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江日昇的《台湾外记》中是否有记载存在争议呢？
关于江日昇的《台湾外记》，确实存在不少争议。说它“有争议”其实是个轻描淡写的说法，更准确地说，这部书的史料价值和叙述方式，从它问世以来，就一直是史学界和普通读者讨论的焦点，观点甚至是相当分歧的。
要详细讲的话，我们可以从几个大的方面来展开：
一、 史料价值的争议：
“记实”与“创作”的边界模糊：
《台湾外记》最核心的争议点，在于它究竟是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还是一部带有文学色彩的记述？江日昇本人虽然声称是“考订得失，记载前朝”，但其叙述风格，尤其是对人物的刻画、事件的细节描写，常常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倾向性。
正面评价者 认为，该书对郑氏王朝早期至末期的一些重要事件，如郑成功收复台湾、明郑时期政治军事的运作、以及荷兰人与郑氏的交锋等，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资料。许多重要的文献或口述历史，如果不是通过《台湾外记》得以保存，可能已经失传。它填补了当时官方史书可能存在的空白或偏颇。
批评者 则指出，《台湾外记》的叙述中存在不少“捕风捉影”或“以讹传讹”的成分。江日昇生活在郑氏政权覆灭后不久，其史料来源有的是亲历者的回忆，有的是道听途说，还有的可能是他自己的想象和推测。例如，书中对一些人物对话、心理活动的描写，显然是作者根据情境进行的文学化加工，而非真实的记录。一些具体的事件细节，如战役的部署、人物的言行，与同时期其他史料（如《台湾府志》、《东番记》等）相比，可能存在出入。
“野史”与“正史”的定位： 这一点也是争议的关键。《台湾外记》的篇幅宏大，内容详尽，但它并非由官方授权编纂，其史料来源的严谨性也受到质疑，因此在史学界，它更多地被视为一部“野史”或“副史”。然而，正因为它的“野”，也使得它能够突破“正史”的框架，记载一些更具人情味、更生动的细节。
史料的取舍与剪裁：
江日昇在编纂过程中，无疑会对史料进行选择和加工。他作为明郑时期的亲历者（尽管具体参与程度有待考证），他对郑氏王朝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使得他的叙述往往带有明显的“尊郑”倾向。
“尊郑”倾向的体现： 在书中，对郑成功及其子孙的描写，多是赞扬其英勇、智慧和功绩；对反对郑氏的势力（如清朝、荷兰人）则多有批评。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叙述，使得《台湾外记》在客观性上打了折扣。批评者认为，他可能为了论证郑氏政权的合法性或功绩，而选择性地引用史料，甚至夸大其词。
对南明政权的记录： 《台湾外记》也记录了明郑政权与南明王朝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段复杂而敏感的历史，江日昇的记述也可能受到其政治立场的影响，对某些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价，会与正统史书存在差异。
二、 叙述方式与文学性争议：
文笔生动，但常被指“虚构”：
《台湾外记》的文笔相当流畅生动，善于刻画人物形象，描写场景氛围，读起来颇具感染力。这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枯燥的史书，成为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
文学性的肯定： 这种生动的叙述，对于了解明郑时期的社会风貌、人物关系、以及当时的思想情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例如，对郑成功性格的刻画，对战前士兵的情绪描写，都显得十分真实。
文学性引发的争议： 然而，正是这种生动，也招致了不少批评。学者们认为，在许多关键的事件和对话中，江日昇的描写可能加入了过多的想象和润色，而非基于确凿的史料。这就使得在阅读《台湾外记》时，读者需要仔细辨别哪些是史实，哪些是作者的创作。
“戏说”与“正说”的界限：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发现，《台湾外记》中的一些情节，例如关于郑成功的一些传闻轶事，可能与更早期的记载有所不同，甚至带有“戏说”的成分。
