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出发，你是否希望中国生育率上升？

以国内的内卷程度而言，如果生育率再提高，很快阳光和空气都需要计费使用。

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共福利在不断缩减。

肯定会有人质疑：凭什么，我们的生活水平难道不是越来越高了吗？

确实，生活水平当然是提高了，但是公共福利带来的基础生活保障却少了。

让我们反思一下。

五六十年代，也就是生育率最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普通人大多分为两种，一种是农民，一种是城镇职工。

城镇职工数量比较少，基本都隶属于国有单位，虽然工资低下生活水平不高，但福利绝对足够良心，国家给分配住房、包医疗、包养老、包子女教育甚至是工作分配、包吃喝拉撒，从生到死，包一切可以提供的资源。

农民们相对来说要惨得多，几乎什么都没有。但是农民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集体有地。土地资源是最基础的生产资料，有土地就能够自行投入生产。盖房子也好，种田也好，除了对天灾没有抵抗力，也算能够实现自收自支。虽然农民子女享受不到什么福利，但只要算人头，居住和农用地还是有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虽然很苦很累，但是社会压力是轻不少的，也没有太多的内卷。

反正小孩生下来都一样，该有的都会有，不需要太过操心。

弄得好，将来在城镇谋个出路。

弄不好，大不了就是回家种田。

没有后顾之忧。

反观现在，小孩子的出路在哪里？

住房几万一平，一年工资能攒出个一平就很不错了；养老医疗自己缴纳；子女教育更是劳心劳力，学校老师各种布置任务，好像家长们都不用上班。辛辛苦苦把娃拉扯大，上了大学了，结果却发现下一代还要再重复一遍发达地区的高房价、艰难地找工作、996福报以及高额彩礼。

原来不用花钱的东西，现在都要买。

生产力水平提升惊人，但似乎每个人都觉得更累了。

累得要死，压力山大。

在这种情况下，想指望生育率提升，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生育率提升了，那一定不是宣传和舆论的功劳，而是说明社会公共福利又提升到大家能够接受的地步，人们都能买得起房，看得起病，不再为工作烦心，不再为生存搏命，没有剥削，没有权贵。这才是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也是我们想要追求的最终目标。

所以从个人出发，我希望中国生育率能够上升。

希望有机会看到这一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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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几个问题，在这里解释一下。

从五六十年代到现在，国民生活水平是绝对大幅度提升的。我从没有认为早期的国民会比现在国民的物质生活更优质，文中也从没有这样表达的字样。

从建国初期到现在，实际缩减的东西是公共基础保障的概念。

很多保障内容在当时是由国家、集体直接提供的，而到后来变成市场化的付费服务。

集体这个“大家长”不再承担这种保障职能，转由社会直接通过市场对到每个人的个体。

类似保险的模式。

也就是说，只有你手头有钱，交了钱才能够享受到这些服务，反之则什么都没有。

那么手头的钱从哪里来？去打工，去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有兴趣可以计算一下，一、二线城市里的正常情况下，就算你什么都不干，只是单纯待在家里宅着，会产生多少需要固定支出的费用?

房贷（或房租）、物业费、水电费、燃气费、网费、话费、伙食费、停车费，以及各种五花八门的保险。

这还是什么事都没有干的情况下。那如果干了点什么，或者想要去干点什么呢？

这就是社会压力的来源。

也是现代人不得不背在身上的沉重而巨大包袱。

只要活着就要交钱。

整个社会都在逼你赚钱。

一旦你没有钱去缴纳这些费用，比方说不幸遭遇了失业，那么你的负债将会迅速累积起来，而以往的一切幸福生活都将离你而去。

甚至不如一条狗。

这和物质匮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但都是苦。

就好像送快递的羡慕搞科研的不用干苦力，搞科研的羡慕送快递的不用动脑筋情况差不太多。

所以早期年轻人少有掉头发的，而现在的年轻人少有不掉头发的。

虽然生活水平确实不错，但是安全感也是真的不足的。

自己都觉得未必能稳得住，还谈什么下一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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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赞了，虽然评论区部分人的语气比较极端，但也是真知灼见，让人受益匪浅。

