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喜欢民国？
首先，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虽然民国时期充满了动荡和不安，但恰恰是在这种混乱中，各种新思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西方的哲学、科学、艺术、文学，甚至是政治制度，都被国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去学习、去消化、去争论。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打破了古文的束缚，让思想的传播更加自由和迅速。鲁迅的呐喊，陈独秀的激进，胡适的温和，李大钊的理想，他们笔下的文字，掷地有声，如惊雷炸响，唤醒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那个时代，你可以听到对“民主”、“科学”最真挚的呼唤，也能看到对传统文化最深刻的反思。这种思想的激荡，如同黎明前最黑暗的夜空，虽然混沌，却充满了星辰闪烁的希望。
其次，那是一个充满文人风骨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似乎都怀揣着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他们不仅仅是文章写得好，更有独立的思考和高尚的人格。林语堂的幽默豁达，徐志摩的浪漫洒脱，冰心的温柔细腻，老舍的朴实敦厚，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气质。他们身处乱世，却不曾放弃对美的追求，不曾放弃对真理的探寻。在战火纷飞、社会动荡的日子里，他们依然在大学里授课，在书斋里著书，在报刊上发声，用文字构筑着一个精神的家园。你可以想象他们穿着长衫，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在雨中漫步，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像一首诗，一幅画。
再者，民国时期东西方文明碰撞出别样的韵味。随着租界的开辟和对外交流的增多，古老的中国开始与现代西方文明发生剧烈的碰撞。上海的“东方巴黎”风情，北京的古老韵味与西洋建筑交织，南京的民国气象，都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独特。旗袍、洋装、马车、留声机，这些元素融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既有东方古典美，又有西方摩登感的视觉风格。那种气质，是一种含蓄的性感，一种内敛的张扬，一种在旧与新、东与西之间的微妙平衡。你看那些老照片，无论是才子佳人，还是普通的市民，他们的穿着打扮，他们的神态举止，都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魅力。
还有，我欣赏那个时代的坚韧与抗争。尽管饱受列强欺凌，内战不止，但中国人民从未放弃抵抗。从五四运动的爱国热情，到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每一次的危机都激发了民族的潜能。虽然很多时候看起来希望渺茫，但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那种为了家国民族可以牺牲一切的勇气，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亮点。你能感受到那种积蓄已久的力量，那种在绝境中寻找生机的不懈努力。
当然，我也知道民国并非一个黄金时代，它同样存在着贫困、腐败、社会不公等问题。但正是这些不完美，使得那个时代更加真实，更加令人回味。它像一杯陈年的老酒，初尝时可能带着些许苦涩，但越品越有滋味，越能感受到其中复杂而醇厚的韵味。
总而言之，我喜欢民国，是因为它是一个充满生命力、思想碰撞、文化交融、精神激荡的时代。它像一个充满矛盾而又极具魅力的集合体，既有时代的阵痛，也有民族的希望；既有传统的根基，也有创新的活力。它让我看到了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宝贵的转型期，看到了中国人在面对剧变时所展现出的智慧、勇气和风骨。这种复杂而深刻的吸引力，让我在回望那个时代时，总是忍不住心生感慨，也让我对今天的中国，有了更深的思考。
