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戚继光抗倭功绩人所周知，相反蓟门抗蒙却默默无闻？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探究。戚继光抗倭名垂青史，而同样功勋卓著的蓟门抗蒙将领，却鲜为人知，这背后其实牵扯到历史叙事的选择、时代背景的变迁、文化传播的差异，以及最重要的——人们的关注点。
咱们先从戚继光说起，为什么他的名字能响彻神州大地。
戚继光抗倭：民族英雄的光环与鲜活的战场故事
1. “倭患”的性质与影响：
直观的威胁： 倭寇的活动，说白了就是海盗入侵，他们袭扰沿海地区，烧杀抢掠，破坏生产，对沿海百姓的生命财产构成了直接而惨痛的威胁。这种威胁是具体可感的，老百姓是切肤之痛。你看看史书上那些被倭寇屠戮的村庄，被掳走的青壮劳力，那种惨状，自然容易激起民族的愤慨和对英雄的呼唤。
国土完整与海权： 倭寇的存在，尤其是在明朝中后期，已经不仅仅是海盗那么简单，它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他们的活动区域深入内地，甚至威胁到一些重要城市，这使得抗倭上升到了保家卫国的高度。
统一性与代表性： 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先后镇压了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倭患，他麾下的戚家军更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闻名。他的胜利是多地胜利的集中体现，他成了“抗倭”这一宏大事业的杰出代表。
2. 戚继光军事思想与创新的传播：
“鸳鸯阵”的神话： 戚继光最广为人知的成就之一就是他发明的“鸳鸯阵”。这种阵法以长矛、藤牌、狼筅、盾牌、弓箭、火器等组成，互相配合，攻守兼备，尤其擅长应对倭寇的短刀劈砍。这套战术革新不仅有效，而且形象生动，容易被后人记住和津津乐道。这种具体的战术细节，比抽象的战略意图更容易流传。
《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的价值： 戚继光不仅是实战派，还是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他编写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系统地总结了他的军事思想、训练方法和作战经验，这些著作不仅在当时，甚至在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家研究和借鉴。这些著作的流传，为他的名声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的军队”的诞生： 戚家军的训练和作战，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当时明军“兵为将有”的陋习，建立了一支更加专业化、具有较高凝聚力的军队。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本身就是对当时募兵制度的一种创新和升华。
3.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与文化心理：
“外国侵略”的叙事： 相较于“北虏”可能被赋予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关系属性，“倭寇”在很多历史叙事中更容易被简化为“外敌入侵”，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叙事，更容易引发民众的共鸣和认同。
浪漫主义色彩： 戚继光的故事，有“封狼居胥”式的卫国情怀，有“精忠报国”式的忠诚，还有“长城内外”式的边塞豪情（虽然他的主战场在沿海）。这些元素都比较容易被文学作品、戏曲、小说等进行艺术加工，赋予更强的传奇色彩，从而深入人心。
戏剧性与戏剧冲突： 戚继光与倭寇的战斗，有着明确的敌我界限，易于塑造英雄形象，他们的战争过程本身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高潮。
再来看看蓟门抗蒙，为什么相对“默默无闻”得多。
蓟门抗蒙：复杂的历史语境与传播的局限性
1. “蒙元”与“北虏”的复杂性：
“北患”的性质： 蓟门位于长城沿线，明朝时期主要的“北患”是指北方蒙古各部的袭扰。这种袭扰，虽然同样造成边患和经济损失，但其性质与沿海倭寇的“掠夺式入侵”略有不同。它更多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涉及疆域、草原、贸易、羁縻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关系错综复杂。
