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大学的文学系教育是什么样的？

我在哥大读比较文学和犹太文学的博士，一读就读了N多年。虽然我不知道哥大是不是属于所谓的世界顶级高校——毕竟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中文水校”（美国人的中文什么时候这么好了？），但在我看来，无论是哥大的日耳曼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研究所还是图书馆，都满足了我一切关于文学研究的想象，甚至更多。关于在哥大读文学研究是什么感觉，一言以蔽之——先给你看最厉害的学者，然后一步一步掰开揉碎了教你一套如何成为那样的学者的方法。

在来哥大之前，我被之前的学校发配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待了一年，以提高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虽然那一年因为宿舍里的一群“美国损友”天天找我喝酒开party、几乎把我带进沟里（下面连接就是讲那一年我在以色列的醉生梦死），把个耶路撒冷住得像索多玛一样，但课我还是尽量上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并且就在离开以色列返回纽约的前一周，我蹭了一个在希伯来大学召开的国际意第绪语文学会议。在那场会议里，与会者反复提及三个名字——Ruth Wisse, Benjamin Harshav和Dan Miron。这三位学者可能对于国内学界不算太熟悉，但在犹太文学研究界，就是泰山北斗一般的存在，其写就的文学评论在目前可以当做一手文献进行研究，就是这么厉害。当时，在哈佛的Ruth Wisse刚好退休（所以申请时我也没申哈佛），在耶鲁的Benjamin Harshav已经去世，三位学者中只有哥大的Dan Miron还奋战在科研教学一线，耄耋之年，头脑澄明，精神矍铄，活得好好的还没有退休。

其实，当时我也没怎么当回事儿，每天被美国人的小酒儿和甜言蜜语灌得晕晕乎乎的，学术神马有如浮云。可是，一周之后，在耶路撒冷的快活一年结束了，我不得不提着两个大箱子回美国，先去好像in the middle of nowhere的Middlebury College苦哈哈地学德语，然后八月十三号那天早晨赶了最早的飞机回纽约报到，就那么开始了我那又疲惫又刺激的博士第一二年。（这是个很大的故事，会提到很多人和很多事，诸君慢慢看。）

和欧洲博士一去就直接写论文不同（如果不是这样也不要指责我，因为我没在欧洲读过博啊哈哈哈），美国博士第一二年是要上课的，而且，比博士开学稍早半年发生却与上课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事件是，我在申请哥大填网申时把能点的选项都点了，恍惚间记得有那么一个问题：你想参与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的联合培养吗？本着“能点都点”的原则，我当然要点，至于点了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在申请时并没有想过。然后那年三月中旬哥大给我发了offer，犹太逾越节、希大放假的三周我回国happy，某天在家里躺着赖床时收到了哥大的邮件，说你已经被哥大比较文学联合培养项目录取云云。啥了？我怎么就被联合培养了？行吧行吧，你愿意联合培养我我就让你培养，看你能培养出个什么来。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联合培养”指的是我需得在完成日耳曼语系授予文学硕士、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的各项条件之后，还需满足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提出的各项条件，如果都满足了，学位证上会给我一个比较文学的concentration，意思就是我读博期间受到的教育不仅是日耳曼语言文学的教育，俺们那研究还是有比较文学视野的，你就说牛不牛逼、厉不厉害吧？

虽然当时还激动地拉着我表姐出门吃了一顿烧烤，但现在想来真是有够中二的。但录都录了，不念是不可能滴，不让他们联合培养我是不存在滴，所以一开学我就开始了解两边的培养方针。

日耳曼语系意第绪语专业是这样的：1. 选六门研究生level的相关课程并GPA不得低于3.2；2. 旁听两门（必须得去，哥大旁听也是有R学分的）；3. 意第绪语学完高级课；4. 同时要会希伯来语、德语或者斯拉夫语中的一种，要么母语要么完成高级课（这点我记不清了，似乎有这么一条，所以当时我用希伯来语顶上，虽然我汉语超溜但汉语是没有用滴）——完成这些要求，颁发Master of Arts一枚；5. 再学6门课；6. 通过资格考试（后面详述）；7. 通过开题报告答辩——满足这些要求，颁发哲学硕士一枚；8. 写完博士毕业论文，标准由自己导师和答辩委员会决定，如果能写到他们的标准并通过答辩，那么就颁发哲学博士一枚。而在此过程中，还需要教三年六个学期的本科生，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一样重要。

