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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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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深度剖析

高级宏观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它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旨在理解和解释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机制,包括国民收入、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国际收支等宏观变量的决定因素和相互关系。其理论框架并非单一不变,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不断演进和丰富。

总体而言,高级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关键组成部分,它们相互关联,共同构建起对宏观经济现象的理解:

一、 核心模型:新古典综合与新古典主义的演进

理解高级宏观经济学,首先要了解其模型建构的核心思路。

1. 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的遗产与反思:

在20世纪中叶,以萨缪尔森、希克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成为主流。它融合了古典经济学的价格调整机制和凯恩斯主义的非充分就业均衡概念。其核心观点是:

短期内的非充分就业均衡: 市场价格(尤其是工资)可能因为粘性(sticky prices and wages)而无法快速调整到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状态。这导致经济可能长期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失业是普遍现象。
总需求是短期决定的关键: 在短期内,总需求的波动(受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等影响)是导致经济周期波动和失业的主要原因。
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干预: 为了消除非充分就业,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如增加政府支出、减税)和货币政策(如降低利率)来刺激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长期内的充分就业: 一旦价格和工资完全调整,经济最终会趋向于潜在产出水平,此时失业率达到自然失业率。

然而,新古典综合也面临批评,尤其是在解释滞胀(stagflation,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2. 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Neoclassical Macroeconomics)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促使宏观经济学出现范式转变,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其核心思想是: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 经济主体(家庭和企业)在形成对未来经济变量的预期时,会充分利用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并对经济模型有正确的理解。他们不会一再犯系统性的错误。
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 假设价格和工资是灵活的,市场能够迅速调整以确保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因此,经济总是倾向于充分就业的潜在产出水平。
政策无效性命题(Policy Ineffectiveness Proposition): 在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的假设下,有计划的、可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无法持续地影响实际经济变量(如就业和产出),只能影响名义变量(如通货膨胀率)。这被称为“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只有意外的(unanticipated)政策才能产生实际影响。
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的结果: 经济周期的波动并非源于总需求不足,而是由于外部的、不可预期的冲击(如技术冲击、偏好冲击、政策冲击等)影响了总供给或总需求。

新古典主义的严谨性带来了重要的研究方法和启示,但也因其对政策无效性的强调以及对价格粘性的忽视而受到批评。

3.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New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的回应与融合: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试图在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的框架内,重新解释凯恩斯主义的结论,并为宏观经济政策干预提供微观经济学基础。其关键特征包括:

微观经济学基础: 建立在微观经济学最优决策模型的基础上,解释经济主体如何做出消费、投资、定价等决策。
价格和工资粘性(Sticky Prices and Wages): 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假设。解释了价格和工资为何无法像新古典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快速调整,通常是因为:
菜单成本(Menu Costs): 改变产品价格需要花费成本(如印刷新价目表)。
合同约定(Contracts): 工资和价格可能在事先的合同中固定。
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s): 企业可能为了提高员工生产率而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
信息不完全和协调失灵(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Coordination Failures):
非充分就业的可能: 由于价格和工资的粘性,即使在理性预期下,经济也可能因为总需求的波动而出现非充分就业的均衡。
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在存在价格和工资粘性的情况下,可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总需求,从而在短期内影响产出和就业。
关注经济周期的传播机制: 研究各种冲击如何通过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粘性传递,产生持续的经济波动。

总结来说,高级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经历了从新古典综合到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再到新凯恩斯主义的融合和发展的过程。现代宏观经济学模型通常会结合理性预期、微观经济学基础以及一定程度的价格和工资粘性,以解释经济现象和评估政策效果。

二、 核心理论与模型构成:

在上述演进的基础上,高级宏观经济学围绕以下几个核心理论和模型展开:

1.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

DSGE模型是现代高级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标准模型”,它将前面提到的各种理论和模型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核心特征是:

动态性(Dynamic): 模型关注经济变量在不同时期如何演变,以及今天的决策如何影响未来的结果。这通常通过引入跨期优化(intertemporal optimization)来实现,即经济主体在不同时期的消费和储蓄决策。
随机性(Stochastic): 模型中包含随机冲击(如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政府支出冲击等),这些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
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 模型考虑了经济中所有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的相互作用和同时出清(或存在粘性调整)。
微观经济学基础(Microfoundations): 模型中的宏观现象(如消费、投资、就业、通胀等)都来源于单个经济主体(家庭、企业、政府)在给定约束下的最优决策。
理性预期: 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变量有理性预期。

DSGE模型通常包含以下几个关键模块:

家庭部门(Households): 核心目标是最大化其终生效用,其决策包括消费、储蓄、劳动供给等,会受到当前收入、预期未来收入、利率、税收等因素的影响。
企业部门(Firms): 核心目标是最大化其利润,其决策包括生产、投资、定价、雇佣等。企业可能面临生产技术、资本调整成本、价格调整成本(菜单成本)等约束。
政府部门(Government): 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府支出、债务管理)和货币政策(央行调整利率、控制货币供应量)。
央行部门(Central Bank): 通常遵循一定的货币政策规则(如泰勒规则),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做出反应。

