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俄国内战中农民的遭遇？ 第1页

当我们在讨论内战时的农民问题时，常常以一种单向的视角来审视问题，那就是沿用了原先的管理者视角来看待农民的处境，分析他们的行为，但恰恰是这种视角模糊了内战中农民的遭遇以及他们的行为逻辑，因为以小共同体为单位的农民问题不可能用一种社会化的阶级视角来看待（当然以一种自上而下的进攻则不用考虑那么多，就如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不需要理由一样），农民与俄国社会其他的群体的互动是双向的，同时一些农民本身的行为也一样给他们的农民同行们造成了痛苦，指出这一点就能够发现农民是俄国内战中的重要组成，但是却又是消极参与的部分。

农村秩序的重构

俄国农民（或者说世界普遍性的）本身的生活方式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思考，俄罗斯帝国虽然在最后的岁月中走向了发展的快车道，普及了一些乡村教育，但是依然有半数以上的俄国人是文盲；公社并没有完全的解体，除去那些工业密集地区外，俄罗斯的北方、伏尔加、高加索以及西伯利亚依然遍布着各种的传统社区，他们与世无争，只在默默履行着自古以来的臣民义务。

但是世界大战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国家总动员以及革命之后的复员将原本稳定的社会搅动得鸡犬不宁，更加要命的是内战爆发之后的二次动员加剧了农村的不稳定因素，这使得农村呈现了两个特征：

第一是军事化

第二是暴力化

第一点很好理解，那就是军事组织技术由原本的常备军专属流入了民间，许多农民在战时学习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知识，在西部国境的战斗也让他们见识到了现代化的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得到了高度组织性，在复员后乡村中出现了大量的退伍兵组织，即前线士兵联盟，这些组织起初是一种经济互助性的，但是在复员后续工作中，农村中的这种组织就迅速帮派化了，他们懂得使用现代武器武装自己，以连排单位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领地，对于任何过路的军队都是异常危险的。

同时在20世纪初兴起的农村合作社运动让非官方的群体可以参与粮食贸易，但是直到1917年都影响较小，在此不多谈。（不过很多合作社运动的领导人以个人身份保留了影响力）

第二点是由于粮食问题和和平问题引发的。我们知道内战波及了俄国大部分的领土，内战中双方的正规部队都在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实力，而对于很多中立地区采取了过火的行为，这让农民感受到了威胁，从而采取反制措施保护自己的传统与财产，这种暴力行为层出不穷，它不仅是贫农对富农，地主的战争，也是本地人和外来户的战争，更加是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战争，这种暴力是双向的，多层次的，往往存在一个相互报复的过程，直到某一方宣布放弃为止。

以上的两点综合起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矛盾，由于俄国的商品粮区都在战线拉锯地区，所以这种矛盾演变为了一种无意识串联的战争。

农民与内战双方暴力互动的逻辑

与作为俄国农民阶级先锋的社会革命党拥有明确的全国性纲领主张不同，支持他们的农民本身并没有超脱于自己社区的政治意识。农民也许会与“反革命分子”作战，惩罚“富农”，或报复布尔什维克“强盗”、“叛徒”。然而，正如红白双方的当局抱怨的那样，各种农民游击队、自卫军的行动本质上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甚至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是单纯的覆盖以意识形态外衣的经济行为。在这一点上，全世界的农民在先天性上并没有区别。

用一种投机性的民粹主义来描述可能更加准确。具体表现于立宪会议的选举，以及全俄农民联盟和农民苏维埃对待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态度，这些组织由农村中具有显著智识和财富优势的人进行代表，以地方诸侯们为例子，如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市长A.阿列克谢耶夫斯基、雅库特人民政府主席P.库里科夫斯基、北方临时政府主席N.柴可夫斯基等等，他们都是社会革命党或者其他温和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很少有来自自由派或者反动派的人担任农民代表的。他们能够大胆地进行许诺俄国庞大的农民群体以光明、平等的未来，而农民们则是回报以消极的选票支持，只要这些进城的代表们不派遣军队来进行粮食垄断就行。

临时政府和立宪会议困死在大城市后，上述的很多农民领袖们逃离了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汪洋大海，来到了我刚刚说到的产粮区，那里是他们的传统票仓。但是和预想不一样，农民们参与人民军的兴趣寥寥，社会革命党只能依靠那些不满对德国停战的旧军官和哥萨克来充实军队，虽然在社会革命党的组织下伏尔加河一度拥有近十万的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的部队，但是在缺乏外援和农民中立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不得不撤离这里。

农民们在面对前来征兵的官员是不会有好感的，不管是任何一方，1918年8月科穆奇开始的动员令遭到强烈抵制的原因就在这里，但当人民军溃败，红军前进时，农民们又积极地组织了起来，以村庄为单位组建了地域性的联盟进行阻拦。在农民武装密集地区的地方拉锯就是这样的结果，红军和白军都需要面对充满敌意想要缴自己械的农民自卫军。不过相比红军，白军更加需要这些农民的支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白军虽然很不愿意看到大量不受控制的民兵存在，但是由于自己势单力薄，在红军第6、7集团军面前只能去支持失控的农民部队。