而比较文学研究所的是这样的：1. 满足本院系所有条件，就是上述要求；2. 必修比较文学概论课（一般博一一入学就得上）；3. 除却英语之外，还要会三门与研究相关的语言，通过高级课程（显然，我的汉语又用不上了，我的研究和中国没关系啊，我当时报的是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至于第三门，后面有补救措施）；4. 需要用第二外语去上两门课，最好用第二外语教的，最次读材料也得用第二外语去读（我就选的希伯来语课）；5. 第三外语如果不够灵光的话，那么可以用三门跨学科的课程顶替，必须选课而不能旁听（因为当时我德语还没有学到可以听课的程度，于是我就去北美犹太神学院上了三门历史课然后又在宗教系旁听了一门宗教研究课）；6. 开题报告需具有比较视野，在通过本院系审核之后，交与比较文学所再审，两边都过了才算（开题报告过了之后比较文学所给了我个小奖，2000美金，想想还蛮开心的）；7. 博士论文写完，达到答辩委员会要求，然后交与比较文学所再审，如果通过以上所有要求，则会在学位证上给予比较文学concentration的标志。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完成这两套流程，就能取得真经，功德圆满，可召唤带concentration的哲学博士学位一枚。但这两套流程走下来，就算不死大概也得褪层皮——这个argument的证据就是，不知道诸君注意到了没有，我们是一边读博一边拿学位的，读完一个博士其实是给三个学位的。为啥要给三个学位了？直接给个Ph.D不香吗？当然香，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这一大套流程走下来的，有些人卡在了上课上，有人卡在了资格考试上，有些人卡在了开题上，有些人卡在了毕业论文上，有些人读着读着就不爱读了——我知道的最早退学的是博一开学三周后，也见过死活考不下来资格考试的无奈只能走人。虽然不知道淘汰率几何，但学校做此安排就是怕上述人士读了N久却一无所获，索性在每个关键节点安排学位一枚，以考虑之后就算你不读了也不至于两手空空两眼泛红。

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可以用“残酷”形容这一过程的话，也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所以我用“刺激”这个词来形容我博一博二的生活。但当时的我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你让我上课我就昏天暗地地上课写论文，你让我念书考试我就不分昼夜、狡兔三窟地念书考试，你让我教本科生我就备课上课、上课备课地和本科生们斗智斗勇、看谁厉害。虽然每件事听起来也不算太难，但是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些事中的两样是同时发生的，我必须得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以那几年耳边始终有个滴答作响的倒计时钟，各种事情翻江倒海地涌来，让我趴在图书馆的桌子前哭哈哈地欲哭无泪，真可以用“刺激”来形容。不过，虽然现在写起来感觉有点惨，但其实真正在经历那段咬牙前行的时光时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完成手里似乎永恒都做不完的事情上了，完全忘记了悲喜自怜的感觉。

那会儿博一要上比较文学概论的必修课，我选了之后发现老师姓Liu。我在图书馆一边啃饼干一边想，诶？这不是个刘吗？老师是中国人？但她为啥叫Lydia？那又不是中国人？当时我还是个爱发学术朋友圈儿的中二青年——现在基本全是吃喝玩乐了，谁爱看你论文写到哪了今天又看了什么书？——我就把选课屏幕拍了个照片发到朋友圈里去，然后我国内读博的朋友纷纷点赞，并且说：你连大名鼎鼎的Lydia Liu都不知道？谁？我不知道啊？其实我从在国内读研究生起就不太关注中国文学了，关注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平时也都看英文文章，所以我国内的同学这样一说，我还真是挺好奇的？这人是谁？

写到这儿大家估计知道这位老师是谁了。我现在犹记那是我在纽约的第一个秋天，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学校里的树一点点变黄了，唯独John Jay Hall前面的那棵树变得火红。那会儿刘老师课上讲fetish，大概是一些太平洋岛的原住民喜欢随便选取一些自然界的事物来崇拜——读了那周的材料之后，我决定选这棵春夏冬都和别的树没什么两样、唯独秋天偏它变红了的树当我的“幸运树”，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所以，我只在从哥大115街进到校园里的那个门往Butler图书馆走的路上看到过那棵火红的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是哪一棵。要不明天去看看？

