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家是怎样确保自己的版权和收入的？

摘要

我以为题主所指，应该是“白话小说”，所以这里只讲白话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不涉及文言小说。

另外，明、清两代的情况非常不同，难以全面概述，本文谈论的下限截止到明末。

1.结论

对大部分白话小说写作者来讲，版权固然没有，收入还是有的。

2.创作收入主要来自两方面

早期，是加入“书会”，成为书会文人，编写评话脚本和唱词，获得演出票房分成，也就是瓦舍（戏院）收到的打赏金；

后期，是与出版社（书坊）合作，成为图书编辑或写手，拿酬劳、工资。

两者的分界线，大致在明嘉靖年间。

3.没有版权是因为不署名，或不署真名

最主要的原因，是早期白话小说的故事本来就不是某个人原创的，写手无非是把各种史料、传说、网红段子拿过来整合、改写。

最多也只能署“编撰”、“编次”、“编集”，即只有改编权。

真正独立原创的小说，要到明代晚期才出现。

次要的原因，是白话小说的主题大多诲淫诲盗，拳头加枕头的故事难登大雅之堂，写了也不好意思署名~

4.古代识字率确实不高，但小说的受众并不少

主要是市井百姓、下里巴人。

事实上，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动力正是源于市民阶层旺盛的娱乐需求。

大众是以“听书”、“看唱”的方式来了解故事，而不是用“阅读”。

识字的书生反而精力都放在读圣贤书、博取功名上。

不过，少数文人一旦介入了小说的创作、点评和出版，就对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5.“小说往往是卖给说书人的工具书”，这句话说反了

白话小说最初恰恰是来源于说书人的底稿，叫“话本”。

后来，优秀的话本被写手选中，经过加工、改编，雅化成小说之后，故事又重新回到说话人的嘴里。

整个过程是“口头到书面，再到口头”。

书会才人时代

从宋代起，“说话”（说书、说评话）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诞生了职业的“说话人”。

去瓦舍（瓦子）听书、听唱，就像今天去影院看电影一样，是宋元明时期流行的娱乐方式。

为此还产生了各种“类型片”：

有讲史、讲经的，有说公案、铁骑儿的，有说烟粉、灵怪、传奇的……

按现在来看，就是有战争片、史诗片、武打片、爱情片、侦探片、鬼片、玄幻片……

在这个行业里，负责编写故事脚本和唱词的文人被称为“书会才人”，或“书会先生”，他们的同业组织就叫“书会”，类似于老美的编剧工会。

编写剧本是有收入的。

那时候进剧场听书、看戏，先不用买票，全靠演出过程中，观众给的打赏。

《水浒传》里，女明星白秀英和她爹，就因为来听书的雷横没带钱，双方发生了冲突。

由此可见，坐在VIP席上的贵宾一般都要给赏钱，这属于业内行规。

至于赏钱给多少，取决于表演水平的高低，以及演出的内容是否吸晴。和如今在抖音发短视频差不多。

由于是风口行业，竞争很激烈，书会才人和说书艺人需要拼命搜罗社会热点，挖空心思编成段子，搏取眼球，赚流量。

《水浒》里，和尚裴如海和杨雄之妻潘巧云私通，被石秀杀死，赤身裸体弃尸当街。

蓟州城里的书会先生们立刻抓住这个花边新闻，编了个《临江仙》段子：

破戒沙门情最恶，终朝女色昏迷。睡来同衾枕，死去不分离。

潘巧云的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很可能也有现实的来源，这里提供另一个例子。

明代《宝文堂书目》里记录过一篇《合色鞋儿》，就是来源于天顺年间江西南昌发生过的真实案件。

原话本已经失传，后来小说家又捏进入了其它的公案，最终变成了《醒世恒言》里的《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故事讲弘历年间，浙江杭州有个叫潘寿儿的少女，以绣鞋为信物，与浮浪子弟张荩勾搭。

不料充当马泊六的陆婆遗失了鞋子，被做屠夫的儿子陆五汉拣到，半夜冒名来到寿儿房中幽会。

潘氏夫妇察觉女儿有私情，为了捉奸，便和她换了房间。陆五汉深夜摸进闺房，发现床上有两个人，误以为寿儿又有新欢，一怒之下将老俩口儿杀死。

而寿儿不知真相，仍然指认张荩为奸夫。

张荩被屈打成招，在狱中买通了牢子，找到寿儿当面对质，这才发现幽会的对象居然另有其人。

最后太守英明，水落石出。潘寿儿羞愤交加，触阶而死，陆五汉问斩，张荩经此一难，大彻大悟，从此吃斋戒色，活到七十高寿。

整个故事曲折离奇，集情色、凶杀、悬疑元素于一身，还包含了主旋律、正能量，火爆卖点样样不少。

总而言之，在没有热搜的年代，社会新闻的传播力度并不亚于今天。书会先生们个个有才，只要一点蛛丝马迹，就能添油加醋，敷演出一篇传奇故事来。

不过，这些先生们却没有留下名字。

在《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笔记里，记载了很多当时明星艺人的姓名（有些一望而知是艺名），其中有男有女，有和尚，有瞎子，然而，书会先生的名字却一个也没有。