网友意见
国家不幸诗家幸，能给文字创作者提供大量靠想象力永远无法企及的绝世素材。
这种充满了魔幻主义的现实生活，让很多之前时期存在于文学作品里的情景，在民国都真真切切的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以下为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唐*杜甫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唐*白居易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唐*杜甫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唐*杜甫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兵车行》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后蜀*花蕊夫人
太子悲秦粟，明妃泣汉轩。——靖康改元四十韵*宋*刘子翚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东汉*曹操*《蒿里行》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唐*杜甫*《三绝句》
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唐*白居易*《卖炭翁》
以上这些，是占据民国时期人口99%的人生活状态的文化体现。还有百分之一的人生活也充满了泱泱大国的文化底蕴。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唐*白居易*《轻肥》
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轻肥》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当。——汉乐府*《孔雀东南飞》
注:很大一部分奢侈品是通过驼峰航线运输过来的。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轻肥》
民国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气息的时代，充满了高端的哲学思辨与纯粹的理想主义，就连那个时期的某种"匪"都比后世的一些官方显的更有理想，更有情怀，更有家国天下的担当。
愿普天下所有向往民国的人，早日过上民国时期有文化，有底蕴，有光明的生活。
我不喜欢民国，虽然我回到民国日子应该比现在舒服一些吧。
现在我是某省会城市小市民一个，每月一半多工资交房贷的房奴，不过有个幸福小家庭，媳妇和孩子一起过的很好。收入不高，工作很累，自己家里也开着店铺忙起来更累。不过再累也要坚持，慢慢积累自己的财富，不用担心其他，安心过自己小生活。
不用担心兵痞，更不用担心土匪，还不用担心大地主看上我家土地，也不用担心外国大兵开车乱撞撞死了就跑没人敢管。
如果在民国。
我家是县里第二大地主，本县大几百亩土地，邻县也大几百亩土地（我家所在镇在县界边上，去相邻两个县城的距离要比去我们县城还要近一些，这个数值是土改后我根据土改前打大分家各家分到的土地加起来计算的），开办一些作坊（榨油，酿酒，修船，镇上的码头也是我家修建管理的），镇上我家是族长，是县里最大家族之一（族谱从唐代起），在天津有店铺和各种投资。
有很多人对我家这第二大地主有疑问，这里解答一下，我家第二大地主的名声在外，但是却没有写进县志（只记录了我家是最大家族之一，但是我和县志办的一个老领导聊天，他听说我老家是谁，以及太爷爷和爷爷名字后，还笑话我你们当年那可是县里第二大地主，老领导是县里老人，以前游击队指导员，主持过县里土改，曾经做过市政协主席，回家乡当了县志办顾问，今年97岁了吧），没写进土改工作的任何记录，这些我都没有查到。询问了在世的五爷爷和九爷爷，他们也说我家在土改前哪段，在本县土地并不算多，而且土改前都分掉了。本县土地少主要是两次分家。一次我太爷爷那一辈，19个兄弟分家，一次是我爷爷这一辈，9个兄弟分家。还有原因就是我家出售了大量土地去天津投资，这主要是我太爷爷在天津上学回来后接管家族的时候办的。家里具体最多的时候多少土地也不知道，五爷爷说土改的时候县里第一大地主曾经多次想要我家土地，使用了很多方法，我家虽然保住了大部分土地，但是还是有一些土地没能保住。不过不管五爷爷还是九爷爷（两个老人目前都不在老家，建国后我家大部分迁到东北，太爷爷，太奶奶也在我爷爷去世后，不顾90多岁高龄去了东北，并最终长眠在那边，只带回部分骨灰葬于家乡，现在家乡我们这一支只有我爷爷的三个儿子留在老家，我父亲作为长子也不再老家而在县城，父亲还有两个弟弟在东北。爷爷辈还有一个老姑奶在北京生活）都对土地数量不愿多说，这个也理解，毕竟经历了十年的动乱后，很多东西还是不说出来的好。