虽然农民的行动带有功利性，但是他们依然受到内战各方的政治影响

由于内战双方都经常发生对敌方控制区的暴力袭击，农民游击队的暴行也是对敌人或其家人在对手手中遭受的侮辱和掠夺进行报复的一种方式。游击队很可能对俘虏的敌军士兵极其残忍，以阻止他们的对手对自己的家乡进行类似的袭击。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游击队没有试图掩盖他们的暴力行为，而是经常吹嘘他们所实施的暴力的原因。可悲的是，这只会促使战争另一方的报复越来越残酷。

对贫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农民来说，掠夺前线另一边的邻居们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游击队活动还获得了政府的军粮和财政补贴，而战时的政府严重依赖农民志愿军。因此，在内战期间，基层暴力变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交易，这无疑有助于肇事者为自己辩护。对游击队来说，食物资源的匮乏是杀害战俘或敌方同情者的重要动机。正如白方的卡累利亚志愿军向他们的指挥官解释的那样，当他们自己的村庄处于饥饿边缘时，不可能“浪费宝贵的食物来喂饱敌人”。尽管军官们试图介入，但卡累利亚游击队经常屠杀他们所有的俘虏。

我们看出这种相互伤害的劫掠活动都是那些想要当兵吃粮的人所为，而真正的富户是他们的赞助人，这些农民武装会去抢劫那些没有防御力的人，不论贫富，阿尔汉格尔斯克政府试图挽回一落千丈的民望，试图制止这种混乱局面，但是于事无补。这就是白军一方的农民武装的逻辑，那么红方一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同样混乱，但是遮盖了政治性的行为。

1918年9月，什切尼科夫在布尔什维克防御阵地的中心科特拉斯组建了自己的部队。到了10月中旬，在皮涅加山谷已经驻扎了大约150名装备有机枪的士兵。在意外地获得了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运来的大量粮食以供该地区居民过冬后，什切尼科夫的部队成为该地区无可争议的主人。该部队司令部随意使用粮食资源和军事强制力来确保其统治地位，成立了穷人委员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分配粮食，并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该地区忠于布尔什维克政府。但在后来的一次布尔什维克省委会议上，一名参与会的直言那里没有举行任何选举，苏维埃代表只是“由部队指挥官任命的”。他还承认，只是凭借自己的判断力[从人群中]处决了一些毫被认为是无价值的人。

在战时状态下，大家都越来越愿意利用暴力来解决当地传统的农村竞争关系。最终，这些地方性的争吵和冲突与国家认可的恐怖活动相重叠。他们一起制造了螺旋式的、经常是不加区别的暴力，被广泛称为红白恐怖。

粮食专政

月经问题，我不想多谈了，这实际上应该归类为一个经济贸易问题。

PS：当在分析问题时应该以微观的地域视角进行分析

（未完待续...?）

你是一个俄国农民。

沙皇没了，俄国动乱了，战争的创伤撕裂着每一个人，这个时候:

保皇党来了，你献出了你的粮食，因为你害怕保皇党的马刀。

德国人来了，你献出了你的牛羊，因为你害怕德国人的步枪。

白匪军来了，你献出了所有，还看着他们拉走了你的小女儿，你依旧不敢动。

现在，红军来了，他们说的口干舌燥，可你突然胆气盛了起来，你决定什么也不交，因为一群一百年后吃的满嘴流油的中国网民教你，自由无价，尊严至上，坚决反对侵犯人权的布党!你还打断了儿子的腿，因为他鬼迷心窍，说不能再当奴隶任人宰割，妄想加入什么红军，没说的，必须打断腿。

至于前面几拨人么?不好意思，我中国网友眼神不好。至于更前面你受到沙皇和地主老爷的压迫，那我中国网民眼神就更不好了，我们看不见。

果然点名喷我，但我回复反驳之后就把我屏蔽了。

@海阔天清人和

也不知道咱俩谁睁眼说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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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年俄国征收的粮食18年的7倍19年的4倍 如果19年都算强取豪夺 不知道1617年算什么。

你先看看俄国内战前到底产量是多少 13年俄国小麦黑麦大麦燕麦加一起就有8500万吨

内战时期没有产量 但我估算算上马铃薯有5 6000万吨有什么问题

还有布党最初控制的中部和北部，莫斯科周边难道粮食都不产吗 而且内战到了19年布党已经打下乌克兰，别再偷换概念了。

布党在农村组建的贫协，主要成员就是失地农民，大概是30%。考虑到战争影响，农民大量破产，这个数字可能会上升到50%左右（列宁的原话是“无地及迅速破产的农民）“。

难为你说了句实话，你知道不知道49之前的中国，完全无地农民也达不到30%。这也是一些历史发明家说中国土地比较平均没有尖锐的阶级矛盾的论据，但实际怎么样估计你也清楚。到了俄国这里一半农民没地，在你看来这阶级矛盾不尖锐，你自己信吗，

