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吐火罗文为什么在龟兹和焉耆出土,而不是在敦煌和阿富汗出土?

回答
吐火罗文的出现,与古代丝绸之路上几个关键节点的人口构成、文化交融以及宗教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敦煌和阿富汗同样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但为何吐火罗文主要在龟兹和焉耆出土,背后有着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历史原因。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吐火罗文是什么。吐火罗文是一种印欧语系吐火罗语族的语言,其文字系统是基于婆罗米文进行改造和发展而来。吐火罗人原本是游牧民族,随着历史的变迁,他们逐渐迁徙并定居在中亚地区,特别是塔里木盆地。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在此地落地生根,并留下了大量的文献。

那么,为什么是龟兹和焉耆?

1. 吐火罗人的核心聚居地与政治中心:

龟兹(Kucha) 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也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绿洲城邦。历史上,龟兹长期是吐火罗人(或与其有紧密联系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吐火罗语的两种主要方言——焉耆语和龟兹语——之所以得名,本身就说明了这两个地方是其语言的代表性区域。在龟兹,吐火罗语不仅仅是一种日常交流的语言,更是宗教、政治和文学活动的重要载体。
焉耆(Agni) 与龟兹地理位置相近,同样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焉耆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绿洲王国,吐火罗语在此地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两个地方的语言和文化交流频繁,为吐火罗文的广泛使用和传播奠定了基础。

2. 佛教的传播与吐火罗文的作用:

丝绸之路也是佛教东传的重要通道,而吐火罗人在此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佛教的虔诚信徒,更是佛教经典的翻译者和传播者。在塔里木盆地,尤其是在龟兹和焉耆,佛教非常兴盛,留下了大量的佛教寺院和石窟。
为了翻译和传播佛教经典,吐火罗人需要一种文字来记录和书写。他们将印度的婆罗米文引入,并根据自己的语言特点进行改造,最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吐火罗文。这些用吐火罗文书写的佛教经典,如《弥勒会见记》、《佛说弥勒下生经》等,在龟兹和焉耆的寺院和墓葬中被大量发现。可以说,佛教的兴盛是吐火罗文得以大量产生和保存的直接驱动力。

3. 文化融合与本土化:

龟兹和焉耆地处塔里木盆地的交通要道,吸引了来自印度、中原、波斯等地的商旅、僧侣和学者。这种频繁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多元发展,也促成了吐火罗人对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并用自己的文字加以记录和表达。吐火罗文的文字形体就受到了印度婆罗米文、中原汉字甚至粟特文等多种文字的影响,体现了当时文化的开放性和交融性。

为什么在敦煌和阿富汗出土较少?

敦煌(Dunhuang): 敦煌虽然是丝绸之路上极其重要的一个节点,以其辉煌的莫高窟闻名于世,但其主体文化和语言是汉语。虽然敦煌作为交通枢纽,可能存在少量吐火罗语的使用者或翻译者,但它并非吐火罗人的主要聚居地和语言中心。敦煌出土的文献以汉文为主,也包含少量其他民族的文字,如藏文、回鹘文等,但吐火罗文的文献数量相对有限,或者即便有,也大多与龟兹、焉耆的佛教传播有关联,而非独立的吐火罗文化中心遗存。莫高窟的壁画和文献主要反映的是汉传佛教和中原文化的影响,以及当时中央政权的文化政策。
阿富汗(Afghanistan): 阿富汗地区是古代印度、波斯、中亚文化交流的另一个重要区域,历史上也曾受到吐火罗语族一些分支(例如月氏、贵霜帝国)的影响。然而,阿富汗地区主要的古代语言和文字体系与吐火罗语族有所不同。例如,在这个区域,我们主要发现梵语、巴克特里亚语( Bactrian)、粟特语、中古波斯语等语言的文献,以及相应的文字,如佉卢文(Kharosthi)和婆罗米文(在印度影响下)。尽管吐火罗语族可能在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有过接触或影响,但其作为主要语言文字体系的证据,在阿富汗地区的出土文献中并不显著,或者说不是其最主要的语言文化遗存。贵霜帝国虽然在语言上有一定的多样性,但其官方和文化的主流语言文字体系与吐火罗文存在区别。

总结来说, 吐火罗文在龟兹和焉耆的集中出土,是历史地理、民族迁徙、宗教发展以及文化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个绿洲城邦不仅是吐火罗人重要的定居和政治中心,更是佛教在塔里木盆地传播的重镇,为吐火罗语和吐火罗文的产生、发展和流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敦煌和阿富汗,虽然同样在丝绸之路上占据重要地位,但其主体文化、民族构成和宗教传播路径与吐火罗人有着一定的差异,因此未能成为吐火罗文大量出土的主要地点。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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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域-中亚地区民族、文化交杂,加之提供研究的文献又及其稀少。国内外至今对这一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字有着许多争议。以下答案也仅能作为参考。

