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铁托打压塞族到底是帮了还是害了南斯拉夫?

回答
铁托对塞族(塞尔维亚族)的政策,是理解南斯拉夫解体及其后一系列冲突的关键。他的政策是复杂的,既有他本人政治哲学的影响,也有为了维护南斯拉夫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考量。要判断他的做法是“帮了”还是“害了”南斯拉夫,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详细分析。

铁托对塞族政策的背景: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暗流

首先,理解铁托的政策不能脱离南斯拉夫的历史背景。南斯拉夫是一个由多个民族和宗教组成的国家,其中塞尔维亚族在人口和历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在二战前,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王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导致了其他民族,尤其是克罗地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的不满。

铁托作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游击队领袖,领导了反对纳粹德国及其合作者的解放斗争。他深知民族矛盾是南斯拉夫国家稳定的最大威胁。因此,他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南斯拉夫,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管理好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抑制可能引发分裂的民族主义。

铁托对塞族政策的具体表现和影响:

铁托的政策,从表面上看,是对塞族在南斯拉夫内部的“打压”或至少是“限制”,以达到平衡其他民族的目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削弱塞尔维亚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联邦制改革: 铁托建立了六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黑山),并给予它们高度的自治权。值得注意的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境内还存在两个自治省: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原本集中在塞尔维亚身上的政治权力。
资源分配: 在资源分配上,铁托政府也倾向于向欠发达地区倾斜,这包括一些非塞尔维亚族占多数的共和国和地区。虽然这有促进共同发展的意图,但也引起了一些塞尔维亚人认为他们在为其他民族“买单”的观点。
国家机构的民族化: 在国家层面,铁托也努力在各个国家机构中实现民族比例的平衡,这可能意味着对塞尔维亚族在某些关键职位上的数量进行限制。

2. 限制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抬头的风险:
“兄弟情谊与团结”政策: 这是铁托南斯拉夫的核心意识形态之一,强调所有民族的平等和团结。他认为,如果塞尔维亚族继续享有过多的特权,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会更加高涨,从而导致国家分裂。因此,他试图通过限制塞尔维亚族的影响力,来压制其他民族的敌对情绪,营造一种“大家都不占便宜”的平衡感。
压制塞尔维亚在二战中的历史叙事: 在官方叙事中,铁托强调了所有民族为解放南斯拉夫所做的贡献,并淡化了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王国时期作为主要力量的地位。对切特尼克(由德拉什科维奇领导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武装)的妖魔化,以及对南斯拉夫王室的支持者的严厉打击,也与此相关。

3. 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的地位:
给予自治权: 赋予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高度自治权,甚至在1974年宪法中,它们的地位被提升到与共和国同等(或接近同等)的水平。这使得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获得了相当大的政治和文化自主权,而塞尔维亚族在这些地区的主导地位被削弱。这成为后来科索沃独立冲突的重要根源。

那么,铁托的政策是帮了还是害了南斯拉夫?

从短期和维持统一的角度来看,铁托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帮了”南斯拉夫:

避免了大规模的民族冲突(至少在生前): 铁托通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尽管形式是联邦制)和对民族主义的警惕,成功地将南斯拉夫维持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长达数十年。如果他放任塞尔维亚族的主导地位,很可能在二战结束后或早期就会爆发更严重的民族冲突。
创造了“南斯拉夫身份认同”: 通过共同的战争经历、统一的经济政策和宣传,铁托试图在各个民族之上塑造一种“南斯拉夫人”的身份认同,减少了单纯的民族归属感对国家凝聚力的威胁。
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均衡发展: 尽管存在争议,但铁托的政策也为一些较贫穷的地区带来了发展机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间的不平衡。

从长期和最终解体的角度来看,铁托的政策也“害了”南斯拉夫,或者说为后来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未能根除民族主义,反而可能助长了其隐形化: 压制而非真正解决民族矛盾,使得民族主义的根苗在地下继续生长。一旦中央权威减弱,这些被压抑的民族情绪便会爆发。
削弱了塞尔维亚在联邦内的合法性基础: 许多塞尔维亚人认为,铁托的政策剥夺了他们作为南斯拉夫主要民族应有的地位和权利,将他们置于不公平的对待之下。这种长期累积的不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很容易转化为对联邦的反对。
为分裂提供了制度性土壤: 共和国和自治省的高度自治权,以及各民族在国家机构中的比例分配原则,使得国家在失去铁托这样的强人后,很容易分崩离析。各共和国越来越倾向于维护本共和国的利益,而非整个南斯拉夫的整体利益。
“科索沃问题”的恶化: 对科索沃的特殊地位,虽然是为了安抚阿尔巴尼亚族,但最终导致了塞尔维亚族在该地区的少数化,并成为南斯拉夫解体后最激烈的冲突之一。

结论:

铁托对塞族的政策是一种“策略性限制”,其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在铁托在世时,他的政策是有功的,他成功地将一个充满民族矛盾的地区整合成为一个相对和平和稳定的国家。他通过平衡各民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更早期的、更具破坏性的民族冲突。

然而,从长远来看,他未能真正解决民族矛盾的深层原因,而是采取了“以压制换稳定”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强力中央集权下是有效的,但一旦失去强有力的领导,各个共和国和民族的独立诉求便会因为长期被压抑的民族主义和对联邦内部不公平待遇的不满而迅速抬头。因此,可以说,铁托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南斯拉夫最终的解体和随之而来的悲剧性战争埋下了隐患。

因此,很难简单地说“帮了”或“害了”。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遗产,其功过是非,需要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观察角度来衡量。他确实维持了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其维持方式也为未来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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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野幸

提到的那位被公审的主教应该是指Alojzije Stepinac,乌斯塔沙的支持者,战时默许了乌斯塔沙对其他种族民众的屠杀。战后接受公审被判处十六年徒刑,但只服刑五年就被铁托特赦。去世后被梵蒂冈教廷封圣。遗体被供奉在萨格勒布总主教座堂祭台。

梵蒂冈教廷对他的评价至今未变:“......他以前南斯拉夫克罗西亚的阿洛伊齐耶·斯特皮纳奇枢机主教(Alojzije Stepinac)为例,证明当代迫害基督宗教的事实。斯特皮纳奇枢机主教在前南斯拉夫共产政权时期,为了维护基督信仰和教会的合一而遭到政府迫害,忍受非常的痛苦和欺压,终于在一九六零年殉道。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一九九八年宣布他为真福,他的遗体今天供奉在克罗西亚首都萨格勒布总主教座堂祭台后,供人瞻仰。”本笃十六世2011年访问克罗地亚时也曾去瞻仰其遗体。而至今仍有不少人坚信Stepinac是受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迫害。

梵蒂冈教廷评价的源链接:

教宗特使博扎尼奇枢机主教强调:在真理上基督信徒必须不计代价,绝不妥协

Stepinac被供奉的遗体

travelblog.org/Photos/5

回到正题。南斯拉夫的建立本身就是一战后大国意志的产物。强行把不同种族、宗教信仰的地区合并为一个新国家,又处于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一战的爆发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想维持这样一个国家的稳定,一个强势的政府与领导人必不可少。而铁托崇高的声望和精密的民族平衡执政方式,使得这样一个被强行组建起来的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相互屠戮和仇视的废墟上很快恢复。而他强势与温和、集权与民主并重的执政理念,结合本国实际的经济外交政策,为南斯拉夫带来的长期和平进步有目共睹。遗憾的是,铁托只有一个,继任的执政者不具备与之相当的威望与智慧,长期以来隐藏的种族矛盾在八十年代再次抬头,并将在十年后将这个国家再次拖入分裂与杀戮的轮回。