其实关于“社会公共福利”这个词我斟酌了很久，原因是这个词并不是太好地表达我的意思，但最后还是使用了。

关于这里的解释，其实有一些一直以来被大家忽视的内容。

各路专家似乎也很少有针对这些“公共社会福利”做研究。

关键点在于，我们现在说的“社会福利”到底能不能算是真正的福利。

先说说最广泛的社会福利——养老。

个人交钱，企业从人工成本里扣钱，交的钱并入养老基金池，退休老人从池子里拿钱。也就是说，钱是社会人自己交的，未来又自己拿了，自己拿自己的，零和游戏，大家比内卷，没有什么额外的东西。

这样的模型想要转起来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不断有更多的人去缴纳养老保险，二是社会经济维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否则无法正常运转。早几年测算，中国必须维持每年8%以上的增长速度，近几年增速放缓，所以延迟退休已经开始实施，为的就是要维持社会养老池子模式苟下去。多数发达国家都在使用这种养老模式。

再说说社会福利——医保。

同样的个人交钱，企业从人工成本里扣钱，个人部分拿来当现金，企业部分拿来统筹，用完就没。看病的是时候对目录有上的药品给个大折扣（2折左右），钱也是自己交的，一样是自己花自己，同样的内卷。

统筹池子听说不容乐观，因为药厂涨价太快，所以机构改革新成立了医保局给医药公司吃大刀的，听说一记闷棍直接把心脏支架砍到原来价格的二十分之一。这也是多数发达国家正在使用的模式。

还有就是水、电、燃气、通信、电视、网络、邮政、燃油、交通等等，基本都是国有企业把持，用户每个月都拿出真金白银在支付的。

我不知道这些企业有没有赚钱，但想来至少总体是没有亏的，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

“整合用户的资金，集中建设提供收费服务”。

发达国家基本上还是使用这样的模式，只不过未必是国企罢了。

我承认，这些部分都切实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但这生活水平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每个人自己出钱一点一滴累计出来的。

城镇化建设、高速路网、水电设施，通信基础网络，这些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平摊在每个人头上一块两块持续性氪金砸出来的。

就好像我喜欢看电视节目的，我需要购买优酷、爱奇艺、腾讯、B站等各种平台会员，享受部分免费节目；我喜欢购物的，需要购买淘宝的、严选的、京东的、唯品会的会员资格，然后平台给了我一个95折的通用折扣（虽然后来对比了一下发现95折打完和别人没有会员的价格是一样的）。

这些可以算是一种收费服务，但客观来说，这并不应该算作是一种社会公共福利。

回过头，所谓的国外发达国家的“公共福利”，基本上也都是这么个套路，换句话说，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并不比国内更轻松，大家都一样。

甚至随着所谓的“公共福利”增加，一般人身上背的包袱会更重。

反而像是非洲、印度之类的相对落后国家，这些“社会公共福利”并不完善的地方，在这些方面压力不大，普通人的生育率相对会比较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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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评论区看，有不少小伙伴已经理解了“生活水平”、“收费服务”和“公共福利”等概念的区别。我感到很欣慰。

