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不成问题的问题》这部电影？ 第1页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谁铸造出市侩和无赖

文/杨时旸

笑声。如果说有什么内容贯穿了故事的始终，那就是丁务源独特的笑声。范伟并不是第一次使用这种他熟稔掌握的笑，只不过这一次，把它着重提出，大肆表现，几乎成为了这个故事最重要的“配乐”，如此精准地切中了这个故事的要害和精髓。那或许是一种只有中国人才可以会意的笑声，它由一种独特的喉音构成，震动发于胸腔，声音止于口唇，一切点到为止，既不是哈哈的开怀大笑，也不是呵呵的随意敷衍，充满节制，礼貌，木讷，老实本分，有卑躬屈膝的臣服，还有着能搞定一切的笃定，这种笑声更多的用来表态而非抒情，这矫饰的笑从抗战年代的小小农场一直可以贯穿到2017年当下的饭局、职场与官场，从未改变。所以，这个角色都穿着长衫的黑白电影其实有着独特的当代质感。

丁务源梳洗得当，有条不紊地喂了鱼，戴了表，让人们以为他是个颐指气使的老爷，毕竟刚刚他还挺着肚子站在窗边眺望，一转头，就变得低三下四，冲着镜子拍拍脸，说，“三太太，肥鸡和肥鸭都给您带来了。”媚态也需要排练。那是他第一次给自己装扮上谄媚又拿捏有度的笑，紧接着，他就开始让那种独特的笑声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各个场合，和太太小姐们打牌的麻将桌，和工人们称兄道弟的牌九游戏中，又或者遇见莫名撞来的虚伪艺术家，甚至，面对那个即将把自己替换走的新主任时，他都一成不变地凭借这一款独到的笑化解一切，主子的差使也好，农民的狡黠也罢，哪怕面对留洋博士的义正辞严和不通世故，他都能应对自如，这卑微和自我贬损的笑声成了武器，柔和克掉了多杀钢铁的棱角，流水又消化了多少坚硬的石头。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异质性和中国特征都如此突出，突出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黑白影像，也不只因为那些层山叠嶂和流云如泻的远景，更多的是因为这部文人片中指涉的问题——一种绝对中国式的问题，从空间上说，它只会出现在中国，一种由东亚儒家内里生发出的独特人情世故，混杂着一些政治背景造就的浑浊麻烦，从时间上讲，那些问题从未被解决，绵延无尽，故事写的是抗战年代，而看看当下呢？如果让故事里的人换身衣裳，涂上色彩，很多东西都可以原封不动地搬演，过去的事体却掷地有声地激起了当下的回音。更绝妙的是，电影对于这些问题的呈现方式本身，也仍然都是中国式的，深藏不漏，机锋隐遁，充满留白和意会，一切都在揣度之中，人们会意，微笑，摇头，轻声慨叹，然后茫然四顾。问题其实被呈现得尖锐又绝望，但却完全没有愤怒的指摘、锋利的批判，也没有居高临下，而是润物无声地端出一角，一截，一片，然后让人们自己在头脑中拼贴出全貌，那边边角角都是溃烂，全貌怎样，可想而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表达观念和介入现实的一种独特口气。

这个三段论的故事，从技术上讲，符合现代标准的编剧守则，平衡，打破平衡，又回到平衡，从精神层面上讲，却又有趣地暗合着东方式的心态和定律，看着一切几近崩塌，即将巨变的当口，莫名其妙的，锐角的转折就变成了一道温润的弧线，事情渐渐复归原点，一切怎样开始，一切就怎样结束。开场的时刻，作为农场主任的丁务源给三太太备了鸡鸭，讨来了给小少爷做寿的差事，为太太分忧，到了结尾，依然给太太带了鸡鸭鱼肉，又讨了给老爷做寿的差事，依旧让太太频频点头，甚至还顺带着准备给小姐说门亲事。风暴都在茶杯里，而且都已是旧事，他又成了一个隐忍的好人，一切都处于一种超稳定结构之中，任何力量都无从撼动。

故事中的三个人背后是三群人，虽然他们之间互相抵牾，制约和冲突，但却意外构成了这个超稳定三角形的三个支点。

第一段故事有关丁务源，交代了这个人的一切秉性，对上谄媚，对下压榨，他做得颇有分寸，那媚里也不是完全无骨的令人恶心，还总有一份稍稍挺括的尊严和身段，但又绝对尊卑分明；那些压榨却也涂抹了一层称兄道弟的义气，他使着小坏，让那些穷苦汉子们给自己送钱，转头就拍拍握握，用一点言语上的亲昵和小恩小惠的钱财让对方对自己感恩戴德，所以，从这个段落，所有人都能看出，丁务源诠释了一种独特又精准的面貌——圆滑。在中国，这不被认为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但也绝不被视作一种需要鄙夷的劣行，在普遍的人群中，这一切被私下认同，被当成一种生存哲学承认下来。那个农场得以运转，都被认为是由于这种圆滑的运作而维系的，是这样才润泽了一些关节，以至于没有崩塌，不至拮据，但也无法盈利，一切浮于微妙。

