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量刑可以是100年以上，这是不是违背了富勒所叙述的法律不应该是不现实的特点？
在美国的量刑实践中，确实存在着判处100年以上监禁的情况，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富勒（Lon L. Fuller）在其著作《法律的道义》（The Morality of Law）中所提出的法律的“内在道义”或“程序的道义”原则，特别是“法律不应是不现实的”（laws should not be unrealistically demanding）这一条。那么，这种长刑期是否真的违背了富勒的这一原则呢？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理解富勒的观点，再结合美国法律的实际运作来分析。
富勒的“法律不应是不现实的”原则
富勒在《法律的道义》中，通过对理想法律所应具备的八种“内在道义”的阐述，勾勒出了他心目中的“良好法律”的轮廓。这些原则包括：法律的普遍性、公开性、不溯及既往、清晰性、一致性、可实行性、稳定性以及与执法的一致性。
“法律不应是不现实的”这一原则，在富勒的论述中，更多地是指法律的规定或执行不应超出普通人的能力范围，或者说，法律不应要求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遵守。例如，如果法律要求公民在一天之内学会一门新的复杂语言才能避免惩罚，那它就是不现实的。这种不现实性会动摇法律的根基，因为没有人能够遵守它，从而使其失去意义。富勒认为，不现实的法律会造成普遍的不服从，最终破坏法律的权威和合法性。
美国100年以上刑期的背景与目的
在美国，判处100年以上监禁的情况通常出现在极其严重的犯罪中，例如多起谋杀、连环犯罪、性侵儿童、恐怖主义等。这些刑期往往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1. 对罪犯的剥夺和隔离（Incapacitation）：这是最直接的目的。判处极长刑期，尤其是在罪犯可能长期生存的情况下，是为了确保这些被认为极其危险的个体不再能够对社会构成威胁。这种刑期相当于一种“终身监禁”的变体，旨在物理上隔离高风险的罪犯。
2. 威慑（Deterrence）：虽然关于刑期长短对威慑效果的研究存在争议，但理论上，极长的刑期可以向潜在犯罪者传递一种强烈的信号：某些行为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足以让人们在犯罪前三思。
3. 报应（Retribution）：对于一些极端残忍和恶劣的罪行，公众的强烈感受是罪犯应该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长刑期被视为一种“罪有应得”的体现，满足了社会对正义的期望。
4. 累犯（Habitual Offender Laws）：在美国的某些州，存在“三振出局”之类的法律，即累犯者在多次被判有罪后，即便最后一次的罪行相对较轻，也可能被判处极长的刑期，以阻止其一再犯罪。
100年以上刑期与富勒原则的冲突分析
现在，让我们来审视这些长刑期是否真的违背了富勒“法律不应是不现实的”原则。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一个人被判处100年监禁，意味着他几乎不可能在有生之年走出监狱。从“遵守”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已经“违反”了法律，并将为此付出100年以上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法律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执行”，只不过这个执行的结果是如此严厉，以至于剥夺了罪犯未来漫长的人生。
更深层次的分析：
富勒的“不现实”更侧重于“无法遵守”：富勒所强调的“不现实”，通常是指法律条文本身的要求超出普通人的能力，或者法律的执行方式导致了不可能被遵守。例如，如果一个法律要求所有人在被指控犯罪时必须在24小时内提供一份无法辩驳的无罪证据，否则将被定罪，这种规定就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几乎剥夺了被告为自己辩护的可能性。
100年以上刑期是“后果”而非“要求”：100年以上刑期，本身并不是法律要求犯罪者“做”什么，而是法律对犯罪行为的一种“惩罚性后果”。它是一种对过去行为的反应，而不是对未来行为的直接、可行的要求。法律并没有要求罪犯在被判刑后“表现”得像一个已经服刑100年的人，它只是剥夺了他获得自由的机会。
“可实行性”的另一个层面：富勒的“可实行性”（feasibility）原则，可以理解为法律的规定需要是可以被执行和遵守的。100年以上刑期，虽然对罪犯而言是几乎不可能“摆脱”的，但对国家司法系统来说，却是“可以实行”的。司法系统能够依法判处并执行这样的刑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并非“不现实”到无法执行。
