是一种土产貢输，各地人民须以各地土产献给中央，大体如征收丝织和麻织物。总体人民的负担是不大的，比汉代更加优减。

账籍制度

唐初人口册是极完密的。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到老死都登记在案。唐会依照经济情况分列九等，籍会每个人的经济状况写上去，唐每年要做一次账目，每三年造籍。因调查受到很多虚报等因素影响，稍有人事的松懈，便前后出入很大，造成连续的错误，唐朝的人口和税收正因账籍的整顿，使得了租庸调制度能够使用下去。但是在落后的古代，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又没有科学的统计方法，这种大数据的记录是难以为继的，要使其长期生效，还必须要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这种难度实在太高了。

因此在唐德宗时期又改为两税制。是当时掌管财政的大臣杨炎策划了这个制度，政府不用频繁地去调查人口户数和田地，避免了不少麻烦，行政效率提高了，这种以当地的田亩数来征收税款，这下政府是省力了，但是带来的弊病却更加大。比如当初十户人耕的地，如有一户绝户了，政府可不管你的死活，因为他根本不再去管理这些数据，原来需要耕种多少田还是得多少田，该缴纳的税收一分都不能少，然后只能强行分摊给其它九户百姓，九户承担十户的，百姓在负担过重时只能相继逃亡，人口户数越来越少人，剩下的百姓承担比重越大，直至破产灭亡。而逃亡的人去到富乡，富乡人口增多，而原来的田税不变，则分摊比原来更轻了。这两种情况都会无限恶性循环，最后造成了各地经济情况的极不平衡，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这种差距越来越悬殊。

两税制又同时规定不收米谷该收货币，因此农民必得拿米粮拿出贩卖出去，然后换回现钱来缴税。这中间的两层步骤无疑增加了运算成本，削弱了商品本来的价值。比如说，在农民贩卖粮食时，收购的商人故意压低价格，农民急用现钱交税，很多时候不得不妥协贱卖粮食，

这个制度是中国田赋制度的最大的变革，它一直延续到清末，这中间的多数的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作稍微的调整。

总体来说汉代的经济政策是不允许上层的人过于富裕，但也解决不了底层的人过于贫穷，而唐代经济政策允许你的富裕，前期是商业自由，不收税的，但是不能让底层的人过得太艰难。但是汉武帝时期是由于政伐匈奴，才搞了盐铁专卖，而唐玄宗时期向外开拓疆土，德宗也是为解决内战，才兴起收取茶盐酒等税，这都是由于兵祸才引起的经济政策变动。

唐以来便明确官员不能营商，它允许官员购地造屋，不许其经商营利，为什么屡次阻碍做官的不能经商，所以古代的政府是不能称为商人政府的，恰好相反，这个国家的精神它是厌恶反对商人的，但是它的用意我们不能单纯理解为违背了传统的儒家传统义利观，还有现实政治的考量，同样是不允许中国成为资本社会，我们只需稍微想下就能弄明白，即使在原有的机制下，古代的贪腐现象已是非常严重，官员是缺少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的，如果让政府官员再来沾染商业这一块，便变得难以控制，贪污腐化的毒害绝对要比原来重几倍，这严重地缩小了政权的寿命。正如汉武帝时代一般，商人获暴利却对国家建设丝毫没有贡献，对普通百姓和农业生产又有侵害，盐铁政策的出现就是为了抑制资本市场，其实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现象了。所以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难以萌生资本主义，难以组成商人政府的概论的原因正是在此。

唐代兵役制度:

唐汉两代都是兵农合一制度。但是两者又有区分，汉代是属于寓兵于农，全农皆兵，把国防力量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同时即是武装集团。唐代是属于寓农于兵，每个军人都要种田，却并不是每个农民都要去当兵。这一制度，从北周苏绰创始，唐代承接其规。从这里来看唐代比汉代的兵制要优越，全农皆兵，反而变成有名无实，训练不精。

唐的全兵皆农制，在当时称之为府兵。府兵是指在每个州县领域外一块军队的屯扎地。

唐代对军人是特别优待的。唐代的户口分九等，这个等级是以财富产业来定的。下三等民户是没有当兵的资格的，证明了当兵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而上等中等中，自己愿意当兵的，由政府挑选出来。当兵人家的租庸调都是豁免了。国家的这些军队并不要国家掏钱养，而是靠他们自己种田自力生产，等于是自给自足。武将是没有实权的，武将的升迁称为勋阶，和文官升品级是不同的，是一种荣誉衔，无论是士兵还是将领，立功后都只会享受经历或是名誉上的优待。

在唐太宗时，这些府兵尚受到尊敬，后来没有战争了，兵员太多，全给政府的要员或王公权贵打发去干苦活，搞建设，随意差唤，士兵慢慢受到轻贱，武官被人看不起了，时人不已保家卫国为荣，军人的地位也就堕落了，最后都致使府兵制也失效用了。唐代实在是太富有了，他们都忘记了民族界线，不懂得提防外邦人，用钱财招聘的藩人将领终将成为倒塌大唐的中坚力量。

宋代:

宋代相比唐代，政治上并没有太多改动，没有新颖的，宋之于唐如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

宋代的政府机构依然是有三省六部的，只是名义上的，门下尚书移到皇宫外面了，中书为丞相，地位独重。相权其实是遭受了大大的削弱，军事归枢密院，财政另属于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政。第一个措施就是把三司统一起来，所以设立了一个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部门。目的就是把财政大权收归回宰相手里，如唐代的宰相那样兼领财政，以更方便他接下来的各种变革。司马光对此极力反对，他认为应循旧例，财政归三司管，三司如果失职可以换人，但是宰相无论怎么都不能干涉它的权。其实王安石是针对是制度问题，并非是人事问题，而司马光恰好相反。