之所以要讲起这棵树，是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年秋天，每次这棵树变红了，我都会想起刘老师的课。她的英文说得虽偶尔有停顿，但思维却像激光一样精准，而且有力，每次上完她的课我都有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有一次下了课，我带着一腔子小惊喜，一边慢慢体会着那种被动顿悟的感觉一边在路口等个红灯回家吃饭——那会儿哪知道纽约人闯红灯都闯出文化来了，代表着时尚效率和“一生不羁爱自由”，千万不要学我们，不好，大大地不好，但那会儿我刚来不久还没被纽约人这种恶习浸染，所以一到红灯就乖乖地站着等。那会儿临近冬天，六点多的天已经全黑下来了，但不知怎的，当我在路口想清楚某些学术上的关键问题时，我竟觉得夜色下的风都是斑斓的，而我则像刚刚被启蒙、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一般。

后来我去刘老师的office hour和她谈论文，她倒蛮关心我的，问我过去学什么的现在学什么以后毕业论文打算写什么等等。我说我以前是北师大学中文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就跳到日耳曼语系了，她也觉得蛮惊奇的，问我，那中文就用不上了？我说，嗯，暂时用不上了？然后她说，20世纪20年代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引进了很多意第绪语作品，你学个德语、再学个俄语，哎，这就成了！以后中文肯定能用起来，母语嘛，你以前还是中文系的，丢了多可惜！当时听她说这番话时，我心里倒没有特别大的波澜，毕竟那会儿我还在哭哈哈地上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的高级课，还想着期末怎么拿A呢，中文早就会了也不着急用，所以当时也没有怎么太放在心上。然而，那次谈话多年之后，我不仅学了德语和俄语，而且在中犹比较文学方面发现了一整块前人从未发现过的处女地，除了意第绪语之外，正需要德语和俄语，论文专著写个10年都写不完，而且似乎只要我能做，毕竟犹太学者中文特别好的不多，而中国学者又不懂意第绪语。

不知道我这偶然的发现和当年与刘老师在office hour谈话有多少联系，但现在想来，真好像命运的馈赠一般，而这种馈赠，并不只发生了一次。

因为我要用希伯来语上文学课，当时在哥大的课表里翻来翻去也只翻到了一门Dan Miron用希伯来语上的课，我就选了，兴冲冲地去听。那是2016年的秋季学期，当时Dan Miron已经八十多岁了。他是以色列人，虽然在美国生活多年，但也没有美国教授那种容易亲近之感，相反，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当他第一次看到我顶着一张东亚小脸走进教室时，那表情还以为我走错了教室……他问我，你是来上XXX课的嘛？我说，是呀！他说，你希伯来语可以吗？我说，试试呗，不行上两次我再退了。Miron老师大概被我的耿直打动了，说，那你试试吧。我就找了个角落座位坐了下来——当时，我不知道的是，那是Miron老师退休前上的最后一学期课。那学期上他课的人大概有七八个，在我看来已经蛮多的了，毕竟我上的课有时候教授对着我一个人讲，如果能又三个学生就谢天谢地、如果有四个学生那就神佛保佑了，所以，有七八个那简直是奇迹再现了。但是，我其实没有估摸错误，真正选了他的课的人，只有我和一个头发蓬蓬的、一个脑袋两个大的哥们儿，我俩大眼瞪小眼地在教室里对坐着上了一学期的课，到了期末一沟通才发现，我俩一个系的并且share系里一间办公室。哎，按照岳云鹏的话说，就是“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俩不得拜街坊！”

那其他的人都是谁啦？其他的人年纪都很大，比我父母都要大上一大截儿，而且大多数都拿着录音笔，说要给他们养老院的某某某某录，所以每次上课他前面都一大片录音笔。在这些老年人里，有一位气质出众，因为那是冬季学期，没上几次课天就冷了，那位气质出众者每次都穿着看起来质量很好的毛尼西装，然后上课非常积极地发言——其实我和我们系那哥们儿是不说话的，其他人也不说话，这门课基本就是Miron老师和这位气质出众先生沟通，我们听着就好。Miron老师叫他David，我也跟着叫他David，他每次都笑眯眯地回答，非常谦和可亲。

