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语言有没有可能因为受其他语言影响而在自己的固有词（注意：非借词）中增加新音位？
一个语言的固有词汇库，也就是它不依赖于外来语而存在的那些词，确实有可能因为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而出现新音位的产生。这听起来有点违反直觉，毕竟我们通常认为影响是发生在词汇层面（借词），或者语法结构上。但从语言演变的长远来看，这种通过“模仿”或“适应”而产生的音位变化，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明确几个关键概念：
音位 (Phoneme): 这是语言中最基本、最小的有意义的语音单位。区别两个音位就能区分两个词的意思。比如，汉语的 /m/ 和 /n/ 就是一对音位，区分“妈”和“那”。
固有词 (Native Vocabulary): 指的是一个语言自身发展出来的词汇，不包括直接从其他语言借来的词。
语言影响 (Language Contact): 当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讲者长期互动时，就会发生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体现在词汇、语法、语音、语义等各个层面。
音位产生 (Phonemicization): 指的是一个语音（或一组语音）在特定语言环境中变得具有区分意义的能力，从而成为该语言的一个新音位。
那么，这种“固有词中增加新音位”是怎么发生的呢？这背后往往是一系列复杂且漫长的过程，通常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
一、 对外来语音特征的“模仿”与“内化”
当一个语言的讲者长期接触另一种语言，特别是当他们学习和使用另一种语言时，会不自觉地模仿对方的语音特征。如果这些语音特征在他们自己的母语中不存在，但又被认为是一种“更高级”、“更清晰”或仅仅是“更吸引人”的发音方式，那么就可能产生一个微妙的模仿趋势。
举个例子，假设一种语言A中本来没有唇齿摩擦音 /f/，但其讲者大量接触到语言B，而语言B有丰富的 /f/。起初，语言A的讲者在模仿语言B的词时，可能会用他们母语中最接近的音来代替，比如双唇摩擦音 /ɸ/（类似于日语的“ふ”）。但是，如果这种模仿行为持续下去，并且某些讲者能够更准确地发出 /f/，同时他们发现用这个 /f/ 来区分某些词语时，听起来更“地道”或更符合他们从语言B那里听到的“标准”，那么这个 /f/ 就可能开始在他们自己的母语中找到立足之地。
关键在于，这种“模仿”并不仅仅停留在单个词汇的模仿，而是可能渗透到整个语言的语音系统之中。如果讲者开始在自己的母语词汇中，出于某种原因（可能是为了更清晰地区分，或者仅仅是受到外来语发音习惯的影响），开始在固有词中也使用这个新语音，并且能够区分意义，那么这个新语音就可能被“内化”成该语言的一个新音位。
具体来说，这个过程可能包含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1. 语音的引入（通常是“语音变异”或“同位变体”）： 外来语言中的某个语音（比如 /f/）被引入，但最初在母语讲者那里可能只是一个“不那么标准”的发音，或者只出现在少数人的口中，或者只在模仿外来语时出现。它可能被视为同位变体，即同一个音位可以有不同的发音方式，但此时这个外来语音还没有区分意义的能力。
2. “借用”的内化： 当某些外来词被大量使用并被母语化时，它们的发音也可能被逐渐接受。如果这些外来词中的新语音与母语中某个固有语音发音很接近，或者在特定语境下（比如为了强调）被用来替换固有语音，就可能导致原本的固有语音与新引入的语音之间产生了“区分”的张力。
3. 最小对立对的形成（Phonemic Contrast）： 这是音位产生的关键证据。如果一个语言讲者开始在固有词中，用这个新引入的语音来区分一个原本意义相同的词（或者一个词的不同变体），那么这个新语音就从一个单纯的“语音”升级为一个“音位”。
举个例子，假设在语言A的固有词中，有一个词发音是 /ap/，代表“山”。如果受到语言B影响，语言A的讲者开始在模仿语言B的某个词时，或者在一些他们认为“更时尚”的固有词中使用 /f/，并且他们发现用 /f/ 来替换 /p/ 竟然能够区分出不同的意思，比如某个词发音是 /af/，代表“河”，那么 /p/ 和 /f/ 就可能在语言A中成为一对区分意义的音位。即便这个 /af/ 本身是从外来语来的，但它一旦“感染”了固有词，让固有词也发生了音位上的变化，那它就是影响到了固有词。
二、 非直接模仿，而是语音系统内部的“挤压”与“演化”
有时，影响不一定是直接的语音模仿。语言接触也可能导致整个语音系统的“挤压”或“重组”。