除此外宋代的宰相连任人权都没有了，宋代另设了一个考课院，正是为了选备人才。

相权的低落，是君权欲以提升的急需。唐代群臣朝见，宰相有座位，并赐茶。汉代三公坐而论道的传统还是继承下来的。宋代，宰相上朝只能是站着。据说当时宰相为了避嫌起见，为了表示忠诚拥戴新皇帝起见，过自谦抑，逊让不坐。这样的历史演变，绝不是个人私心杂念或是几个人随意想要变动的结果，唐之后宋之前的五代十国，就是一个没有长期规章法度的混战黑暗时代，宋太祖本来在后周只是柴荣的一个殿前都检点，皇帝的侍卫长而已，但是在柴荣死后却欺负他们孤儿寡母，谋反做了皇帝，赵匡胤为了结束这种乱世，又在平定天下战争后杯酒释兵权，和平解决后患问题，这种种的做法都是为了重新建立起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信，不能说想换皇帝就换，想要谋反作乱就可以谋反作乱，为了恢复皇帝尊贵的身份和无上的皇权，连同宰相的格调都降了下去。

唐代的诏令皇帝只需要同意就算，有时候很少过问细节，而宋代为了推崇皇帝，让他自觉尊贵，中书下达的命令一般经过皇帝的具体参与并定夺，在这微小的变动上，皇帝一下子又有参与意见和同意权。宰相成为了奉命行事，君权越重。这种变化不是无缘无故的，皆有唐末期和五代十国的渊源，并不是皇帝专制下，实质上纵观整个宋朝，因太祖尊敬读书人起始，往下去君主都是优待士人，总体对读书人都是很有体统的。宋代制度一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直到南宋宁宗时，快要亡国，皇帝时时下手条，当时称为御札，还激起朝臣愤慨，说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可见宋代相权，还有它传统客观的地位。

宋的监察制度:台谏官的舞台，执政官的没落

宋的监察制度比汉唐更加健全。宋不仅继承了监察官独立于宰相控制部门之外，而且还有对皇帝和宰相监督和谏议的权力。这些谏官的官品很低，但是他没有上级官员对他进行遥控，使得他们几乎畅所欲言，他们讲错话了，当然受到惩罚，但是他们也会因此有了名气，惩罚越重，反而声望会越高，往后升迁机会更大。

所以只要是有事情，因为他们必须得说话，不说话就是不尽职。他们有风闻而奏的权力，但是这些监察系统往往又是为了找事而找事，政府说东，他们说西，政府向西，他们偏偏要向东，即使本来是同意事情本身的，但是为了说话，为了积累声望，于是事情总会失去公允。这种趋势到了中后期越来越强烈，他们变得毫无纲纪，各立门派，相互攻讦，给彼此小鞋子穿，以致于政府和皇帝都难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行政。范仲淹和王安石先后的改革失败，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谏议官的强烈阻碍，即使皇帝再支持拥护都难以作为。

宋代地方政府:(财政因素)

宋太祖时，就把各将官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自然也不准再管地方民政，这些功臣也得到了政府的优待，但是却没有了权力。这个权力转让给文臣，由中央派遣出去的临时工作，叫做知某州，知某府，这些知州知府后来成为当地实际管理人，长期任职。由中央派去地方监控官，每一路有四个监司官——帅、漕、宪、仓。最重要的是管理财政的"漕"。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解往中央，一部分保留在地方。但是宋代则全部解中央，地方无存储，平时很艰苦，临时地方有事，更是不可想象。宋代中央集权，军权集中，财政集中，地方日趋贫弱。所以，北宋末年，中央首都一失，地方根本没有实力抵挡，全国迅速瓦解。唐安史之乱后，两京俱失，但是州郡财富丰裕，每个城池都存有几年的米，军装武器都有储积，所以到处可以各自为战。这是宋积弱积贫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代考试制度:

唐代之后门第传统全消失了。宋代的考试有了糊名制，是真正为了隔绝唐那种作弊，随意任用私人，比唐代来说更严谨，但是也更严肃了，没有唐代那种开放自由的感觉。

在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制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千年以上根底，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丝毫顾惜之余地。后来孙中山重新把这个制度提出来，再继续把他实行起来。好像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依然还只是我们独有的黑暗专制政治下面的一种愚民政策，今天再行考试制，却不愿相信是延续以往的传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这实在是我们的一种成见。

宋赋税制度:

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上是由唐代两税制沿下。宋代前期的差役法，后来王安石改革，订出免役法的办法来。王安石的初衷是想到，政府既然要向地方无由索求，使民众相继破产，不如立下规矩，平均摊派，两害选其轻。但司马光做了宰相后，废除了这个制度，恢复旧制，苏东坡本来也反对免役法，但后来对司马光复役又持反对意见，司马光力主执行，苏东坡对他说"从前我们反对王安石不许人有异议，为什么你执政了，又不许别人有异议呢？"后来他又信任蔡京，重用蔡京，任由他干政弄权，把差役法恢复过来的，他正是具体的执行者，后来司马光罢相后，又是他主张恢复新法，这样反反复复，把恢复新法旧法作为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工具，直至把这个国家弄得疲惫不堪。但就单从制度来看，我们即使是身处在那个时代都一时难以分辨出他们的优劣状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替代，何况我们在距离了千年之后又怎么能自觉地批判前人的决定呢？

另外，王安石的免役法是有一个难以察觉的缺点，它和后面的明代的一条鞭子法具有同样缺陷，把税收全部归到田里，以田来收税，不看人丁了，和清代后的有地丁摊粮永不增赋之令一样，一直存在这种这趋势，这样一来，人口与政府等于没有了直接联系，一个人只要不考试，不犯法，他就终身可以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直接关系。

这种趋势就是人越来越显得不重要了，在一个国家的地位愈是低微，它的原则不是以人为本的政治里面来统治国家的，而是想着以着制度如何去驯化民众，如何去把民众围起来控制起来。一个不重视人的制度，把人当作是国家与制度的附属品，它的政治肯定是走不远的。