有一位答主说的我很认同：

买了车，每天开车出行的，这属于是生活水平高；

买不起车，但单位有班车，每天可以刷卡坐班车上下班的，这属于是福利好。

当然也有一些人难以理解的。

对此我想说，如果连基本概念都搞错了，那么就谈不上客观地分析问题，更加谈不上找出其中的关键点，有针对性地去解决。

生育率降低不是工业发展的错，不是女性地位上升的错，更加不是避孕产品的锅！

问题的本质在于日益增大的社会压力。

而社会压力的源头来自于不断扩充的各类收费服务。

记得这样一件事。

早期的时候，有不少农村组织村民修建了自己的水库以及沟渠等供排水设施。

后来一些条件好的村子又再次基础上续建了通到村民家里的管路。

那个时候，村里人吃水都是不要钱的。

原因无他，水库是集体修的，管路是自己建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付出。

再后来，自来水公司来了。

具体的流程不太清楚，反正水库收归国有，管路重新铺设，依旧是通到每一户人家。

一切都没有变过，唯一的改变是加装了水表，用水要付钱了。

虽然钱不多，但村民普遍收入都低啊。

要农产品大家能拿得出，要劳动力大家是一把手，但是要钱，这个就很难，因为多余的农产品收购完，拿到手就只有这么点。

当然，好事还是好事。

毕竟自来水经过严格消毒，比直接水库的水要安全，生活水平是明显提高了。

于是原本的免费福利没有了，变成了市场资本主导的收费服务。

没错。资本化。

干什么都要收钱，干什么都要付钱。资本的地位和重要性被放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这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产权。

在中国，公共资源的产权基本上归属于国家和集体，即全民所有制。

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对其行使主体权力，并引导社会对公共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

但由于生产力水平和费用等问题，开发效率并不太高。很多公共资源依然是处在没有管理的程度上。

在这个时候，资本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想要快速开发吗？没问题。我来投入，我来运营，而交换条件只有一个，我要某一领域公共资源的管理权和收费权。”

于是，产权被分割成三块：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

收费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无数的付费服务涌现出来，打着推广所谓的“公共福利”，提高“生活水平”的旗号，一时间席卷全国。

依稀在3000多年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周王室曾经将名义上属于自己但尚未开发的土地封赐给贵族，由各诸侯国自行管理并获取收益，从而提高土地的开发利用效率。

中国由此步入“封建时代”。

而在今天，“封建”以另一种形态悄然出现了。

水电、燃油、通信、交通、物流、商务、媒体……

各个领域的“诸侯分封”极大地提升了公共资源的开发效率。

而资本的运作也越来越“听调不听宣”。

刚开始的时候，资本还谨慎地停留在边缘地带。

但随着势力的壮大，他们开始试探着将触手伸向国有成分中的民生领域。

混改。私有化。

在公开场合吐槽国有体制的僵化，恰如同两千多年前意气风发的楚庄王在向周天子使者询问九鼎的大小和重量。

但请不要忘记了。

历史是劳动人民的选择。

每一寸土地，每一滴水，每一条道路，它的所有权都是属于国家的，是属于全体老百姓的。

天命之所向，在德，而不在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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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赞了，集中回答一下评论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

1、文中提到的“公共基础福利”是什么？

答：所谓的公共，指的是理论上应当属于社会全民共同占有，和私有相反的一种所有方式。类似空气、水、资源、矿产、土地等这些难以判定边界的内容。这些都属于公共基础资源。

打比方说，一个鱼塘里面有很多鱼，没有固定的权属，谁都可以去捞，大家各凭本事，多捞多得少捞少得，这是原始社会的做法。

某甲占有了这个鱼塘，只有他本人及能够代表他本人意志的下属能在鱼塘里捞鱼，这是封建皇权社会的做法。

某乙向某甲交钱，取得了该鱼塘的经营权，别人想吃鱼就要向乙买，某乙还召集那些没鱼吃的人给他捞鱼，每捞到十条鱼给一条，乙自己占有九条。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吃到鱼的人越来越少，乙们占有了90%以上的鱼资源。这是资本主义的做法。

终于有一天某甲倒台了，民众把鱼塘和里面的鱼定性为公共资源，由民众挑选代表进行养殖管理并发动民众去捕捞，由于鱼塘是大家的，所以劳动成果大家共享，让每个民众都能吃上鱼，这种就叫做公共福利。是社会主义的做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是“民众将自己应占有的生产资料和资源统一交国家管理并从事生产开发行动，与此同时，国家政府保障普通民众能够获取生存所必须的基础资源”。类似农民被征地以后必须要妥善解决其居住、养老、医疗、就业等问题。