一来，他们写的东西基本上只是粗略的故事概要和一些用于说唱的韵文，大量细节仍然要靠说话艺人的三寸不烂之舌临场发挥。

二来，观众主要还是冲着艺人的名气和故事IP才走进剧场，如果是像白秀英那样色艺双绝、能歌擅舞的流量女明星，就更有票房号召力了。

幕后编剧的名字实在无足轻重。

好在文人们也不介意。

对他们来说，寄身娱乐圈混饭吃，只是功名不就时的权宜之计，他们的人生目标仍然是努力考公，最终进入体制内，当个汗涝保收的公务员。

如果被人知道自己过去是个抖音段子手，履历上就有了污点，金榜题名时需不好看。

小结

太阳底下本来没有小说，段子讲得长了，就成了小说。

书会才人，是白话小说职业写作者的前身，说是“祖师爷”也行。

南宋末年，罗烨编的《醉翁谈录》里，记录了宋元时期流行的8大类共107个网红故事的名目，只不过这些话本现在大多失传了。

好在明代洪楩编选的《清平山堂话本》当中，还保留了一部分宋元时期的作品，多少让我们窥见早年书会才人们编写的脚本是啥样子。

大量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流传下来。

今天我们读到的众多明代白话小说，无论是长篇的《水浒传》、《封神演义》、《禅真逸史》，还是短篇的“三言、二拍、一型”，其中的很多情节素材，就是攫取自宋、元、明的流行段子。

毕竟，这些都是经过时间和市场双重检验的精品~

插播

从明初到嘉靖，白话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长达180多年的萧条期，倒是《剪灯新话》之类的文言小说大行其道。

说书艺人们弹唱、讲说的古今小说，主要还是宋元时期的遗存，只有少量是根据明代社会热点改编的故事，如前文提到的《合色鞋》。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嘉靖元年（1522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版。

以此为标志，白话小说在沉寂了近两个世纪之后，重新复活，且一跃成为出版界的宠儿，迎来了创作和出版的新高峰。

这时候，文人们不再和戏院合作了，改为与出版商（书坊主）合作，他们甚至直接入职各大书坊，实现了从段子手、短视频编剧，到图书编辑、网文写手的华丽转身。

职业编辑和写手时代

在明代，刻书有三种途径：官刻、家刻、坊刻。

前两者一般只刻经史子集，看不上稗官小说，真正承担通俗小说出版任务的，是走商业道路的坊间。

明代的出版社叫书坊，集中在吴（南京、苏州）、越（杭州）、闽（建阳）三地。

吴版走高端精品路线，闽版走低端跑量路线，越版居中。

书坊主创业是为了赚钱，当然是什么好卖就刻什么。

最赚钱的书有两种：

一种是时文，就是科举考试的参考书。

书贾们到各地私塾，把秀才、童生写的优秀时文挑选出来，支付二文或三文的稿费，汇编出版，再找名家点评一下，不愁销路。

于是《科考升学指南》、《八股文写作秘籍》、《学霸范文选》等等纷纷出炉。

成化年间，杭州有个通判叫沈澄，编了一部大卖的教辅《十年科举，八年模拟》，“甚获重利”。

《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就是个帮书商选编时文的图书编辑。

另一种便是白话小说。

嘉靖中期，福建建阳人杨涌泉经营着一家“清白堂”出版社。

那时候，《三国》、《水浒》两部巨著都已经刊行，风靡全国，杨涌泉看到了商机，却苦于手上没有好的作品。

于是他决定原创一部小说出来，选中的题材是“岳飞的故事”。

虽然是文化商人，但杨涌泉自己写作水平不高，考虑再三，他想到了一个人，自己的姻亲、“忠正堂”出版社的老板熊大木。

熊家祖上当过官，有点家学渊源，熊钟谷在商人里算是文笔好的。

1551年的某一天，杨涌泉带着一本越版的《精忠录》拜访了熊大木，对他说：“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

被当作参考资料的《精忠录》，是一本关于革命先烈岳武穆事迹的普及读物，史料为主，可读性太差，需要全面改写。

本着商人的敏感，杨涌泉连目标读者都找好了，就是世上的“愚夫愚妇”，具体的说，是那些“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

市场定位越低端，销量就会越多，古今同理。

熊大木谦虚了一番以后，接下了这个项目。

第二年，由熊大木编辑，清白堂刊行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正式付梓。

版权页上只署“编辑”而不是“著”，是因为这本书主要还是他整合、杂糅了各种史料、戏曲、传说，再努力模仿《三国》、《水浒》的体例改写而成的。

总共十八万字的小说里，不少章节中引用的诏书、檄文、书信、奏章，比例都超过了40%，最多的一节，引用部分高达80%，和史书几乎没什么区别。

既然主打底端市场，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水平，熊大木还参照《三国演义》壬午本的方式，给小说添加了150多条注释。

比如注“六朝”，“六朝，谓吴、东晋、宋、齐、梁、陈也”；注“康王”，“名构，乃徽宗第九子，韦贤妃所生”，连就“杭州”两个字下面，都注云“时升为临安府”。

连这么简单的史实都要加注解，目标群体的文化程度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由杨、熊两人策划的这本小说还是大获成功，在明代就至少被七家书坊翻刻过，抄本甚至都传进了皇宫。