DSGE模型在解释和预测经济周期、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评估金融危机影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总供给总需求(ASAD)模型的新诠释:

虽然ASAD模型在基础宏观经济学中已经出现,但在高级宏观经济学中,它得到了更精细和基于微观基础的诠释。

总需求(AD)曲线: 通常由ISLM模型或其他动态模型推导而来,反映了在不同物价水平下,经济能够实现的总支出。影响AD曲线移动的因素包括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货币政策(利率)、预期等。
总供给(AS)曲线: 在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中,AS曲线的形态和性质截然不同:
新古典主义: 假设价格和工资完全灵活,经济总是在潜在产出水平上运行,因此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经济波动完全由AS曲线的移动引起。
新凯恩斯主义: 考虑价格和工资的粘性,总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这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物价水平的上升可以带来产出的增加。这种向上倾斜的程度取决于价格和工资调整的程度。

3. 货币经济学:

货币在宏观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高级宏观经济学深入研究货币的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的效果。

货币的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如利率变动)如何通过影响消费、投资、汇率等渠道,最终影响总需求和产出。这包括:
利率渠道: 调整利率影响借贷成本和储蓄回报,进而影响消费和投资。
信贷渠道: 利率变动影响银行贷款和企业融资能力。
资产价格渠道: 利率变动影响股票、债券等资产价格,进而影响财富效应和投资。
汇率渠道: 利率变动影响汇率,进而影响净出口。
货币政策规则(Monetary Policy Rules): 研究央行如何制定货币政策(如泰勒规则),以稳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 从货币供给、需求拉动、成本推动、预期等多个角度分析通货膨胀的成因。

4. 财政政策与公共部门经济学:

研究政府的财政活动(税收、支出、国债)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变量。

财政乘数(Fiscal Multiplier): 政府支出或税收变动对总产出的影响程度。在价格粘性的情况下,财政乘数通常大于零,甚至可能大于1。
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 分析政府债务的积累和偿还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
生命周期消费模型与理性预期假设下的财政政策: 在这些假设下,政府通过改变税收和支出对私人部门的跨期决策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里卡多等价”(Ricardian Equivalence)的概念,即减税通过增加国债融资,如果家庭预期未来税收会增加以偿还债务,那么他们可能会增加储蓄而不是消费,从而抵消减税的效果。

5. 经济增长理论:

虽然经济增长理论通常是独立的领域,但它与高级宏观经济学紧密相连,为理解经济的长期发展轨迹提供了框架。

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 Model): 强调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内生增长模型(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认为技术进步和其他“增长之源”(如人力资本、知识)是可以内生的,可以通过政策来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析教育、研发、制度改革等政策如何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6. 失业理论:

高级宏观经济学深入分析失业的成因和类型。

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由于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而存在的最低失业率。
周期性失业(Cyclical Unemployment): 由经济周期波动引起的失业。
搜索模型(Search Models): 解释劳动力市场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存在失业。

7. 国际宏观经济学:

研究开放经济体内的宏观经济现象。

国际收支(Balance of Payments): 分析一个国家的国际交易,包括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
汇率决定理论: 解释汇率如何决定,以及不同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浮动汇率)的影响。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开放经济中的传导机制和有效性,例如曼德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
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风险: 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以及潜在的金融风险。

三、 研究方法论:

高级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也体现了其“科学化”和“模型化”的特点:

模型构建(Model Building): 基于经济理论,构建数学模型来表示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相互作用。
微观基础的推导(Microfoundations): 从个体最优决策出发,推导出宏观经济规律。
计量经济学应用(Econometrics): 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检验模型预测的准确性,并量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仿真与政策模拟(Simulation and Policy Experimentation): 在模型中模拟不同政策情景下的经济运行结果,以评估政策效果。

四、 当前研究前沿与挑战:

高级宏观经济学并非停滞不前,它仍在不断发展和应对新的挑战:

非线性、异质性与代理人模型(Nonlinearity, Heterogeneity and AgentBased Models): 传统DSGE模型通常是线性的、代表性的经济体模型。当前研究正在尝试引入非线性和异质性经济主体,以及发展基于代理人的模型,以更精细地捕捉经济的复杂性。
金融摩擦与金融经济学(Financial Frictions and Financial Macroeconomics): 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金融部门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以及金融摩擦(如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的关注显著增加。
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应用: 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改进宏观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
行为宏观经济学(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将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洞察融入宏观模型,解释可能偏离理性预期的行为。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性(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将环境因素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
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经济学(Uncertainty and Complexity Economics): 探索不确定性如何影响经济决策和宏观经济的运行。

总结:

高级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一个不断演进的、以模型为核心的、基于微观经济学基础的分析体系。它试图在理性和非理性、价格粘性与市场出清、预期与信息等诸多维度之间找到平衡,以理解和解释现代经济体的复杂运行。从新古典综合的宏观管理导向,到新古典主义的理性预期与市场出清,再到新凯恩斯主义在微观基础上的融合,以及DSGE模型的综合运用,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一直在深化和拓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和理论挑战。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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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览