民族认同的变化： 明朝自身就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这使得“抵抗蒙古”的叙事，在某些历史时期，可能带有与前朝恩怨的复杂色彩。虽然长城是防御外族的屏障，但抵抗的对象——蒙古，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的角色是多变的，有时是被征服者，有时是强大的威胁。这种复杂性使得将其简化为“保家卫国”的纯粹叙事变得困难。
“中华民族”概念的模糊性： 在明朝时期，“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尚未形成，各族群之间的界限，以及何为“正统”的界定，都比我们今天理解的要模糊和变动。抵抗北方民族，在当时的语境下，更多是“王朝”对“外部威胁”的防御，其“民族”属性的强调可能不如抵抗倭寇那样直接。
2. 战略防线与局部战斗：
长城防线的整体性： 蓟门作为长城防线的一部分，其作用是战略性的、连续性的。抵御蒙古的作战，更多是发生在绵延万里的长城线上，是一系列局部冲突的集合。虽然有重要的战役和杰出的将领，但它不像戚继光那样，集中于一个区域，以一套独特的战术击溃了某个集中的敌人。
战术与技术创新： 虽然蓟门守将们也可能在战术上有创新，但这些创新可能没有“鸳鸯阵”那样具有颠覆性、普适性和戏剧性，或者说，它们没有像《纪效新书》那样被系统地总结并广泛传播。长城沿线的战斗，可能更多依赖于传统的步骑配合、阵地防御等，创新点或许不那么突出或容易被总结为一套“绝技”。
军事地理的特点： 长城沿线的作战环境，大多是平原、丘陵地带，与海上作战的复杂环境不同，它可能使得战术的呈现方式更为传统和常规，缺少一些海上作战所特有的浪漫和惊险。
3. 历史叙事与文化传播的侧重点：
“重农抑商”与“重文轻武”： 中国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重文轻武”的倾向。文人阶层在历史叙事和文化传播中占有主导地位。他们更容易从“文治”角度去解读历史，而军事将领的功绩，如果缺乏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作品、史书的侧重描写，就容易被边缘化。
史书的记载侧重： 虽然《明史》等正史中记载了边疆将领的功绩，但相比于对某些文臣、政治事件的详尽描述，对边将的记载可能更为简略。而且，史书的传播范围终究有限。
文学作品的“遗漏”： 相比于抗倭，关于蓟门抗蒙的文学作品、戏曲改编可能就少了很多。没有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去加工和传播这些故事，它们就很难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更难以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你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少戏剧、小说是以戚继光为主角的，而以某个蓟门守将为主角的，又有多少是家喻户晓的？
历史记忆的“选择性”： 人们总是更容易记住那些能提供清晰道德判断、英雄形象鲜明、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戚继光抗倭，在许多方面都符合这些特点。而蓟门抗蒙，可能被认为是一种长期的、持续的防御，而非一场荡气回肠的决战，其叙事吸引力相对较弱。
总结一下：
戚继光之所以人所周知，是因为他的抗倭战争目标明确，敌人形象鲜明（尽管很多是汉奸勾结），战术创新突出，并且通过他的著作和多地胜利，将“抗倭英雄”的形象深深烙印在文化基因里。他的故事更容易被艺术加工，传播范围也更广。
相反，蓟门抗蒙虽然同样重要，但其面对的敌人性质更复杂，历史语境更庞杂，地理环境更分散，以及最重要的，缺乏像戚继光那样具有代表性的战术革新和系统性的文学传播，导致其功绩在普通大众中的认知度相对较低。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要讲一个荡气回肠的保家卫国的故事，讲一群装备简陋但英勇善战的士兵，在海上与凶狠的敌人殊死搏斗，这是多么容易引人入胜的画面。而讲一群士兵，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日复一日地与袭扰的骑兵周旋，虽然同样伟大，但其叙事上的“爆发力”和“戏剧性”可能就逊色一些。
当然，这并不是说蓟门将士的功绩不伟大，而是说历史的传播和记忆，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是经过层层“筛选”和“加工”的。而戚继光恰好是那个被“选中”并“放大”的代表。
咱们先从戚继光说起，为什么他的名字能响彻神州大地。
戚继光抗倭：民族英雄的光环与鲜活的战场故事
1. “倭患”的性质与影响：