语音的分布变化： 当一种语言（B）拥有某些语音，而这些语音在接触语言（A）中不存在，但语言B中的这些语音与语言A中某些现有语音在语音学上非常接近。接触可能会促使语言A的讲者在某些情况下，将原本属于某个固有语音的变体，逐渐演变成一个独立的语音，这个语音恰好与语言B的某个语音一致。
比如，语言A可能只有一个齿龈音 /s/，而语言B同时有齿龈音 /s/ 和齿间音 /θ/（英语中的“th”）。如果语言A讲者在接触语言B时，发现 /θ/ 的发音方式在他们那里会不自觉地滑向 /s/，或者在某些环境下（比如在某些固有词中）会发出一个类似 /θ/ 但又被他们视为 /s/ 的变体，并且这个变体开始与原本的 /s/ 产生细微的意义差异，那么这个新语音（/θ/ 或者与 /θ/ 类似的语音）就可能开始在语言A的固有词中产生新的音位对立。
对“模糊”音位的重新区分： 如果语言A的某个固有语音在实际使用中发音不固定，存在较大的变异性，而语言B拥有一个更清晰、更具“标志性”的对应语音，那么讲者可能会倾向于采纳语言B的那个更清晰的发音方式，并用它来区分原本模糊的意义，从而促使新音位产生。
三、 通过外来语的“传播路径”间接影响固有词
“中间过渡词”： 有时，新音位不是直接从其他语言的固有词进入的，而是通过外来语的“过渡”。例如，一种语言A可能没有 /ts/ 这个音，但接触了语言B，语言B有 /ts/。语言A的人开始借用语言B的词，比如借用了某个词，将其发音从 /ts/ 变成了 /t/。但与此同时，可能还有另一个词，语言A的人倾向于将其中的 /t/ 发成 /ts/。当这种趋势扩散到一定程度，甚至一些原本不含 /ts/ 的固有词也开始出现 /ts/ 的发音，并且能够区分意义，那么 /ts/ 就可能成为语言A的一个新音位。这个过程可能与外来词的发音习惯有间接联系，但最终体现在固有词上。
重要的几个观察点和限制：
稀有性与普遍性： 这种因为语言影响而产生新音位的情况，尤其是在固有词中产生新音位，相对来说是比较罕见的，而且通常需要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大多数语言影响更多体现在词汇借用、语法结构改变以及语音的同位变体变化上。
“固有词”的界定： 一旦一个新音位在固有词中形成并具有区分意义，那么那些原本发音受到影响而带这个新音位的固有词，就可以被视为已经适应了这个新音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词的“新”发音反而会成为其更“标准”的固有发音方式。
并非所有模仿都会导致音位产生： 绝大多数情况下，讲者对外来语音的模仿仅限于同位变体的调整，或者只在借词中使用，而不会影响到固有词，也不会形成区分意义。音位产生需要有“最小对立对”的证据，即新语音与旧语音在固有词中能区分意义。
历史上的例子（虽不直接指向“固有词新音位”，但展示了类似机制）：
虽然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因为A语言影响，B语言固有词中新增了XX音位”的直接证据，但我们可以从更宏观的语音演变中看到类似的可能性：
日耳曼语族与拉丁语接触： 在中古英语形成过程中，诺曼征服带来了大量的法语（源自拉丁语）词汇。虽然主要是词汇借用，但这种大规模的语言接触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语的语音系统，并可能间接促使了某些语音（如 /v/, /z/ 等）在英语中的地位提升和普及，这些音原本在古英语中并不那么普遍，或者在特定位置才出现。但要说这些新音位直接“产生”并应用于固有词，需要更细致的考证。
高地德语语音推移： 这是德语内部演变的一个例子，但其动力可能也与不同方言区的接触有关。虽然不是直接来自外语，但它展示了语音系统内部如何通过差异化和趋异化来产生新音素。
总结来说，一个语言的固有词汇库因受其他语言影响而在自身固有词中增加新音位，这是一个复杂而间接的过程。它通常不是直接的“嫁接”，而是通过对其他语言语音特征的模仿、适应，导致语言内部语音系统的微妙变化，最终在固有词中通过形成“最小对立对”而产生新的音位。这是一个语言系统为了适应新的语音输入，或者在长期的语言接触中寻求更清晰的表达而进行的“内部重构”的体现。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明确几个关键概念：
音位 (Phoneme): 这是语言中最基本、最小的有意义的语音单位。区别两个音位就能区分两个词的意思。比如，汉语的 /m/ 和 /n/ 就是一对音位，区分“妈”和“那”。
固有词 (Native Vocabulary): 指的是一个语言自身发展出来的词汇，不包括直接从其他语言借来的词。