后来，就在倒数第二堂课后，因为要和Miron老师去谈期末论文，我终于在他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和正式选课的另一位同学——就是那个一个脑袋两个大的哥们儿聊上了超过打招呼的天（他上课才来下课即走，谁知道他有多忙），知道我俩不仅是一个系的，还share一间办公室，他也是应了比较文学所的要求来听Miron老师的课（后来连答辩委员会成员都有相同的一位），而且，那位气质出众先生其实也是为著作等身的教授，是哥大主校区再往北走不到10分钟的北美犹太神学院的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文学教授David Roskies，而他，也是前面提到的Ruth Wisse教授的弟弟。姐弟俩在我们圈儿里都是顶级存在，只不过弟弟比姐姐小了12岁，所以暂时在年龄上尚未能与上面三位教授比肩。我当时有点震惊——这位Roskies教授的著作和论文我不知道自己在其他论文里看见过多少次、也不知道我自己写论文时引用过多少次，他写的专著虽然也没有四五十本之巨，但每本也都是我们研究完全绕不过、必须得读的……然后被我David长David短地叫了一学期。

但也无妨，叫都叫了还能怎样？叫他不也笑眯眯地答了吗？

记得那年冬天，Miron教授的最后一堂课，Roskies教授带来了一大袋子吃吃喝喝庆祝Miron教授退休，有咖啡有水果有坚果有小曲奇还有一个无论是卖相还是味道都非常不错的大蛋糕，我们坐在下面吃吃喝喝，然后Roskies教授给每个人倒咖啡切蛋糕，看我那天被挤到了角上不好出来他就隔几分钟就问我，需不需要refill咖啡牛奶？需不需要再切块蛋糕给你？

那天的课就在我们吃吃喝喝间结束了，然后Roskies教授带头鼓掌，庆祝Miron教授完成了一生的教学任务，要回家安度晚年了——这也是我当时想的，毕竟那年Miron教授都已经八十二岁了，虽然他依然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头脑澄澈。后来我听中东系一位年轻的老师讲，Miron教授之所以退休，是因为他觉得，教学占用他太多写作时间了，他要回家写作而不是回家养老……然后，果不其然，就在前几天，我在给我导师当助研找材料时发现，Miron老师在退休（2016年）之后又发表了一些质量相当高的论文，而今年，他已经八十九了。果然是我辈楷模，除却他教给我的知识和方法以外，这人真是大大地拓展了我的职业想象力，让我看到，把人生时光用到极限去探索自己喜欢的领域是什么样子。

在上完Miron教授的课之后我又用了一学期补补比较文学那边要求的剩余课程——包括上了另外一门希伯来语文学课、几门历史课、一门宗教课以及一门文学理论之后，我正式进入了博士资格考试阶段。我们系的博士资格考试是这样的：选择和论文相关的三个领域，每个领域和该领域专家一起选大概80个材料（包括一手文献和二手研究材料），然后在规定时间内读完并参加考试。考试可以口试——就是老师向你提问你作答，大概一个到一个半小时。笔试的话就是从该领域老师那里得到一份论述题试卷，基本是五选三或者三选二，给你48小时答完给老师发回去，老师说你过了你就过了。听起来很容易是不是？

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个领域80个材料，三个领域就是240个材料，在一年半之内必须弄完，因为剩下半年要写开题报告，所以每个月大概要看13-14个材料，基本两天看一本。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有的材料可能就是篇论文，一两个小时就看完了，有的材料，比如我在考资格考试时有一本书叫Sabbatai Sevi: The Mystical Messiah, 1626-1676, 1000多页，我如果从办公室搬一次回家都要下好大的决心，而且其他的学术著作也都有两三百页或者三四百页之多——这样一周看14本？

听起来很荒谬，但其实我们不需要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的。这个考试其实意在训练我们查找资料、自己架构文献体系以及迅速处理文献的能力。如果要写一本学术专著，你会从哪里入手？当然是先有一个感兴趣的选题之后，然后根据这个选题开始找材料，迅速处理完这些材料、知道哪些重点用哪些可以用哪些不必用之后，再完善最初的选题，然后根据每一章节的安排再去二次阅读之前筛选之后的材料等。读博培养的其实就是撰写学术专著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个让人叫苦不迭但却又不得不参加的资格考试。