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让熊大木颇受鼓舞，第二年马上又推出了《唐书志传》，随后又接连发行了《全汉志传》、《北宋志传》（杨家将）这些小说，全都大卖。

继他之后，另一位建阳书商，“双峰堂”出版社老板余象斗步其后尘，一口气出版了《南游记》、《北游记》、《皇明诸司公案传》等五六部作品，俨然成了高产作家。

现在，问题来了。

这些小说，动辄几十万字，余象斗的作品还横跨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公案小说多个大类，短短数年之间，仅凭一人之力是怎么完成的呢？

虽然是东拼西凑、四处抄袭（熊大木婉转地说，这叫“收集”），可写作速度未免也太惊人了，就是五百年后的今天，都很难做到。

答案是：他们不是一个人。

今天有据可查的明代图书编辑不多，生平大多不可考，大致有下面几位：

朱鼎臣，广州人（一说江西临川人），生平不详，据说编过《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三国志史传》、《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等书。

邓志谟，江西饶州人，号百拙生，极瘦，读书万卷，人称“细脚伶仃的书厨”（两脚书厨），余象斗家的塾师，喜欢写怪诞小说。

纪振伦，江苏南京人，生平不详，写过一些曲本，编辑过《杨家府演义》和曲集《乐府红珊》等等。

与其说他们是书坊的雇员，倒不如说是“余象斗工作室”的写手，只不过最后出版的小说上，挂着老板的名字。

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些文人的创作活动，和早期的书会才人一样，尽管无名，却是有收益的。

毕竟书坊出书，就是为了盈利。

小结

再补充两个细节。

其一

明末，知名出版商陆云龙的“峥霄馆”发行过一套《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其中附有征文启事两页，里面写着“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內异闻”，并提供了金陵、杭州两处收稿的地址。

这是在说，书坊准备出两本小说集，名字都取好了，叫《型世言》，欢迎大家积极投稿。

虽然启事上没有明写酬劳多少，但既然是“征求”，必然是有报酬的。

对书坊来说，这种新型的操作模式，比过去雇佣一个全职编辑来得更加划算，宁、杭两地的小说写手们也多了一种赚钱的新渠道：通过投稿赚取稿费。

其二

明代的书商为了赚钱，拼命增加图书的“卖点”。

万历年间，苏州书坊主龚绍山翻刻了《春秋列国志传批评》，还在封面扉页上加盖了一个长方红木戳，里面密密麻麻地写了一大段广告：

本坊新镌春秋列国志传批评，皆出自陈眉公手阅，删繁补缺，而正讹谬。精工绘像，灿烂可观，是刻与京阁旧版不同，有玉石之分，口口之口，下顾君子幸鉴焉。

这段广告里透露了三大卖点：

1、名人推荐、作序，并校正。陈眉公，就是晚明著名隐士陈继儒，但现在都认为这本是托名之作，属于公然造假。

2、名家点评、导读。同上，陈继儒没写过序，也没做过这本书的点评。

3、有插图。这话倒不假，全书附带了60幅绣像，确实“灿烂可观”。

从中，我们倒是能看出当时小说写手的另一收入来源，就是“托名造假”。

其实书籍造假的行为，古以有之，只不过明代以前主要是仿古，顶着某个先贤圣人之名，伪造古书。

到了明代，风气变了，由于“名人效应”能够带来商业利益，于是改为假冒当代的社会名流。

造假的内容也有三种，一是冒名写序言，二是冒名点评、做批注，三是干脆全书造假，直接署上某个知名学者、杰出作家的大名。

徐渭、汤显祖、陈继儒、袁宏道、钟惺、李贽、冯梦龙，这几位有点离经叛道，且和通俗小说又走得比较近的文人是被托名的重灾区。

其中，又以李贽为最，假冒其名“编撰、批评”的小说，至少在16种以上。

所有参与造假的底层写手当中，只有一个人在史上留下了大名，他叫叶昼。

目前只知道叶昼是无锡人，字文通，顶着李卓吾的大名，评点了《水浒传》、《西游记》、《琵琶记》等等。关于他的生平，史书里只有“昼，落魄，不羁人也。家故贫，素嗜酒”等寥寥数语。

可话说回来，叶昼穷困潦倒，却拼命批书、写作是为了什么呢？

肯定不是“用爱发电”啊！

就是为了两个字，“赚钱”！

又及

最后说一下写字速度。

其实古人用毛笔，未必比现代人用钢笔、水笔写得慢。

唯一的问题是笔墨纸砚的成本可能有点高，费钱。

至于电脑输入，这种方式诞生了二三十年，文字的输出量确实因为打字的便利而大大增加了，但是，量大和质高不一定能划等号。

对小说而言，最大的难度恐怕还是提升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高度，而不是打字的速度。

毕竟在长达数千年的手写时代，人类照样创作出了伟大的文艺作品。

参考书目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

陈文新：《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

程毅中：《宋元话本》

张舰戈：《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及启示》

202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