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人员，没有新的历史遗迹可研究时在做些什么？

实际上，史学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不是文献不够多，而是文献太多了。

以文献学传统根深蒂固，从江户时代就开始层层叠叠的历史考证的日本战国——安土桃山时代史而言，史学界面临的问题，通常不是文献不足，而是以下几种情况：

1. 史料视角个人化严重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史料学注重文献可信度分析，一大重要依靠就是“时人记时事”，但是能够做到时人记时事的史料，就日本战国史而言，以公卿、寺院的长期日记，耶稣会年报，以及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觉书”为主。

这些史料的缺陷在于，尽管保证了时人记时事，但除了最后一种“觉书”，公卿、寺院住持和耶稣会传教士大多并非事件亲历者，他们能够记载的信息也基本是道听途说，有时也会因为立场原因，对事件进行偏颇的记述。如大名鼎鼎的路易斯·弗洛伊斯，他的两本著作《弗洛伊斯日本史》（Historia de Iapam）和《26圣人殉教记》，对丰臣奉行石田三成的态度完全相反。

2. 史料成书过晚

以明智光秀的生年为例，光秀由于犯上作乱，其个人有关史料湮灭严重，以至于他的生年有1514年、1516年、1528年、1540年这几种相差巨大的说法。由于涉及明智光秀生年的史料，都是光秀死后50年到150年后才成书，且缺乏侧证，因此史学家实在很难判定这些说法哪个更可信，这么多说法唯一的贡献就是激发了一本名为《光秀曜变》的小说的创作灵感，将光秀发动本能寺之变的理由解释为老年痴呆。

3. 变造、篡改史料

典型例子：江户时代初期儒学者小濑甫庵，在自作的《太阁记》中章口就莱的“秀次切腹令”、家康侍医板坂卜斋对关原之战持续时间记载完全错误、以及某位御用文人林罗山满嘴胡话的《丰臣秀吉谱》——可见文大统领的“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正确的历史”的传统也够Japanese的。

光是确认一份史料的可信度，就需要克服以上诸多困难。事实上，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能够采信并提出有史学价值的讨论的史料文本，本来就寥寥无几。但是，你觉得，找到一份既具备可信度，又不缺乏话题性的史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吗？

那么，我这里就有一份史料，无论从信凭性和话题性都没得说，然而光是捋清楚这份史料，就花了20多年的时间：

原文出自《山口县史》史料篇·中世3 46号文书
たそ進之候而申度候へとも、左様之者ニハ用申付無寸暇候、先書中にて申候、
一 自治少・小西・寺沢被越候ハねらいたて仕候者、一かう珍事なく、結句手おきたる、於于今ハ仕合候条、自此方可被仕懸候、左候ハヽ、輝元天馬のことく罷下陣取、あまさきへ持つゝけ候様ニと被申候事、
一 面むきハさ様申候か、彼衆申候所ハ御城ハ彼方衆持候と聞え候、此方衆一切出入とまり、不入立之由候事、
一 増右被申事ニ、とかく治少より身を引候ハてハ、すミ候ましく候、と被申たる由候、
一 右分候時ハ、はや彼方へミな成候と聞え候、此時ハかぢ之取さま肝心候間、禅高先長老を以内々調略可申候と安国被申候、何も爰元へやかて被越候而可相談にて候、禅高折ふし昨日被越候、種々引成たかり被申候間、自此方申候者、可成候、いかゝ被思召候哉、可承候、
一 上様被仰置之由候而、昨日、内府・景勝縁辺之使、互ニ増右案内者にて調候、内心ハそれニハそミ候ハす候、公儀ハ上様御意まゝと景勝ハ被申由候へとも、是もしれぬ物にて候＼／、とかくはやよいめに成行候間、爰ハ分別之ある所候、
一 御城つめニハ、こいて・かたきりなと居候、是ハ内府かたにて候、如此候時ハ、もかもいらさる趣候、
一 自大刑少被申事ニ、下やしき罷下之由、不可然候、内府むかいつらに成候様ニ候との事候、治少へも此中、秀元に人数三千副遣たる、とさた申候、大刑よく存候間、一左右にてハなく候と申へく候、たゝ引取てかたんむやくにて候、辻合はかり可然候との内意候、
一 下やしき普請事ハ申付候するや、いかゝ候ハんや、申付候而可然候すると存候＼／、被思召所可承候、先あらまし申候、透候ハヽ何にても可申候、
一 御気分いかゝ候や、是非此節候、又いわうにてよく候や、具可承候、恐々かしく、内々たんきも此時候＼／、かしく、