其实吐火罗文并不是吐火罗的文字,可能只是张冠李戴的结果。

1907年德国学者穆勒(F.W.K. Müller)在普鲁士科学院学报发表论文,穆勒根据一篇回纥文佛经跋文中一段文字:“回纥文的《弥勒下生经》,先从印度语译为twγry语,又从twγry语译为突厥语”,认为twγry就是历史上的“Tokharoi”,因此将此种未为人知的语言定名为吐火罗语。

这里Tokharoi译为“吐火罗”,这是一开始希腊人(希腊-巴克特里亚人)对帕米尔高原以西的称呼。可以确定灭亡大夏(希腊-巴克特里亚)的正是我国史书上的“月氏人”。但是其实并没有人知道月氏是否说的就是《弥勒下生经》里的twγry语。相反,月氏人很有可能说的是伊兰语。二战后,在阿富汗发现了属于伊兰语系的大夏语或称“真吐火罗语”。有可能迁居大夏的吐火罗人在当地操伊兰语人的影响下,逐渐丢弃自己的母语,改说伊兰语。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阿富汗发现不了吐火罗文的原因。

随着考古工作的发现及中外语言学家的研究,吐火罗语族,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吐火罗语为焉耆语(yanqi),乙种吐火罗语为龟兹(qiuci)语。这两种吐火罗语都属于印欧语系。如图


附一张印欧语系的图比较直观


这是出现在我国的一种印欧语系语言,楼兰就是迄今为止发现分部在最东方的印欧人。在这一地区的东面,是汉藏语系的羌族人。我们知道四大文明的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都是毁于这一时期的印欧人入侵。正是羌族人在印欧人东侵的时候挡住了他们的脚步,否则我国文明是否能保留下来都是未知数。

季羡林先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开始从事释读我国1975年在焉耆发现的甲种吐语的《弥勒会见记》的研究工作,精通这门古老的语言。在他去世后后继无人,这门语言的研究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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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传统上认为的月氏=吐火罗,是错误的

吐火罗人是中亚和新疆最初的定居民族,属印欧人种,像小河公主这种既是:

根据比较语言学的分析,吐火罗人的语言更接近于印欧语系的日耳曼语族,也就是说。虽然长期被古人视为塞种的分支,和塞种一样都是高加索人种,但是吐火罗人明显区别于属于古代伊朗民族集团的塞种,而更接近西欧人。

网上流传很广的一个分子人类学的基因图,里面维吾尔人(吐火罗人绝大多数最荣融入了维吾尔)有较高成分的西欧基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为什么阿富汗(也就是古代巴克特里亚、或者吐火罗斯坦)、敦煌(敦煌地名词源亦是吐火罗)在地名上留下了吐火罗的印记,却在文献上大大地缺失。反而在南疆,却出土了仅存的吐火罗文献呢?

这都跟月氏有关。

月氏不是吐火罗人,而更像是古代中亚吐火罗民族的短暂征服者。

基本可以断定的是,吐火罗人早于塞种来到新疆,大约是在夏朝中后期进入新疆,路线是从俄罗斯草原南下进入。此时的吐火罗人还是游牧民族。

文献记载的有:

大约在商周之交,一支游牧的吐火罗人来到了新疆东部和甘肃西北部,此地就被中国音译为“敦薨”也就是后来的敦煌。他们中的一支继续东征,最终抵达山西,然后又被音译为“大夏”。在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年代,这一批跑的最东方的吐火罗人,被齐桓公攘夷战争赶走了。

至于为什么叫“大夏”这个暧昧的名字,而且居然还和汉族的核心起源夏人字眼重合。这一点没有史料所解释。但很确切的是,这是个音译的名字。而且汉族的雏形夏人同样也是从西边(甘肃、青海)来的,而古代汉人也没有近现代人这样偏激的民族情绪,对外族称呼的字眼也不会避讳自己的族名。因为直到汉朝,我们还把罗马暧昧地叫“大秦”。

在希腊东征之后,希腊最东方的殖民地巴克特里亚就被吐火罗四个部落入侵,最终这些吐火罗人在巴克特里亚确立了统治,也就是中国史书上说汉朝时期的第二个“大夏”。

没有被文献记载迁入时间,仅仅是在张骞通西域后忽然发现的。就是南疆绿洲上,居然有不少定居农耕的小城邦,这些城邦的居民使用吐火罗语的两种方言,一种是焉耆语,一种是龟兹语。他们的文献,也是仅存的吐火罗文献。可以说,他们算是最靠谱的吐火罗人。