直观的威胁： 倭寇的活动，说白了就是海盗入侵，他们袭扰沿海地区，烧杀抢掠，破坏生产，对沿海百姓的生命财产构成了直接而惨痛的威胁。这种威胁是具体可感的，老百姓是切肤之痛。你看看史书上那些被倭寇屠戮的村庄，被掳走的青壮劳力，那种惨状，自然容易激起民族的愤慨和对英雄的呼唤。
国土完整与海权： 倭寇的存在，尤其是在明朝中后期，已经不仅仅是海盗那么简单，它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他们的活动区域深入内地，甚至威胁到一些重要城市，这使得抗倭上升到了保家卫国的高度。
统一性与代表性： 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先后镇压了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倭患，他麾下的戚家军更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闻名。他的胜利是多地胜利的集中体现，他成了“抗倭”这一宏大事业的杰出代表。
2. 戚继光军事思想与创新的传播：
“鸳鸯阵”的神话： 戚继光最广为人知的成就之一就是他发明的“鸳鸯阵”。这种阵法以长矛、藤牌、狼筅、盾牌、弓箭、火器等组成，互相配合，攻守兼备，尤其擅长应对倭寇的短刀劈砍。这套战术革新不仅有效，而且形象生动，容易被后人记住和津津乐道。这种具体的战术细节，比抽象的战略意图更容易流传。
《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的价值： 戚继光不仅是实战派，还是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他编写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系统地总结了他的军事思想、训练方法和作战经验，这些著作不仅在当时，甚至在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家研究和借鉴。这些著作的流传，为他的名声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的军队”的诞生： 戚家军的训练和作战，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当时明军“兵为将有”的陋习，建立了一支更加专业化、具有较高凝聚力的军队。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本身就是对当时募兵制度的一种创新和升华。
3.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与文化心理：
“外国侵略”的叙事： 相较于“北虏”可能被赋予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关系属性，“倭寇”在很多历史叙事中更容易被简化为“外敌入侵”，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叙事，更容易引发民众的共鸣和认同。
浪漫主义色彩： 戚继光的故事，有“封狼居胥”式的卫国情怀，有“精忠报国”式的忠诚，还有“长城内外”式的边塞豪情（虽然他的主战场在沿海）。这些元素都比较容易被文学作品、戏曲、小说等进行艺术加工，赋予更强的传奇色彩，从而深入人心。
戏剧性与戏剧冲突： 戚继光与倭寇的战斗，有着明确的敌我界限，易于塑造英雄形象，他们的战争过程本身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高潮。
再来看看蓟门抗蒙，为什么相对“默默无闻”得多。
蓟门抗蒙：复杂的历史语境与传播的局限性
1. “蒙元”与“北虏”的复杂性：
“北患”的性质： 蓟门位于长城沿线，明朝时期主要的“北患”是指北方蒙古各部的袭扰。这种袭扰，虽然同样造成边患和经济损失，但其性质与沿海倭寇的“掠夺式入侵”略有不同。它更多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涉及疆域、草原、贸易、羁縻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关系错综复杂。
民族认同的变化： 明朝自身就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这使得“抵抗蒙古”的叙事，在某些历史时期，可能带有与前朝恩怨的复杂色彩。虽然长城是防御外族的屏障，但抵抗的对象——蒙古，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的角色是多变的，有时是被征服者，有时是强大的威胁。这种复杂性使得将其简化为“保家卫国”的纯粹叙事变得困难。
“中华民族”概念的模糊性： 在明朝时期，“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尚未形成，各族群之间的界限，以及何为“正统”的界定，都比我们今天理解的要模糊和变动。抵抗北方民族，在当时的语境下，更多是“王朝”对“外部威胁”的防御，其“民族”属性的强调可能不如抵抗倭寇那样直接。