考资格考试的第一步是确定书单。我导师对我的要求是书单要尽量找全，然后拿给他看，如果他认为我缺了短了什么文献，他再给我补充上。找文献的方法通过给前面上的那么一大堆课写课程论文早已熟悉，何况犹太研究界还有个神奇的学术论文网站可以查询所有关于某个关键词的主流语言（英语、希伯来语、德语、法语等）写成的论文标题，通过这个网站做好了论文的list，那么直接去图书馆数据库找这些论文就好了。专著的话还是得求助google scholar, google books以及学校图书馆网站查找，但也并不费太多劲。说白了还是先列关键词，然后根据关键词一条一条地看和找，列完list之后也是从图书馆借——如果图书馆没有的话，那么就通过馆际互借去其他图书馆借，甚至去国外买，我考资格考试的好几本书就是图书馆从以色列买回来的，而且速度飞快，我都不觉得国际快递可以那么快时书已经被递到我手里了。插个嘴，哥大图书馆确实厉害，到目前为止，我找过两千多篇论文，你们猜有几篇图书馆没找到的？

一篇，而且这一篇论文是哥大图书馆动用全美50所大学的图书馆一起找，但不知道那篇论文为什么那么邪门，50所大学图书馆一起找居然都没找到，也只能罢休了。其他的，要么可以直接从数据库下载，要么跟系统提交一下两三天就能到。真的是厉害。如果我离开哥大的，最想念的可能就是这个超级厉害的图书馆系统，真是把我们各个都惯得不像样子。

确定完书单就进入了初次文献筛选。既然是初次文献筛选，我们就不需要把每本书从头读到位的，我的策略是：一手文献（其实就是文学作品）最好全读，毕竟文科论文需要从一手文献入手进行写作，而且一手文献往往都是小说剧本诗歌，比较好读，可读性也比较强。对于二手文献，我的策略是，论文要读，最多不过50页的论文再不读就说不过去了；读书的话，先读introduction和conclusion来判定这本书对我们的基本想法有没有帮助，然后如果有帮助就重点章节重点读，没有帮助就可以淘汰了。所以，看似240本书，其实真正需要从头读到尾的不多，有一些文献可以只读头尾、大概知道讲什么的即可，也有一些文献只读头读尾读中间一两章即可。资格考试看重的不是把文献都读完然后在笔试或者口试中会背，而是首先会筛选其次会灵活使用——所谓灵活使用指的是你该如何用这个材料里的内容去写开题报告？又如何通过你知道讲什么内容的材料去进一步拓展材料进而写论文？单纯记住这本书是讲什么的那本书是讲什么的不行，得把所有的材料看成一个数据库、然后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地自由提取其中数据供自己开题报告以及论文之用。

考完资格考试就可以开始写开题报告了。我知道一些学校（比如耶鲁某些人文院系）开题报告要求并不严格，但我们系和比较文学所那边要求还是蛮严格的。我们系不仅要求把开题报告写出来，而且还要求通过答辩委员会的答辩才算过，MPhil才能给你。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虽然说的是“写”开题报告，但开题报告的百分之八十的工作其实已经在资格考试中完成了。所谓的写开题，只不过是用简练的语言总结一下你在资格考试中看了那么多书和资料的发现和想法，主要还是在于先期阅读。但虽然先期阅读占了“写”开题报告的很大比例，但写开题报告也还是有各种讲究的。最低的要求是写作者得说服答辩委员会，让答辩委员会成员认为，你的开题报告值得一写，可以给拓展该领域的研究范围，并且在你的能力范围内是可以在未来的2-3年间写完并通过答辩的。要展现出这个意思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哪怕你已经看了那么多书、通过了资格考试。所以，在我写开题报告那学期里，我导师，也是我答辩委员会的主席，见了我五次，也就从头到尾给我改了五次。他的改法是先从大的轮廓框架入手，一点点缩小到具体句子和注释（对，他就是能管到我注释是否应该放到正文里来这些问题），一直改到无懈可击、我电脑里文件名都变成了prospectus 6*4 draft才让我提交，而且一交就中了个奖，也是开心。后面的论文写作和开题报告差不多，他每周见我一次，最开始先给我讲某一章的总体问题，然后接下来每次给我改7页。虽然我对查找资料、行文写作、引用论证等方面都很娴熟了，但他还是能在微小之处指出我的不足，并把他的各种写作经验仔细讲给我（此处就不便多讲了）。于我而言，这既是提高毕业论文水平和以后的论文写作水平，同时亦是听到了审稿人的意见，真是不可多得的经历。