“福利”具备无偿性质。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能够白嫖得来的好处。所以简单来说，“公共基础福利”指代民众是否拥有无偿获取一部分公共基础资源的权力。

2、为什么非洲、印度等生活条件低下的地区生育率很高，而日本、欧洲等高福利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较低。

答：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福利”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福利，更多的其实是一种付费服务。“养老保障”“免费医疗”“失业救济金”看起来很美，但实际上如果不缴纳高额的保险费用是享受不到这些的。让我们来以日本为例简单分析一下，看看这些发达国家标榜的“社会公共福利”都“福”了些啥玩意。

养老：日本实行养老金多元化，一是国民养老保险，自己交一半政府交一半，每个月交费16540日元左右，从65岁开始平均每个月可领取65000日元，勉强够吃。二是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也叫雇员年金，按照收入比例的18.3%缴纳，按照社会平均工资35万日元计算，差不多每个月64050日元，自己交一半是32025日元，总计48565日元。当然，厚生年金可以选择不交。

医疗：日本是全民医保的国家，医保费用由医疗部分、支援金部分、介护部分这三部分组成，和当年交的保险金额和上一年度家庭年收挂钩，计算公式挺复杂的，同样按照月入35万日元计算，普通人需要缴纳的医保费用为24000日元左右吧，交了还不是全免，大概相当于一张VIP卡，享受医药费三折的优惠。

失业：日本失业保险制度是强制性保险制度，保额大概在月收入的0.8%，个人和企业各分担一半，大约是1400日元。要在离职前2年内，缴纳雇用保险的时间满12个月，到职业安定所申报，填写完求职简历以后一周才能开始领取相当于工资60%的补助，交5年领三个月，5-10年领6个月。

房租：根据地段不同，日本的房租上下差异较大，在东京一般25平米的公寓月租金在50000-70000日元不等。二三线城市会比较便宜，但相对的，要找好工作会困难一些。如果是买房的话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有一大堆包括土地税、房产税、物业费、都市计划税等等要交。

水电燃气：日本自来水收费包括水的使用量（水表指针计算）、排水量（污水处理）、管道入户月租费、阶梯使用费、消费税等部分组成，家庭月用水10-20方大概要交4000日元左右。电费没好到哪去，包括套餐费、阶梯电价、燃料费调整、电费附加费等，普通单人算大概5000日元吧，燃气费也根据用量计算，20方的话差不多3600日元。合计12600日元。

话费网费：根据签约商不同，一般4000~5000日元左右。这里按4500日元来计算。

交通费：不出门就不会产生交通费。出门上班的话地铁1-6公里（理想状态下）单程票起步价170，每天来回翻倍340日元，一个月算20天，6800日元。距离越远越贵。不考虑转车。自己开车或者打车开销只会更大。

饮食费用：日本吃饭不算太贵，也不算太便宜，按普通快餐来算，大致一个人每天1000-2000日元左右，折中算1500，每个月45000日元。

别的乱七八糟的就不算了，总之在日本月入35万（年入420万日元）的，大约个人所得课税在20%，也就是月均7万日元，当然操作过程存在很多抵扣比如保险部分、老人子女部分，老婆不上班部分，实际交的数量会少很多。另外还有住民税、地震保险等等乱七八糟的玩意，计算挺复杂的，就简单按总体每月课税5万算吧，到手大约是30万日元。

那么基本生活需要支出的部分是多少呢？累计算起来19万多。也就是在几乎什么都没干的情况下，月入35万日元，实际每月能够自由支配的部分大约有11万日元。那么要是再生一个小孩呢？