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禁军是主要国防力量，厢军是用来做劳役做杂差，搞建设的，地方一有力役就由他们承担。

按理，宋代开国第一件事该做的事就是裁兵复员，但是宋代却始终都做不成这件事。这是因为，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正统一中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已经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年的历史。还有大片的土地都在别人手里，燕云十六州也被石敬瑭割让给辽人，开封是一片平地，没有什么险要可守，而北方的草原骑兵最是擅长在的一望无际的平原战斗，而且在黄河边，距离太短，一度过黄河，不消三四天便可以兵临城下。而如果建都在洛阳勉强还有些山川障碍可凭此防守，如果建都西安就更好了。

宋国建都在开封，也是其迫不得已的选择，宋太祖不建都洛阳西安是因为距离他们的粮食盛产地太遥远了。宋建国初期，刚刚消除了战争，但是西夏和辽国都在威慑着他们的边界，依然需要很大的财力去养兵，养兵就需要粮食，建都开封，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可以靠着长江流域给养。如果把首都建在洛阳西安，中原地带残破不堪，需要大量的战争后的修复，就得依靠陆路运输，从粮食区域，隋炀帝修的那条大运河也被战争破坏了，走陆地也非常耗费人力财力。所以才把首都建在开封。

宋朝初期的国策有两个。第一先打黄河北岸，把北汉以及辽打败，长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这个策略有风险，一旦被打败，连退路都没有。第二是先平长江流域，统一南方，再打北方，这个策略比较稳重。宋太祖采用了第二个策略，先平了南方，但是也因此把更艰难的事情留给后人。宋太宗在位也曾两次对辽亲征，但是都失败了。这个时候他们意识到不能再输了，再输就得退到黄河边。

这样就造成了宋代既不能随便发动战争，一边还要继续养兵。太祖时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有六十六万，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兵员越养越多，财政却养不起这么多，庸员冗吏越来越多，也会容易滋生内乱。所以王安石变法行新政时，便着手裁兵，裁兵的步骤是想恢复古代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名为保甲制，先在地方实行试行，就是组织农民就地训练，临时需要就变成军队，可以免出养兵的费用，这是他最初的想法。

募兵制度本也不是全不可行，一个兵从二十岁入伍到六十岁退伍，大多数人中间其实只有短暂的十年是有战斗力的，其余的时间都是等于是白养的，这是长期制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还不要说这期间有没有战争的发生。

宋朝为了防止出现叛乱，部队经常采用调动的方式，比如山东的部队在当地驻扎一年后又调到其他地方。部队一直在途中行中，就造成了即使不连年打仗，也搞得也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的阵仗。为了防止将军拥兵自重，又规定了军队的将领不能离开防守的区域，不能带兵，这样一来，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两者互不熟络，不能正确沟通或者不受命令，军队的指挥系统形同虚设。

在国防资源上，宋也很劣势。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出了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北方人作战用骑兵。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两个地方出产。一个是东北，一个是西北。这两个产马养马的地方，一个被辽拿去，一个在西夏手上，而马上的铁，和精良的铁矿，都在东北塞外。王安石行新政时，曾出了个保马法。让民众去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匹地散养，遇到战争时，再起用。但是这样养出来的马是不行，气候不行，场地不好，马匹很容易生病死，养活的马也不强壮。而且民间也不愿意养马，把养马视为苦差事，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成本极高，马死了还得赔钱。

宋朝对军人的待遇很差，只要是当兵的，都要在面上刺字，这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军人的地位也不行，手上也没权力，大多数时候都只是个摆设。

这种种的因素凝聚而成，最后造成了宋代的国防策略是消极防守，它是保守的，是被动的。

所以我们一味批判责怪宋朝积贫积弱，损权辱国，极尽诋毁之事，但是却不去考察他们背后的种种相互交错的关系，这并不是没有原因，也不是他们情愿的。这些都是他们所处时代难以克服的。

明代:

明清两代是中国退步阶段，而西方是在持续进步的。政治制度上，明朝更是退步了，倘若中国传统政治专制，政府是皇帝独裁的，用来讲述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明太祖在洪武十三年废宰相后，并留下了后代永不设宰相一职的训示。然后是对着整个政府机构的改变，中书省没有了中书令，只留下一个中书舍人，仅为七品官，仅为一书记职能。门下也废掉了。尚书省的长官也不设了，只留下六部的执行部门，这六部尚书等于是明廷最高职务的官员，御史台变为了都察院，掌管全国的监督权。除了都察院，还在六部每个部中设置了给事中一职，虽然官品只有低微，但是它们是独立于六部，不受其管制，又有监察检举六部行政的权力，这个群体在明代很受到时人尊重，比他们官阶高好多级别的人都不敢轻易得罪他们。

另还有两个部门，一个是负责替皇帝管理传输奏章的通政司，一个是负责冤狱诉讼法的大理院，他们加上一个刑部，统称为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但是这两个部门的权力非常有限。

武官有大都督，全国设有五个大都督府，他们都只管出外打仗带兵。至于征调军队，一切动员工作，还有出兵命令，这是兵部的权力。

明代也有类似于唐代时候的代表最高决策的政事堂，明代没有具体的部门，但有具体形式，以开会的方法解决问题，名叫廷推。任何部门遇到事情不能决定，就由群众来裁定，从这个方面来看，皇帝也不全是独裁的。

内阁制度:

明太祖废宰相是为了独揽大权，但是他忽视了这背后繁复的工作根本不是他能独自承担的，即使他再不要命地勤政。所以在他之后同样雄才大略的明成祖就设计了一个专门为自己服务专受他差遣的秘书处，秘书处里面的成员称为内阁大学士，它官阶只有五品，地位并不高，所以本质上只是皇帝的附属，负责为皇帝做些笔记起草的事，权力始终掌握在皇帝手里。直到后来的仁宣时期，在皇位继承军事等大事上内阁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等于充当了皇帝的顾问，智囊团的角色，有了一定的权力，地位和身份越来越高。这种权力具体表现在他有向皇帝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义务，他可以在奏章上贴上一个签条，上面写上自己的意见，这种行为又被成为票拟。他们的意见皇帝一过目后同意了，用红笔一批，就成为正式的谕旨。在宋代，宰相向皇帝上劄子后，皇帝才能同意和批改，在唐代皇帝的诏令还要经中书起草门下的审批后才得以执行。而明朝的皇帝只要不偷懒就能以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所有政事。唯一敢对皇帝做的决定不满提出抗议的，只有那些官衔低微的给事中。嘉靖包括他自己往后连续几个继承者都是比较懒惰的，藏匿在深宫中，不上朝，很多时候甚至不过问政事，有人提出剧烈的声音，他们也不当一回事，却依然能把权柄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更没有人敢提出换皇帝，连这种想法都不敢有，这是明朝的制度上缺陷——缺少对皇权的制约，有威胁的存在。

内阁组织又从皇帝的贴身秘书变成了外朝执政官，内阁不和皇帝有直接的交涉，两者慢慢又有了隔阂，又使得处在皇帝和内阁中间的宦官得势，皇帝一旦怠工，不重视朝政，这些插缝的蟑螂又有了干政的借口，他们在皇帝的默认下替代皇帝批红权，明宪宗时的汪直，明武宗时的刘瑾，明神宗时的冯保，明熹时的魏忠贤，都是明朝非常有代表性的权宦，在权势最盛之时，不但控制着朝中官员升迁罢黜，使得人人自危，连内阁的首辅都要受到他们威慑。很多时候内阁要想真正掌握一点权做点事情，还要讨好这些权重的司礼监，必须得依仗他们的能力来获得皇帝的信任。但是如果遇到警惕性高，有政治斗争的觉悟的皇帝，他们只能是夹着尾巴做人，绝不敢胡作非为，说到底太监还只是皇权的代行人罢了。其实在建国之初朱元璋就曾立下碑文，告诫后代人绝不能让宦官干政，但是祖训是可以记住，同样人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

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几十年兢兢业业，每天除了处理大批奏折，他一人兼任几十职业，皇帝、内务部长、后勤部长、省长、县长、村长……而且每个人的职业，应该承担的义务，他都事无巨细地写出来，并且在位期间就制作了无数小册子，含辛茹苦地告诫后辈要爱护老百姓，对贪官要酷烈，不要心慈手软。他想把一个国家的事情都做完，自始至终几乎没有享乐过一天，从不敢懈怠，但是不知道的是不久的将来他的这些东西很快就流为形式。

明代的地方政府:

元朝的地方政府是依靠中央派遣大员来镇压地方的，它是出自朝中的宰相去到各地监控汉人，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明代的地方最高长官最初是布政使(管民政)、指挥使(管军事)、按察使(管司法)，后来中央又派遣钦差大臣去地方察看，名为巡抚和总督，一开始完成了监察任务，后来干脆又长期驻扎在当地，成为比三使更高一级的官员。

明最低一级行政部是县，往上有州、府，再往上有三使的副属官员，然后三使，然后巡抚，最后总督。相比与汉的地方组织，一看就可以区分优劣了，汉地方也是县，往上就只有郡了，层次太多，等级就森严，连续隔几级的人相互间不能平等对待，行政不够简洁，效率低又容易滋生腐败。

(明代地方政府有个很致命的问题，县令实在太难做了，这是主要是由底层腐败造成的。

每个县令下面都有很多属员，文书、跑腿、警卫等等他们统称为胥吏，吏不算是正式官员，已经是不在朝廷的编制之内的了，是临时招聘的工作人员，他们有的来自于一些落第秀才，有的来自乡村的读书人，他们一般有点知识文化，有的有点理财能力，充当帮助县令写文书，做活，打杂的角色，所以从种种职能和待遇来看，他们的地位是较为低微的。朝廷是没有给他们分发俸禄的，只是偶尔有一些不关紧要的补贴，但就是这些职位还是有很多人挣破头脑去抢这个位置，因为这中间的油水太多了。县令是经过国家大考，经朝廷任命后派遣下来的官员，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就是不能来自本地，这是由于提防他们回到本土偏袒本乡人，关系过密，也不利于他们行政，另一面也害怕他们发展自己的势力，造反谋乱。每个县令就任时，虽然在法理上，他们在本县是最高的行政官，但是总得依靠这些胥吏去治理乡村，因为他们多是当地人，对当地的风俗文化习俗都非常了解，使得县令往往受制于这些胥吏，也由于他们对底层的每一个个门路都摸得很清楚，他们是最直接与基层的人接触，文书档案经由他们手，他们可以在中间上下其手，同行互相勾结，收取普通民众的许多中间费，可以无肆地贪腐剥削他们的利益，什么司法财政，都可以靠他们一个小手段就能改变原来的意思，有时候这些外来的县令不得不受其掣肘。所以县令的压力来自两层，县令上有数不尽的上级，向下有不怎么听招呼的胥吏，县令是夹在中间的饼馅，"明朝县令的这个官是最难做的"的话题后面，却是明朝地方制度失败的最直接映射。