先别急着眼花，这份史料是关原之战前一段时间，日后将成为西军总大将的毛利辉元写给叔叔毛利元康的信件，信中直接谈论了毛利辉元和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等反家康奉行的合作，还提到了上杉景胜和德川家康的种种动作。堪称前关原之战信息量最大，研究价值最高的一份史料。

但是呢……这份史料花了二十来年才解读出个像样的结果来，而且还经历了指鹿为马的巨大乌龙。

第一阶段研究：《山口县史》与光成准治《关原前夜》对该史料的初步分析

作为最初公布这份史料的史籍，《山口县史》在书中给出了这封书信的现代日语翻译，光成准治引用了《山口县史》对这份史料的分析，并修正了部分翻译错误。在2009年出版的《关原前夜》中，他给出了个人对此份史料的解读：

①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寺泽广高三人寄来了书信，有人想要危害他们三人的性命，但幸好没有得逞，如今他们仍然“抱臂等待”，因此，希望毛利辉元如同天马一样，由京都迅速出阵，于尼崎布阵并封锁道路。

②尽管有了如此的安排，但是“御城”（大阪城）已经被那一边的人（指七将派）占领，我们这一派（石田三成、毛利辉元等人）无法入城取得先机。

③增田长盛传达了奉行众的意思，如今石田三成如果不抽身（指引退），那么局势将无法收拾。

④如果让事态继续发展，那么更多的人会倒向家康，安国寺惠琼提出建议，可以让山名禅高、西笑承兑两人在大阪城中展开“调略”（说服与密谋），禅高昨日已经动身，提出双方（毛利辉元和德川家康）交换起请文的意见，防止对立加深。

⑤昨日，以“上样”（丰臣秀吉）的遗命，德川家康和上杉景胜以增田长盛为使者，密议“缘边”（联姻）一事，然而双方互不信任。尽管上杉景胜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会遵从“上样”的想法，但不知其内心是否认同。

⑥大阪城中有片桐且元、小出秀政等人驻扎，他们是家康方的人，这种情况下，事情相当不好办。

⑦大谷吉继向辉元提出建议，如今绝对不可以贸然离开伏见城下屋敷，否则会发展成和家康对立的局面。石田三成此前曾经要求毛利秀元增派3000人的部队，大谷吉继得知后，认为如今时机不合，应当先搁置此事。

⑧辉元就广岛城下屋敷的修建延迟表示了不满，并对毛利元康的身体状况表示了担忧，希望元康能够好好休息。

基于这些解读，光成准治提出了以下结论：

①这封信写就于1599年初，七将袭击石田三成事件后不久，石田三成写信通知毛利辉元，希望以武力手段向七将发动反击，夺回优势。

②光成准治认为，原书信中的“彼方众”和“内府方”（德川家康方）指的分别是七将派和德川家康一方。而七将占领大阪城的目的，是阻止毛利辉元进入大阪城西之丸，履行秀吉遗命中“发生重大事件时，五大老进入大阪城西之丸议事”的权力。而后面又提到片桐且元、小出秀政是家康方的人，表现了七将和德川家康有私下合作，占领大阪城的目的，是为了让家康取得仲裁七将袭击事件的先机，以达到家康独揽大权，七将坐收渔利的目的。

③面对危局，奉行众商议后，决定丢卒保车，让石田三成引退以限制事态发展，大谷吉继还提出解除武装对立，表现求和诚意的建议。除此之外，辉元还派遣山名禅高私下和家康讲和，免得引火烧身。

④为了缓和关系，上杉景胜和德川家康以秀吉遗命为理由商议联姻，以防止五大老之间的对立加深，但双方互不信任，辉元对此相当担忧。

⑤综上所述，七将袭击事件表面上是针对奉行众，实际上是毛利辉元、上杉景胜联合奉行众对抗家康的一场复杂政治博弈，七将和奉行众在这场政治斗争中都是棋子云云。

这个观点在当时的日本战国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打破了史学界对关原之战脉络的刻板印象。

然而……事实上，这封文书已经公开二十多年了，但研究关原之战的学者此前一直没有对其投以关注，各种浩如烟海的军记物语蒙了史学家的眼，直到1999年笠谷和比古教授发表论文，驳斥史学界对关原之战的研究照搬通说，对石田三成逃进家康府邸躲避七将袭击一事深信不疑的现状。哪怕这个童话故事出自日本历史上最不靠谱的机构——日本陆军司令部所编纂的《日本战史》中。