别说什么生娃补贴给几万日元的事了，那完全是杯水车薪，羊毛出在羊身上。根据日本内阁府的调查，养一个娃在0-6岁阶段，平均每年的支出是120-150万日元，均摊下来每月10-11万这样。正好和自由支配部分持平。这样情况下还能考虑生育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反观非洲、印度这些公共资源私有化程度不高地区，几乎没什么像样的提升生活水平的收费性社会服务，但反过来说，这些地区也不存在太多其他费用。要喝水自己去河边打，要吃饭自己出去打猎，生育成本更是无限趋向于零，有些地区甚至连“钱”的概念都没有，还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他们需要的生活成本不是资本，而是能够将生产资料和公共资源转化为生活必须品的劳动力。

所以毫无疑问，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会偏高。

3、中国的资源总量养活不了这么多人，是否有必要再提高生育率？

答：这里首先要纠正一个观念。我们所说的“提高生育率”，指的是让社会生育率尽量维持在合理水平，避免人口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增加或减少，使得社会运行能够尽量稳定。而不是无限制的五六七八个随便生，这不现实也不可能做得到。

其二，资源总量其实并不是核心问题。以中国现在的生产能力，在很多行业领域的产出已经占到全球的50%，甚至更多，全部用在自己身上，养活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并不是太困难。即便是在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人口，迈向全民小康。当前社会的核心问题在于资源的分配不平衡，即资产阶级占有了80%以上的公共资源，剩下的20%才轮到普通人分。如果这个核心问题不能有效解决，仅靠缩减人口想要降低生活压力是不现实的。说句难听的，人口减少之后多出来的那些公共资源，轮得到普通人来分么？

其三，中国人口不能只停留在内卷，而是要走出去。如果眼光只停留在国内，那么十四亿人口真的不少了，但是如果放眼全球的话，那十四亿中国人还远远不够。想要引领全世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要坚定地迈出这一步。去澳洲，去加拿大，去东欧，去非洲，那里人口稀少，且有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去一个两个没有用，但是去一万人应该就可以站稳脚跟，去一百万差不多能争取到政治权力，要是能去一个亿的话……所以内卷没有意义，要卷就卷全世界。

4、未来科技发展，不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就可以满足生产需求。

答：人并不是只有生产职能，更重要的是消费职能。这是一体两面的特征。没有人消费使用，没有人买得起的话，即便生产力再强都是无意义的。毫无疑问，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人工智能和数字工业一定能够继续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但就业率同样会受到大幅度影响。

说白了，当资产家不再需要工人的时候，原先靠着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们要怎样才能活下去？尤其在我们国家，工人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体系下，这个问题会显得很复杂，需要谨慎对待。一边是共产主义，另一边则是全线崩坏。所以社会分配结构需要持续性的调整和优化，提升普通人的消费能力，使生产标签逐渐向消费标签转向，实现经济内循环。

5、科学进步/工业程度提高/社会发展/女性or人类觉醒/避孕手段增加，导致生育率下降。

答：这些大多属于表象和次要因素。因为现在社会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科学进步/工业提升/社会发展”，能够依据的材料都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和公共资源私有化进程的发展，所有案例的基础都是这样，几乎找不出什么能够参照的反例。甚至有不少人普遍觉得生育率下降是正常的，以至于很多专家抓破头皮往这个方向去找理由。

至于说“不生育”这个观念，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意志的觉醒，而是公共资源被私有化之后，普通人在社会压力增大后做出的妥协性方案。

女性为什么不愿意生？因为生育这件事对她们的职业生涯，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影响极大！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因为多一个要养的人就会多压一份社会责任在身上，会显著降低现有的生活水平！

至于避孕手段这种说法，我想说的是：要生孩子其实并不容易，但想要不生，方法简直太多。

先秦典籍山海经中就记载了一种能够让女子不孕的草药，而汉代用麝香避孕也很流行，到了唐宋时期青楼泛滥，避孕手法更是五花八门。更不用说科技进步的民国时期了。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劳动人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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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评论区有不少人感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所以现就解决思路这一块，谈谈自己的想法。

需要明白的是，这其实并非单一事项，而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问题的本质在资源产权私有化，核心是阶级固化，表现形式是收入不平衡和贫富差异加大，在我国体现出来特定情况是社会公共福利缩减，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人口出生率下滑。