不要拿中国斗地主的事，脑补俄罗斯的情况。
你以为俄罗斯富农地主是坐拥大量土地，不事生产，然后剥削广大佃农贫农的食利阶级。
并不，农奴制改革后是地主富农租种贫农的地。
因为俄国收税收的是现钱，衣食住行也都是要现钱，贫农靠种地养不活一大家子人，必须去打工赚现钱，所以就把土地都租出去了。
而且贫农不是没地，南俄的贫农一户七八十亩地，但因为役畜较少，种不过来，也促使贫农出租土地，自己出去打工。而地主和富农的役畜多，基本每户都有五六百亩地。
这一进程在斯托雷平改革后大大加快，俄国用各种苛捐杂税逼迫贫农甚至部分中农离开土地，因为操之过急，斯托雷平创业未半就被boom了。但这并不妨碍富农成为粮食的主要生产者。
所以《列宁在1917》里，跑去威胁列宁不种地的是富农。而列宁说你要不交粮食就强迫你交，你要反抗就消灭你。因为是当时种地真的富农和中农是主力，你把地分给贫农，贫农缺乏技术和役畜，他们也种不了那么广大的土地，三五年之内不会有什么产出的，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余粮收集。

一战之前俄国人均耕地不过10市亩 平均亩产不超过120斤，所谓俄国地广人稀地多少人，实际上并不成立。俄国人均耕地面积也就和49之前的东北差不多，农业水平比我们的关内地区要好一些，但也有限。如果你说的这套理论成立，那我们当年在东北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实际上根本不是如此。把地分给贫农并没有出现是无法耕种的情况。

你这才是在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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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分子的恐怖行为也影响到公社社区和集体农场。农民们所担心的作为一个可能的未来，是他们愤怒的另一个对象。对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恐惧深深植根于农民的思想中。“共产主义的兴起”在农村遭到洗劫和毁灭。例如，在秋明州Ялуторовского县的Красногородской乡，一个200人的公社被摧毁，Ишимском县“曙光”公社有60名成员的成员被叛军处决。 [Известия Тюменского губернск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и губкома РКП(б). — 1921. — № 351.с. 2]
有报告称，起义分子杀害了流离失所的农民，其中许多人是穷人，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并加入了该党。布尔什维克通过向其他农村公民提供农村产品和工具、牲畜，为重新安置的穷人提供了真正的机会。移民，或者有时本地人被称为“经营不善的穷人”。[Хейфец К. Белый бандитизм // Былое Сибири. — 1923. — № 2.с. 86]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村庄里，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很小。然而，根据农民的观点，这些移民的不动产的来源被认为是不公正和不道德的。西伯利亚人对共产党人的这种行为持敌对态度。“非自己的”农民补充了叛军敌人的“黑名单”。例如，在Красноярском Ишимского县的一个村庄，有多达200名成年和儿童移民被杀。 [Померанцев П.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Сибири на внутреннем фронте (борьба с восстаниями в тылу за 1920-1922) //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Сибири. — 1923. — № 3-4., с. 90]在Орловской 和 Ялуторовского县Омутинской乡的也看到了类似的反叛活动。

看这些所谓农民起义者的行为眼熟吗。

中国的解放战争里有个组织叫还乡团，你说俄国革命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组织。

中国的封建势力会起来疯狂反扑，俄国的封建势力难道会坐以待毙吗

如果你把解放战争里还乡团，还有中南西南的剿匪都算成农民起义的话，效果就和布党镇压所谓农民起义是一样的了。

一普特约等于16.38公斤 19年征收量132361千普特 大约等于216万吨

当时俄国粮食总产量大约在5000万到6000万吨这样。 征收数量也就占总产量的4%。

传说中的横征暴敛。

俄国经济人口工业集中在两个城市群。而俄国农村又地广人稀，用于出售的粮食比例大。所以控制两个城市的势力，只要控制周边农田，就可以养活两个城市群的人口。

再加上市民阶级的扩张时间足够长，大多市民并没有一个“农民爷爷”。所以如果农民搞“种粮食警告”，工人阶级并不介意把他们图图了然后建立国营农场恢复粮食供应。

另外俄罗斯农民和中国农民不同，绝大多数扔中国都是“大地主”水平了，所以他们更类似于红脖子，天然的保守派。欧洲的革命家几乎都把农民当做是大反派，如法国“革命家”们禁止农民拥有选票，以免把国王又双叒叕给选回来。

近代及古代，中国几乎没有纯正的“城市人口”，大多在城里有宅子的，乡下也有地。除了极少数商业城市和北京，纯“城市人口”几乎都是贫民。然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城镇人口已经多于农村人口。再加上新城市人对农村的感情越来越淡，势必会发生改变。如认为农民对土地的特殊感情是“特权阶级”“既得利益”、支持大农场的声音越来越大（虽然农民在中国仍然有政治正确加持，但舆论对日韩农协、香港新界农民的态度有目共睹）。未来很有可能走法国和苏联/俄罗斯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