各路史学家花了几十年，放着真正可信的历史文献不管，到了21世纪才学会分析时人记时事的史料——就这还想着新史料呢，旧史料都不会分析。

然而，别以为这就完了，这才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与其他史料的交叉印证出现问题，以及具体解读方面出现分歧

历史研究从来不是一个人写了分析完了一份文本、一个具体事件、一个话题就结束了。实际上，找准了史料，作出初步解读才是第一步，你的学说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要知道，一大堆头发都念秃了的学术民工正等着解读、质疑、反证、批判你的学说呢。

我们可爱的光成教授的学说，就遭遇了相当残酷的命运。

先是古文释读方面，谷彻也教授在《织丰大名研究集成——石田三成》中就提出了质疑：

①光成准治比定书信中的“上样”是丰臣秀吉，然而当时秀吉已死，大名书信所提到的“上样”一般指的是丰臣秀赖，而称呼秀吉则用“太阁”或“故太阁”，文理不通。

②光成比定“缘边”一词意为“联姻”，光成氏之所以作出此种猜想，源于1595年8月3日，秀次事件后秀吉与数位实力派大名签署的“御掟”中有如下一条：

一、諸大名縁辺の儀、御意を得、その上をもって申し定むべき事、

这一条意为，大名之间如果要联姻（縁辺の儀），那么必须得到秀吉的许可（御意），方可举行。此处，“缘边”一词作“联姻”解释，因此，光成准治作出了“家康和景胜有联姻打算”的推断。

然而，问题在于，根据查阅《广辞苑》，“缘边”一词并不专指结婚，也可以作“仲裁、结缘”解释。如《海道记》中，就有“此の縁辺につきて、おろおろ歴覧すれば”一句，作“结缘、发展缘分”意。而后文中又有“增田长盛作为使者”，从架势上看，明显更接近仲裁而非联姻。

祸不单行，随后别府大学教授白峰旬也于2018年提出论文《丰臣七将袭击事件并非武装袭击事件，而是单纯的诉讼骚动——虚构的丰臣七将袭击事件》，证明七将袭击事件并非通说的武装骚乱，而是“诉讼骚动”。

根据该论文的研究，所谓七将袭击事件，本质上是以黑田长政、蜂须贺家政、加藤清正为首的三人，联合数位不满分子，对万历朝鲜战争中，蔚山之战的战后赏罚问题提出重新评定的诉讼。并借机将矛头指向当时秀吉派去的军监——石田三成的妹夫福原长尧，要求在重新核定赏罚的同时，惩处福原长尧，以及七将臆想中的“幕后黑手”石田三成。

而事件的脉络也相当简单，由于七将找来家康站台，三成因而在诉讼中败北，但由于大谷吉继搬来北政所替三成说好话、以及辉元、景胜、三奉行与家康的暗中博弈，家康最终仅仅让三成暂时蛰居，没能剥夺三成有朝一日回归政坛的机会。

但这样说的话，光成准治对文书的解读就很不靠谱了。诉讼骚动，意味着石田方并没有武力反抗七将一派的理由——这无异于因为有人上法院告某人，某人就把对方砍死在法院门口。也许地痞流氓会这么干，但在政治斗争中这么干无异于政治自杀。

眼看光成的理论千疮百孔，最后还是白峰旬给了这个学说致命一击。

第三阶段：基于史料再分析，推翻旧说，建立新说

2019年，白峰旬基于18年的老论文，对《山口县史》史料篇·中世3的46号文书进行了再考察，这一考察，彻底推翻了《山口县史》和《关原前夜》对文书的翻译。

光是具体的古文释读错误，白峰旬就指出了10点之多：

①光成教授认为“ねらいたて”一词意为“危害某人性命”，然而，考察同时代茶道相关史料，“ねらいたて”在《贞要集》中，被解释为“故意炫技的点茶手法之一”，因此，原句应该解释为“某些人（德川家康）想要露一手”，因此，后文的翻译也应当修正，连起来就是：

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寺泽广高三人寄来了书信，某些人（德川家康）想要露一手，但没能搞出任何名堂，落得个只能抱臂等待的下场。

②光成解释原文书中“あまさき”为“尼崎”，然而这与同时代史料记载不符。据《弗洛伊斯日本史》记载，当时尼崎的发音是“あまがさき”。那么，“あまさき”应该与前文的“天馬”连起来理解，翻译为更加直观的“天边”，修正后的结果就是：