要衡量一个人的财富，不能够仅看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而是要看他能够实际控制和使用的综合资源。

包括但不限于：空气、水、能源、矿藏、土地、人力、设备、科技、权力、人脉、医疗、教育、运输、通信、数据……等等。

只要能够掌握其中的某一小块区域，就能够源源不断地实现价值生产。

而若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垄断其中的某一块区域，就能够迫使其他人用更多的资源来与你交换。

独占源头，控制渠道，做大市场。这是任何企业都会着手去干的事。

有些东西可以私有化，有些则不行。

假使某个资本家要买断全球的氧气的产权，每个人只要呼吸就得付钱，这是资本归集的理想状态，但大多数人一定会持反对意见。所以资本家得包装一下概念，换一种大家能够接受的说法……比如碳排放。

细思极恐。

能呼吸到的空气属于他人，能用的水属于他人，脚底下踩着的土地属于他人，租着的房子属于他人，甚至连你自己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数据也属于别人。个人的一切行为全都要依赖他人，向他人交钱，而个人能够用来换钱的只能靠自身的劳动。

你能不能参与劳动，平均劳动量是多少，又能获取多少的报酬，这些都由你依附的资本家说了算，普通人没有反对的权利。

“996是福报。”

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其实是“爱干干，不干滚”。

也是。

毕竟失业意味着活不下去。而当奴隶总比活不下去要强。

资本化运作改变了社会的运行状态，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在潜移默化之下，人们的思维不自觉地向资本靠拢。

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被简单地抽象成投入和收益。即做这件事需要花费多少钱，做成以后我能得到多少回报。

套用这个思维模式，很明显就可以判断出生育这件事持续性投入很大，其回报则很不明确，所以这不是一笔好买卖。有些人将其表述为“人类意志的觉醒”，而实际上，这些人是将孩子这个概念给“资本化”了。

资本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将能触及的所有的事物都进行资本化改造整合，并纳入资本的控制范畴。吸收一切，夺取一切，以此来扩充自身，就这样无限增殖下去，最终吞噬和垄断一切资源。

在医学上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概念。

癌。

癌细胞会无限掠夺侵占身体其他组织的营养资源，挤走了正常的细胞，破坏了器官的原有功能，最终导致人体系统崩溃。

资本主义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经济危机，这就是其社会崩溃指数到达临界点的信号。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造成商品大量积压、生产锐减、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大量失业、信用关系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经济陷入极端混乱和瘫痪之中。

简单来说就是“社会上流动的钱不够了”。

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续命方法有二：

一是大批量印钱，提高流动资本总量，摊薄现有资本比重，然后等着资本在之后的数年或数十年之中继续吞噬殆尽，争取拖进下一轮周期。

二是扩充现有市场，将原先尚未资本化的概念给出让掉，让资本家能掏钱出来，再不行就发动战争，去想办法侵占别的国家的资源。死道友不死贫道。

虽然很残酷，但现实就是如此。

一个没有足够生育率，人口逐渐减少，年龄结构老化的社会体系，不管包装得再光鲜再靓丽，最终也一定会走向衰亡。

这只是单纯的时间问题罢了。

对此西方国家毫无办法，私有化的社会基础注定了他们不可能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仅仅是苟延残喘就已是费尽心力。

但中国还有希望。

关键点就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公共资源属于人民。矿藏也好，河流也好，森林也好，土地也好。这些自然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使用权可以出让，但所有权应当没有争议。

即便是资本通过承包、买断等形式占有了公共资源一定年限的使用权，但资源的主人不会改变。

资源的开发和使用，要让资源的主人得到实惠。而这个实惠不单单指用，还需要包括其中的收益。多占有资源的人多付出，少占有资源的人少付出，扣除运营成本，最后平均普惠性分配到每个人的头上。

以用电为例。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的总用电量为72255亿度，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为10250亿度，占比14.2%。电力资源属于国有，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被平摊的用电成本基数高达5161度，而实际的人均生活用电量仅有732度。