铁托的做法是唯一的,也被证明为是可行的。至于现在,独立后的原南斯拉夫诸国应该是对他们而言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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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今天的视角上观察南斯拉夫崩溃的历史,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出,铁托死后失去压制的大塞尔维亚主义才是南斯拉夫土崩瓦解的根本原因。原本科索沃问题是单纯的塞尔维亚所控制的联盟中央与科索沃阿族人之间的问题,在80年代初,南斯拉夫的次子和三子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并未表现出太过强大的离心倾向。但米洛舍维奇在1989年悍然修改宪法,取消科索沃自治省地位,并且进行了疯狂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宣传,这无疑是对科索沃分裂分子恐怖袭击活动的一步臭棋。

原本人厌狗嫌的科索沃解放军因为极端的宗教立场和恐怖主义行动,在整个南联盟内部少有人同情,马其顿和波黑更是饱受其害。但米氏背靠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把维护联盟团结的高尚目标替换为塞尔维亚民族的一己私利,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于是这场原本由于阿尔巴尼亚族中部分分裂主义者引起的危机直接转变成了危急南联盟生死存亡的根本性危机。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1990年南共联盟召开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代表要求直接将联邦改为邦联。

就在这个联盟本身已经摇摇欲坠的档口,米氏还在大放厥词:“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中”。他认为以民族封闭性和原始群体性为前提条件实现民族一体化和同质化(Homognization) ,才能重新振兴塞尔维亚。这种论调与皇汉们最喜欢的民族压迫和强制融合观点简直不谋而合。但是后果是什么呢?

大塞尔维亚主义的高涨直接导致了各加盟共和国视境内的塞尔维亚族人为不稳定因素和敌人。民族迫害和分裂的漩涡就此开始转动,而南人民军则从合法政府的中央军直接蜕变变成了塞族的民族军。合法性和权威彻底完蛋。巴尔干又被点燃了。

克罗地亚战争、斯洛文尼亚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南斯拉夫的故土打成了一锅烂粥,而米氏为代表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们怀着“民族主义的热忱”毫不妥协地战斗到底,期间制造了斯雷布雷尼察和萨拉热窝等惨案。

但是最终证明了一件事儿——民族主义者永远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实现他们远景中血腥的大塞尔维亚。战火绵延了10年,巴尔干各族人民饱受灾难,极大地消耗了南斯拉夫各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最后终于给了西方侵略者足够的武装干涉机会。

下面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

这就是塞尔维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本质,巴尔干之虎被一群蠢驴耗尽了元气,原本雄踞三海之间南欧第一强国,变成了卑躬屈膝求着欧盟加入的内陆小国。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们实属求仁得仁,不客气地说他们甚至不如今年卷土重来的塔利班。

-------------------关于一些常见谣言的回应------------------

首先,有很多谜语人经常说什么塞族人是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但事实上,塞族人口只有36%。有些傻瓜觉得可以通过笼统地把黑山、马其顿和波黑中各族划进塞尔维亚这个大框来解释这个问题,但事实上,就连塞尔维亚人自己都不觉得某些中国人口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是塞族人,在“塞尔维亚王国”和“南斯拉夫王国”时期,大塞族主义者们对波黑的穆斯林村庄搞三光的时候可是把美国记者都看麻了。

其实,很多人没有认识到一个问题,这些具有相同血缘共祖、类似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人群,之所以彼此互不认同,并不是很多人所谓的民族识别,甚至不是宗教和文字,而是巴尔干的各个地区长期分属不同政权带来的结果。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常年是哈布斯堡治下的,其中斯洛文尼亚更德意志,克罗地亚更匈牙利;马其顿是保加利亚的好老弟,塞尔维亚和波黑是被奥斯曼统治的,其中波斯尼亚是顺从奥斯曼统治的那部分人,塞尔维亚是在毛子支持下一直与奥斯曼存在离心力的那部分人;而黑山是自始至终未被奥斯曼征服的自由之地。

巴尔干是大国角力的战场,而南斯拉夫各民族的隔离和差异本质还是其背后的大国势力造成的,长期的政治势力的分属和对峙塑造了隔离人群,然后发展出了相互区别的民族意识,这是根本的原因。

其次,塞尔维亚经济在南斯拉夫中并不突出。在经济上,斯洛文尼亚以南联盟8%的人口占了20%以上的GDP,克罗地亚的GDP(25%)也超过其人口占比(20%)。在南斯拉夫这个体系里,提供转移支付的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转移支付的对象是波黑、马其顿和黑山。如果按照某些精塞的说法,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等都是塞尔维亚人的话,那南斯拉夫的经济结构就彻底成了克、斯当奶牛养塞尔维亚,咋样,尴尬不?

最后,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在搞民族压迫和种族清洗这方面是罪行累累。“塞尔维亚王国”呱呱坠地的时候就表现出了这种嗜血本质,1878年柏林协议打破了土耳其枷锁,然后塞尔维亚王国就投俄了,靠着沙俄的支持大肆扩张,而且手段极为残忍,两场巴尔干战争简直是二战东线提前上演,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王国军的暴行多到美国记者都写麻了。战间的南斯拉夫王国更是令人字面意义上的大搞种族歧视,切特尼克的很多手腕跟大队长一模一样,烂透了。

所以很多人试图声称铁托死后大塞族主义的反弹是对铁托体制压制塞族的反弹,但是你再想想,二战期间克罗地亚傀儡国和乌斯塔沙,未必不是南斯拉夫王国期间切特尼克路线的反弹。毕竟巴尔干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民族矛盾和仇杀从没少过,但是当土耳其枷锁被打碎之后,开启仇恨漩涡的还是塞族人。

最后的最后,所有把南斯拉夫和我国作类比的,都收好一顶煽动分裂国家的政治帽子。就事论事,对大家都没坏处。我们国家有绝对优势人口的主体民族,主体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有显著优势,跟南斯拉夫完全没有可比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可以带给治下各族人民更好的生活。没有这个基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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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人算不上南联邦的“主体民族”。

关于如何建立南斯拉夫人国家,一战前出现过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大塞尔维亚式的,即一战之后的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一开始的领土主张只是限于波斯尼亚,伏伊伏丁那和部分达尔马提亚。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奥匈帝国突然解体,让建立南斯拉夫人国家变为可能。原奥匈内部的南斯拉夫人在风雨飘摇之际匆忙成立了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国,并和塞尔维亚就南斯拉夫前途问题进行谈判;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于,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要求建立一个联邦制的南斯拉夫,而塞尔维亚要求一个单一制的南斯拉夫。对于当时的许多塞尔维亚人来说,南斯拉夫只是一个扩大版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则是王国新征服的领土。很多塞尔维亚人相信他们仅仅扩大了塞尔维亚领土而没有建立新国家。