2. 战略防线与局部战斗：
长城防线的整体性： 蓟门作为长城防线的一部分，其作用是战略性的、连续性的。抵御蒙古的作战，更多是发生在绵延万里的长城线上，是一系列局部冲突的集合。虽然有重要的战役和杰出的将领，但它不像戚继光那样，集中于一个区域，以一套独特的战术击溃了某个集中的敌人。
战术与技术创新： 虽然蓟门守将们也可能在战术上有创新，但这些创新可能没有“鸳鸯阵”那样具有颠覆性、普适性和戏剧性，或者说，它们没有像《纪效新书》那样被系统地总结并广泛传播。长城沿线的战斗，可能更多依赖于传统的步骑配合、阵地防御等，创新点或许不那么突出或容易被总结为一套“绝技”。
军事地理的特点： 长城沿线的作战环境，大多是平原、丘陵地带，与海上作战的复杂环境不同，它可能使得战术的呈现方式更为传统和常规，缺少一些海上作战所特有的浪漫和惊险。
3. 历史叙事与文化传播的侧重点：
“重农抑商”与“重文轻武”： 中国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重文轻武”的倾向。文人阶层在历史叙事和文化传播中占有主导地位。他们更容易从“文治”角度去解读历史，而军事将领的功绩，如果缺乏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作品、史书的侧重描写，就容易被边缘化。
史书的记载侧重： 虽然《明史》等正史中记载了边疆将领的功绩，但相比于对某些文臣、政治事件的详尽描述，对边将的记载可能更为简略。而且，史书的传播范围终究有限。
文学作品的“遗漏”： 相比于抗倭，关于蓟门抗蒙的文学作品、戏曲改编可能就少了很多。没有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去加工和传播这些故事，它们就很难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更难以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你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少戏剧、小说是以戚继光为主角的，而以某个蓟门守将为主角的，又有多少是家喻户晓的？
历史记忆的“选择性”： 人们总是更容易记住那些能提供清晰道德判断、英雄形象鲜明、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戚继光抗倭，在许多方面都符合这些特点。而蓟门抗蒙，可能被认为是一种长期的、持续的防御，而非一场荡气回肠的决战，其叙事吸引力相对较弱。
总结一下：
戚继光之所以人所周知，是因为他的抗倭战争目标明确，敌人形象鲜明（尽管很多是汉奸勾结），战术创新突出，并且通过他的著作和多地胜利，将“抗倭英雄”的形象深深烙印在文化基因里。他的故事更容易被艺术加工，传播范围也更广。
相反，蓟门抗蒙虽然同样重要，但其面对的敌人性质更复杂，历史语境更庞杂，地理环境更分散，以及最重要的，缺乏像戚继光那样具有代表性的战术革新和系统性的文学传播，导致其功绩在普通大众中的认知度相对较低。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要讲一个荡气回肠的保家卫国的故事，讲一群装备简陋但英勇善战的士兵，在海上与凶狠的敌人殊死搏斗，这是多么容易引人入胜的画面。而讲一群士兵，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日复一日地与袭扰的骑兵周旋，虽然同样伟大，但其叙事上的“爆发力”和“戏剧性”可能就逊色一些。
当然，这并不是说蓟门将士的功绩不伟大，而是说历史的传播和记忆，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是经过层层“筛选”和“加工”的。而戚继光恰好是那个被“选中”并“放大”的代表。
网友意见
因为日本后面崛起，光宗耀祖了。反观蒙古，一代不如一代，也就不值一提了。很多武侠小说，都有一个日本人来中原挑了整个中原武林的设定，就是因为这，如果是古代人，谁会把日本当做对手。甲午败于日本，半个世纪受日本压迫，翻开史书，戚继光抗倭赢了，自然就是鼓舞人心的壮举。就像郑成功赢了荷兰，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东亚，自然连满清连日本都要把他视为英雄。
至于民族团结的问题，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人也是官方推崇的。元朝暴政清初暴政也是有初高中教育也是有涉及。这些封建王朝的性质，元朝是蒙汉地主阶级对蒙汉各族人民的统治。清朝是满汉地主阶级对满汉各族人民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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