关于这一点，我曾在马伯庸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一书中，作者以几个真实记录在案的历史事例，描绘了胥吏在底层如何自由肆意贪墨的事迹，对种底层生物的丑陋卑微面孔有了很生动形象诠释。而直到这里才可以看出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良苦用心。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更是直接戳穿了出了明代地方制度的真相和本质，他谈到在明成祖时便规定胥吏不能当御史，这就是规定曾任公务员的不能做监察官。监察官需要什么人来做，我们都知道，客观公正，不空说无凭，严肃谨慎，胥吏被默认为杂流，在身份的上就赋予了类似歪风邪气的象征。在政治上被看不起，没有地位。再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钱穆先生称这些为流品观念。促使他们干脆也不再自爱，自我堕落。为县令这一职业生活在闭塞保守的村部落，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监督机构，政虽由县令出，还得层层叠叠受到胥吏的修改，干扰，只要不符合他们利益甚至可以直接抹杀掉，他认为县令以上的官都是管官的，县令处于中间难以有作为，而真正管理民众的就是这些千千万万的胥吏，他们隐藏得很深，却贻害无穷。

说起来这就是个死循环，假若地方太强势确实容易冲撞中央，中央也没有号令天下的威严，地方即使没有谋反变乱的心，但是却是怀璧其罪，屡遭受中央的监控和责难，行政管理何其难。地方政府太虚弱，管理民众无力，所以中央与地方政府必须要有一个相对平衡的点。

明代考试制度

明代的考试制度，说白了依然是受约于身份认同上，秀才和举人两级的待遇与进士相差很大，通过了乡试的举人，只有候补官员的份，并没有真正官职身份，秀才就更加不用说了。高名次的进士还有机会进入到全国最高学院继续深造的可能，本来科举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进士享受了举人秀才享受不到的教育资源，没有充沛的空间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来观察学习国家的政务，在实际理政上进士的这些优势确实使得他们在各方面的能力也会强一点。

发展到明代的八股文章，已经是很陈腐落后的了，但是说起来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它最主要的缺点在于考选的内容与未来要担任的任何一职务，任何的实务没有多大关系，为什么政府还偏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想说，这是专制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我们细心想下，那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宋代不考诗赋考经义，仁义道德，大家一样地会说，谁好谁坏，很难辩。演变到明代，又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违反了这个格式就不取。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

明代的赋税制度

黄册和鱼鳞册是明代的赋税制度。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是登记田亩的。我们若就黄册鱼鳞册这两种册子来细想当时创立此项制度之用心，实有未可厚非的。在此项册子上，不仅便利了政府收租的手续，而且实在是不便于民间之兼并的。自唐两税制以来，政府方面，究竟是只顾虑在政府自身的财政上如何图谋政征租手续之方便，而再不能在经济理论上来努力社会民众方面土地制度之建立。而民间舞弊取巧，则层出不穷，上面立一法，下面即跟随着这一法来作弊生巧。自从有了鱼鳞册，民间即在鱼鳞册上想花样，如当时所谓飞洒诡寄之类，一切作弊的花样，一时也说不尽。所以鱼鳞册黄册的数据其实在明几代人后就已经不再准确。明代的这种赋税制度，其实是种推倒以往一切，但又吸取了以往所有制度中精髓部分，它是一种重建经济制度的方式，虽然是将赋税制度变得比以往都更加复杂化了，但是同时也是详细化了。这对于一个没有懂得便捷统计学没有高科技时代来说，不知道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明的赋税制度因为复杂，层次多，它看似严密，但究竟是敌不过人类聪明的大脑，他们能够利用任何的缝隙去贪墨，极尽不能承担的负荷。明朝的苛捐杂税应该是历史上最多样的，一开始是正常的田税人口税劳役，后来是强征百姓无偿地为其修工事，修房屋，到后来什么吃饭睡觉，拉屎放屁都要收税，简直是荒谬至极，让人难以想象，明朝的腐烂从赋税制度开始。

春秋时代的井田制，这是后代中国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因当时贵族阶级为求便利税收制度之简化，而终于把此井田制度破坏了。北魏时代的均田制，也必先有三长制的整理户口册籍作准备。唐代的租庸调制，也因于当时账籍制度之淆乱而不可再行使。自唐代两税制以下，因于种种实际困难，逼得政府只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重要理想放弃了。

中国每次的换朝易代，都是社会系统重新组织，土地重新分配的开始，这个开始往往是基本符合社会各阶级的标准的，但是历史规律已经明确，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轻易熬过300年，也没有那个朝代在熬过两百年后不走滑坡路的，这几乎成为一种定律。明的一条鞭子法就是又将一切简单化的过程。前面所述，在明中期后，黄册与鱼鳞册制度都已经是失效了，已经不能作为朝廷征收税赋的依，因为这个制度的受益人不再是政府，而是中间的地主官僚阶层，它们兼并大量的土地又有不用缴税的权力，百姓的血给他们吸吮，本来应缴给政府的税项全部转移到他们身上，政府财政拮据，没有了开销来源，一条鞭子法的产生也是由于这层关系的。是把一个人所需承担的所以税役都归入到田赋项中去，统一征收货币。此法看着便捷可行，其实也有其弊端，此制也如宋代的免役法一样，虽在南方觉得是便利，但在北方则各处深感不便，反对甚烈。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的，它必须和同时其他几项制度牵动和影响。

明代兵制

明代的卫所，便如唐代的府。明朝的军事堕落在于建国后，没有了战争后，战备一直处于荒废状态，行兵打仗的武器都生锈了，军装也是无良奸商制作出来的劣质产品，兵员长期疏于训练，艰苦边防士兵也没有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关系到明代的政治制度，明以文治国，重视文官，武官的地位远不如文官，在朝政上能说得上话的都是清一色的文官，文官看不起武官，不尊重他们，使得武官一直处于一种卑下地位。而另一方面，使得兵与将之间的矛盾重重，文官经常收受武官的贿赂，武官俸禄低，几乎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明将中稍有一官半职的武官就只能向下施压，他们随意差遣这些底层士兵去干苦役苦差，打骂体罚他们，明朝出现许多的大小兵变都是由于将领抢占普通士兵的军饷粮草造成的，将领无底线地压迫下层，贪腐属下的财产，到底还是体制上出了问题，而中央完全不重视。士兵生活困难，吃不饱穿不暖，工作劳累无报酬，这样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直到明中期张居正的改革就有对军队进行有比较大力度的整改，但是他死后，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明代人的兵役制度是吸收了好几个朝代的教训，可谓是煞费苦心想出来的，但是我反而觉得是历代兵役中做得最好一个朝代，既不能让武将有统领军队造反谋乱的可能，又得让军队保持战斗力，在这中间寻得了很好的平衡，不过它的优点也仅仅在于此而已，根据明初朱元璋那种比较狭隘的军事眼光，他制定了的军事战略就是:别人不打我，我们也不要去惹别人，别人若惹我，也要谨慎三思，不能轻易出兵。就已经注定了，明朝往后在面对北边各部蒙古人依然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经常要采取一些非常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外交问题，中期很多执政者曾做出过一些努力，试行了很多在原来制度下的调整，但始终是治标不治本，跳不出原来的五行之内，积弊也因此越来越深。