刑期与“法律的道义”的张力：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两者之间的张力。如果将“不现实”理解为“与人道主义和基本生存权利的极端脱节”，那么100年以上的刑期确实可能触及这一界限。富勒的论述关注的是法律的“形式性”和“程序性”的有效性，而刑罚的“实质性”残酷程度，虽然不直接属于富勒探讨的“内在道义”的范畴，却与法律的整体合法性和社会接受度息息相关。
判例法与立法权力的扩展：在美国，长刑期的存在也与判例法的发展和立法权力的不断扩张有关。随着社会对某些犯罪的零容忍度提高，立法者倾向于制定更严厉的法律，而法院则在判决中体现这种严厉性。这种趋势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刑罚的“不现实”化，或者至少使其朝着超出过去社会普遍认知和情感的程度发展。
总结
总的来说，美国司法系统中判处100年以上监禁的做法，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讲，不一定完全违背富勒所叙述的“法律不应是不现实的”这一原则。富勒的“不现实”主要指向法律规定本身不可行或不可能被遵守。长刑期更多的是一种对严重犯罪的严厉惩罚性后果，是司法系统可以执行的。
然而，这种极长的刑期确实引发了关于刑罚合理性、人道主义以及法律与社会道德观念之间张力的深刻讨论。虽然它可能不直接违反富勒关于法律“形式”的道义，但它可能触及了法律背后所应蕴含的更广泛的“实质性”正义观和对个体基本权利的尊重。这种做法的“现实性”更多地体现在其执行的可能性，而非其对罪犯未来生活的“可行性”或“合理性”的考量。在解读富勒的原则时，我们需要注意其侧重点，同时也要看到法律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更广泛的伦理和实践挑战。
富勒的“法律不应是不现实的”原则
富勒在《法律的道义》中，通过对理想法律所应具备的八种“内在道义”的阐述，勾勒出了他心目中的“良好法律”的轮廓。这些原则包括：法律的普遍性、公开性、不溯及既往、清晰性、一致性、可实行性、稳定性以及与执法的一致性。
“法律不应是不现实的”这一原则，在富勒的论述中，更多地是指法律的规定或执行不应超出普通人的能力范围，或者说，法律不应要求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遵守。例如，如果法律要求公民在一天之内学会一门新的复杂语言才能避免惩罚，那它就是不现实的。这种不现实性会动摇法律的根基，因为没有人能够遵守它，从而使其失去意义。富勒认为，不现实的法律会造成普遍的不服从，最终破坏法律的权威和合法性。
美国100年以上刑期的背景与目的
在美国，判处100年以上监禁的情况通常出现在极其严重的犯罪中，例如多起谋杀、连环犯罪、性侵儿童、恐怖主义等。这些刑期往往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1. 对罪犯的剥夺和隔离（Incapacitation）：这是最直接的目的。判处极长刑期，尤其是在罪犯可能长期生存的情况下，是为了确保这些被认为极其危险的个体不再能够对社会构成威胁。这种刑期相当于一种“终身监禁”的变体，旨在物理上隔离高风险的罪犯。
2. 威慑（Deterrence）：虽然关于刑期长短对威慑效果的研究存在争议，但理论上，极长的刑期可以向潜在犯罪者传递一种强烈的信号：某些行为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足以让人们在犯罪前三思。
3. 报应（Retribution）：对于一些极端残忍和恶劣的罪行，公众的强烈感受是罪犯应该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长刑期被视为一种“罪有应得”的体现，满足了社会对正义的期望。
4. 累犯（Habitual Offender Laws）：在美国的某些州，存在“三振出局”之类的法律，即累犯者在多次被判有罪后，即便最后一次的罪行相对较轻，也可能被判处极长的刑期，以阻止其一再犯罪。
100年以上刑期与富勒原则的冲突分析
现在，让我们来审视这些长刑期是否真的违背了富勒“法律不应是不现实的”原则。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一个人被判处100年监禁，意味着他几乎不可能在有生之年走出监狱。从“遵守”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已经“违反”了法律，并将为此付出100年以上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法律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执行”，只不过这个执行的结果是如此严厉，以至于剥夺了罪犯未来漫长的人生。
更深层次的分析：
富勒的“不现实”更侧重于“无法遵守”：富勒所强调的“不现实”，通常是指法律条文本身的要求超出普通人的能力，或者法律的执行方式导致了不可能被遵守。例如，如果一个法律要求所有人在被指控犯罪时必须在24小时内提供一份无法辩驳的无罪证据，否则将被定罪，这种规定就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几乎剥夺了被告为自己辩护的可能性。