然而对于克罗地亚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意大利贪婪无耻的领土主张,而另一方面塞尔维亚并没有留给克罗地亚人什么选择,在《科孚岛宣言》发表之后,塞尔维亚迅速活动要求协约国不要承认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国。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军队在向北深入。随着意大利军队在达尔马提亚登陆,与克罗地亚内部的塞尔维亚人开始游行要求和塞尔维亚合并,留给克罗地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萨格勒布的南斯拉夫委员会匆匆决定和塞尔维亚合并,表示宪法问题可以留待之后解决。南斯拉夫王国混乱随之拉开序幕。

另一种路线就是奥匈的三元制计划。在奥匈的最后10年,佛朗茨·费迪南大公致力于建立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的三元帝国,或者其升级版——多元的大奥地利合众国。费迪南大公对匈牙利愈发不耐烦,需要联斯拉夫人压制马扎尔人。在设想的奥匈南帝国之中,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将被整合到一个南斯拉夫人政治实体,并将和匈牙利一样,享有高度自治权和议会。这也是许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政治家在战前活动的目标。

南斯拉夫王国成立后,克罗地亚的处境越来越差。最主要是经济上,奥匈产业分区异常鲜明,克罗地亚作为外莱塔尼亚的一部分,以轻工业和农业为主,然而失去了奥匈腹地的上游产业,原材料和市场之后,经济上的衰退是难免的(奥匈遗产上每一个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不良反应),而贝尔格莱德的方针指令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恶化;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战前克罗地亚在奥匈内处境还是可以的,奥匈妥协之后哈布斯堡在匈牙利内部达成了匈克妥协,克罗地亚有自己的议会,克罗地亚人在维也纳的帝国议会中有代表;从1920开始,克罗地亚并未准备接受塞尔维亚的强集权的单一制宪法,南斯拉夫王国开始了持续政治危机,1921年宪法通过后古旧的区域划分被更改,克罗地亚反对党在议会里活动举步维艰,1928年克罗地亚议员在国会里被公然杀害,1929年国王建立君主制独裁。

当时克罗地亚的反对势力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以克罗地亚农民党为主力的议会斗争,另一条是南共。南共很多时候在维也纳活动,它的许多早期高层都是原奥匈的斯拉夫人臣民,除了南斯拉夫人之外,甚至还有捷克人。同时因为第三国际的方针是肢解南斯拉夫王国,南共一贯是反大塞尔维亚的,南共把黑山、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定义为“非塞尔维亚领土”。南共在武装起义失败后在前奥匈的斯洛文尼亚文化中心——卢布尔雅那重组并以此为根据地直至二战爆发。可以想象南共对奥匈的多元制和地方分权有着怎么样的特殊感情。压制大塞尔维亚主义绝非因为铁托本人是克罗地亚人,不过是南共的一贯方针而已。

二战后,地方分权的南共胜利,大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被铁托清理。铁托主义是多元制的登峰造极。

@荻野幸

所说,兰科维奇案是铁托政治艺术的体现,应该指的是苏南决裂后斯大林寻求南共内部的其他势力取代铁托,而铁托授意兰科维奇搞出工人情报局事件,清洗党内的反对派,最后再以大塞尔维亚主义为由整肃兰科维奇。克罗地亚之春后,铁托又笼络塞尔维亚人压制斯-克的地方改革派。

然而地方分权相互打压分而治之也并非铁托独创。以马扎尔人制斯拉夫人,以斯拉夫人制马扎尔人,以波兰人制乌克兰人,以乌克兰人制波兰人的这套,奥地利已经玩得很熟了。夸张地说,南联邦不是第二南斯拉夫王国,而是第二奥匈,以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德意志-马扎尔)两大族主导,以某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天主教)为纽带,维持一小撮统治集团南共(哈布斯堡)统治。不过和奥匈不同,南斯拉夫各民族是存在某种程度共同的民族认同的。1876年保加利亚起义时,奥匈境内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群情激奋,乃至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全面戒严。

然而1914年克罗地亚政治领袖,策划南斯拉夫人独立的Ante Trumbić也表示过“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经过数个世纪和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的交流,是完全的西方文明,和同土耳其混血的塞尔维亚人不一样。” 克罗地亚人会朴素认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是兄弟,但当知道塞尔维亚人把他们的国王开膛破肚时,又会感到与他们是如此不同。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中产阶级及以上尤其如此。自认为南斯拉夫人和自认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不矛盾,最关键是怎么的追求的是一个怎样的南斯拉夫。

而一战后的20年,第一南斯拉夫的同化政策非但没有强化同一的南斯拉夫认识,反而加剧民族意识,最终造就了乌斯塔沙。对于铁托而言,无论南斯拉夫人在半个世纪有着怎么的民族心理,铁托面对除了确实相信南斯拉夫民族和共产民族观的知识分子,就是反中央集权的穆斯林和黑山人,还有各种民族主义游击队。在二战结束时,各个民族,无论是否得到承认,其民族认同已经基本固化了。铁托的政策只不过是加以确认而已。

可以说,铁托主义的外交和民族平衡是南斯拉夫在巴尔干这个列强赌场上得以存续的唯一道路。如果当初可以达成南保合并,那么通过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马其顿也许就能彻底压制住塞尔维亚。然而最终南保合并受制于斯大林,铁托也预见到自己身后这套精密设计的制衡政策难以为继,只能寄望于他培养的塞尔维亚政治精英。然而国际政治动荡,铁托派大权旁落,新切克尼特还是挣脱了笼子,塞尔维亚在自毁的同时把南斯拉夫一起拖了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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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掉裤裆,不是屎也是屎。

我本人,以及对铁托这个人的情怀有所了解的人当然是完全相信,铁托本人,尽管他是一个克罗地亚人,他不可能是一个狭隘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不可能为了狭隘的克罗地亚小民族的利益和所谓的安全去刻意拆分塞尔维亚民族,进而对其造成深重的灾难。

但他所做出的一切的现实结果,确实就是这样。

他所做的一切,最终结果,就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没有了,南斯拉夫也没有了。

如果他真的是为了南斯拉夫这个广义的民族好,为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这个强大而富裕的国家好,那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角度看,他就应该对克罗地亚的狭隘民族主义者给予对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同样程度的打击,对南斯拉夫境内的次级民族进行一视同仁的取缔,允许且仅允许南斯拉夫民族的认同存在。并且说真的,他这样做了,才更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的民族观念。

然而他没有。

你让那些朴素的、仅仅拥有平凡爱国情感、只是想保全自己民族传统居住地的塞尔维亚族(所谓黑山族、所谓马其顿族、波黑境内的塞族、克拉伊纳塞族、科索沃塞族)怎么想你铁托?噢,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虽然确确实实是个克罗地亚人,但完全没有为了克罗地亚而阴险地戕害塞尔维亚民族,而只是出于大南斯拉夫的公心而好心办了坏事的情有可原的领袖?

