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长宁区多所中小学的调查问卷中，包含诸多「自杀准备情况」相关题目，这一问法是否会对学生造成不良影响？ 第1页

这样的做法肯定是欠妥的。

但是询问自杀并不是像公众认为的那么可怕。一种普遍的恐惧是，直接询问有关自杀的事可能会把自杀的念头带进受访者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临床的证据显示这样的事情会发生。（Hobes，2006）

这里说的“直接询问”主要指的是在咨询室里的面谈询问，在咨询室里咨询师以平静、接纳、不带评判的态度询问自杀想法，反而可以让来访者能够真实的表达而情绪得到舒缓。而且咨询室里询问，咨询师能观察到来访者在谈论过程中的变化，也向来访者展示你对此不会感到不适，能够掌控事态，给来访者带来稳定感。

但是如果是大面积心理普查的量表施测则是另外一回事。量表的题目本身一般不会引发问题，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受访者在答题的过程中所身处的背景环境如何，不知道受访者会不会曲解量表施测的用意，不知道是不是有受访者存在相关的创伤，这是有一定的可能性会诱发某些学生的不适感。这反而让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处在更大的不确定性的风险之中。我们在一线工作当中确实有发现这样的情况，有极个别的学生会因为测试感到不适，但通常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即便只是在大量的题目当中穿插询问一道关于自我伤害的题目。这些学生通常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心理创伤。

所以在大面积心理普查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会采用有经过国内信度效度检验，问题也相对来说更为温和的量表，比如中小学最常用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周步成教授修订编制的《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MHT是两分法选项，也更能筛选出处在极端状况的学生出来。而且在施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相关的专业老师在施测现场指导填写，控制施测环境。

存在的第二个问题，询问自杀相关的题目问得太多也太细。即便是在咨询室里咨询师和来访者面对面的询问，我们也不建议不断地深挖来访者的自杀倾向，而是要确保平衡谈话的内容，除了会询问自杀的相关情况之外，还会引导来访者聚焦在生活学习的积极面，忽视来访者的积极体验，一连串地询问他自杀相关的问题，就像把来访者关在一个没有新鲜空气的房间里，即便不会闷死人，但多少令人感到呼吸困难。

事实上正常的心理普查流程不会对所有学生询问自杀相关问题，即便问了题量也会非常地少，也不会问得非常地详细。一般来讲会选择PHQ9抑郁自评量表进行大面积筛选之后的二轮施测，PHQ9询问学生自我伤害念头的题目也就只有1题。心理相关工作人员人手充足的话，最好不必通过量表施测来进行自杀问题的询问，可以通过结构化地个别访谈评估学生的心理风险，而且也没有必要跟所有访谈的学生谈论到自杀的议题，只有在咨询师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才进行。

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即便通过大面积问卷量表询问自杀问题一般不会引发更多的心理危机，但是要考虑到公众以及学生家长并不了解心理评估的专业知识，大量的自杀题目很容易引起舆论的广泛讨论，将本来常规的工作引来更多不确定性的风险，舆论危机反而可能引发次生的心理危机。

存在的第四个问题是，这样的量表并不适用于小学生。 @松鼠 已经在他的问答中有说明这份量表适合17岁以上的人填写。实际上不仅是这份量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建议小学生使用任何心理量表和问卷。因为他们认知水平有些，常常会曲解题意，同时他们对自身的情绪状况也很难描述准确，对自身的问题也难以觉察。对于小学生来说，建立“守门员”的制度是一个更有效的心理筛查方式，这里的“守门员”一般是老师，最常见的是班主任，家长也可以加入其中。学校的心理工作人员要定期对老师和家长进行培训，普及心理危机个体的甄别和处理的知识。

最后我想说的是，心理筛查制度已经有比较系统成熟的做法，上海作为国内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这样不专业的操作让我感到很惊讶。当然心理普查之后还存在很多需要改善的部分。1.学生隐私的保护；2.学生受教育权的保障；3.准确的评估；4.伦理的监督；5.还有医院、学校和家庭协作机制的建立。

目前这几个方面是亟需完善的部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