这个结果其实并不奇怪，资本家最擅长的就是这个，拿着社会主义全民补贴的电价，干着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生产。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假设每度电盈利0.5元，并能够实现全民的平均分配，那么普通人应当能从中获取2214.5元/年的收益。

再说说用水。2019年全国用水总量为5990.9亿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为877亿立方米，占比14.6%。每个人平摊成本基数为428方，而实际生活用水仅为62.6方。假设每方水能够盈利1元，并能够实现全民的平均分配，那么普通人应当能从中获取365.4元/年的收益。

水、电、燃油、燃气、矿产、材料、版权、交通、通信、数据……虽然说看上去这些钱每一样都不多，但累积下来却必然是一个天文数字的总量，绝对不容小觑。

更别说其中还有大家最关注的土地资源。

现在正在力推的房地产税，如果换成这种方式运作，逻辑上就会合理很多。费用按地域和房产面积收取，然后平均发放给辖区内每个户籍居民。房多的多付，房少的少付，没房的不付。地方政府按比例收取部分作为运营经费。

就上海而言，房产价值总量在50万亿左右，按0.4%每年收取，可产生2000亿左右的资金，政府收取10%，也就是200亿，剩下的1800亿按2019年户籍人口1450.43万计算，每个上海户籍的居民可以分配到1.24万元/年，按一家3口人计算，相当于在上海只要家庭住房估值在930万以下，都能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补贴。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一种应对经济危机的工具叫做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指从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中，拿取部份配额作为市民的基本收入。

北欧有，美国部分地区也有，在提升社会生育率上能够看到些许成效。

但那并不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因为其私有制的特性，资金没有固定的来源，基本要靠政府印钱解决，法理上站不住脚，也无法实现闭环，长此以往反而会加剧财政负担和贫富差距。

而在公有制的环境下则不存在这些问题。

只需要分行业逐步推进即可。

刚开始每个人到手的金额不会很多，几十块，百来块，聊胜于无。但很明显随着对覆盖领域的扩大和公共资源利用能力提升，这笔基础收入会越来越多。

每个月能额外拿到2000就不用担心短时间的失业。

每个月能额外拿到5000就能够覆盖日常生活开销。

老百姓拿到了实惠，地方政府也有持续性资金来源，资本家看起来是亏了些，但是降低了经济危机的风险，而且消费市场和民众购买力是明显增强的。未来发展空间被打开了。

生育的家庭有了更多保障，同时有了基础收入的人们也能够更有尊严，有更足的底气去和资本家叫板，拒绝996等一系列违法要求。

这些都是建立在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之上，按照每个人所拥有的公共资源的产权实现计划分配，法理上并不存在太大问题。

未来的路有两条：

一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资本家。

二是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资本家。

我比较希望有钱人可以按照他们的财富比例，去承担他们的生育责任。

用个比较老的数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显示，截止2016年年末，我国社会净财富总计437万亿元，其中73%归居民所有，也就是319万亿。

马云2016年末的个人净资产为333亿美元，平均汇率为6.64，即2211亿人民币，约合居民总财富的万分之6.9。

如果要让中国人的总和生育率为2.2，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说14亿中国人（其中7亿女性）一生要生15.4亿人。

假定马云的配偶资产忽略不计，则马云夫妻应该一生生育15.4亿×万分之6.9=1062600个孩子。

如果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4，则14亿中国人（7亿女性）一生会生育9.8亿人。则马云夫妻应该一生生育9.8亿×万分之6.9=676200个孩子。

考虑到马云这4年净资产接近翻了个倍而居民总净资产不太可能翻倍，又得多生几万个孩子了。

按照这个逻辑，拥有325510元净资产的夫妻可以生1个孩子（注意这是2016年，很多人的房产尚未翻倍升值）。

超过这个资产的至少要生多于1个孩子，如果考虑2016年有个100万各种形式净资产的家庭可能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则一个普通中产家庭应该生育3个孩子。