凭什么呢。凭什么呢。

铁托当然不可能是乌斯塔沙,尽管他是克罗地亚人,他也绝不可能是什么潜藏的乌斯塔沙。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社会主义领袖。但站在2022年这个时间节点上看,他对大南斯拉夫民族造成的灾难,怕是十个乌斯塔沙也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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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削足适履,本末倒置。

中国人形式逻辑不行,但经验主义不差。多背成语吧,那么薄一本成语词典,还不背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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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帮,也谈不上害。南斯拉夫这个国家,从出生就有重病,本来就是很难活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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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族,穆族,克族,黑山族和大多数南族实际上都是一个族,仅仅因为宗教信仰不同甚至地域问题而划分成多个民族。

就好比,我们把信仰伊斯兰教的汉人划分为回族之后,又把信佛教的汉人划为佛族,把信天主教的划为基族,新教徒划为新族。把广东人分为广东族。。。最后号召体制内的与无神论的人成为中族。使得各族人口占比都不超过40%

然后一个个的建立X族共和国,天天对着你耳朵说你是X族人。

你说这样是害了中国,还是害了中国?

正确的方式无疑是禁止民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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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更新 关于Ante Trumbić的那句“名言”

6.25更新 ①关于斯泰皮纳茨和二战期间的克罗地亚天主教会 ②关于民族认同

此答案的坑,目测短期是填不满了,道个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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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

@Harold FINCH

邀请。

好尖锐的问题,忍不住还是先答两句。题主问了好几个问题,而每一个很复杂,我会一点一点填坑。

首先应当澄清,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族不是“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黑山族、马其顿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和穆斯林族(1971年获得承认),是南斯拉夫的六个构成民族(konstitutivni narod)。塞族跟中国汉族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中国只有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是按照民族来设置的,而南斯拉夫的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都是根据民族原则设置的。

再说铁托。没错,铁托出生在克罗地亚。但是从他一生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行为,他不是一个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一个出生在克罗地亚、有斯洛文尼亚血统、二战期间在波黑打游击、身后葬在贝尔格莱德、曾经令黑山首都以其命名的人,是南斯拉夫精神最好的象征。他那一代共产党领袖(吉拉斯、卡尔德利),可能除了兰科维奇之外,“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要比“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更准确地描述他们的身份认同。铁托的中立身份是捏合南斯拉夫的重要因素,但悲剧也正体现于此:铁托去世后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都不是“南斯拉夫人”,而是“来自某个共和国/自治省以及某个民族的”领导人。铁托之后,再无人能代表整个南斯拉夫。提到这些,主要是想说明,铁托压制塞尔维亚(族)跟他的族裔(ethnicity)没什么关系。

铁托打压塞尔维亚共和国/塞族并不是立国之初就有的政策,而是发生在60年代中期之后。历史背景既有南斯拉夫王国时期的塞克矛盾,也有南共三号人物兰科维奇倒台,后者更为重要。

兰科维奇是南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塞尔维亚族。战后任内务部部长和军事情报局局长。兰科维奇代表了南共五六十年代主张中央集权、专制的一派。兰科维奇基本控制了塞尔维亚共和国大权,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践踏科索沃的自治权。1963年两个自治省扩大自治权,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限制兰科维奇。1966年兰科维奇东窗事发(在铁托寝室安装窃听器),同情他的派别遭到清洗,塞尔维亚共和国和共产党成为替罪羊。南共内部的分权主义势头上升。此后十年是去中心化的高潮,作为共同身份认同的南斯拉夫主义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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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钟哲

提到斯泰皮纳茨(Alojzije Stepinac;拉丁语Aloysius Stepinac)。斯泰皮纳茨1938至1960年任天主教会萨格勒布大主教。

二战中,南斯拉夫王国瓦解,在纳粹扶植下,民族主义的乌斯塔沙运动上台,成立克罗地亚独立国。斯泰皮纳茨公开场合支持乌斯塔沙统治(南斯拉夫王国给克族造成的阴影太深);但得知塞族和犹太人遭遇种族屠杀之后,他多次私下向政府抗议,谴责种族压迫,并参与营救犹太人。

战后对他的审判,罪名包括通敌、与乌斯塔沙政权合作、背叛南斯拉夫政府(似乎指的是支持战后乌斯塔沙的抵抗运动)、强迫塞族东正教徒改宗天主教等。

强迫改宗(和种族屠杀)是乌斯塔沙政权的行为,是他们种族清洗、建立同质(homogeneous;不知有没有更好的翻译?)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克罗地亚天主教会内部有不少牧师支持乌斯塔沙的强迫改宗,甚至参与了种族屠杀。也有部分牧师反对种族压迫,斯泰皮纳茨就是其中之一。但更复杂的是,斯泰皮纳茨(以及其他保护犹太人和塞族的天主教牧师)只保护了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和塞族。这既可以理解为处于保护犹太人和塞族的权宜之计,但也可以解释为“天主教会认为只有改宗者才值得保护”,以色列学者Menachem Shelah曾有分析认为保护力度不够。

小结:战后对他的审判是一场审判秀(show trial)。斯泰皮纳茨在二战中的克罗地亚宗教人士里是比较温和的,将乌斯塔沙的卑劣罪行全部安在他头上是不公正的。这样严厉的审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教会领袖身份,目的是起到威慑作用。私以为,斯泰皮纳茨没有像梵蒂冈宣传的那般高尚,但仍值得尊敬。

参考:

Biondich, Mark. "Religion and Nation in Wartime Croatia: Reflections on the Ustaša Policy of Forced Religious Conversions, 1941-1942."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2005): 71-116.

Biondich, Mark.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artime Croatia, 1941–45."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7.4 (2006): 429-457.

Phayer, Michael.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Holocaust, 1930-1965.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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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族、塞族这些民族划分并不是铁托创造的,但也不是自古以来、客观的、天然存在的固定群体。拿nation-building这个词作比喻很好,语言、宗教、地域、民俗都只是建筑材料,需要有人来建构才会有现代的政治民族身份。

19世纪的波黑村庄里的东正教徒自称”东正教徒”或者“基督徒”,并不知道自己是“塞族”;19世纪伏伊伏丁那的塞族知识分子也不认同贝尔格莱德的王国政府;20世纪初波黑穆斯林中有不少人投入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运动。应该说,直到20世纪早期,有很多人强烈的认同自己是塞族或者克族,于是有压迫政策有大屠杀;但也有不少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谁,城市里有自认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乡村里有只知道自己的信仰是伊斯兰教/天主教、和邻居东正教徒不一样的农民。过去的民族认同是非常流动的。

而无论是南斯拉夫王国,还是联邦,还是解体之后的各共和国,无论他们是采取大塞尔维亚主义还是民族自治主义又或是分离主义,都在把“流动”的认同固定下来,建立同质的民族国家(或超民族国家——南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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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阜

(强烈推荐去看他的答案,比我的系统得多。)提到安泰·特伦比奇(Ante Trumbić)的那段话

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经过数个世纪和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的交流,是完全的西方文明,和同土耳其混血的塞尔维亚人不一样。

为不少研究巴尔干历史和民族关系的著作引用。

然而这段谈话却并不发生在1914年,也不是在南斯拉夫王国建立之初,而是在1935年:

In 1935, the eighty-year-old Archbishop of Zagreb, Cardinal Bauer, was so distressed by the number of arrests that he travelled to Belgrade to present the Regent with a long memorandum on police outrages. In the same year a French writer, Henri Pozzi, met Trumbić in Zagreb.