“戏说”的例子： 有些书评或研究会提到，书中对某些人物的生平细节，或者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解释，可能受到了民间传说或地方戏曲的影响，使其更具戏剧性，但也降低了史料的可靠性。
三、 历史评价与定位的争议：
对郑氏政权的评价：
《台湾外记》作为一部由明郑遗民所著的书，其对郑氏政权的评价自然带有较强的同情和褒扬。
“民族英雄”的塑造： 许多人认为，《台湾外记》是塑造郑成功“民族英雄”形象的重要文献之一。它详细记载了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的伟大功绩，为后世研究郑成功提供了基础。
“正统”与“偏颇”之争：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台湾外记》的“尊郑”倾向，可能导致对郑氏政权的一些历史局限性和错误（例如其统治的短暂性，以及与明朝遗民的关系处理等）有所忽视或淡化。
对台湾历史书写的影响：
《台湾外记》对后世的台湾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也带来了争议。
奠定基础： 很多学者承认，《台湾外记》是研究明郑时期历史的必读之作，许多关于台湾开垦、社会经济、以及各族群关系的记述，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过度依赖”与“修正”： 一方面，有些研究者可能过于依赖《台湾外记》的叙述，而忽略了其他史料的互证。另一方面，随着新的史料不断出土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台湾外记》中的一些观点和记述，也受到了学界的质疑和修正。
总结来说，《台湾外记》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史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它究竟有多少是基于确凿史料，又有多少是作者的个人发挥或民间传说？
2. 作者的立场与情感： 江日昇的“尊郑”倾向，是否影响了他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呈现？
3. 文学性与史学性的界限： 其生动的文笔，在为读者带来阅读乐趣的同时，也模糊了史实与虚构的界限。
4. 对后世历史研究的影响： 它既是重要的史料来源，也可能成为后世研究的“绊脚石”，需要仔细辨析。
因此，在阅读《台湾外记》时，不能将其视为一本绝对客观、无懈可击的历史教科书。更合适的态度是，将其当作一部带有作者鲜明个人色彩、对明郑历史进行的一次详尽且生动的记录，并在与其他史料相互对照、批判性地分析其叙述的基础上，来理解和运用其中的历史信息。正是在这种不断的争议和辨析中，《台湾外记》的史料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得到了更清晰的界定。
要详细讲的话，我们可以从几个大的方面来展开：
一、 史料价值的争议：
“记实”与“创作”的边界模糊：
《台湾外记》最核心的争议点，在于它究竟是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还是一部带有文学色彩的记述？江日昇本人虽然声称是“考订得失，记载前朝”，但其叙述风格，尤其是对人物的刻画、事件的细节描写，常常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倾向性。
正面评价者 认为，该书对郑氏王朝早期至末期的一些重要事件，如郑成功收复台湾、明郑时期政治军事的运作、以及荷兰人与郑氏的交锋等，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资料。许多重要的文献或口述历史，如果不是通过《台湾外记》得以保存，可能已经失传。它填补了当时官方史书可能存在的空白或偏颇。
批评者 则指出，《台湾外记》的叙述中存在不少“捕风捉影”或“以讹传讹”的成分。江日昇生活在郑氏政权覆灭后不久，其史料来源有的是亲历者的回忆，有的是道听途说，还有的可能是他自己的想象和推测。例如，书中对一些人物对话、心理活动的描写，显然是作者根据情境进行的文学化加工，而非真实的记录。一些具体的事件细节，如战役的部署、人物的言行，与同时期其他史料（如《台湾府志》、《东番记》等）相比，可能存在出入。
