岔路口之战为什么孙可望输给了屯齐？

因为明军在决战的关键时刻分裂了，导致不要说殿前军，孙可望在岔路口集中的全部兵力都未必有十万，在兵力上相对清军并不占优势。具体到战术层面孙可望由于威望、指挥以及派系问题，并没有与清军真正打一场“决战”的信心和意愿，导致明军在国主嫡系殿前军损失很大，但冯双礼、白文选、马进忠各自的部队还实力完好的情况下就虎头蛇尾地撤军收场。

先复盘一下11月末衡阳之战后到三月初岔路口爆发前，双方的一些动向。

衡阳之战清军损失了不少直属亲王的精锐护军，但主力并没有太大的损失，从清方上报的缴获来看，第一天清军面对明军李定国部占据了上风，随后尼堪甩下大部队自领精锐追击遇伏身亡。对清军士气的打击非常大，但屯齐带领的主力应该大体完整，双方陷入谁对峙状态。

但一天后，清军又在辰州大败，徐勇部刚因为作战英勇被顺治嘉奖就全灭了。此时湖南明军相对屯齐部有绝对的兵力优势，武冈的李定国部4万人，辰州的国主殿前军本队+白文选收编的刘文秀残军+回师的冯双礼、马进忠部6-8万人。可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明军孙、李能合军一处，面对军心、士气跌倒谷底，兵力估计也就比明军一半多一点的清军主力，无疑胜算很大。但随后明军就陷入了争夺统一指挥权导致的混乱中，给了清方四个月的喘息时机。

这四个月，满清方面大概做了这么几件事：

1. 严惩逃兵，提振士气。衡阳之战后，清廷下旨严惩衡阳之战有弃主逃遁等行为的逃兵，同时批判了尼堪轻率分兵的行为，严令屯齐必须集中兵力。
2. 集中兵力。这四个月清廷虽然兵力捉衿见肘，但一直在尽力给屯齐部加强军力。原本预定调往西安的阿尔津部，因为四川局势缓解，下令前往湖广与屯齐会合，但阿尔津部也是清廷能够拿出来的最后一支机动兵力了，金砺部去福建对抗郑成功，还有一支预定增援广东的军队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留在北京不动。屯齐本部则召回了衡阳战前由达素率领的一支偏师，同时召集了江西的部分绿营军队增援。这样到衡阳战前，屯齐部的兵力得到阿尔津部八旗和江西绿营的支持已经比衡阳之战前更强了。

而明军方面，这几个月一直受制于这几件事：

1. 孙、李二人的指挥权之争。孙、李二人走到决裂的地步是诸多因素的累加，最早在云南演武场国主为了树立威信杖责李定国留下的隐恨，桂林之战孙对李定国私藏财物赏赐将士的怀疑，刘文秀战败后将其一撸到底导致的原大西军内部普遍的猜疑，衡阳战前调走冯双礼、马进忠支援辰州战场的不满，最终就是国主亲自到湖南要求李定国与他会合时，双方陷入了“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猜疑链中，致使李定国在二月初决心远走广西。孙李分裂，导致明军除国主外最强大的一个野战兵团没有参加岔路口之战，极大地削弱了明军的胜算。

2. 国主内部的派系问题。除了孙、李这原大西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外，国主手下明军此时也反而因为靖州、桂林、衡阳、辰州的一连串胜利导致人心浮动。此时流言纷起，传言国主要在夺取湖南后在长沙代明称帝。而国主及其嫡系殿前军也心思高涨，声言“北兵易与”，欲建立功勋将国主推到新的高度。但无论马进忠等原明军系统，还是白文选、冯双礼等接受了刘文秀、艾能奇旧部的西军老将，受之前孙可望因战败剥夺刘文秀兵权加强集权的影响，对此都心思不一，直接导致了之后战场沟通出现问题。

但即使如此，到岔路口之战时，明军亦非没有胜机。清军为了集中兵力，实际丧失了己方在机动力和战场侦查上的优势。因此，第一天两军相遇时，明军更早地占据了地利。小腆纪年甚至记载“王师（八旗）初不意，惊欲溃”。然而，根据《永历纪年》等书的记载，国主此时下令马进忠、冯双礼、白文选等人立营于山上，无令不得出击，自己指挥手下以戚继光兵法训练而来的殿前军进军欲建大功。

殿前军最开始赢得小胜，但随后因为抢马导致阵型混乱，被清军骑兵击破。国主这才下令山上的马进忠、冯双礼、白文选等部支援，但此时靠嫡系殿前军建立奇功的愿望已成泡影，这种情况下，国主已无拼着嫡系全灭也要重创清军的信心和意愿，众将也不愿为国主做嫁衣，明军匆匆退出战场，这一仗就这么虎头蛇尾的结束了。这也是为什么战后屯齐虽然狂吹打得国主“单骑逃遁，尸塞遍野”，但缴获还不如衡阳之战第一天。此外大西系明军将领普遍冲锋在前，因此凡是战事激烈的战斗都能找到明军将领阵亡的记录，保宁、衡阳、常德、磨盘山无不如此，但是岔路口作为一场有名的“大败仗”，居然找不到一个有名有姓的将领阵亡的记载。岔路口本质是中国版的关原之战（确信）。