The former Yugoslav foreign minister was in a furious mood. 'You are not going to compare, I hope, the Croats, the Slovenes, the Dalmatians whom centuries of artistic, moral and intellectual communion with Austria, Italy and Hungary have made pure occidentals, with these half-civilised Serbs, the Balkan hybrids of Slavs and Turks,' he fumed. 'They are barbarians, even their chiefs, whose occidentalism goes no further than their phraseology and the cut of their clothes.' He also made a menacing prediction: 'Between us and the pan-Serb camarilla which directs Yugoslavia today,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force, for they are by far the strongest, but it is a question of time, a question of patience, until the day arrives when accounts will be settled.'

This blistering tirade, from a one-time champion of Yugoslav unity, throws light on the degree of bitterness felt by many Croats under the royal dictatorship.

(Tanner, Marcus. Croatia: a nation forged in war.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特伦比奇对塞族的贬损并非毫无来由的种族歧视,而是源自塞尔维亚王室统治下专制、压迫的政治局势。当年力促塞克合作的老政治家绝望了。

(绝望的又何止克族政治家呢?克罗地亚塞族领袖斯韦托扎尔·普利比切维奇(Svetozar Pribićević/Светозар Прибићевић)1918年时强烈要求无条件与塞尔维亚王国合并,1929年之后因为反对国王独裁而被迫流亡海外,死于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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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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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害了塞尔维亚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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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理,你得先有南斯拉夫,然后才能害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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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着中央集权可以救南斯拉夫的要不要了解一下1月6日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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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铁托搞南斯拉夫版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埋下了祸根。

甚至有一种奇谈怪论,说在整个前南斯拉夫并没有什么分别的民族认同,所谓克族、穆族、塞族都是铁托版的民族识别人为划分的。

这类观点主张,在前南斯拉夫地区,一个中央政权合适的做法是:削弱甚至禁止个别的民族认同,搞大南斯拉夫民族认同;禁止民族区域自治,重新划分行政区划搞中央集权。

的确,无论大塞尔维亚主义者还是大克罗地亚主义者,都喜欢强调:只有一个民族(塞族或克族),没有什么塞、克、穆之分。大家语言相通,只是宗教和文字的差别不能构成民族差别。

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和大克罗地亚主义者都确实相信这一套:二战站错队加入轴心国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在乞求同盟国饶克罗地亚一命的时候曾以“克罗地亚人是欧洲仅有的相当部分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为理由,他们显然是将波黑穆族当克罗地亚人了(这不妨碍前南解体后波黑克罗地亚人也屠杀穆族);他们的宣传也不能说没有反响:被塞尔维亚情报部门策动参与谋杀费迪南大公的也有出身穆斯林的Muhamed Mehmedbašić.

然而更多的时候,想法是想法,现实是现实。塞尔维亚情报部门在波黑的行动并不怎么成功,占人口多数的克族和穆族宁愿效忠奥匈帝国也不愿意接受塞尔维亚统治。就在费迪南大公遇刺之后,萨拉热窝的克族和穆族就群情激昂去砸塞族人的店了;铁托是一个克罗地亚人,当他被奥匈帝国征召参加一战时,内心不是没有爱国(帝国)感情的。

事实就是:大塞主义者和大克主义者的想法只是意淫。民族区别是一个现实存在,一个1914年之前好久就根深蒂固的存在,绝不是铁托创造的。

有人说,民族区别的确是现实存在,但是民族政策应该致力消除它而不是强化它。应该在政纲上否认民族区别,政策上实行个人层面上的平等,等等等等……

请看南斯拉夫王国的宪法

1931 Yugoslav Constitution

Art. 4. There is but one single nationality in the whole Kingdom. All citizens are equal before the law. All enjoy equal protection from the authorities. Nobility, titles or other hereditary privileges are not recognized.

请看南斯拉夫王国的行政区划:

Subdivisions of the Kingdom of Yugoslavia

从1922年起,南斯拉夫王国的一级行政区划就和旧政治单位没关系了。1929年变本加厉:

“From 1929, the Kingdom was subdivided into nine new provinces called banovinas or banates. Their borders were intentionally drawn so that they would not correspond either to boundaries between ethnic groups, or to pre-World War I imperial borders.”

关于南斯拉夫王国的这些政策,现在有两点是无争议的:

1)南斯拉夫王国从一开始就是原来塞尔维亚王国的扩展,具有鲜明的大塞尔维亚特征;宪法中单一民族、公民平等的规定,在现实中成为塞尔维亚人压迫乃至强制同化其他民族的手段;

2)南斯拉夫宪法期待实现的所谓单一民族认同并没有成为现实;克罗地亚人积极反对单一民族认同;在二战中,克族的乌斯塔莎和塞族的切特尼克开始了大规模的种族互屠;1995年发生的,欧洲战后最大的种族灭绝事件——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所在地,斯雷布雷尼察,其实也是二战中克族屠塞族、塞族屠穆族的屠场。

站在建构主义角度,我不能说一个国家推行真自由主义的消除民族个别认同就一定不能成功;甚至不能说假以时日南斯拉夫王国的措施就一定无效。但是南斯拉夫王国的经历还是给人以教训:在自作聪明的时候,想想前人有没有做过。这世界,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太多了。

铁托的武装是在克服各民族彼此仇杀,主张团结一致反法西斯的基础上建立的。铁托的成功,对外是靠向西方盟国证明了自己是真正努力打击轴心国的军队,从而获取外援;对内是向人民证明自己能克服民族互屠,能给各民族人民提供一个最起码的和平秩序从而赢得民心。对战后的南斯拉夫来说,民族区别是血淋淋的事实,不容否认;表面推行个人平等实际沦为民族压迫的南斯拉夫王国殷鉴不远,不容效仿。铁托做出了唯一合适的选择。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也确实成为了整个前南地区民族关系较为和谐,友好的时期。许多人列举的前南解体前民族融合的证据(例如族群间通婚的比例),其实是南斯拉夫联邦长期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的良性结果。

回到问题本身,说铁托“扶植其他民族的势力,刻意削弱塞族”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只是讲铁托整肃兰科维奇集团,连累了相当多的塞尔维亚干部,那么这是无可争议的铁托失误;尽管我们可以辩解说,兰科维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的确需要压制,共产党国家政治运动“扩大化”也实属家常便饭;

如果是说具体行政区划中被认为是损害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波黑、马其顿自成一国;塞尔维亚内建两个有自治权和中央政府决策否决权的自治省;那么心平气和的仔细探究下,我们可以发现南斯拉夫的安排不无道理。例如波黑各族杂居,难以分割(可以看一下1995年代顿协议划分了穆克联邦和波黑塞族共和国的地图);马其顿人从语言来说更接近保加利亚人而偏离南斯拉夫其他各民族;建立自治省也是照顾各方面子和权利的安排(塞尔维亚人视科索沃为圣地,理由是五百多年前他们在那里打过史诗般的一仗;尽管近代的塞尔维亚直到1912年才占有科索沃,尽管科索沃当地的阿尔巴尼亚人口早已占据多数);