“野史”与“正史”的定位： 这一点也是争议的关键。《台湾外记》的篇幅宏大，内容详尽，但它并非由官方授权编纂，其史料来源的严谨性也受到质疑，因此在史学界，它更多地被视为一部“野史”或“副史”。然而，正因为它的“野”，也使得它能够突破“正史”的框架，记载一些更具人情味、更生动的细节。
史料的取舍与剪裁：
江日昇在编纂过程中，无疑会对史料进行选择和加工。他作为明郑时期的亲历者（尽管具体参与程度有待考证），他对郑氏王朝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使得他的叙述往往带有明显的“尊郑”倾向。
“尊郑”倾向的体现： 在书中，对郑成功及其子孙的描写，多是赞扬其英勇、智慧和功绩；对反对郑氏的势力（如清朝、荷兰人）则多有批评。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叙述，使得《台湾外记》在客观性上打了折扣。批评者认为，他可能为了论证郑氏政权的合法性或功绩，而选择性地引用史料，甚至夸大其词。
对南明政权的记录： 《台湾外记》也记录了明郑政权与南明王朝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段复杂而敏感的历史，江日昇的记述也可能受到其政治立场的影响，对某些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价，会与正统史书存在差异。
二、 叙述方式与文学性争议：
文笔生动，但常被指“虚构”：
《台湾外记》的文笔相当流畅生动，善于刻画人物形象，描写场景氛围，读起来颇具感染力。这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枯燥的史书，成为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
文学性的肯定： 这种生动的叙述，对于了解明郑时期的社会风貌、人物关系、以及当时的思想情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例如，对郑成功性格的刻画，对战前士兵的情绪描写，都显得十分真实。
文学性引发的争议： 然而，正是这种生动，也招致了不少批评。学者们认为，在许多关键的事件和对话中，江日昇的描写可能加入了过多的想象和润色，而非基于确凿的史料。这就使得在阅读《台湾外记》时，读者需要仔细辨别哪些是史实，哪些是作者的创作。
“戏说”与“正说”的界限：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发现，《台湾外记》中的一些情节，例如关于郑成功的一些传闻轶事，可能与更早期的记载有所不同，甚至带有“戏说”的成分。
“戏说”的例子： 有些书评或研究会提到，书中对某些人物的生平细节，或者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解释，可能受到了民间传说或地方戏曲的影响，使其更具戏剧性，但也降低了史料的可靠性。
三、 历史评价与定位的争议：
对郑氏政权的评价：
《台湾外记》作为一部由明郑遗民所著的书，其对郑氏政权的评价自然带有较强的同情和褒扬。
“民族英雄”的塑造： 许多人认为，《台湾外记》是塑造郑成功“民族英雄”形象的重要文献之一。它详细记载了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的伟大功绩，为后世研究郑成功提供了基础。
“正统”与“偏颇”之争：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台湾外记》的“尊郑”倾向，可能导致对郑氏政权的一些历史局限性和错误（例如其统治的短暂性，以及与明朝遗民的关系处理等）有所忽视或淡化。
对台湾历史书写的影响：
《台湾外记》对后世的台湾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也带来了争议。
奠定基础： 很多学者承认，《台湾外记》是研究明郑时期历史的必读之作，许多关于台湾开垦、社会经济、以及各族群关系的记述，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过度依赖”与“修正”： 一方面，有些研究者可能过于依赖《台湾外记》的叙述，而忽略了其他史料的互证。另一方面，随着新的史料不断出土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台湾外记》中的一些观点和记述，也受到了学界的质疑和修正。