语言影响 (Language Contact): 当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讲者长期互动时，就会发生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体现在词汇、语法、语音、语义等各个层面。
音位产生 (Phonemicization): 指的是一个语音（或一组语音）在特定语言环境中变得具有区分意义的能力，从而成为该语言的一个新音位。
那么，这种“固有词中增加新音位”是怎么发生的呢？这背后往往是一系列复杂且漫长的过程，通常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
一、 对外来语音特征的“模仿”与“内化”
当一个语言的讲者长期接触另一种语言，特别是当他们学习和使用另一种语言时，会不自觉地模仿对方的语音特征。如果这些语音特征在他们自己的母语中不存在，但又被认为是一种“更高级”、“更清晰”或仅仅是“更吸引人”的发音方式，那么就可能产生一个微妙的模仿趋势。
举个例子，假设一种语言A中本来没有唇齿摩擦音 /f/，但其讲者大量接触到语言B，而语言B有丰富的 /f/。起初，语言A的讲者在模仿语言B的词时，可能会用他们母语中最接近的音来代替，比如双唇摩擦音 /ɸ/（类似于日语的“ふ”）。但是，如果这种模仿行为持续下去，并且某些讲者能够更准确地发出 /f/，同时他们发现用这个 /f/ 来区分某些词语时，听起来更“地道”或更符合他们从语言B那里听到的“标准”，那么这个 /f/ 就可能开始在他们自己的母语中找到立足之地。
关键在于，这种“模仿”并不仅仅停留在单个词汇的模仿，而是可能渗透到整个语言的语音系统之中。如果讲者开始在自己的母语词汇中，出于某种原因（可能是为了更清晰地区分，或者仅仅是受到外来语发音习惯的影响），开始在固有词中也使用这个新语音，并且能够区分意义，那么这个新语音就可能被“内化”成该语言的一个新音位。
具体来说，这个过程可能包含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1. 语音的引入（通常是“语音变异”或“同位变体”）： 外来语言中的某个语音（比如 /f/）被引入，但最初在母语讲者那里可能只是一个“不那么标准”的发音，或者只出现在少数人的口中，或者只在模仿外来语时出现。它可能被视为同位变体，即同一个音位可以有不同的发音方式，但此时这个外来语音还没有区分意义的能力。
2. “借用”的内化： 当某些外来词被大量使用并被母语化时，它们的发音也可能被逐渐接受。如果这些外来词中的新语音与母语中某个固有语音发音很接近，或者在特定语境下（比如为了强调）被用来替换固有语音，就可能导致原本的固有语音与新引入的语音之间产生了“区分”的张力。
3. 最小对立对的形成（Phonemic Contrast）： 这是音位产生的关键证据。如果一个语言讲者开始在固有词中，用这个新引入的语音来区分一个原本意义相同的词（或者一个词的不同变体），那么这个新语音就从一个单纯的“语音”升级为一个“音位”。
举个例子，假设在语言A的固有词中，有一个词发音是 /ap/，代表“山”。如果受到语言B影响，语言A的讲者开始在模仿语言B的某个词时，或者在一些他们认为“更时尚”的固有词中使用 /f/，并且他们发现用 /f/ 来替换 /p/ 竟然能够区分出不同的意思，比如某个词发音是 /af/，代表“河”，那么 /p/ 和 /f/ 就可能在语言A中成为一对区分意义的音位。即便这个 /af/ 本身是从外来语来的，但它一旦“感染”了固有词，让固有词也发生了音位上的变化，那它就是影响到了固有词。
二、 非直接模仿，而是语音系统内部的“挤压”与“演化”
有时，影响不一定是直接的语音模仿。语言接触也可能导致整个语音系统的“挤压”或“重组”。
语音的分布变化： 当一种语言（B）拥有某些语音，而这些语音在接触语言（A）中不存在，但语言B中的这些语音与语言A中某些现有语音在语音学上非常接近。接触可能会促使语言A的讲者在某些情况下，将原本属于某个固有语音的变体，逐渐演变成一个独立的语音，这个语音恰好与语言B的某个语音一致。
比如，语言A可能只有一个齿龈音 /s/，而语言B同时有齿龈音 /s/ 和齿间音 /θ/（英语中的“th”）。如果语言A讲者在接触语言B时，发现 /θ/ 的发音方式在他们那里会不自觉地滑向 /s/，或者在某些环境下（比如在某些固有词中）会发出一个类似 /θ/ 但又被他们视为 /s/ 的变体，并且这个变体开始与原本的 /s/ 产生细微的意义差异，那么这个新语音（/θ/ 或者与 /θ/ 类似的语音）就可能开始在语言A的固有词中产生新的音位对立。
对“模糊”音位的重新区分： 如果语言A的某个固有语音在实际使用中发音不固定，存在较大的变异性，而语言B拥有一个更清晰、更具“标志性”的对应语音，那么讲者可能会倾向于采纳语言B的那个更清晰的发音方式，并用它来区分原本模糊的意义，从而促使新音位产生。
三、 通过外来语的“传播路径”间接影响固有词