第二段有关秦妙斋，显然，这个虚妄的青年形象是那个战时年代，变革时期，新旧文化冲突中生长出的奇异果实，如果说，丁务源是一个圆滑的市侩，那么秦妙斋就是一个经典的无赖。事情至此，两个人产生了绝妙的化学反应。秦妙斋一度是丁务源的麻烦，成为了让丁务源深陷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最终，他却成为了解救者。两人借着酒劲儿互相称颂着彼此的仁义道德。无赖救了市侩，那谁是受害者呢？显然是尤大兴。

尤大兴在最后一段中以变革者登场以失意者落幕，一个浸淫于西方的规则至上主义者，一种凌厉的处事方式，企图分辨对错是非，像一种无法抵挡的变革强音，但有趣的是，他娶了个旧式的妻子，一种秉持着圆滑价值观的女人。这块空降的石头，最终被一滩内外交融的污水化解掉了。

这故事里最绝妙的点题之笔都被小心翼翼地藏在了不经意的对白里。丁务源慨叹着念叨，“苟且性命于乱世，有命活着就好。”这是他价值观的根基。最后出了乱子，农民在外面扮演暴民，伪知识分子在那里表演正义，一个市侩的领导者缩头缩脑地等待渔翁之利，多少事情都是如此同样的模型呢？此刻，丁务源对尤太太讲，“我们先不问对错是非，先把事情解决了，好吧？”引得女人拼命点头称是。最坏的事情就藏在这一去一往的互动里，我们有一种文化，就是不问是非黑白，只求息事宁人，进而维护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每一次的敷衍和调和都给下次爆发积攒了更猛烈的弹药，更致命的是，人们都被如此的权宜之策搅乱了是非观，变成了一群刁蛮的无赖，然后，当权者又以这些底层者的刁蛮和不开化作为借口，拒绝给予他们权利和平等的对待，一切都陷入死循环，而到底又是谁和什么造就了这样混沌的困局？这才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个小小的农场，一条完整的人际关系链，一个人间微缩模型，它可以无限扩展，成为隐喻更大地界的小小标本。

这故事中的人物时常因为光影的缘故成了剪影，远远的，人们都虚了脸面和身段，轮廓和轮廓对话，有时，一切又都陷入一片黑暗，声音和声音对话，一切值得玩味的内容都在这片模糊不清之中氤氲。一切都不用彻底明说，也都没人完全说明，意涵暧昧复杂，就如同丁务源那独特的笑声，只靠意会。

三太太在开场时疑惑地问，一切都那么好，可这农场为什么就不能盈利呢？到故事收场，她还在问着同样的问题。她的困惑很真诚，毕竟，她与真实世界如此隔膜，或许有人觉得，那个农场里的世界，注定如此混沌下去，如果想真的解决问题，只能期盼一种革命式的暴烈行动，比如，那个正义的尤大兴就是这样想的，但终有一天，人们会发现，那暴烈的行动发生之后，等尘埃落定，一切仍然会回到那种超稳定结构的旧态之中。这问题成不成问题？

（本文首发“枪稿”公号，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部电影，那么在我看来，“文人电影”这四个字当之无愧。

印象中以民国时代为背景的电影少有票房卖座的，但回忆起这些电影，无论是《黄金时代》还是《罗曼蒂克消亡史》，印象中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腔调在，就像清清冷冷的基调里隐现着一位旗袍女子的侧影，微微抬着头，有点傲气的意味。《不成问题的问题》则直接把这种腔调用在了整部电影的色调上，黑白做旧质感，带着点那个时代的熏黄色，像极了在柜子里放了许久的旧时山水画。

这部电影配乐少，多数时候只能听见背景音中的虫鸣和鸡鸭牛的叫声，尽显田园之趣，部分手持镜头和剪影拍得好似木版画，人物来来去去进场出场都似乎是静悄悄的，一点儿也没有原著里那种漫画式的聒噪。老舍的文字一向是辛辣老道的美，适合用京片子读出来，而本片则更像里面所用的上海话和四川话，韵味全在转角和话尾处，让人回味无穷。导演解释道，很多冲突在小说里是成立的，但影视化的过程中得做一些减法，把一些调性太高的给降一降，例如打倒尤大兴那场戏，只拍了尤氏夫妻把门锁起来躲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大声讨伐，去掉了革命式的闹腾腾的场面，也让观众看起来舒服。镜头收敛却不失圆满，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文人电影”的特征之一所在。