100年以上刑期是“后果”而非“要求”：100年以上刑期，本身并不是法律要求犯罪者“做”什么，而是法律对犯罪行为的一种“惩罚性后果”。它是一种对过去行为的反应，而不是对未来行为的直接、可行的要求。法律并没有要求罪犯在被判刑后“表现”得像一个已经服刑100年的人，它只是剥夺了他获得自由的机会。
“可实行性”的另一个层面：富勒的“可实行性”（feasibility）原则，可以理解为法律的规定需要是可以被执行和遵守的。100年以上刑期，虽然对罪犯而言是几乎不可能“摆脱”的，但对国家司法系统来说，却是“可以实行”的。司法系统能够依法判处并执行这样的刑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并非“不现实”到无法执行。
刑期与“法律的道义”的张力：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两者之间的张力。如果将“不现实”理解为“与人道主义和基本生存权利的极端脱节”，那么100年以上的刑期确实可能触及这一界限。富勒的论述关注的是法律的“形式性”和“程序性”的有效性，而刑罚的“实质性”残酷程度，虽然不直接属于富勒探讨的“内在道义”的范畴，却与法律的整体合法性和社会接受度息息相关。
判例法与立法权力的扩展：在美国，长刑期的存在也与判例法的发展和立法权力的不断扩张有关。随着社会对某些犯罪的零容忍度提高，立法者倾向于制定更严厉的法律，而法院则在判决中体现这种严厉性。这种趋势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刑罚的“不现实”化，或者至少使其朝着超出过去社会普遍认知和情感的程度发展。
总结
总的来说，美国司法系统中判处100年以上监禁的做法，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讲，不一定完全违背富勒所叙述的“法律不应是不现实的”这一原则。富勒的“不现实”主要指向法律规定本身不可行或不可能被遵守。长刑期更多的是一种对严重犯罪的严厉惩罚性后果，是司法系统可以执行的。
然而，这种极长的刑期确实引发了关于刑罚合理性、人道主义以及法律与社会道德观念之间张力的深刻讨论。虽然它可能不直接违反富勒关于法律“形式”的道义，但它可能触及了法律背后所应蕴含的更广泛的“实质性”正义观和对个体基本权利的尊重。这种做法的“现实性”更多地体现在其执行的可能性，而非其对罪犯未来生活的“可行性”或“合理性”的考量。在解读富勒的原则时，我们需要注意其侧重点，同时也要看到法律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更广泛的伦理和实践挑战。
网友意见
几百年的量刑，有两点现实意义：
1、对减刑 / 假释作出限制
假释，指的是对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的犯罪者，附条件予以提前释放。在一些州的法律中，假释的最高时间和判决里的刑期相挂钩。例如，明尼苏达州的「大明律」244.101条就有所规定，必须在完成有期徒刑判决总时长三分之二的时间之后才能得到假释。一名犯罪者被判处 30 年有期徒刑，那么在服刑 20 年之后，理论上就有可能得到假释。
对此，一个量刑技术是在刑期上留出「冗余」：30 年有期徒刑，争取 20 年后放出来，还有点操作空间，但如果是 300 年，那么即便一通操作猛如虎，最后发现还有 200 年要蹲，不如死了这条心。
这不代表 100 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决必须存在，因为严格限制减刑 / 假释的无期徒刑在理想状态下也能起到这一效果。
2、对被害人的告慰
对于连续作案 / 侵害多人合法权利的犯罪行为而言，每一名被害人都盼望着正义得到伸张，他们本人或者家属，期待着看到犯罪者承担相应的代价。刑法的累加，体现了这一理念，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犯罪者对自己的侵害落实在了具体的刑期上。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二十年，是侵害我的代价。
当然了，这不代表几百年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相比有任何优劣之分，两者都是在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都具有现实意义，只不过方式存在区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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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光霁 补充的角度也很有意义：这种量刑方式，也能向社会传达司法系统对某一行为严重性的认知，100 和 500 年，其对应犯罪行为的恶劣程度存在差异，而如果都归入无期徒刑，则没法像这样清晰地传达出价值判断。
这就让人想起了一个段子：孙越老师体重 280 斤，因为体重秤只到 280 斤，这就导致我们对其体重的认知不够清晰了 （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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