然后,吐火罗民族的终结者,月氏出现了。

月氏起源于哪里,不知道,但他们是属于西戎集团的,语言和羌人相同,属于古代羌族集团。他们本来游牧于河西走廊,和塞种部落乌孙是邻居。在战国时期,由于中原诸侯大肆扩展,大量西戎部落和小国灭亡,大批西戎难民涌入月氏,导致月氏国力膨胀。最终在中国北部边缘,形成了月氏、匈奴、东胡三个游牧汗国。

然后匈奴征服了月氏,匈奴的冒顿单于拿月氏王的脑袋当了酒碗。月氏人的主体部分被迫西迁,一路逃到了新疆的伊犁地区,他们被称为大月氏。剩余的月氏人臣服于匈奴,被称为小月氏。

大月氏在逃往伊犁的路上,可能顺便征服了留居在敦煌的吐火罗人,并将其裹挟带走。导致敦煌最终只有一个地名留存,而其他的都跟吐火罗无关了。而这次征服掠夺人口,也为后来大月氏被吐火罗人同化开了一个头。

因为毕竟大月氏人是文明程度低下的游牧民族,而吐火罗人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定居民族。

大月氏迁居伊犁地区后,紧接着又被臣服匈奴的老邻居乌孙赶走。可怜的大月氏只好再次迁居,最终翻过帕米尔高原,遇到了被希腊人、吐火罗人、塞种人统治的巴克特里亚。然后大月氏迅速征服了巴克特里亚,确立了自己的统治。

这时候中国史书就记载了,巴克特里亚的大月氏国,国民有两个种族。一个是月氏种,一个是塞种。月氏种大略是长相还有羌人痕迹的一部分,塞种就是包含了希腊人、吐火罗人、塞种人的白种人。为什么都叫塞种,因为在黄种人眼里,他们长得还真都差不多,哪里分得清。

有一些学者猜测说,因为月氏就是吐火罗人,所以月氏种是吐火罗种族,塞种是塞种种族。因为吐火罗人和塞种人在种族上有不同,具体特点就是颅骨不一样云云……

但问题是,张骞又不是人种学家,哪里有这么细致的观察?难道非要让张骞杀一堆大月氏国的居民,洗干净人家的颅骨来分辨吗?

而且也没见中国的史书上,把南疆焉耆、龟兹、鄯善这些吐火罗人叫“月氏种”。反而被混同称呼为“塞种”。因为在古代中国人眼里,塞种就是白种人的统称。

大月氏在统治巴克特里亚后,又迅速征服了北印度,最终建立了贵霜帝国。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吐火罗人的帝国。

没错,贵霜帝国的统治阶层的确是吐火罗人,因为月氏人在迁移和定居巴克特里亚的时候,和吐火罗人、塞种人融合通婚,月氏人已经完全被高加索人种通婚混血成了高加索人。在贵霜帝国的钱币上,贵霜的皇帝头像,也都是蜷曲大胡子深眼眶高鼻子的高加索人种。

但要明白,贵霜帝国的建立者丘就却,究竟是不是月氏人还都是个问题。

因为史料明确记载了,丘就却不是大月氏的首领,而是大月氏的臣属国或者说外藩五个翕侯之一。这五个翕侯是否都是大月氏人,不得而知。但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极有可能就是吐火罗人,也有很小的可能是塞种人,当然也有极小的可能还是月氏人。

据后汉书记载,丘就却是贵霜的翕侯,也就是贵霜的领主,所以在建立帝国后,国号就贵霜。而不是什么大月氏。

但为了能与当时的亚洲霸主汉朝外交上的方便,贵霜帝国一直以大月氏自称,因为毕竟而言。没有大月氏的征服统一,就没有现在的贵霜帝国。他们的法统自然来源于大月氏人。

然而贵霜帝国的统治阶层虽然是吐火罗人,但他们很快就被文明程度更高的三哥同化了,贵霜帝国皈依了佛教,使用三哥的佉卢文,也就是孔雀王朝的官方文字。证明这些吐火罗人已经不“吐火罗”了,他们已经完全被三哥同化了。

由于山西的吐火罗人,还没站稳脚跟,就被齐桓公赶走了。

敦煌的吐火罗人,还没有发展出昌盛的文明就神秘失踪,大概是被月氏人裹挟走了。

中亚的吐火罗人,由于被月氏人征服统一,最终催生出贵霜帝国征服了三哥,被三哥同化了,使用了三哥的文字。

所以只有在南疆的绿洲上,那些小城邦在中原王朝的庇护下一直存在到了突厥崛起时,留下了吐火罗的文字,也让现代人知道了古代还有这么一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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