在改编圆满方面，导演和编剧们也是下了一番功夫。同样是讲故事，对于小说和戏剧，人们在接纳的过程中却会有不同的期待。老舍的这篇小说篇幅短，人物刻画也比较平面化，每个人的性格用几个词就能概括，特质突出，像是一帧帧讽刺漫画，读者们乐于看到纸片上这些小人儿针锋相对。而戏剧则不同，换了真实的人去扮演书中的角色，若是只演出那么几个关键词，未免显得太过干瘪和虚假，正如导演自己所说的一样，戏剧缝合的东西得要做圆了，于是我们能看到秦妙斋和沈小姐那么些微浪漫的瞬间，也能看到丁务源默默抽烟时的一声叹息。

有很多人大概都没看懂教授失踪的那场戏，我看网上有些评论甚至说秦妙斋最后被抓起来，是因为他杀了教授，这就未必有点过度解读了。首映当场梅峰导演的阐释是，原著中秦妙斋是偶然晃到这里就出场了，但电影不能这么拍，每个人怎么来怎么去为何而来为何而去，都要交待清楚。编剧们在翻阅当时历史资料的过程中，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当时的新闻，一位略有左翼倾向的教授在来到重庆后失踪了，来接他的学生找不到他人，两三个月后才知道是被当局抓起来软禁了，于是就把这则真实事件安到了秦妙斋的身上，弄丢了教授又怕承担责任，于是正好来这农场里苟且偷生，人物的出场也就说得清楚了，在小说的空隙里填入一些材料，增加了故事性同时也留给观众们更多的想象空间，不得不说是妙哉。

说它是“文人电影”，还有一个原因在于镜头的抒情性。电影的结尾有这么几个镜头，三太太沈小姐和丁务源站在河滩上谈话，工人唱山歌，尤氏夫妇空荡荡的房间和彩蛋里尤太太若有所思的背影，每个镜头停驻的时间都比较长。导演解释道，如果只是放一个空荡荡的房间，显得太突兀了，于是加上山歌那段，算是给电影留点余韵。而尤太太的背影则加强了这种余韵，从头到尾，在农场这个小舞台，人们来来去去，却没人真正把这个农场当一回事，只有尤太太说过一句，不想走了，她是真正把这里当做一个寄托的，结尾再在这里收一下，镜头的抒情性就更为彰显了。

“文人电影”原因之三，在于导演和演员本身对角色的人文关怀。很多人在看完这个电影后都给它定性为“职场宝典”“厚黑学目录”，批评丁务源，赞扬尤大兴，在我看来，这都是看懂了故事，却没看懂电影的心思。原著里的丁务源的确可恶，但在电影里，导演梅峰和演员范伟塑造出来的，却是“一副竭力生存于规则中的个体最有代表性的肖像”。

影片一开始，丁务源对着镜子梳理自己的头发，笑着对镜说，“三太太，肥鸡肥鸭给您送来了”，就奠定了这种表现是种表演的基调。真正把阿谀奉承当做本能的人，是不需要这样的排练的，对镜表演确认后马上收敛起笑脸的那个他，也许才是真的丁务源。遍观全片，在老爷太太们面前唯唯诺诺的丁务源是紧张的，在工人们面前和蔼可亲的丁务源是压制着自己的怒火的，在秦妙斋面前满口赞扬的丁务源是虚张声势的，只有在和小随从一起时候的丁务源是放松的。可就算是这样，在小少爷的生日宴上感受到沈老板的敌意，确认自己要被辞退时，他还是需要自己一个人待在寂静无人的园子里，抽上一支烟。看似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实则冷暖自知。

经历了生死之劫回来的丁务源，眼神里似乎少了那么一丝油滑，多了一层真诚和哲学家的深思，当他对秦妙斋说出“人还是活着最重要”的时候，我似乎都觉得他要放弃农场主任之争，另寻他路，重新开始生活了。虽然最终结局也没有走到那一步，但我还是相信，那个时候的老丁，内心是有震动的。

不光是小时候受教育影响，就是现在我看电视剧电影，也总爱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可是人性大概没有完全的好或者完全的坏。一水儿说丁务源这样的人其实最讨人厌，愿意跟尤大兴这样的人相处，可真到了办公室里，尤大兴估计才是那个得单独自己去吃中午饭，投票没人投，聚会也没人叫的可怜虫。看完电影，我们似乎会不受控制地把自己把身边的人往丁务源或是尤大兴身上套，可事实往往是我们不像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作为一个没有phd学位普通人，我的能力也许就那样，不会一事无成也不会事事成功，有讨厌的人却也谈不上愤世嫉俗，有时候甚至有点秦妙斋的洋洋自得，更多时候是小心翼翼地对待身边的同事朋友，甚至经常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去帮别人干事只是为了博得身边人对自己的一点好感，想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拼尽全力想让每个人都喜欢上自己，偶尔遇到来自他人的一点恶意，也只能表面嘻嘻哈哈背地里自己默默点起一支烟。

我想，在这部电影的世界里，丁务源也是会失眠的。睁眼是无尽黑暗，耳边响着昆虫的鸣叫声，孤独得只有自己。你说，他失眠的时候，在想什么？是否也和在这城市中跌跌撞撞，努力讨好身边所有人的我们失眠的时候，想的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