所以，质疑肯定会有，我也认为少了点，但是我能计算的就这些了。也不想再算了，五爷爷说的对，有些事，就让他过去吧，别纠缠这些，不是啥光彩事。
按我最新统计，估计我家其实那时候算资本家也够的（太爷爷曾经最多一年三分之二住在天津），不过拜日本人和国民党接收大员所赐，我家又重新成了地主。
人脉方面，太爷爷中学毕业，上过天津工业学堂一段时间，因为激进思想不得不退学。爷爷和其他近亲中有当时大学毕业的，有国军团长，有市参议（市还是县忘了）
作为太爷爷的长子，长孙，长重孙的我，是以后肯定的族长。
所以，民国的我比现在肯定轻松些，也少不用那么客户奋斗就能接手一大堆产业。
但是我自认凭我的本事，在民国守不住这写家业。
太爷爷小时候最疼我，除了因为我是长重孙子，这辈老大外，主要原因是我喜欢读书。
我小时候对太爷爷的印象就是严格，刻板。比如吃饭的时候，碗里的每一粒米都要吃赶紧，掉桌子上的米粒要捡起来吃了，掉地上的米粒要捡起来喂鸡。检查发现有剩余米粒，要被罚在面壁，并大声念：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直到太爷爷喊停才能停下来。
还有一次学校填表，需要填家庭成分，我偷偷填了贫农，结果不知道太爷爷怎么知道了，一顿批评，让我回学校找老师认错，改成地主（其实那时候县里平反富农的通知书已经下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又通知那个通知书作废，结果我家又当了一个半月地主，后来才认可了那个通知书）。
但是有时候也很温柔，爱唠叨。
但是等我知道了太爷爷的一些事情，才知道太爷爷守业的艰辛。
因为在民国，你虽然是县里第二大地主，虽然你家族几万人的族长，你在天津还有大量产业投资，你有亲戚在军队里当团长，你有亲戚是市参议员。
这些都不行啊。
第一大灾难是兵灾：
我家乡经历过多次战争，远的八国联军，英法联军进北京就算了。
近的有，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的内战，在我家乡多次拉锯，直系军队打过来抢一通，奉系军队打过来又抢一通。
好不容易打完了，北伐东北易帜，东北军又入关了。
东北军还没在京津驻扎一两年，九一八事变，西北军进了京津地区。
有没过一两年，日本军队过来了，国军直接撤了，日本人直接占领。
八路军来了后，日军多次围剿，还在各地屯驻重兵，个别地区驻扎的日伪军比当地百姓人数还多。
好不容易熬到日军投降，国民党军队又回来了，解放战争大了两年，又是来回拉锯战。
民国时期有句老话：匪过如梳,兵过如蓖,官过如剃
那是真实写照。
小户人家经历一次就家破人亡很正常，大户人家一架不住来回折腾。
太爷爷给我讲过那时候，家里门房暗格里放着好多面旗帜，那个势力来了挂那个势力的旗帜。
但是有些挂了也没用，该抢还是抢，那些外来军队不管你是不是本地乡绅，也不怕你本地乡绅，本地人结寨自保能力也有限，没法跟军队对抗。
尤其是日本人，你结寨自保对付军阀小股部队还好使，你对付日本人肯定不行啊。
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人，结果美国兵来了，这些美国兵比日本人好像一些，但是也好不到那里去。
最悲催的是，不管是哪里来的军队，路过夜晚要住宿，都会号房子，就是让村里准备房屋供军队住宿，这是必须要做的，伺候不好估计全村没命了。
我家是地主，房子最好也最多，所以那个军队过境临时驻扎都会选我家房子
太爷爷跟我手，那些军队号房子，光外国军队这一百多年就住过法国军队，俄国军队，日本军队，美国军队，中国军队就更多了。
八路军和解放军也号房子，但是很不一样。其他军队号房子住完后那就脏乱破的不成样子，解放军住完后打扫的的干干净净，打破了一个陶罐子都要照价赔偿。
至于其他征用，那就跟没法说了，我家投资国天津的一个码头，当时花了大价钱主要是给各级各部门送礼都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日军过来，说征用就征用了，一分钱不给，人家还要求把港口所有器械，设计图纸，甚至码头工人都留给他们使用。
第一大灾难是恶霸：
估计有些人纳闷了， 你家不是大地主么，怎么还怕恶霸。
我家是地主，也勉强大地主，但是我家才是县里第二大地主，县里还有个第一大地主呢。
而且出了县，还有实力，省立等地。
远的不说，就说说县里第一大地主。