论文我还在继续写着，和我导师的学习还在继续进行着。但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哥大无论是课程设置、资格考试还是后面导师帮我改论文，都时时刻刻地在教学生一种把看似玄学、让人摸不到头脑的东西系统化。虽然走完这套系统还蛮不容易的，但对于能够读到博士的人来说，各项任务其实也都是在“只要勤奋努力就可以掌握并圆满完成”的范围之内。再加上我们身边的学者（包括我那兢兢业业的导师在内）都是业内顶尖专家，所以，以他们为目标再努力，既有方法又有方向，再加上图书馆和各种资金灵力加持——虽然博士生们的上限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天分，但下限绝对不会低，而且放在全球范围来看、就算是平均水平也是很高的。而且诸如语言、方法、学术品位、精益求精的精神以及在读博阶段养成的精力管理和时间管理的方法（要不然我怎么能一边写论文一边玩一边勤奋地在网上罐水呢？）会让人一生获益的。现在无论是让我发论文还是教课还是管学生还是写专著，我都会有方法可依，写出来的东西或者管出来的学生质量应该都不会差。

更重要的是，一旦你掌握了某个对你而言至关重要领域的可操控方法时，那么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你都不会感到焦虑。焦虑往往起源于模糊的未知或者无奈的不可控，可当你已经可以以己之力控制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工作成果时，还有什么可焦虑的呢？

2017年秋，当时Miron老师已经退休好几个月了，我收到曼哈顿下城犹太历史中心的邮件，说Miron老师会在那里举行一次演讲，于是我兴冲冲地去听。讲座结束之后，在礼堂昏暗的灯光下，我一步一步走向礼堂的出口，偶然一抬头看见那里有一位背微驼的老太太正为我扶着门——虽然美国人有给后面人扶门的习惯，但我也不能让人家老太太久等，于是我三步并成两步地蹿过去。老太太看着我噌噌跑向她，笑吟吟地用英语说，不着急啊，慢慢来，然后就在我扶到礼堂出口玻璃门的把手时，我看清了这位是谁。Ruth Wisse，就是前面提到的哈佛退休的那位教授，Roskies老师的姐姐。我知道她退休之后就搬来纽约住，但没想到居然在今晚遇到了她。

很多年前，我在北师大刚上完比较文学概论的美国学派，回宿舍无聊地随便翻着网页，翻着翻着就想起来，看看美国大学对比较文学专业都啥要求吧。别的学校不知道，哈佛还是知道的。于是我就上了哈佛的网站，费劲吧啦地终于找到了比较文学系在哪，不知道为什么点进了faculty那一栏，从头看到尾还查了一大堆单词。当时看完也就忘了，只记住个Ruth Wisse的名字，因为我英语不好，所以我以为她姓wise，智慧的意思。“果然人家是哈佛的教授！”当时我想。

那晚在犹太历史中心的礼堂出口处，在我的手扶到了那扇玻璃门的把手时，我蓦地想起这段回忆，然后就看老太太冲我笑了一下，微驼着背，健步如飞地消失在纽约初秋的夜里。此时，身后一阵脚步声，刚做完讲座的Miron老师也从另外的门走了出来，脚步轻快、精神矍铄，讲了一晚上都不见倦怠之感。

哎，纵然时不我待、人生总如白驹过隙，但能在此生有此经历，也不算枉来一遭，就算哥大没有教我那些让我脱胎换骨般的技能，以后想起这几年来，大概也可算作一个不愿醒来的美梦吧。

10月3号下午，我在汉密尔顿楼八楼的办公室往下看，刚好能看到那棵幸运树，我的幸运树。秋天到了，幸运树的尖尖变红了。哈哈，那棵尖尖变红、和对面John Jay Hall的颜色融为一体的，就是那棵幸运树，过几天会更红，我再发照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