三人希望毛利辉元由京都出阵，大军如天马一般一往无前，直到天空的尽头。

③“上样”、“缘边”如谷彻也所说，光成理解有误，修正后的翻译如下：

昨日，增田长盛作为传达丰臣秀赖大人命令的使者，调停上杉景胜和德川家康之间的矛盾，然而双方互不信任。上杉景胜表示自己无论如何都会遵从秀赖大人的命令，但我（辉元）并不知道景胜是否真的认同和解的命令。

辉元担心景胜能否忍辱，选择和家康媾和，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辉元的担忧。

④结合上文增田长盛主导家康和景胜之间的和谈一事，后续翻译也不得不修正：

增田长盛传达了自己的意见，如果石田三成还不抽身（停止组建反家康联盟），那么事态（家康和景胜的对立）肯定会继续恶化。

⑤接下来就是“彼方众”和“内府方”的问题，白峰旬推翻了光成准治区分两者的意见，认定“彼方众”就是“内府方”：

由于家康方占领了大阪城西之丸，因此我方（毛利、石田方）处于被动状况。特别是片桐且元和小出秀政两人（秀吉遗命中的大阪城内外门番）倒向了家康，现在事情相当不好办。

⑥而大谷吉继的表态，光成准治的翻译堪称颠倒黑白：

大谷吉继向辉元提出建议，如今绝对不可以贸然离开伏见城下屋敷，请继续留在下屋敷，保持和家康的对立状态。辉元向三成表示，最近他给毛利秀元增派了3000人的兵力，大谷吉继得知此事后，认为就现在而言时机过早，应该等待时机再做打算。

⑦这样一来，前面关于安国寺惠琼的翻译也要修正：

如果让会津征伐就这么发动了，那么诸大名将不可避免地倒向家康一方，安国寺惠琼提出建议，可以让山名禅高、西笑承兑两人在大阪城中展开“调略”（说服家康放弃会津征伐），禅高昨日已经动身，提出双方（上杉景胜和德川家康）交换起请文的意见，防止对立加深。

⑧光成准治所忽视的文书结尾，辉元问候毛利元康一节，揭示了这封信真正的写作时间点：

你的身体状况如何？如今这等紧张时节，原谅我一时无法好好前去问候，希望在这暑热的时节中，我的心意能够传达，此致。

由“暑热”一词可以推断出，这封信写于夏季，结合家康与景胜关系紧张的背景，可以确定这封信写作于1600年夏季，6月16日会津征伐正式决定之前。而辉元是在6月上旬出发返回领国的，也可以与这个时间点对标。

这样一来，白峰旬完全推翻了光成准治对这封书信的初步推测：

1. 该文书写于1600年6月上旬之前，是毛利辉元应对德川家康试图发动会津征伐一事的对应。
2. 该文书证明，石田三成一直是反家康派的中心，尽管辉元此时已经接受了石田、小西、寺泽三人出阵的邀请，但此时辉元、安国寺等人仍然希望调停家康和景胜之间的矛盾，避免武装冲突。
3. 尽管如此，辉元对调停结果并不乐观，因此事实上辉元也做了两手准备，如增加毛利家中与奉行派极为亲近的毛利秀元的兵力，支持石田方武力抗争的决定。
4. 大谷吉继此时已经是坚定的反家康派成员，并要求辉元坚定立场。与此相对的是，增田长盛的立场偏向和解派，并对石田组织反家康联盟表示了担忧。
5. 石田三成对家康的会津征伐决议持有极大的敌意，主动利用自己当初积累的资源与人脉，构思了对家康的军事打击行动，并确立以毛利辉元为军事中核。

至此，光成准治对该史料的分析彻底破产。

短短六七百字的文本，诸多史学家花了二十多年，翻遍了对标史料、日语辞典、甚至茶道研究典籍，才解明了一份文本背后揭示的历史真实。而其他还没有解明的有多少呢？

朝鲜史料《承政院日记》，3243册。

章学诚《史籍考》325卷。

考古学和史料学，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事实上，考古学家在不断挖出新东西的同时，史学界也许还在消化既有的存货，至于是一步到位还是消化不良，那就看研究者的史学素养＋天命了。

虽然科技进步对大家都有好处，但具体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还是多读书为妙。同理，考古学家挖出新的史料当然是好事，但也不能为此忽视，那些整天在故纸堆里摸爬滚打，好像只会给先人“吹毛求疵”的学者们。

他们为大家揭示的历史真相，一点也不比考古学家少。

考古工作者的话，给单位里那些既存的文物编号，命名，做修复，整理入库，做其它研究，以及写考古报告，写paper。

至于历史学工作者，和题干中的预设的描述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