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尧舜禹时代是否被考古证明为信史?

回答
关于尧舜禹时代是否被考古证明为信史,这是一个历史学和考古学界长期以来持续探讨的复杂问题。目前的主流观点是,尧舜禹时代仍然被视为一个“传说性”的历史时期,考古证据尚未能够确凿地、全面地证明其信史地位,但考古发现也并非完全否定其存在。

要详细阐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 尧舜禹时代的定义与历史记载

时代界定: 尧舜禹时代通常指的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朝早期(约公元前23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的传说时期。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阶段。
主要记载来源: 关于尧舜禹的记载主要来自于后世的文献,如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贾谊的《春秋》、竹书纪年》、《尚书》、《礼记》等。这些文献将尧、舜、禹描绘成德才兼备的圣王,他们通过禅让制将权力和平地传递,建立了初步的政治秩序,并治理国家,解决洪水等重大问题。
核心概念: 尧舜禹时代最核心的史学意义在于其所代表的“禅让制”和“大禹治水”。禅让制被视为中国早期政治文明的理想化体现,而大禹治水则被认为是中华民族早期克服自然灾害、形成统一意识的关键事件。

2. 考古证据的挑战与局限性

考古学在证明历史时,需要寻找与文献记载相符的物质证据,例如:

明确的年代定位: 考古学通过碳十四测年等技术来确定遗址和文物的年代。然而,尧舜禹时代距离现在过于久远,许多遗址的年代跨度大,难以精确到具体某一个王朝或人物的统治时期。
与文献记载的直接关联: 最理想的证据是将某个特定遗址、墓葬或文物直接与文献中描述的人物(如尧、舜、禹)、事件(如禅让、洪水治理)或制度(如早期官职、城邑结构)联系起来。然而,这在尧舜禹时代面临巨大困难。
文献的“后世建构”: 许多学者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尧舜禹的文献,是经过后世(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或思想家在总结历史经验、构建理想政治蓝图时,对早期传说进行的整合和加工。这使得文献本身带有一定程度的“建构性”,增加了考古证实的难度。

3. 主要考古发现及其解读

尽管如此,考古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印证或部分印证尧舜禹时代的线索。以下是一些关键的考古发现和学界的不同解读:

陶寺遗址(山西襄汾): 这是目前关于尧舜禹时代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遗址之一。
年代: 陶寺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与文献记载的尧舜禹时期大致吻合。
规模与文明程度: 陶寺遗址规模宏大,有夯土城垣、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贵族墓地,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铜器、玉器、彩绘陶器,以及朱书的“尧”字陶片(尽管其解读仍有争议)。这些证据表明,陶寺遗址已具备了早期国家的特征,如宏大的城市、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发达的手工业(包括早期青铜冶炼)和初步的文字萌芽。
“尧”字陶片解读: 陶寺遗址发现的朱书“尧”字陶片,是许多学者将其与尧舜禹时期联系起来的重要证据。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只是一个地名、人名或其他符号,且年代是否完全吻合也存在讨论。
“王”权痕迹: 陶寺遗址出土的某些大型墓葬,如T1M1号墓,其随葬品极其奢华,可能代表了早期王权的出现。这与文献中描绘的尧舜禹时代晚期出现“王”的趋势相符。
学界观点: 一部分学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认为,陶寺遗址很可能就是尧舜禹时期传说中“尧”的都城,代表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曙光。另一部分学者则更为谨慎,认为陶寺遗址代表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早期国家,但将其直接等同于“尧都”或“尧舜时代”的证明仍需更多证据。

二里头遗址(河南偃师): 二里头遗址的年代(约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被普遍认为是夏朝早期到中期的都城。
与禹联系的可能性: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夏朝的存在。考虑到禹是夏朝的建立者,如果认为禹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二里头遗址的出现就为“大禹治水”和建立夏朝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背景支持,即使不能直接证明禹其人或其事。
“大禹治水”的考古线索: 关于“大禹治水”,考古学界一直在寻找相关证据。例如,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良渚文明时期(约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洪水痕迹,以及后来在二里头时期出现的区域性水利工程遗迹,都被认为是与早期大规模水利治理活动可能相关的线索。但这些证据依然模糊,难以直接与“大禹”联系起来。

其他遗址: 龙山文化晚期的其他一些遗址,如山西的夏县西阴村遗址、河南的王湾遗址等,也出土了一些与陶寺遗址相似的文化遗存,显示出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