我家第二，本县才几百亩土地，说实话，这点土地在很多地方顶多算个小地主，去东北甚至只能算富农。
但是我们这个人口多还是十分密集的县里，确实够第二大地主了，第三大地主在本县就八九百亩的样子了（这里修改一下，一百多亩是本镇的非我们族内第二大地主，和太爷爷关系不错，他孙子和我父亲是小学同学，现在是镇里回族区清真寺的负责人，我们回老家还邀请参观过新建的清真寺，虽然我们是汉民，有意思的是，据说东迁过来的时候，镇里汉民和回民是一家，只不过后来信仰不同分了家，现在百姓闲谈也有这个说法，全镇十字路分成四份，西北那四分之一成了回民区）。
主要原因还是第一大地主太强势了，人家手里本县就几万亩地，外县还上万亩。
而且人家霸着县城，控制着县政府。县里的政务，税收，防务，司法等等都是他控制。
他家还开了几个工厂，他的亲戚是我们县海边渔霸。
就这样，还不知足，看上我家土地了，而且不是一次，是上百年来都想把我家土地占为己有。
因为我家土地是县里最好的土地之一，全是沿河水浇地，甚至大部分都是水田可以种水稻（别惊讶，北方当然可以种水稻，你们没吃过东北大米？当然我们附近最好的是天津小站米），而他手里近万亩地，绝大多数都是旱地，甚至沙土地，水多点还能种种西瓜，水少的只能种种花生。
于是乎，几百年来，我们两个家族其实都是在相互明争暗斗中度过里的。
我家历史上几百年来都是在本县置办的土地（询问了下老人，我家族谱上写的最早的土地是御赐土地，大概几千亩，我家东迁过来后自己购买了一部分），外县的土地是清末和民国初置办的。
而对方是清末，民国初刚发展起来的，以前就是是县城普通地主后来家里出了个官员，虽然也不大，但是依靠这个靠山，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吞并周边土地，逐步壮大起来。
我家土地好，自然早就想要，不过我家根深底厚，在本地根基很厚，直接明抢肯定不行。
所以阴损的招式就来了，买通土匪啊，诬告诬陷啊，找军阀靠山试压等等。
不过我太爷爷还是有点本事的，都一一解除了。
虽然大损失没有，但是一些小损失还是有的，县里面一些靠近对方近的土地都丢了。
除了这一霸，民国时期我们县或者走遍几个县各种恶霸多得是。
渔霸，路霸，山匪等等，我们家要做生意，这些恶霸都是要打点的。
虽然作为几万人家族的族长，我们那个镇（是从以前一个军堡发展过来的，一起拿不叫XX镇，叫XX堡）世纪控制者，镇子因为以前是大型军堡，所以防御能力还是很强的，现在还有部分堡墙残留，以前也是有四个堡门的大型堡垒。
但是要运输物品去天津，去唐山，去北京，去关外等地，那一些地头蛇，山大王还是惹不起要打点才能通过。
第三大灾难是政府：
民国时期，北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那是政权经常变，大帅经常换。
换一个政府有一个政策，那税收等雪片一般过来了。
有些可以送点礼，打点当地官员解决，有些则不行。
即便打点好了，结果临时政府换了，一朝天机一朝臣，官员马上也就换了，还要重新打点。
有一些就不好使花点钱就能解决的事情。
日本人来了，直接军队征用一部分，这个当然惹不起。
日本人还依靠伪政权变相收购（就是抢，收购用的是日本人自己印刷的军票或者伪币，需要多少印多少，一点信用没有的纸片子）。
好不容易等到抗战胜利，民国接受大员过来，以为可以收回日本人抢过去的厂矿了。
结果国民党吃相比日本人还不如，日本人军管或者征用的都是日本资产，国民政府予以没收，这个也就忍了。
但是日本人占领期间，为日本人服务过的也要没收，美其名曰资敌行为就有点过分了。
毕竟日本人控制下，日本人要购买，我们这些厂矿没法拒绝啊。
第四大灾难是天灾过后无力救灾。
其实还是与政府有关。
民国期间各种天灾也是不断，
那句话咱么说来着：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因为政府本身也很乱，所以救灾这东西大部分时候是没有的。
即便有，上面拨了款，下面普通老百姓是肯定看不到的。
我家那个镇靠近一条大河，东部沿海第六还是第七大河来着。
距离真的很近，距离河堤大概三四里地的样子，基本上在镇子边上抬眼就能看到大堤。
现在就更近了，因为镇子变大了不少，最边上的宅基地已经距离防洪堤坝很近了，要不是国家不允许，估计都把房子盖到大堤上去了。
所以每年几乎都要抗洪，太爷爷每年都亲自指挥，当然解放后这项工作是当地政府负责，县市政府派遣过来的人员，指挥本地驻军和民兵等，但是太爷爷到八十岁左右，还经常去大堤上转转。
一般灾害常见的水灾（谁让我们家守着一个河口），旱灾（倒是不多，那条大河还是起码保证，但是最惨的时候也不行），蝗灾，瘟疫等等。
其中瘟疫是我家收到影响最大的，我太爷成年的孩子有11个，其实生了二十多个的，出生后就夭折的还不算。