要说最核心的原因，那还是“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延续”，国主在一连串军事胜利的背后，却并没有利用好这些胜利加速政权的内部整合，最终因为政治上的分裂，削弱了自己的实力，导致了军事上的失败

零散说两句。

宝庆周家铺之战双方兵力相当（明军可能略多），孙可望的驾前军参战者大致在六万人左右，其余参战的部队主要是白文选、冯双礼统领的各营及马进忠等新降各部。

冯双礼统领的兵力按祖泽远的夸张说法是“马兵一万余名、步兵数万、战象十余只”——《为飞报紧急贼情事”揭帖》，白文选所统兵力在反攻四重庆时也不少于一、两万，与衡州之战同时进行的辰州之战，孙可望坐镇沅州派各营加强白文选部以五万余人攻取辰州杀死徐勇，可见孙可望的直属兵力按低值估计也不少于五、六万规模，在宝庆周家铺之战前据屯齐战报，冯双礼统领二万余人，冯双礼、白文选及马进忠等零散部队合兵大约四万余人，也与之前来自于其他满清官员的记录相符。到周家铺之战前一日，孙可望自宝庆统帅直属部队赶到周家铺，明军合兵十万人，综合看来这个总兵力数字问题应该不大。

周家铺之战及后续的大体经过是，交战当日，明军冲下山坡进攻，清军全军反击，明军不利败退，屯齐在追击夺取宝庆、武冈后不敢继续向沅州、靖州、辰州进攻，率主力撤回长沙，数月后孙可望派兵复夺武冈，屯齐装作看不见没有反应，明清双方开始数年对峙。

这里面可能有明军孙可望等将帅骄傲轻敌且内部不和与满清统帅屯齐等人背着处分急需戴罪立功的正反心态加成的因素——据王夫之、黄宗羲等说，孙可望在战前认为清军不难击败，命冯双礼、白文选等固守不动，而派驾前军迎敌。诸将也以为“驾前军”奋欲立功，不愿出力和抢功。孙可望在战前行军九十余里从宝庆赶到周家铺，必然士马疲劳影响状态。吞齐等则因主帅阵亡，已经注定回京议罪，急于立功自赎。在战前吞齐一改尼堪在衡州之战前昼夜奔驰二百三十余里的急躁作风，极度谨慎，从永州到岔路口（大致在虎形山东南三十里处）不过一百数十里路走了九天。

还有就是兵力相差不大，尼堪的南征大军兵力史无明文，但通过某些迹象（如尼堪留在湘潭养马的八旗兵数）推测当在十万数量级，随其出征的八旗兵可能在数万人规模，加上在满清正史中向来不被当人不计出兵数字的外藩蒙古兵和绿营兵的不会少于数万人的兵力，及阿尔津部八旗兵及陆续来援的湖广等地绿营兵，个人认为屯齐在周家铺战前已经汇集了十万数量级的大军。

【癸丑 定远大将军多罗贝勒吞齐等奏报 逆贼伪安西王李定国 伪国公马进忠 率马步贼兵四万余至永州 臣等以西安府兵暨提督总兵官柯永盛兵驻衡州 大军于二月十三日向永州进发

二十八日抵永州 李定国已遁 度龙虎关而去 又闻伪秦王孙可望亲率贼兵来靖州 伪将军冯双礼率贼二万余来武冈州 大军于三月初六日自永州向宝庆进发

十五日擒生口问信 具言冯双礼 白文选 马进忠率贼四万余 营于岔路口三十里外周家坡 孙可望在宝庆 我军遂宿岔路口 次日前进见贼营于山顶 据地颇险 日暮天雨不便进攻 列阵相抵 至夜孙可望率全军来自宝庆与冯双礼等军合

十七日 贼众十万下山环阵进薄我军 我军分兵奋击 斩杀甚众 获马匹七百余 象一双 军器无算】——《顺治实录》顺治十年六月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

在作战中先进攻的明军兵力分为留守和进攻两部分，进攻的（按私人著述的话仅是驾前军）兵力不占优势，骄兵对哀兵失利也可理解，况且清军阵亡正黄旗蒙古梅勒章京韦征、武京等将校多人，八旗兵（更不要说外藩蒙古兵、绿营兵）伤亡想必不会太小，明军的损失按损清军缴获马匹数推算则可能在数千规模。之后吞齐至宝庆不敢继续进攻而是退守长沙，战局陷入停滞，可见此战在战术上是明军进攻失利败退，在战略上属于清军遏制住明军反攻势头转入相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