“中间过渡词”： 有时，新音位不是直接从其他语言的固有词进入的，而是通过外来语的“过渡”。例如，一种语言A可能没有 /ts/ 这个音，但接触了语言B，语言B有 /ts/。语言A的人开始借用语言B的词，比如借用了某个词，将其发音从 /ts/ 变成了 /t/。但与此同时，可能还有另一个词，语言A的人倾向于将其中的 /t/ 发成 /ts/。当这种趋势扩散到一定程度，甚至一些原本不含 /ts/ 的固有词也开始出现 /ts/ 的发音，并且能够区分意义，那么 /ts/ 就可能成为语言A的一个新音位。这个过程可能与外来词的发音习惯有间接联系，但最终体现在固有词上。
重要的几个观察点和限制：
稀有性与普遍性： 这种因为语言影响而产生新音位的情况，尤其是在固有词中产生新音位，相对来说是比较罕见的，而且通常需要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大多数语言影响更多体现在词汇借用、语法结构改变以及语音的同位变体变化上。
“固有词”的界定： 一旦一个新音位在固有词中形成并具有区分意义，那么那些原本发音受到影响而带这个新音位的固有词，就可以被视为已经适应了这个新音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词的“新”发音反而会成为其更“标准”的固有发音方式。
并非所有模仿都会导致音位产生： 绝大多数情况下，讲者对外来语音的模仿仅限于同位变体的调整，或者只在借词中使用，而不会影响到固有词，也不会形成区分意义。音位产生需要有“最小对立对”的证据，即新语音与旧语音在固有词中能区分意义。
历史上的例子（虽不直接指向“固有词新音位”，但展示了类似机制）：
虽然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因为A语言影响，B语言固有词中新增了XX音位”的直接证据，但我们可以从更宏观的语音演变中看到类似的可能性：
日耳曼语族与拉丁语接触： 在中古英语形成过程中，诺曼征服带来了大量的法语（源自拉丁语）词汇。虽然主要是词汇借用，但这种大规模的语言接触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语的语音系统，并可能间接促使了某些语音（如 /v/, /z/ 等）在英语中的地位提升和普及，这些音原本在古英语中并不那么普遍，或者在特定位置才出现。但要说这些新音位直接“产生”并应用于固有词，需要更细致的考证。
高地德语语音推移： 这是德语内部演变的一个例子，但其动力可能也与不同方言区的接触有关。虽然不是直接来自外语，但它展示了语音系统内部如何通过差异化和趋异化来产生新音素。
总结来说，一个语言的固有词汇库因受其他语言影响而在自身固有词中增加新音位，这是一个复杂而间接的过程。它通常不是直接的“嫁接”，而是通过对其他语言语音特征的模仿、适应，导致语言内部语音系统的微妙变化，最终在固有词中通过形成“最小对立对”而产生新的音位。这是一个语言系统为了适应新的语音输入，或者在长期的语言接触中寻求更清晰的表达而进行的“内部重构”的体现。
网友意见
古代突厥语没有辅音v（唇齿音），现代维吾尔、哈萨克、土耳其等语里都有v，但v在这几种语言里的功能不大一致，在土语中的情况符合题意。
维吾尔语里也不分v和w
哈萨克语里，v只用于部分借词的拼写（通常是俄语借词），但这种只是少数，因为多数情况下以v开头的（其他语言）借词进入哈萨克语以后，无论是在口语还是书面语中都会被w-取代。
- 保留v的少数情况（俄语借词）：
vagon车厢 variant变体 vaxtyor门卫
但在土语中，v不仅出现在借词中（vatan, vekil, vezir），还出现在固有词中。古突厥语一部分以b起首的词，在土语中b-被弱化为v-；古突厥语中一些以元音u开头的词在土语中，u之前增加辅音v，变成以v起首的词。
Eg.
去：古突 bar-. Ug bar-. Qz bar- trk var-
打：古突 ur-. Ug ur-. Qz ur- trk vur-
此外，b弱化为v不仅发生在词首，也出现在词间和词尾
Eg.
Trk ev房子 ： 古突 äb >äw>ew>ev
sevin高兴： 古突säbin>säwin>sevin
sav 消息，话： 古突sab>sav
v在一些突厥语中的出现最初是由于借词的缘故，但由于历史上土语（或称奥斯曼语）受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影响很深，辅音v已作为独立的音位固定下来，甚至还影响到了原有词的语音。
不过并不是土语所有的方言都满足上述元音u开头的词前增加辅音v的现象，一些方言里仍使用ur-而不是v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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