如果是站在大塞尔维亚主义的立场,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克罗地亚族、穆斯林族,有的只是塞尔维亚族的不同存在形式。只要承认克族、穆族的存在,铁托就是在刻意削弱塞族。持有这种立场是无视事实的,根本无法对话。

铁托去世后,八个自治实体各行其是自说自话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也许的确难以维系,但是能闹出血腥的前南内战,走切特尼克路线的米洛舍维奇难辞其咎。老铁托派对米洛舍维奇痛恨不已,见

秦晖:告别梦魇的“铁托主义者”

,注意那位塞尔维亚共产党的老领导,坚决反对米洛舍维奇在波黑搞种族清洗,并在2000年被米洛舍维奇下令绑架杀害的斯坦鲍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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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和前苏联其实都是一回事,对于主体民族不占优势的多民族国家,想要维持稳定,就需要扶持老二压制老大,这样才能内部平衡。对于南斯拉夫就是压制塞尔维亚,对于苏联,就是长期没有俄共,乌克兰人连续坐庄苏联一哥。但老大民族肯定不服,总想着成为真正说了算的老大,同时又有人口优势,总有机会把自己人送上一哥位置。等老大民族的人坐上一哥位置,老二就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危从而产生脱离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想法。对于南斯拉夫就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独立,对于苏联,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推动了苏联解体。但老大必然会眼馋老二的土地和资源,于是克罗地亚战争和这次俄乌战争也就顺理成章。

其实美国也慢慢有这个意思了,美国本来是没有所谓的民族认同问题的,或者说基督教白人就是美国绝对的优势主体民族,足以压制其他小的族裔。但种族隔离塑造了黑人和白人的二元区分。民主党之所以搞政治正确拼命扶持黑人,其实就是为了拉黑人压制白人维持国家平衡。等特朗普上台实际上推动白人至上,美国就开始出现崩盘迹象了。只不过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没有聚居地的区分,所以目前看还没有国土分裂的可能,但人心的分裂已经难以避免了,尤其是如果两年多以后特朗普还能卷土重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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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问题其他回答已经非常清楚了,我这里也只能补充一些关于历史背景的东西,从历史的角度,尝试去解释一下为什么南斯拉夫没有实现统一的民族国家建构,南斯拉夫要怎样做才能避免分裂,以及为什么塞族和克族这两个“同根同源”的民族却有着如此的血海深仇 这些问题。不一定能有时间回答完,能写一点是一点吧。


今天中国对南斯拉夫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和国内的民族政策纠缠在了一起。但事实上,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和中国的民族问题之间的区别是巨大的。汉族在中国的人口比例超过90%,是绝对的主体民族,而剩下的55个少数民族却在分享不到10%的人口比例。而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族的人口只是在各个民族当中占据多数而已,但远没有达到半数。第一南斯拉夫建立时的名字“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王国”就说明了这个国家的属性,它是由不同的南斯拉夫民族联合组建起来的国家,塞族只是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但是“除塞族以外”的各民族人数要远远多于塞族人口。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期,各个民族都有自身的优势,塞尔维亚面积最大,人口最大;斯洛文尼亚经济最发达,远超其他共和国;克罗地亚经济仅次于斯洛文尼亚,人口、面积仅次于塞尔维亚。


第一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王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塞族政客试图主导全南斯拉夫的政局,打压其他民族(尤其是克族)的势力,事实证明,大部分塞族政治家自从南斯拉夫建立的那一刻就没有打算和其他民族分享权力。而一战后南斯拉夫混乱的政局,君主权力与党派权力的矛盾,加上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都加剧了南斯拉夫各民族间的矛盾。卡拉乔治王室家族(亚历山大一世)1926年开始实行独裁统治,此时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完全由塞族主导、统治的王国。南斯拉夫王国政治上的失败与错误的民族政策,让统一的南斯拉夫迅速碎片化,让很多原本奉行南斯拉夫主义,对斯拉夫各民族团结抱有幻想的思想家失望透顶。二战期间的乌斯塔沙,可以理解成是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者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一种报复。


克族政客选择加入南斯拉夫,本来就带有很多顾虑,可以说克族人从来没有自愿地成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选择加入南斯拉夫是一战后紧张局面迫不得已的结果。1918年10月,奥匈帝国轰然崩塌,其境内每个民族都急于自保,比起建立国家的民族主义理想,克族人更需要做的是避免无政府局面,并应对近在眼前的意大利侵略风险。


南斯拉夫主义在一战前更多是憎恶奥匈帝国统治的少数知识分子的理想,无论是在克罗地亚,还是塞尔维亚,建立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都并非政治共识。对塞尔维亚王国来说,它本来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大塞尔维亚”,包括波黑,桑贾克,科索沃,黑山和所有塞族人占多数的地区。(讽刺的是,这正是南斯拉夫内乱爆发后米洛舍维奇想要做的事,历史在20世纪的南斯拉夫恰好实现了一个循环)但即便是最激进的塞族民族主义者,可能也不会将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斯洛文尼亚全部放在这个“大塞尔维亚”国家内。一个原因是宗教、文化上的差异,毕竟在塞族的民族建构中东正教的宗教认同起到很重要的地位,让他们去接受一个完全以天主教为信仰,而且很大程度上西化的民族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塞尔维亚历史上确实几乎没有统治过克罗地亚。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历史事实,克族和塞族这两个南斯拉夫民族在地理上临近,在语言上相同,但发展轨迹却截然不同。(下面简要概述一下克罗地亚的历史,我在这一方面了解不多,如有错谬之处还请更正)


克罗地亚贵族在11世纪接受了匈牙利阿尔帕德王朝(Arpad)的统治,其形式有类于后来的奥匈帝国。克罗地亚接受匈牙利国王的统治但并不臣属于匈牙利。这种形式在中世纪颇为普遍,往往来源于不同国家王室之间的姻亲关系。匈牙利安茹家族的洛约什一世(Louis I)就曾经同时统治匈牙利和波兰;而波兰雅盖隆王朝的瓦迪斯瓦夫三世(Wladyslaw III)在担任波兰国王后又被推举为匈牙利的国王。但联合一般都是短暂的,随着国王去世也就宣告终结。但克罗地亚与匈牙利的联合却一直持续了下来,即便是在塞尔维亚在斯蒂芬·杜尚统治期内达到鼎盛之时,也未能从匈牙利手中夺走克罗地亚地区。1526年,奥斯曼帝国大举入侵匈牙利,并在莫哈赤战役中彻底击溃了匈牙利军队,匈牙利贵族在生死存亡之际选择接受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这和当初克罗地亚贵族选择接受匈牙利王室统治极其相似),克罗地亚也随之并入哈布斯堡王室统治。17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帝国之间为争夺克罗地亚爆发战争(这场战争被称为The Long War),战争并没有带来很大的领土变化,克罗地亚继续接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直到一战爆发。总体而言,克罗地亚在哈布斯堡帝国内未受到严重的压迫。奥匈帝国成立后,克罗地亚被划归匈牙利的统治范围。匈牙利在其控制区模仿“奥-匈二元制度”,建立起了“匈-克二元制”,赋予克族一定的自治权利。不过匈牙利统治者在这一时期试图推行强制马扎尔化(匈牙利民族自称马扎尔人,Magyar),剥夺其他民族特权,这尤其激起了各斯拉夫民族的不满,南斯拉夫主义(Yugoslavism)、伊利里安主义(Illyrianism)和大克罗地亚主义都是在这一阶段逐渐成型、发展起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哈布斯堡帝国为了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在克罗地亚的边境建立“特殊军区”,主要招募逃难至哈布斯堡帝国的塞族移民,这个“军区”被命名为克拉季纳(Krajina),意为“前线”。后来,克拉季纳就成为克罗地亚境内的一个塞族聚居地。在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克拉季纳的塞族政治家建立起“克拉季纳塞族共和国”,谋求和塞尔维亚合并。这个未受国际承认的国家从1991年一直存在到1995年,在米洛舍维奇的秘密支持下持续和克罗地亚政府斗争,其间发生了不少塞克两族相互仇杀的悲剧,直到1995年克罗地亚军队利用有利局势发动“暴风行动”(Operation Storm)占领克拉季纳,塞族纷纷逃离,克罗地亚境内这场血腥的战争才宣告终结。