显然，无论是富人还是中产阶级都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而更多计算下来也许只“配”生0.1个孩子的穷人们却承担了这一沉重的社会成本。

什么，也许生育是天赋的权利，不应该和财富绑定？或许是吧。或许这个回答就非常的荒诞，那就请让财富也稍微平均一些呀。

以自私的心说，

我希望从现在开始每年出生人口稳定在5000万，

等我老了，

年轻人为了一个岗位内卷成性，

坐拥几套房产就可以吃房租挣得盆满钵满。

当个小领导下面三个合同工八个临时工，

十几个人辛勤打工成果为我一人享用，

一个街道办都可以让清华研究生过来乖乖排队，

更别说海量二三本为了郑州周边三支一扶抢破头。

我常说，被标榜为人口红利的这代人，是最惨的一批。

他们的惨，

不仅是惨在年轻时候是红利，

惨在“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惨在白天打工晚上睡马路，

「图片：到家了」

更是惨在身为人口高峰，

老了没有后续的人口高峰供养，

不能继续为社会创造财富，必然会被社会抛弃。

整个人生取之如锱铢，弃之如敝屣。

在人生中期，即使侥幸在未来二十年进入管理岗，面临的也是无人可用的困境。

人年轻人在哪不能干，非得在你这干？

20后30后可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岂是给你这种泥腿子打工的？

人生就是这样，好气哦～

不希望，而且我一直认为鼓吹中国现在必须多生孩子的都是瞎支招。

中国和美国国土面积一个第三，一个第四；经济体量一个第二，一个第一；然后中国14多亿人，天天担心自己人不够，美国3亿多人，当了几十年世界世界霸主而且现在也没觉得自己人口太少。

真的就这事实摆在这，还觉得多生几口就能解千愁的那些人我就不知道你们咋想的。一说人口红利快没了就着急生，你也不看看你生出来的那是人口啊还是红利？讲道理，中国改开以来的成就虽然挺大，但说到底还是权宜之策——十一届三中的时候我们一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经济建设落后世界超多，不过生出来好些人口，那可不就是靠人口红利先过着呗。

就这些年出了多少事，到现在自己过得到底咋样有点数没有？还憋着再生一代出来继续给人当红利呢？还是说你觉得你这个条件的生出五六个来就能把王思聪灭了？

中国现在又到了选择方向的时候。显然，向美国靠拢，用全球的资源给自己国民提高待遇才是正解。讲道理，除了那些现在站在塔尖儿上，坚信自己下一代还能继续让别人给自己当红利的人，我真想不出来谁还能支持再走一圈人口红利老路这主意的。

还什么养老金不够交了怎么办，你养老金不够了就多生出俩孩子来让他们去当“红利”给你养老呗？

瞧这点出息。

当然不希望生育率上升，即便生育率上升也是大部分理智聪明的社会普通群体做出的决定，这样形成的社会文化才会有积极作用。目前的社会文化是畸形且不可持续的，80，90后将高房价，高物价，疯狂加班的集体记忆毫无保留得通过各种媒体和自我的言传身教遗传给00后，告诉他们不要重复他们的痛苦生活。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大部分社会文化深受体制精英制定的政策的影响，也只有生育率可以彻底扭转顶层设计者对于未来的主导权。低生育率下会让整个社会文化发生根本性变化，从生育福利，教育，工作，房价等等都需要发生彻底改变才能扭转低生育率带来的负面冲击，

我们目前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就是人口太多，尤其是大部分人缺乏理智和对于自我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反思，很容易被少数精英操控。 掏空数个钱包疯狂买房，疯狂加班，每个人都为了基本的生存活得很没有尊严，这些背后就是因为糊里糊涂生活的人太多了。

真正的自由宽松和创新的社会环境从来不是靠大部分老黄牛一样的喜欢吃苦的人能创造的，老黄牛越多只会让社会环境更恶化，

我们需要低生育率，需要更多聪明理智的人来维护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为自己而活，为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