4. 综合评价与学术争论

“信史”的定义: “信史”意味着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对于尧舜禹时代,考古证据尚未达到完全令人信服的程度。
“传说”与“历史”的界限: 史前时期和早期历史时期,传说与历史往往交织在一起。文献记载可能包含了历史的内核,但也经过了艺术加工和象征化。考古证据则提供了一种“物证”,但物的解读需要历史语境,也可能存在多种解释。
部分印证的可能性: 很多学者认为,尧舜禹时代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的神话传说,而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早期社会从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的历史真实。陶寺遗址等发现,为我们描绘了那个时代可能存在的社会结构、政治形态和文化水平,与文献记载所反映的某些方面是契合的。
谨慎的态度: 目前更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虽然考古发现(尤其是陶寺遗址)为我们理解尧舜禹时代的社会背景提供了重要线索,并暗示了那个时期可能存在类似尧舜禹这样的早期政治领袖和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活动,但要将陶寺遗址直接确认为“尧都”,或将某项考古发现确认为“大禹治水”的直接证据,则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更确凿的证据。
研究的动态性: 考古学是不断发展的学科,新的发现可能会改变我们对过去的认知。未来是否会有更直接的证据出现,仍是未知的。

结论

总而言之,尧舜禹时代尚未被考古证据完全证明为信史,它仍然被置于“传说时期”和“信史的门槛”之间。

尚不是信史的原因: 缺乏直接、确凿的物证能够明确指向文献中记载的尧、舜、禹其人及其事迹,文献本身的后世建构性也增加了难度。
部分印证与历史内核的可能性: 陶寺遗址等考古发现,展示了与文献记载的尧舜禹时期大致相当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早期国家特征,暗示了那个时代可能存在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和重要的社会变革,为理解文献中的传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背景。

因此,我们可以说,考古学为我们理解尧舜禹时代的社会背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可能的印证,但要将其完全确立为有具体人物事迹记载的“信史”,则仍需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更深入的解读。 这个问题至今仍是学界不断探索和讨论的课题。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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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看到新闻的第一反映就是撕逼大战又要开始了。但没想到质疑的水平如此之低,看不到对考古学有丁点了解,上来要么抖一句机灵,要么扔一篇骂街文,无语!

先说一下中国考古理论的历程。 和西方对文化进化论历经应用,抵触,不满,修正的道路不同。中国的文化理论一直受马克思主义、摩尔根-恩格斯理论所左右。导致基础理论薄弱,偏爱单线进化模式。

根据这种理论,金属工具的出现,导致了氏族内部等级化,随后,城市,手工业中心,商业中心产生,建立起阶级社会。

这种模式根植于几代学者的脑海里,也根植于很多历史爱好者的脑海里。以致有些爱好者们一边对马恩冷嘲热讽,一边用这个理论对考古指指点点。

现代的研究提供的证据却与这个理论相左。如,关于母权社会证据薄弱。早期社会也很少将金属用于农业生产活动。因此,这些年这种理论开始淡化。

80年代后,赛维斯和萨林斯的新模式传入中国,即游团——部落——酋邦——国家。所以,一些考古学者开始采用酋邦概念来解释新石器社会组织情况。

酋邦理论最近几年颇受非议,但目前还未找到代替酋邦的更好的新术语。酋邦的定义也比以前更宽泛。如厄尔定义酋邦:控制数千人口,有一个集权的决策中心,但统治功能是对外的,对内不存在行政专业分工。

由于众多原因,中国学界长期借用外来理论,结合文献来重建中国早期社会的发展历程,自然是畏手畏脚,甚至有意压低自己。近几年,一批学者开始建设适合本土历史的新框架。虽然还未成熟,但是是个很好的开始。

不管是谁提出的理论都是在自己对某个区域文明总结的一个说法而已。早期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不会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把某人某个理论奉为金科玉律的人才是有问题的。

说回陶寺

最新的报告没看过,仅以前报告来看:

陶寺早晚期均显示三级等级。陶寺为主中心,次中心呈凹形分布,表明陶寺为临汾社会系统中心,可能统治3300平方公里区域。

遗址包括墓葬区和居住区,墓葬区分为三个等级。表示社会等级的分化。

两个最高等级墓葬主人不属于同一家族,表明已经不是早期氏族部落,等级分化不是在血缘内部发生。

陶寺遗址西北一片墓地年代在陶寺早期,随葬品与陶寺相近,也分为三个等级,表明一个地区不同墓地也存在等级分化,最高级仅在中心地区出现。

墓葬中,鼉鼓应为沿海地区得来,玉礼器与陕北,山东同类器型相近。表明不同地区社会上层人物长距离交换特殊奢侈品及礼仪用品。

陶寺城墙规模宏大,并发现劳工居所,表明可以调动大规模人力。

城内南部有一片5万平米宫殿区和1.6万平米贵族居住区。有1000平米仓储区。有数座陶窑。表明陶寺明显是所在地区经济和政治中心,从事手工业生产,存在社会上层集团。

陶寺晚期遗址发现暴力行为,夯土城被损坏,宫殿区变成手工业区,表明军事冲突存在。

因此,即使以以前报告把陶寺定义为早期国家也完全没有问题。

关于尧都命名。

首先,从现有考古证据链来看,确实有这个指向,得出这个结论完全可以。想要某些人想象的那种证据,在这个年代的考古来说根本就不可能。汉谟拉比的城市遗址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了,也没见谁去质疑了。