回归正题,一方面由于塞族和克族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两族历史发展轨迹不同,缺乏共同历史记忆。在一战前,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联合的观点并不很受欢迎。塞族人想要一个扩大版的塞尔维亚,包括所有塞族占多数的地区;克族人或是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或是希望在奥匈帝国内获得更多的自治权,有些政治家提出了建立奥-匈-斯拉夫三元制的设想。总之,建立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的观念绝不是主流。


那么,塞族和克族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就都没有认识到两个民族在血缘上的联系吗?也不是。主张塞、克本来同属一族的大有人在。但是这种观点,在19世纪这个浪漫民族主义的年代往往会趋向于过度诠释和一厢情愿。这里举塞尔维亚伟大的文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dzic)的观点为例做一点说明。卡拉季奇在现代塞尔维亚语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塞尔维亚传说、民间故事的收集极大贡献了塞尔维亚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早期宣传者,他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断定所有的克罗地亚人,从其血缘来看,其实都是塞尔维亚人,只不过是由于信奉天主教,另外加上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被人为地和塞尔维亚民族分离开了。因此卡拉季奇认为有必要让克罗地亚人接受一个“真理”:他们本来就是塞尔维亚人,应该回到塞尔维亚母亲的怀抱当中,放弃“克罗地亚”这样一种人造的、强加的错误认同。卡拉季奇的本意自然是呼吁塞族与克族的团结,反抗外来势力的统治与压迫。但是他的思想和“南斯拉夫主义”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厢情愿地主张克族就是塞族的一部分,要求克族与塞尔维亚合并,这本身就是大塞尔维亚主义的体现,是将塞族包装成解放者的形象,从而客观上造成了克族的“从属”地位,这是克族民众完全不能接受的。事实上,克族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当中有着和卡拉季奇完全相同的观点,只不过他们认为,从克罗地亚,到波黑,到塞尔维亚,其实都是克族人,即便他们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种强行把对方划为“我族”的“一厢情愿”的理论,到了南斯拉夫王国时期,便逐渐发展为塞、克两族争夺南斯拉夫主导权,排斥打压对方的工具,非但无助于民族团结,反而成为了南斯拉夫分裂的诱因。


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在国家建构问题上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对比。虽然今天意大利南北差距依然很大,而且民族分离主义思想没有被彻底根除。但总体而言,意大利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果今天有人非要说威尼斯(或说威尼托大区)、西西里、托斯卡纳是不同的国家,就会显得很荒谬了。但在文化和语言上,意大利各个地区的差异并不比南斯拉夫要更大。意大利南部的方言和“普通话”托斯卡纳方言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意大利的统一在很多人看来无非是一个“扩大版的皮埃蒙特”,南方人的受剥夺感极为普遍,北方在统治南方。因此意大利必须通过领土扩张(这时很多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鼓吹所有意大利人居住地区在统一意大利国家旗帜下,即Italian irredentism,将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达尔马提亚视为意大利领土),甚至海外殖民来弥合国内矛盾。意大利的这种扩张情节往往被历史学家所忽视,意大利成为第一个法西斯国家并非偶然,法西斯思想在19世纪末的意大利民族主义中是完全有迹可循的。但为什么意大利的统一成为持续了下来,而南斯拉夫的统一却持续短暂呢?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是意大利北方地区(皮埃蒙特-萨丁)相对于南部地区在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而在南斯拉夫内部,塞尔维亚对于克罗地亚不具备这种优势,而且假设南斯拉夫内部斯洛文尼亚或波黑的势力更强大一点,权力之争不仅仅局限在塞、克两族的话,南斯拉夫保持统一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但塞、克两族不仅总体实力相近,由于历史原因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相互都瞧不起。克族认为塞族是和土耳其人混血的野蛮民族,自己是西化的“先进种族”。塞族认为克族是斯拉夫人的叛徒,西方的走狗。的确,塞族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但还没有到“碾压”的地步,南斯拉夫内战过程中米洛舍维奇对直接出兵有所顾忌,无论是在克罗地亚战争还是在波黑战争中都是躲在一旁,鼓动克罗地亚和波黑境内的塞族少数民族组织民兵武装,然后给他们提供武器支持,偶尔秘密出兵援助。米洛舍维奇本人对于在战场上获胜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又恐惧西方的军事干预,所以采取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办法,对外还能宣称自己没有出兵干涉克罗地亚、波黑,就是要给塞尔维亚留条后路。如果塞尔维亚的军力真的占据绝对优势的话,米洛舍维奇倒也不必那么费劲了。而且尽管塞尔维亚军事实力占先,但经济上较克罗地亚有一定差距,要是战争打起来,在西方制裁下,塞尔维亚经济很可能先崩溃。综合看来,在南斯拉夫内部塞克两族之争的确难分高下。