清代:

制度与法术

若说政权，在清以前中国人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到是发展到清朝时期，在满洲人的统治下，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政权，这种政权可以称为部族政权。不论是满清好，还是以往的元朝的蒙古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是私心的。在中国的清以回的历史中，中国人是不断扶植读书人去参加选举考试来获得参与政治机会的，而读书人并无世袭，就没有固定可说，虽然唐之前的东汉有贵族，魏晋南北朝有大门第之流，使得大部门资源都在集中这部人身上，使得他们更占优势，但是他们本质还是读书人，后来的制度也在不停地矫正这种不公平的情况，这就是一种制度在后面的支撑和制约。清朝时期，是没有制度的，是完全出于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它属于一种法术。是依靠统治阶层用个人手段来驾驭控制的方式。

抛开清朝来说，今天我们则要讲全民政权，国家主权应在全体民众，这也是我们的理想。但这仍是不可能的，这里面仍不免有其他阶层夹带在里面，比如资产阶级为中心，比如知识分子为中心，或者其它一些人来代表全民。这对于一个地广人密的中国来说仅仅能做理论上的知识。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说他们是代表全民的，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能说是代表全民的。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这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他们本来就是从平民中取来的，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地把国家的最高级官员用全民选举的方式来进行，再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虽然拥护皇帝，但却不算是皇帝的私人势力，从这个方向来看，中国的"民主"一点都不比同期的西方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西方的政党，其背后是代表着社会的资本和产业。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因为有了士这一流品，它就不再需要宗教，它的政府也不会变成了贵族政府、军人政府、富人政府或穷人政府等，而永远是一种士人政府。

再从历代的考选人才，录用人才的方式来看，无论是两汉的察考制，两晋的九品中正，还是唐之后的科举，都是完全着眼在士这一转变上划分的。以天下人读书人来构建我们的国家，这难道不是历代王朝的任务之一吗

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清代政治皆有满洲贵族在后面拥护，这个皇帝才能坐得安稳。皇帝的专制，他们的集权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雍正时期成立的军机处，就是把代表全国最高的发号施令政治中心移动到皇帝的南书房里去，从以前的皇帝移步到文华殿武英殿商量政事，到内阁大臣主动到皇帝的宫殿里设立的军机处进行密议。明朝后期已经有这些趋势了，皇帝不出宫办事，找几个自己信任的大臣直接来和自己商议大事，所以清朝的太监是没有机会干政的。明中期的张居正却以相体自称，可以径下政府最高的命令，使得监察部门和六部堂官都围绕他来行政，便是与此相违背的。清代军机处是可以向六部尚书大臣以及各省最高级别的督抚直接下达命令的，军机处是皇帝御用秘书处，它们当然是全权由皇帝掌握的。

他的最高命令又称上谕，上谕分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这是种明发公开的，向天下人颁发的命令，基本是些小事。一种是寄信上谕，是属于皇帝寄给官员私人的谕令，它是一种密令，除了皇帝和军机处，没有人知道它的内容，皇帝可以给兵部户部长官下令，比如他想了解一下某地方的情况，他可以直接寄信给地方督抚咨询，畅通无阻，但是依然是最高命令。这就不能说是一种制度，是一种私心，凌驾在制度之上的法术。所以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的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各地也派有他的特务人员，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带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

但从另一方面，皇帝又是容易被蒙蔽的，清代只有高官才可以给皇帝上奏折的，连一向有清望的翰林院也不能独自向皇帝专折言事。比起明朝连布衣也可以和皇帝取得直接的沟通，两者相差太远了。只有从上向下的传达，没有从下向上的通达。

官员的任命历来是吏部管的，在唐时以及宰相也有高官的任用权，但是明废宰相后，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受大家尊重的。小官的任用，则权仍在吏部。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廷推。小官岁不由皇帝简任，但是由吏部挑选好后，必须见过皇帝后，才得以正式上任。这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手里。这种做法不是说皇帝多看重这些官员，而是在暗示他们，没有皇帝的点头，芝麻大的官，也别想做。这便是是专制，私心，法术。

地方政府:

满族人在入关，正式称帝后，才发现他们根本统治不了这么庞大的国土，还有比他们在人口数量了多几千倍的汉族人，他们想出了好几个办法，地方最高级别官员一般都是任命满族官员，又同时拉拢蒙古人来狭制汉人，清代和元朝一样划分人种等级制，在清代满族人当然是第一等，蒙古人是第二等的，汉人是第三等的，蒙古有很多被封为王公，也与满人贵族联姻的，身份远比汉臣高贵，满人皇帝信奉蒙古与西藏的喇嘛教，他们是想借宗教来羁縻他们，对他们进行拉拢怀柔的政策，在前朝的明代汉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包括蒙古人的这一块，清代在策略上明显是比明代高明不少的，清统治者又喜欢大搞各种文字狱，彻底使汉人读书人的精神退化，他们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如当时府县学堂都有明伦堂，在里面都设有一个石碑，上面镌刻几条禁令:一、生员不得言事。二、不得立盟结社。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吗。这个石碑立于顺治五年。