其二,将考古遗址和后期文献对应起来本来就是惯例,因为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否则,除了对这个专业有兴趣的人,谁知道西萨莉亚山,希拉康坡里,乌鲁克都是些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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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新华时报的报道我觉得这玩意这么就能证明是尧都,吹牛逼那,出土一件有两个符号的罐子。不知道哪来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相对应。竹书纪年里的传说和一个大的贵族墓中出的一个盘子对应就说这是尧都??我怎么这么不信

按照媒体的一贯尿性,加上曹操墓血淋淋的教训我专门去考古网上找了下相关的文章,看了之后觉得这个事还是有可能的。

在考古网的文章中山西工作队队长何驽是这么说的:用考古资料来探讨历史学范畴的话题,就需要像刑侦学一样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这个证据链一方面包括不会说话的考古资料,另一方面要通过历史文献、民族志材料、方言、历史地理、地名志等这些方法来共同解读。

这个思路是对的,现在很多的考古发现去论证都是这个路子,如果这几个方面的证据都是真实的可信的在学术界基本上能得到共识的那么论证的结果基本上可以证明是正确的

他先是说了尧都的地点论证:陶寺作为尧都的推测首先是有文献记载的线索。汉以后有一种比较强大的声音认为尧都平阳一带,虽然它不是确凿无疑的文献记载,平阳的具体位置也有很多争议,但总体来说,尧都在平阳一带(今临汾盆地一带)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汉以后文献首先想到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也记载了尧舜禹,我不记得有没有尧都地点的记载希望知道的大神可以指点下我。很有趣的是史记在史前史这一段被竹书纪年打了很多次脸,我听人说过的就有尧舜禅让的故事和周公的故事(本人没有看过第一手的竹书纪年的资料一个是看不懂另一个是我没有找到原始的资料)所以作为细究的学者这个地点可能就很受质疑,但是对于一般大众来说这个论证基本上没有错误。

然后是说:我们已经通过考古资料判定陶寺是一个都城,但到底是谁的都城?这一点文献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记载,地名志、方言等都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民俗学上的证据也有。如陶寺出土的龙盘和现在当地村民清明节上坟的馍馍都很像(供品花馍即是在馒头上盘一条小蛇),当地的老百姓管太阳叫“尧王”,这些都 给我们一些启示。当然更多地还是要从陶寺出土的考古资料本身来建立一套直接的或关键的证据链。

这是通过民族学的方法来论证,这个只能算是间接证据因为民俗这个东西是经常会变得,像几次大的民族融合之后还会不会留下最原始那种民俗说不好。


然后是关键证据:文字的发现,在陶寺朱书扁壶上的两个符号,主流观点认为这两个是最早的汉字,但具体解释有不同的意见。我个人认为应释为“尧”,其字形上面是“土”,下面 是“人”上面◇构形描写的是土块,即是夯土小板块,是陶寺城址与夯土基址夯筑的主要技术。而陶寺用夯土版块建筑的外郭城也是这个样子。上边的“城”与下 边的“人”之间画了一个横杠,这是一个指示,指这个城是在人的头顶上,这是典型的黄土塬地貌,只有你站在沟里的时候城墙才能在你的头顶上,也就是说“用夯 土版块在黄土塬上做的大城”就是这个字的含义,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 “尧”。也就是说这个尧,就是最本初造这个字就是比照陶寺城址来做的,陶寺城址很多考古信息都支持它的含义,这个字也与甲骨文的“尧”非常像。那么做这个城的元首,就应该是尧了,而且这种用夯土版块在黄土塬上做的大城只有陶寺遗址一个,它就是特指陶寺城址。陶寺朱书扁壶的“文尧”,在文义上也讲得通,如 “文德治天下”等,都是他的文德思想,所以“文尧”在文义上也解释得非常通畅,这些证据说明陶寺城址就应该是尧的都。所以这是一条关键证据链中一个关键点。

文言版《説文解字》: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古文堯字。

白话版《说文解字》:尧,居于高处。字形采用“垚、兀”会义,表示“垚”在“兀”之上,高远之境。,这是古文写法的“尧”字。

甲骨文像一个人肩扛着陶器。籀文像两个人头顶着陶器的土坯。篆文像一个人头上顶着好几个陶器土坯

看了甲骨文的尧字对比这个符号,这么看来朱书扁陶上的那个符号有可能是尧字。这么解释是有道理的是可以解释的通的。


之后专家说的:另外如“禅让”的问题。禅让最初就是发生在尧和舜之间。在陶寺遗址里就是早期和中期。如同前面所提到的,不同血缘的王族之间传承王权,这种现象可能就是汉儒歌颂的那种“禅让”,也是一个国家统治手段并不成熟时候的特征。