那么究竟塞、克两族历史上有没有可能克服文化差异,在共同的南斯拉夫国家内友好相处呢?当然也是有的。在南斯拉夫历史上有两个极为宝贵的形成稳定国家认同的机遇期,分别是在一战和二战后,第一南斯拉夫和第二南斯拉夫初建的时期。由于在战争中有着共同遭遇,并且有着并肩作战的经历,塞克两族在这两段时期内都是有机会抛弃过往的分歧,融入一个统一南斯拉夫国家内部的。一个外部敌人的存在永远是刺激团结精神最强大的动力。第一南斯拉夫的建立就是因为意大利的入侵迫在眉睫,刚刚从奥匈帝国战败的废墟中独立出来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人为求自保,希望与塞尔维亚结成联合国家,塞尔维亚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多少能帮助他们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争取一些有利的条款。何况,彼时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和塞尔维亚王国对奥匈帝国怀有共同的仇恨,完全可以团结在斯拉夫的旗帜之下,在兄弟友谊中共同建立崭新的南斯拉夫国家。即便与塞尔维亚联合的政策主张在19世纪末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克罗地亚并非政治共识,但类似克罗地亚民众党之类鼓吹南斯拉夫联合思想的政治势力绝非少数。在塞尔维亚境内,持类似主张的则是内政大臣伊利亚·加拉沙宁(Ilija Garacanin),他于1844年起草的秘密文件《草案》(Nacertanje)即提出了以塞尔维亚为中心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民族国家的主张,加拉沙宁也是第一个在官方层面试图推动南斯拉夫统一的塞族政治家。可见,一个统一在南斯拉夫国家在20世纪初,是有一定思想支撑和群众基础的,关键就在于当时的南斯拉夫政府要如何利用好这一基础。遗憾的是,一战后的第一南斯拉夫的内政实在是混乱不堪。国家甫一建立,政府组阁就遇到了危机,亚历山大一世坚决不同意在塞尔维亚激进党的尼古拉·帕西奇组阁。这一政治斗争只不过是未来十几年南斯拉夫政治动荡的一个开端而已。党派纷争,政府垮台,首相频繁辞职,君主和政府频繁发生冲突;而在这出格的政治混乱中,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在1928年6月20日议会开会时,克族民族主义政党克罗地亚农民党的议员拉迪奇被一名塞尔维亚激进党党员暗杀。连国王也未能幸免于难,1934年,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访问法国期间于马赛被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IMRO)成员刺杀,标志着南斯拉夫政治混乱与暴力的又一个“高峰”。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塞克两族的矛盾迅速激化。事实上,这段时期的南斯拉夫处于严重的政治失序之中,在1929年亚历山大一世掌握独裁权力以前,根本没有明确的民族政策,国内政治处于“丛林状态”,各民族争权夺利的斗争自然是愈演愈烈。可能因为一战后南斯拉夫的统一太过突然,无论是塞族还是克族都没有提前为民族间和平共处做好政治规划,后来发生冲突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从政策角度而言,无论是第一南斯拉夫还是第二南斯拉夫,在推动国家认同、国家意识建构方面采取的措施都非常有限。塞族、克族、斯洛文尼亚族的民族意识在南斯拉夫建立前就已初步觉醒。所以南斯拉夫国家领导人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就是如何让南斯拉夫的认同超越民族认同。但很遗憾,南斯拉夫的领导者并没有认真面对这一问题。南斯拉夫王国时期,卡拉乔治王朝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政策,有意压制克族政治势力,已然激起克族民众的强烈不满。在亚历山大一世·卡拉乔治大权独揽,实施君主专制以后,克族更加无从通过政治渠道表达自身诉求,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倾向于通过秘密结社、采取暴力手段反抗王国统治,二战中的“乌斯塔沙”就是其极端的体现。铁托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也没有太多关注“国族观念建构”的问题,他捍卫南斯拉夫“国家”的方式太局限于政策层面,打压大塞尔维亚主义、大克罗地亚主义,完善地方分权制度,赋予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平等的权利。的确,这些措施防止了部分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在促进各民族团结方面并非没有起到良好的效果,最起码相比南斯拉夫王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铁托地方分权的政策在保障各共和国平等地位的同时,也客观上鼓励了它们“地方主义”的情绪。仅仅是政治上的平权远不足够,各个共和国家之间经济水平的差异,各个民族文化认同上的差距依旧非常显著。在实行地方自治的同时,铁托却没能让各民族形成一种国家统一的意识,这样地方自治非但无助于增加地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分裂做准备。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期,一个斯洛文尼亚人清楚地知道自己身处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境内,由斯洛文尼亚的共产党领导,在他的生活环境中,“斯洛文尼亚”的概念与意义要远胜于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意味着中央,意味着铁托,意味着贝尔格莱德。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概念却是抽象的。南斯拉夫是七个共和国(自治省)的集合体,是一个大概念,但恰恰是这些一个个共和国这些小单元构成了人们生活的主体,是他们认同、归属与效忠的对象。当内战爆发时,人们会愿意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牺牲,但愿意为南斯拉夫牺牲的却为数寥寥。这种认同感的缺失可能是南斯拉夫分裂问题的根源。


认为南斯拉夫是死于对于少数民族的优待是纯粹出于主观臆断的。事实上,南斯拉夫各民族间的冲突恰恰来自于80年代后期非理性民族主义的回潮。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没有一个能够超越民族分歧、得到各民族拥戴的旗帜性人物。南斯拉夫此前的体制完全是铁托一人的产物,铁托在的时候,他能够驾轻就熟地操作。但是铁托去世后,这种体制的自相矛盾,分权倾向就越发强烈地体现出来了。尤其荒谬的是1980年以后南斯拉夫的总统轮换制,各个联邦共和国的领导人每年轮流担任南斯拉夫的总统,这似乎是在鼓励各个成员国的领导人抓紧利用这一年时间推行为地方政府谋利的政策。到了1990年,当各个共和国竟然可以自由选举政党和领导人的时候,很容易想到南斯拉夫的体制会混乱成什么局面!1974年的南斯拉夫宪法就其内容而言是一种高度分权,乃至架空了中央权力的宪法。但当时很多人注意不到这一点,这乃是因为铁托以其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个人权力牢牢地掌握着政权,人们无法看到宪法蕴藏的无政府、地方分离主义危险。每一个联邦共和国都有独立的党组织和议会,而南斯拉夫中央的党组织竟然在法律上并不高于地方的党组织,这实在是默许了地方主义的发展,是故意要削弱中央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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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打压分化塞尔维亚族,是帮了南斯拉夫。如果不分化塞尔维亚人,分出波斯尼亚人和马其顿人。

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不会接受塞族成为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也不会同意在南斯拉夫境内实行大塞尔维亚主义。如果放任塞族做大而不管。米洛舍维奇时代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且铁托本身是克罗地亚人。不可能放任塞族在南斯拉夫做大,打破平衡。铁托会给地方放权,也是为了平衡塞族做大。

铁托作为开国元勋,没有责任,而且他已经在南斯拉夫的大环境,为平衡民族问题尽力了,南斯拉夫民族林立是历史形成的,南斯拉夫历史时间小于各民族的独立历史。南斯拉夫共同的统一民族不强。这个不能怪铁托。没有铁托,南斯拉夫在二战结束后也不可能存在。

至于我国,我国成功建立了中华民族概念。汉语普通话和简体汉字已经成为全国通用语言和通用文字。不会出现南斯拉夫的情况。

按照现在的情况,56个民族会以汉族为主体,融合成中华民族。56个民族各自的概念会逐渐淡化融入中华民族的大概念。

至于少数民族的年轻人一代,都会说普通话和写简体字,不像南斯拉夫那样语言文字都无法统一。

所以不会出现南斯拉夫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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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 东斯拉夫

两个斯拉夫可怜的,本质上都是被犹太两个邪教祸害千年

犹太第一邪教千年前脑控斯拉夫,让它们甘为基督之奴,骨子里就只能匍匐在西方之下,犹太第三邪教,让这些斯拉夫自残自杀,最后分崩离析

你回顾历史,斯拉夫们真正爆发点,居然是被东方游牧帝国征服输血,灌输了一点草原帝国的文化基因之后,才一下子爆发扩张起来,打出了斯拉夫历史一波高潮

所以,斯拉夫们如果研究自身历史就应该清醒,它们的希望在东方,东方的东西会给予它们力量,而西方的邪教,只会奴役摧毁它们

斯拉夫 斯拉夫

莫再懦懦做犹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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