清统治者又在中国划分了四个不能让汉人沾染的禁区。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故乡，他们的发源地，其实也不过是东北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里的很小一个小部落，但是他们把偌大的东三省作为自己的家。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在秦以前就是汉人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清代把它划分出去，做他们禁地，不许汉人出关。二、台湾也是禁地，不许福建人私渡，与台湾人做生意。三、北边的察哈尔和绥远也是禁区，这些地方与蒙古接壤，满族人不愿蒙古人与汉人交往过密。四、新疆。土地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专留给满人使用。

这些禁区多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因为长期的荒落，没有开发，就发展得很慢。

再加上以往那些扬州三屠，满洲人的这种种措施是十足的帝国主义者。帝国是有它的征服地的，比如英国人之香港，葡萄人之澳门，他们对待本国的人与自己殖民地下的香港人与澳门人绝对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的，殖民地上的人民是不享有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的

比如美国人若在菲律宾派总督去管理，那美国总统就等同于英国的皇帝了，这违反了美国立国的精神。这因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如果改了等于推翻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所以清代是的政权是帝国主义。

从时间轴来看，确实是越靠前的朝代，它的专制性越高，中央权力就越集中，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国家没有强大权威的政权，是根本凝聚不了多人生活在不同区域，依然能够一致对外。但也因此，权力越来越集中在越来越少手中，皇帝就更有机会获得最多的权力，皇帝实现专制其实是走了几千年弯弯曲曲的路，直到清朝才算是真正实现，所以在历代朝代来看，不是那个皇帝都可以专制，除了开国的有足够文治武功的，或手段高明的，其余的想要实现这点是极不容易的。但是清代不仅是满足这一点，它限定只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有权，它是一种变异的表现。这一小撮人又是极不稳定的份子，它们享受国朝最好待遇，接受高官厚禄，一旦变质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可想而知。

(满人其实是非常介怀这层身份认同的，甚至比汉人更加介怀，他们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中国，但是像以往所有朝代一样，人心安定才是一项必须得做的政治工作。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读书人都是前明的参加过科举的秀才和举人，儒家的道义告诉他们要忠君爱国，这是他们的道德立场，在长期累月的熏陶中使得他们这种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一时半会是很难消除它的。满人很聪明，他们又利用科举制度，意图把汉人中的这些知识份子都吸纳过去，高官厚禄去诱惑他们，有了满人的六部尚书，也要有同等量的汉人尚书，不断瓦解他们对前朝那种忠诚和怀念，他们显出一副剥露心扉，兼容并蓄的态度，但实际效果呢，清朝的六部尚书没有实权，他们的副官侍郎甚至都可以和尚书有同等的政治地位，一切只是为了做个样子而已，汉人中有很多能处于高位者，却甚少能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实权军权这些他们更是不让沾手，只要，他们善于策反洗脑工作，不断疏软汉人的骨头，狼牙棒随时握在手里，偶尔给点甜头，让他们服服帖帖的甘愿做个奴才，这时候清朝的汉人文臣哪里还有什么人格尊严可讲？满人的军队比汉人的军队待遇是高很多的，汉人军队依然是由满人来统领的，在前两百多年中，汉人带领满洲兵做大将军的，只有岳钟麒直到了清末年满族人在面对严峻的国家形势面前，到达腐烂难以自修的地步，只能被迫先后任命了四位能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他们皆是汉人。)

(大清统治者貌似对普通的百姓很好，类似康熙五十年的永不加赋税，地钉合一，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乾隆时的大幅度救灾助民，多次减税免税，但是后期的政治腐败，官僚系统的贪婪消除了这一切的"仁政"的作用。乾隆后期与嘉庆时期的多地民变已经是让帝国的弱点彻底暴露。

直到硬生生地激起了一个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一个很理想的政权，他以均田制，军功章制来吸纳大量民众，但是他们的统治者水平非常低，他们信仰的是拜上帝教，一个外国人的教会，但是洪秀全肯定自己也没有多少理论，只是学习到一些皮毛，就向百姓教授，民众学习到的又是根据洪秀全等领袖根据自己个人喜好改造的教册，总体是一种粗糙浅陋的洗脑书，显得相当的不伦不类，根本就与外国人的天主教没有很大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们连根都没有扎稳，就开始全面抛弃中国传统的文化，到处焚毁掉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对读书人千般侮辱，他们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他们欺骗民众，愚化他们，稍获得点胜利分配革命果实时，先前划分好的大饼最后却都归于了当权者的亲属，他们实质是建立起一个比清朝更加封建原始野蛮的社会，可以想象，他们假若成功了，只会比清代腐败的速度快十倍，他们会背叛原来支持他们的农民，会重新走上更加排斥外力的老路，所以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钱穆说过，太平天国若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

近代的中国人，正也在想把中国全部历史推翻了，所以更多对太平天国报同情。

这是我极力推荐这本书的最主要原因。钱穆先生之所以不断地为中国的历代政治辩护(除了清代)，是因为他对我们几千年的中国史熟络通透，他不但对我们中国传统政治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对西方那一套虚伪的民主自由平等也有足够的认识，他认为中国有的优势，西方不一定有，中国人的丑陋，西方同样存在的，没见得比我们好，而我们却要全面丢掉自己根去崇洋媚外舍本逐末，根本就是一种自暴自弃又愚不可及的行为。钱穆先生为了我们本土重新建立文化威信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那个中式文化式微的年代，这样的言论殊为难得。

变法与革命:

太平天国灭亡后，为了阻碍帝国主义的脚步，救国图存，中国慢慢出现两种派别。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康有为。康有为认为要搞君主立宪制，首相实权，皇位虚设，但是这与清政府的利益强烈冲突，所以他只能默认爱新觉罗的皇位世袭制，并且保持一定权益。这样一来，他又成了名副其实的保皇派。后来他们失败了，他的弟子梁启超好像是顿悟了，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实不在需要革命。而在当时则非革命不可。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部族政权，就无法推翻这个内底里的帝国主义。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成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他们忽视了皇帝身后的拥护者。

满清的政治制度，仅仅是简单抄袭前朝的政府组织系统的模板，但是清代又不是以政治制度为主，而是以大量的法术来操控社会的，因此不能说它是继承了中国以往的政治制度。没有历史因袭的政治，没有传统沿革的制度，是不行的。与太平天国一样，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它的衰败灭亡也是必然的事情。

任何一个国家都脱离不了权，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

钱穆整书才九万八千多字，我却足足看了一个星期，我也写了超过两万五千字的笔记，但是依然却回味无穷，意犹未尽，觉得远远不够，皆因这本书没有一点废话，它简洁直白，通俗易懂，观点明确有见地，没有那种老生常谈，狂妄不羁又油腻随意的戏史方式，使我恨不得把整本书都背下来。

在当下，在这个节奏紧张的社会，读书创作非常不容易，也完全没有任何利益驱动，纯属是个人业余爱好，来个关注点赞就是最大的支持，也欢迎各位兄弟朋友们各种剧烈的点评，我会持续进行修改完善，使内容变得更加充实有力。

如果这是知乎世界的超能力的话，我也别太贪了，我就背个《四库全书》好了……

《毛选》，因为它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本同时具备顶级格局视野，又具备顶级实践智慧，立场坚定讲真话实在话，供普通人学习的“屠龙技”。

1

说到格局视野，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受什么影响，《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讲的很清晰，讲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真实环境。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

“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

短短几句描绘的是这样一个现实的环境：

整个世界主要是由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少数的帝国主义国家不仅仅控制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还把手伸向全世界大多数其它国家，相对弱小的国家，比如中国，绝大部分国家脱离不了被控制的命运。

帝国主义控制其它国家的手段主要两种，一种是直接殖民统治，如当时当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一种如当时的中国，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

帝国主义间接控制中国，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操作是这样的。扶持属于自己的军阀势力，通过买办和乡村豪绅阶级来维持统治，对内对工农阶级事实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打压革命力量，分裂中国。

帝国主义间接控制的力量不容小觑。比如当时本来中国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从广东出发，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联合联共扶助工农，后来孙中山去世，就轻而易举的被买办豪绅篡夺了领导权，立马转向反革命。

这是整个世界运转的逻辑。

在那个系统之下，影响中国革命的发展的最大阻碍，其实就是帝国主义。

中国革命的胜利，本身就是TG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买办和豪绅，推翻帝国主义势力走向独立的。

但是即使新中国成立，还要受这个系统的影响。

直到今天，中国要发展，要实现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发展高端科技和产业，最大的阻碍还是帝国主义和其买办，美帝国主义以及在华的买办企业。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

说到实践的智慧，《实践论》就是标杆。

一个人在发展过程中想要不迷茫，多用实践的三个阶段来审视自己所处的位置。

《实践论》把一个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感性阶段。我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首先进入的阶段就是感性阶段。比如我们去一家公司，看到了这家公司的装修，看到了这家公司的员工，跟领导接触，知道了领导这个人，吃饭的时候，看到了公司的食堂，这些都是从不了解到初步对公司有了第一印象。

初期因为对公司不够了解，只能从外表的各种印象来叠加，叠加起来后来的印象就是感性阶段的认知。

一般一个人进入一家新公司，感性阶段的过程需要经历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在这个阶段，自然会犯错，犯不懂不熟悉的错，这个过程就是必然的，是熟能生巧。

如果一个人在这个阶段迷茫，只需要加大实践力度，就可以快速度过感性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一点都不需要担心。

当通过很多印象的积累和实践，逐步过渡到对事物的本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就开始进入了理性阶段。

比如有的人去一家新公司，一开始找的是公司的氛围，人际关系和谐，愿意去这样的公司，但是通过一年到两年的实践，最终发现这不可能，因为一个部门的人际关系本质上以竞争为主，暂时合作为辅。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容易变化发生冲突的时候，求部门人际关系和谐，这就成了缘木求鱼，当认识到这一点后，转变处理人际关系的办法，多竞争，暂时合作，部门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得顺利一些。

这样的实践过程，一个人的认知就从感性发展到了理性阶段，对事物发展的判断就更为精准。

如果一个人在这个阶段迷茫，就需要多思考，多去跟厉害的沟通，向厉害的人学习，学习分析事物规则和规律，再通过实践来掌握和运用这些规则规律，当能熟练掌握的时候，就不会迷茫了。

过了理性认知阶段，第三阶段就是用理性认知反过来改造世界的阶段。

这个阶段属于创新阶段，是通过原有的认知来认识新的事物，这个阶段做好会有最大的成就感，而且因为之前的两个阶段已经完成，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了一定的预期，反而不会迷茫，会信心满满。

3

最后再讲到立场，教员的立场我想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会怀疑他的立场，是他带领无产阶级和农民和进步人士建立了新中国的，是他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个标准，他一生爱人民，人民也爱他，他的立场坚定不移，他的内容不会存在屁股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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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建了一个读《毛选》的号，里面有更多关于读毛选的思考和总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公号“崔丁读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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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a-tu-86 网友的相关建议: 
      

《人在漫威，做幕后黑手》

起点文，漫威同人，但走的是幕后流。

四千均订，成绩挺好的。

唯一的缺点，看的时候容易破防。

且作者永远不会再更新这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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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zheng-zhu-3 网友的相关建议: 
      

掌控药企的大资本家，还有官。

其实大家都明白。

希望仇医者不要因为自己的懦弱而拿基层医生出气。看到卫计委的大官了吗？您敢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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