我出生后只知道太爷爷只有一个太奶奶，但是后来知道，以前太爷爷有两房妾室，不过一位难产没了，一位就是瘟疫和我没见过面的七八个爷爷姑姑都没救过来。太奶奶正好在天津回娘家，不过太奶奶身体非常好，100岁寿辰的时候还眼不花，耳朵也不用助听器，虽然说话要大声一点，出门送我还拎了两箱牛奶让我带回去推了半天也不行，没办法，我一千多公里带扛着两箱牛奶回老家。
这还是太爷爷学过西学，从天津请了洋大夫过来救治，不然可能就闹得更大了。那个洋大夫还只会大家用石灰铺洒地面，东西都用开水烫过等等。
当地政府真的是没有后任何动作的，水灾每次都是镇里乡里组织，县里从来不管。就瘟疫，县里组织人在县城收个尸体掩埋啥的，县城意外也不管。
第五大灾难是民国的金融
这点我家经历较少，法币》金圆券这个过程之前我家就已经是解放区了。
那时候正轰轰烈烈土改呢。
虽然之前的法币就已经很毛了。
我家解放前在天津变卖了最后一点产业，就几个店铺，只敢收硬通货（贵金属，也就是黄金白银，当然据说买家凑不够，给了部分黑货，也就是大烟土，也叫鸦片，这东西在民国时期仅次于黄金白银的第三大硬通货）。
法币是绝对不敢收的，毕竟拿东西几乎以每天贬值一半的速度在疯狂贬值。
第六大是灾难黄赌毒
在民国时期，黄赌毒基本上都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合法生意。
妓院一直都是合法的，有合法的拍照。我家和县里最大地主的一次矛盾就是他把妓院开到了我家所在镇，被我太爷指挥人砸了店赶跑了，当然不是以我家名义砸的，对外面只说是愤怒的百姓。
但是这东西控制不住，我家虽在镇还是有暗娼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太爷爷也没办法管。
赌场这东西太爷爷也是禁止家族人碰的，但是县里其他地方很多很多，几乎每个村都有公开的或者不公开的场子，我们镇里也是有的，只不过开的距离我家很远罢了。
毒品在那个年代都能成为硬通货，就知道多普及了吧。太爷爷是最恨毒品的了，所以我们所在镇是坚决不让开烟馆的。
当时政府也号召禁烟，但是其实所有烟馆背后都有政府的关系。
我的一个爷爷就曾近在天津染了毒瘾，太爷爷拿着棒子把他锁紧一间房子里很长时间才戒掉，不过后来还是户反复，最终也死在这上面。这个爷爷以前曾经是太爷爷非常看好的，学习好，脑瓜灵，最关键一张伶俐的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最后也是非常可惜吧，作为成年的孩子里第一个去世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当年太爷爷也是非常伤心。
我回民国，可能继承一笔还算不小的财产，但是仔细算算也不多。
我太爷爷9个儿子，也就是我9个爷爷。
我爷爷5个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和我四个叔叔。而其他8个爷爷有33个儿子。加一起就38个叔叔辈的。
我们这一辈大部分正好赶上计划生育，我父亲虽然没赶上，但是目前生完我妹妹后不就生了一场大病，也就不再要孩子了。
我这一辈我五个叔叔都最少有一个儿子（除了二叔是只有一个儿子，其他都是一儿一女）。但是其他爷爷的孩子就都赶上计划生育了，不过有的还是有多个孩子的。我们这一辈有四十多个孩子（男孩子，我家祖训男孩子继承家产，不过父母询问过家里老房子如果拆迁补助怎么分配，是不是给妹妹，我同意均分三份，给妹妹一份，父母留一份养老钱，我拿一份，所以从我父亲这辈也算是破了这个规矩）。
想想也就那样了吧。
何况我真没有能力应付上面四大灾难，被说保住基业，能活命都难啊。
我对自己也没信心，能抵住黄赌毒的诱惑。
所以，我还是在新中国过我的普通老百姓日子吧。
现在虽然艰苦点，家里开了店铺，也算个小老板，日子紧张点，但是每年都在进步。
不同担心打仗兵痞，不用担心恶霸，也不用担心我家店铺会被政府没收，至于救灾就更不用担心了。
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我的孩子才能更好地成长。
不用因为自己是地主，同学们都怕你。也不用因为自己是地主填成分的时候抬不起头来。
这这样平平凡凡过生活，多好。
民国啊，还是挺喜欢的，主要是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物价很便宜（迫真）
据《大公报》1948年8月16日统计，仅8月上半月，食品价格上涨390万倍，住房价格上涨77万倍，衣服价格上涨652万倍，较7月下半月同比上涨90%，当日报道中有一条“大饼油条，每件十万元”。