总结来说，《台湾外记》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史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它究竟有多少是基于确凿史料，又有多少是作者的个人发挥或民间传说？
2. 作者的立场与情感： 江日昇的“尊郑”倾向，是否影响了他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呈现？
3. 文学性与史学性的界限： 其生动的文笔，在为读者带来阅读乐趣的同时，也模糊了史实与虚构的界限。
4. 对后世历史研究的影响： 它既是重要的史料来源，也可能成为后世研究的“绊脚石”，需要仔细辨析。
因此，在阅读《台湾外记》时，不能将其视为一本绝对客观、无懈可击的历史教科书。更合适的态度是，将其当作一部带有作者鲜明个人色彩、对明郑历史进行的一次详尽且生动的记录，并在与其他史料相互对照、批判性地分析其叙述的基础上，来理解和运用其中的历史信息。正是在这种不断的争议和辨析中，《台湾外记》的史料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得到了更清晰的界定。
网友意见
首先说明一点，没有哪本史料是完全不存在争议的，《台湾外记》也不例外。总的来讲，此书是研究明郑史的基本史料之一，其中对郑经时期的记载价值尤其高，但对于郑芝龙和国姓时期的记载则有不少讹误。凭印象写以下几个：
1.《台湾外记》记隆武帝为李成栋所杀，此说由于被徐鼐《小腆纪年附考》所采用因而流传甚广。然而据《清世祖实录》和档案记载，攻入汀州府杀害隆武帝的是满洲将领阿济格尼堪、杜尔德，我有文章考证此事。
2.1656年国姓进攻闽北之役，《台湾外记》花了很多笔墨描述国姓攻破闽安后围攻福州失败一事，时间记在八月。但是郑军此次北上并没有围攻福州，《先王实录》明确说郑军“直入闽安镇，逼福州南台城下札营，整办攻城器椇。虏报知，坚守求援。虏世子星夜驰赴防守。故不攻，大掠而回。时官兵船只满载辎重宝物不计，足偿海澄之失。时虏兵来追，被戎旗左协黄安等杀退，我师全获而回，出札闽安镇罗星塔等一带候令进取。”而且此次北征国姓是先派甘辉、林胜、张英率十五镇先发，等得到甘辉攻破闽安的消息后国姓本人才由厦门出发，于九月初三方抵达闽安，所以《外记》中国姓于八月围攻福州一事自然是不存在的。此外《外记》还记七月从舟山逃回的马信在闽安向国姓报告舟山失陷一事，但清军攻陷舟山是在八月底，马信向国姓报告的时间是也是在九月初国姓刚抵达闽安时。
3.南京观音山之战，《外记》记国姓在观音山顶扎“黄盖”观战，因而后面便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诸将因为看见山上国姓“黄盖”未动，既不敢互相支援又不敢撤退，最后被清军逐个击破，最后还有个梁化凤看见看见山上“黄盖”说要擒贼先擒王上山追杀国姓的情节，“化凤合城内诸军，见山上黄盖，指曰：“擒贼当擒王！”随挥军杀来。奈矢石如雨，不得上。陈魁因林胜受敌，抽兵绕道而退。见骑兵逼成功营垒，即趋援。魁中箭死，诸军悉赴水死。化凤又合师环攻，山中四面受敌，潘庚钟挥剑督护卫死战，亦皆覆没。”如照《外记》的记载此战的过程会很奇怪，清军先击败山顶的杨祖等四镇，却偏偏漏了同样在山顶的国姓，反而在杀到山下之后才发现国姓在山顶，然后又返回山顶去杀国姓“黄盖”。而据《先王实录》所载，国姓当时是亲率右虎卫、右冲二镇驻于山下观音门附近，国姓本人在给周全斌的批示中也明确说自己当时在观音门：“时唯本藩亲督右虎卫镇、右冲镇在观音门杀败步虏数千，将领官兵奋勇可嘉，应行奖赏。”观音山之战比较复杂，需要解释的问题很多，我之后会专门写一篇文章解析此战。
当然我指出这些错误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台湾外记》，一本史料的每一处记载都应该辩证看待，不能因为几处错误就直接否定一本史料，除非能明确某本史料是伪书。《台湾外记》亦有记载比《先王实录》准确，如1657年三月国姓率师北上又突然返回，《先王实录》称国姓撤军是因为遇到大风，但江日升指出是因为郑鸿逵突然去世，国姓担心后方有变而返回，《先王实录》讳谈国姓家事，因此没有如实记载。再如国姓封延平王一事，《先王实录》将时间错记为1653年，而《台湾外记》记在1658年则是正确的。所以说，史料需要互相辩证，再可靠的史料也难免会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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