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这里的志是什么意思？
江淹这句“修史之难，无出于志”，里的“志”啊，可不是咱们现在理解的那种日记、志向，更不是指某个人的心愿。它指的是古代史书的一种体例，叫做“方志”。
你看，在古代，史书有很多种写法。有记载帝王将相言行的“纪传体”，有按时间顺序记述重大事件的“编年体”，还有记录典章制度的“制度史”。而“方志”，顾名思义，就是“一方之志”，专门记录某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名胜古迹、人物传记、经济状况、官制沿革等等。
所以，江淹说“修史之难，无出于志”，意思就是说，在所有史书的编纂体例中，写方志是最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想，要写好一个地方的方志，需要搜集多少材料啊？不仅要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变迁，从古至今，从建制沿革到人事更迭；还得熟悉它的地理环境，山川河流、土壤气候、物产资源；更要记录当地的文化习俗，民风民俗、宗教信仰、教育文化、艺术工艺；还有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兴衰；甚至连兵事、刑狱、灾异这样的小事，也可能需要涉及。
这就好比你要给一个地方写一部全景式的、百科全书式的记录。这个工作量何其巨大！而且，这些材料往往分散在各种古籍、碑刻、地方文献、甚至是民间传说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搜寻、辨别、考证。
更难的是，方志不仅仅是材料的堆砌。它还需要编纂者有相当的学识和眼光，能够将这些纷繁复杂的史料，梳理得井井有条，有条理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完整、清晰、有逻辑的整体。还得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把那些道听途说、虚妄不实的东西剔除出去，确保史料的准确性。
而且，地方志的写作，往往还关系到地方的声誉和认同。所以，有时候还会受到一些政治或者地方势力的影响，需要在材料取舍和叙述方式上格外小心。
所以，江淹才感叹，写方志的难度，真是没有比这更难的了。它要求编纂者既要有渊博的学识，又要能深入细致地体察地方的方方面面，还要有耐心和毅力，去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这不像写个人传记，可能聚焦于一个人；也不像写编年史，只需要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事件。写方志，是要把一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用最详实、最准确、最有条理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其中的复杂和挑战，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你看，在古代，史书有很多种写法。有记载帝王将相言行的“纪传体”，有按时间顺序记述重大事件的“编年体”，还有记录典章制度的“制度史”。而“方志”，顾名思义，就是“一方之志”，专门记录某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名胜古迹、人物传记、经济状况、官制沿革等等。
所以，江淹说“修史之难，无出于志”，意思就是说，在所有史书的编纂体例中，写方志是最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想，要写好一个地方的方志，需要搜集多少材料啊？不仅要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变迁，从古至今，从建制沿革到人事更迭；还得熟悉它的地理环境，山川河流、土壤气候、物产资源；更要记录当地的文化习俗，民风民俗、宗教信仰、教育文化、艺术工艺；还有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兴衰；甚至连兵事、刑狱、灾异这样的小事，也可能需要涉及。
这就好比你要给一个地方写一部全景式的、百科全书式的记录。这个工作量何其巨大！而且，这些材料往往分散在各种古籍、碑刻、地方文献、甚至是民间传说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搜寻、辨别、考证。
更难的是，方志不仅仅是材料的堆砌。它还需要编纂者有相当的学识和眼光，能够将这些纷繁复杂的史料，梳理得井井有条，有条理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完整、清晰、有逻辑的整体。还得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把那些道听途说、虚妄不实的东西剔除出去，确保史料的准确性。
而且，地方志的写作，往往还关系到地方的声誉和认同。所以，有时候还会受到一些政治或者地方势力的影响，需要在材料取舍和叙述方式上格外小心。
所以，江淹才感叹，写方志的难度，真是没有比这更难的了。它要求编纂者既要有渊博的学识，又要能深入细致地体察地方的方方面面，还要有耐心和毅力，去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这不像写个人传记，可能聚焦于一个人；也不像写编年史，只需要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事件。写方志，是要把一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用最详实、最准确、最有条理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其中的复杂和挑战，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网友意见
题主上语文课的时候，应该学过《史记》的体裁吧？语文书里是怎么说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是这样的吧？
这五种体裁中，其中的“八书”就是八篇论文，司马迁通过这八篇论文，对礼制、历法、天文、水利、封禅等制度、科技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这些问题，基本上不可能通过历史事件来进行描述，所以这种专题论文式的论述就极其重要了。
《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司马迁是发明人，他给这种专题论文起了个名字叫“书”。
《汉书》是第二部纪传体史书，作者班固沿袭了司马迁的做法，也在书中写了十篇专题论文，对西汉时期的礼制、天文、历法、地理、水利、祭祀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不过班固写的时候，把这种论文的名字由“书”改成了“志”。
以后的历史学家在编纂史书的时候，都采用了班固的说法，就是“志”了，通过“志”——也就是专题论文——对当时的一些制度性的问题进行描述。
江淹说的“修史之难，无出于志”，就是说编写史书，最难的地方就是写“志”了。为什么呢？马端临说了：“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也就是说，“志”这东西是要对制度进行论述，如果不是对典章制度熟悉到极点，是写不出来的。相对而言，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个很容易了解，但要了解古代的典章制度，那就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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