“若1937年6月货币发行额为100，1945年8月为2.82万，1948年8月4707万，1949年5月14.45兆；若上海物价指数1937年6月为100，1945年8月为864万，1948年8月为5.64亿，1949年5月为36.3亿乘以100万。（《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
1946年1月7日，广州市的米价每担已超过万元（法币，下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高得惊人，猪肉每斤720元，牛肉每斤420元，柴每担2200元，蔬菜及一切物品的价格也不断向上攀升。
到了1948年，物价涨幅加剧。
1948年2月14日，广州市大米价格，每担由70万元涨至140多万元；食用油每斤由3万元涨至7万元；柴每担由12万元涨至25万元。
同年5月5日，大米每担价格猛涨至700万元。
据民国广东省政府统计，自8月19日实行币制改革至11月26日的3个多月时间，广州市物价指数上升1300％，即上涨13倍。由于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条件恶化，不少市民不得不吃野菜、米糠，甚至有些市民以死猫、死鼠充饥。由于贫疾交加，路尸日增。
1948年，广州市路尸1628具，平均每月约为135具，每日4～5具。
进入1949年，广州市物价继续暴涨。
从1948年2月到1949年3月的13个月中，广州市电费上涨8.77万多倍，电话费上涨51.11万多倍，自来水上涨10.19万多倍，米价上涨7000倍。
1949年4月，广州市公共汽车票价上涨六次：
4月3日，全票700元；7日，全票1000元；10日，全票1600元；16日，全票2500元；20日，全票5000元；23日，全票1.4万元。
百姓安居乐业，健康幸福（迫真）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
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1937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
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军队英勇无畏，顽强抗日（迫真）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冈村宁次回忆录》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
军纪严明，绝少害民之事（迫真）
江西在1933年有近2000万人口，到1936年居然只有130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被国民党白匪军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五百多万。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
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
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
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
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
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
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
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
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
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
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所以说，民国还是挺招人喜欢的（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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