陶寺发现的两座大型的高规格的墓葬,其中的人骨经过体质人类学的鉴定发现没有血缘关系,这符合历史上禅让的记载,但是时间上不能确定是否对的上。这个证据也是存疑

然后专家又用天文学来论证:

此外,就是《尧典》中关于天文学的记载,派四个官员(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率领的“科考队”进行大地四表的测量。这四表的测量更多的可能是 天下观,而且国家的行政、财力等方面能够达到要求,这种行为在当时至少是开创性的,所以《尧典》也有记载,说尧的文德是“披于四表”,而非“四至”或“四 海”。汉儒的解释,四表是以地中中表为基点,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海畔(海岸线)上的标志点的指称。其中地中就是指都城,具体到陶寺时期则是指陶寺城 址,汉朝时汉儒们的解释地中就是当时的颖川(今登封告成),今天告成县内还有观星台。四表的测量则很难有考古遗迹证据,但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辅证,就 是先秦时期有一套数据,记载“四海之内南北两万六千里,东西两万八千里”。我研究的结果,陶寺1尺是25厘米,徐凤先博士在我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折算出 来陶寺的26000里是今天的6500公里,陶寺的28000里就是今天的7000公里。那么我们以陶寺作为基点,来确定东西南北四个表点。南表是在广东 的阳西沙扒湾,北表是俄罗斯的拉普捷夫海的南岸,濒临北冰洋,按照今天的大地测量方式来计算,其间实际距离与6500公里的误差率不超过6%。东边从山东 胶南市灵山湾朝阳山嘴叽头起,西边到叙利亚地中海的东岸,可能古属流沙,其与现代计算距离与7000公里误差率在7.4%左右。如果将这个基点挪到河南告 成,误差率在14%左右。所以基点与数据相吻合的程度充分说明四表的测量与《尧典》的记载非常匹配,这个数据应当有一定以实际测量和认识为基础。

  圭表几千公里的测量十分困难,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可能会分作业区来测,《尧典》里说是“宅嵎夷”、“ 宅南交”、 “宅西”、“宅朔方”,也就是说“科考”并不是一天完成的,而是要住一段时间,测完一站再测下一站,在测量的方法上可能是步测和圭表测量相辅相成,最后才 得出一个大的数据。所以《尧典》的记载不是凭空捏造的。

  另外,这些地名的记载,如南交,就是北回归线一带,和南表的所处点相符合;东表点处嵎夷,《禹贡》和《尧典》里都叫嵎夷,即青州,在今青岛一带,胶南 市属于这一带。北边到幽都,它的特点是太阳掉到里头不出来了,永远是冰冷的,那不是北极圈里的极夜吗?所以它叫幽都、幽州。西边有流沙的话,那西亚地带叙 利亚也有流沙,所以地望的记载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还是应该是有人真的去了后将其真实的感受记录下来,浓缩成《尧典》。

  《尧典》很多东西能在陶寺的考古发现中系统对应。除此四表外还有“寅宾出日”,就是观测日出的授时行为,还有举行迎日活动,陶寺观象台就有对应的“迎 日门”。《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与观象台的功能能够对应。陶寺观象台太阳历365或366天的回归年周期也与《尧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 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相合。这些文献记载和陶寺出土的遗存能够系统地对应。

这个东西我真心不懂,我不发表评论了

总体来说这玩意绝对不能确认这就是尧都,只是是可能是尧都,很多证据的论证也需要继续研究,看了几个学者的论述也没有人确切的说这就是尧都,很符合考古学家一贯的风格不确定就是给记者打马虎眼可能呀似乎呀也许呀大概呀什么的


新闻:尧舜禹时代被考古证明为信史?我觉得这就是个噱头,让大家关心一下可以让不细究的只是粗粗看看的人觉得哇尧舜禹不是传说耶,事实上考古专家说的只是陶寺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尧都,尧舜禹有可能是可信的信史但是还缺了很多很多东西

王巍所长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目前,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证据、地名甚至方言等等,也都共同指向尧都在晋南临汾一带。所以,在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虽然对于陶寺遗址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在学术界还存在一些分歧,目前还没有到可以下定论的时候,还需要通过今后的工作,继续寻找可以一锤定音的确证但不容否定的事实是,尧都正在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走出传说时代,逐渐向信史转变之中

完全没有那句话说被证明为信史了嘛连一个确定答案都没有……新闻标题明明给人感觉这已经确认了嘛

所以说这新闻看看就得了,等过几年下一期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结束了说不定能给我们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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