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为什么没有像华北事变一样妥协?

回答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点,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起点。然而,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一个重要的问题会浮现在脑海:为什么在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没有像处理“华北事变”那样,选择继续妥协退让,而是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全面抗战?这背后涉及多重因素的复杂交织。

首先,卢沟桥事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不再是局部性的摩擦,而是对中国主权的直接、全面的侵犯。

“华北事变”,如1935年的“华北自治运动”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日本在其中扮演了幕后推手的角色,通过挑起事端、扶植汉奸政权,步步紧逼,企图将华北变为其“非军事区”,进而分裂中国。当时,国民政府在军事和政治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国内“剿共”的重任之下,对日采取了“一面剿共,一面与日交涉”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本质,就是在避免与日本发生全面冲突的前提下,争取时间,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和有限的让步来维持局势,避免被彻底吞噬。当时的国民政府,内部存在着“主战派”和“容日派”的矛盾,加上国内局势不稳,力量对比也对中国不利,因此选择“不抵抗”或“消极抵抗”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避免过早的总崩溃。

然而,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日本的野心不再局限于“华北自治”,而是要发动一场 “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在卢沟桥地区蓄意挑衅,悍然向中国驻军开枪、炮轰,并派遣大批增援部队,企图占领北平、天津,这是对中国主权的赤裸裸践踏,任何形式的妥协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如果此时再选择退让,那么中国将毫无保留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国家将不复存在。

其次,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成熟,为全面抗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倡导抗日救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在实践中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七七事变”爆发前夕,虽然国民政府内部仍有杂音,但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抗日倾向。随着“华北事变”中日本步步紧逼,以及全国各界抗日呼声的高涨,国民政府内部的主战派逐渐占据上风。特别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被释放,并且与国民政府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这为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

“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态度立即发生了转变。虽然在事变初期,蒋介石仍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当日本的军事行动越发猖獗,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日益加剧时,他意识到“和平”的希望已经渺茫。在全国人民的期待和压力下,国民政府最终决定, “最后关头,不能再退让了。”

第三,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为中国走向全面抗战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华北事变”时期,国际上尤其是英、美等国,对中国的支持尚不明朗,他们更倾向于“绥靖政策”,希望通过牺牲中国来换取与日本的和平。然而,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张,以及在亚洲地区对西方利益的威胁逐渐显现,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警惕性开始提高。

“七七事变”后,虽然国际社会没有立即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但英、美等国对中国的同情和道义支持有所增加。同时,国际法也明确规定,侵略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中国坚决抗战,也在道义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为日后争取国际援助奠定了基础。

第四,国民政府内部对于日本的战略意图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认识到日本的野心是“灭亡中国”,而非仅仅“划分势力范围”。

国民政府在“华北事变”时期,可能还存在着将日本的侵略视为局部利益争夺,寄希望于通过满足其部分要求来换取安宁的幻想。然而,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的疯狂进攻,以及随后发动的全面侵略,让国民政府明白,日本的最终目的是要将中国置于其完全的控制之下,彻底摧毁中国的独立自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的妥协都是饮鸩止渴,只会加速中国的灭亡。

因此,在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放弃了“不抵抗”或“消极抵抗”的政策,转而采取了 “全面抗战” 的战略。这不仅是面对民族危亡的必然选择,也是顺应民心、整合国内力量、争取国际支持的明智决策。从“华北事变”的退让到“卢沟桥事变”的抗争,是中国人民从局部抵抗走向全面抗战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开始以顽强的姿态,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浴血奋战。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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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卢变之后,日方的要求已经提高到国府正式承认满洲伪国的地步,在当时的 蒋公看来,这一要价虽勉强可以接受,但 蒋公对倭寇的信誉已经完全失去信心。因此虽然以胡适为代表的一票人鼓吹承认伪满,寻求所谓“换取和平五十年“,然 蒋公在8月7日国防联席会议上一锤定音,不点名批判胡适意见的荒谬,指出倭寇贪得无厌,毫无信用,只有抗战,才是正途。

胡适8月6日给 蒋公上亲笔信,主张承认伪满,全信如下:

介石先生:
我所欲陈说者,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1)近卫就任之前,曾有一个根本要求,要求军人不得阻碍他的外交政策。近卫内阁所以不放弃和平路线者,正以此故。我们应不可放弃这个机会。
(2)日本财政确有根本困难,故和平解决并非无望。
(3)我们今日所有的统一国家雏形,实在是建筑在国家新式军队的实力之上,若轻于一战,万一这个中心实力毁坏了,国家规模就很难支持,将来更无有较光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了。
外交努力的目标有二:
(1)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
(2)充分运用眼前尚有实力可以一战的机会,用外交方法恢复新失的疆土,保全未失的疆土。(若待察、绥、鲁、冀、晋五省全失陷之后,更难为力了。)
普法战争之后,凡经四十四年的和平关系,法国有了俄国的同盟、英国的协约,然后可以一战。今日我们力量远不如当日的法国,而又没有一个帮手,岂可轻易放弃和平解决的路线?
今日为国家设计,必须用最大努力求得五十年励精图治的机会,使国家有资格可以为友,也有资格可以为敌,方才可以自立于世界。凡能为国家如此设计者,终久必能得国人与世界的谅解与敬爱。
至于外交的方针,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论者每怀疑此说,以为敌人必不能满足。此大误也。日本人对于满州之承认,真是梦寐求之。彼应知我国必不肯放弃,故造出不需要承认之说,其实彼万分重视此一点,因为彼应知我不承认则国联会员国与美国皆不肯承认,故彼四年来在华北的种种暴行,十分之一、二是对俄,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种种之局势以逼迫我国之承认满州也。
故我方外交方针必须认定东三省之放弃为最大牺牲,必须认定此最大牺牲是敌人最欲得而愿意出最大代价的。认清此主要之点,则外交必可为,否则外交必大失败。
此是最扼要之点,千乞 留意考虑。
关于外交之手续,似宜分两步:一步为停战撤兵,恢复七月七日以前的疆土状态,以为“调整中日关系的正式交涉”的初步。第二步为正式交涉,可于两、三个月以后举行,由两国从容筹备,切不可再蹈以前覆辙,于手忙脚乱之中自丧重要权利。
以上为关于外交方针及内容的鄙见。
论者又谓,“国家准备抗日,于今六、七年,岂可不战而屈?况且, 蒋先生的庐山谈话已公布于世,今日义无反顾。”鄙意以为,大政治家谋国,切不可将一人或一党之政治前程与国家的千年大计混作一事。大事当前,只赖领袖人物负责立断,不可迟徊瞻顾,坐失时机。成败存亡系于 先生谋国之忠,见事之明。如果 先生认清国家五十年的和平是值得一切牺牲的,那么,只有掬至诚请求政府与国人给 先生全权作战前之最后一次和平努力。一切悠悠之口,反对之论,都不能阻碍一种至诚的责任心。此可断言也。
明朝政治家张居正自言,中进士后,即发一弘愿,愿以身为草荐,任人寝处其上,溲溺其上,而无怨言。此是中国第一政治家以身许国的风度, 先生信奉耶稣教义,定能了解此“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之中国哲人风范也。
诚恐面谈不能尽所欲言,故写此函作补充之用。敬祝 先生为国家郑重。
胡适 敬陈。
廿六、八、六。






对此,第二天(8月7日)在国防联席会议上, 蒋公不点名予以驳斥,并决心抗战。会议纪要记载如下:

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他的要解决冀察问题用心,要使我与俄无联络的机会。同时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难打胜战。要晓得我们现在同日本打战,不是强的国家同强的国家打战,也不是弱的国家同弱的国家打战,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抗战。他们都如此说,中国没有胜利的。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各位同志,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战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战不可。是不是不打战将来失地可以不久能恢复的?请各位为民族为国家的存亡上作个忠的打算,将敌人的优点缺点,同我们的优点缺点,加以缜密的考虑,尽量的发表意见,以决定我们今后的方针。

1939年3月18日,德国吞并捷克, 蒋公在日记中对七七后未随“低调俱乐部”起舞颇为自得:

德国并吞捷克,不废一弹,不流滴血,此为历史上未有之创例。推究其因,即在去年割让苏台德区所贻之祸患。如果我国七七以前以为割让或承认伪满,以为可以免战祸者,于此乃可瞭然乎,余更自信所为为不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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