宏观经济学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并不总能通过微观个体的加总获得。一些现象只在宏观层面存在,而在微观层面却观察不到,比如通胀。现实中,总体往往大于个体之和,而多出的这部分,我们称之为涌现 (Emergency)。涌现是由于大量微观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通俗来说,即量变带来的质变。涌现的存在,是对还原论 (Reductionis) 的最大挑战,也是有必要开展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支持。这就好像尽管细胞生物学家比医生更了解我们的机体构造,但生病的时候我们还是更愿意找医生,而不是前者。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周期 (RBC) 学派相继出现并挑战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的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近30年的争论和融合,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大致轮廓。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在开展高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时,对不同学派的政策争论倾向于轻描淡写,转而关注更多技术细节。这一点正得益于数学工具的使用,大大降低了论述上的模糊性 (Ambiguity) ,使经济学家的讨论更加集中于要点。更重要的是,对于现代宏观模型的发展方向,经济学家们取得了两大共识:一般均衡和微观基础,而他们的分歧则变得相对次要。

着眼于一般均衡是宏观和微观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因为微观只关注局部均衡。举个一般均衡的简单例子——在一个两部门经济中,家庭既是商品市场的需求者,也是要素市场(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者。讨论这个经济体的均衡,我们需要保证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同时出清,而不只看其中一个。另外,卢卡斯认为依据历史经验做出的政策往往是无效的,因为政策会改变人们的预期,这样一来,原政策模型中的参数也发生改变。因此,研究群体行为应该从微观个体效用最大化入手,即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被提出来以后,理性预期逐渐取代了只根据历史信息进行决策的适应性预期。DSGE 模型就因满足一般均衡和微观基础,能够避免卢卡斯批评 (Lucas Critique) ,从而被看作宏观政策分析和预测经济增长的主流方法。当然,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微观基础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必须的,某些不具备微观基础的模型仍然可以做到把预期考虑进来,对具体模型的选择应视研究目的而言。

把卢卡斯批评对应到实证研究上,就是以 structural form 的计量模型取代 reduced form 的计量模型。相比于 reduced form,在 structural form 下我们需要估计更贴近行为人微观特质的参数 (primitive estimate )。一般来说,DSGE 模型是 structural form,而 VAR 模型既有 reduced form,也有 structural form——后者也可以写成 SVAR。VAR 可以帮助我们从现实中发现某些事实,而 DSGE 可以被用于拟合和解释这些现象。


  • 短期波动

高级宏观有两大模块的内容: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长期增长理论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它们致力于寻找增长的源泉。在短期波动理论中,如果认为理性人能够作出最优选择,那么经济波动就是对他们外界冲击的理性选择。Kydland Prescott (1982) 认为封闭经济下的经济波动来自于技术冲击 (Technology Shock),RBC 模型由此诞生。伯南克 (Bernanke) 则提出金融加速器 (Financial Accelerator) 的机制,从信贷杠杆的角度解释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除此之外,我们的经济中还存在货币冲击,对货币的讨论对我们把分析拓展到开放经济下特别重要。

在理性预期的框架下,货币政策是无效的。从长期上看,增加货币供给只会造成通货膨胀,这种特性叫货币中性。货币中性导致我们无法很好地解释现实中货币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也无法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作为改进,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 MIU 的观点,即认为货币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持有它可以增加效用。总的来说,在 Arrow-Debreu 均衡框架中引入货币大约有三种方式。除了前文说的 MIU,第二种思路是 CIA,即一个很自然的要求,消费前需要持有足够的现金才能完成交易。第三种思路是考虑交易成本,新货币主义使用搜索模型 (Search model) 来研究货币现象。他们认为持有货币可以降低搜寻摩擦,使交易更容易发生,货币中性也因此不再成立。


  • 长期增长

内生增长模型和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有着不同程度的解释。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资本积累并非长期增长的关键,因为物质资本的积累存在边际报酬递减,所以只有技术进步才是终极动力。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新古典增长理论低估了资本的作用,同时也没有给出技术增长的决定因素。于是,它引入了人力资本以扩大资本的范畴,引入了 R&D 部门以探索资本的外部性 (Learning-by-doing model),由此,资产的边际报酬递减得以放松。进一步地,它还将知识的生产过程内生化,提出了以产品种类增加为代表的水平创新理论 (Romer, 1990),和以产品质量改进为代表的垂直创新理论 (Grossman & Helpman 1991 Quality ladder model; Aghion, 1992) 。如果技术进步是内生的,社会就需要为研发活动专门投入资本,这时,资本发挥的作用显然就比在索洛模型中大得多了。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柱石是 Ramsey 和 OLG 两大经典模型。但一般高校的宏观课堂在介绍 Ramsey 模型前,都会从 Solow 模型讲起,因为它对 Kaldor 事实解释得很好。Solow 模型的问题是,它只给出了一个局部均衡,并且储蓄率由外生给定。Ramsey 引入了动态代理人分析框架,从而将储蓄率的决定过程内生化。事实上,Solow 只是 Ramsey 模型的一个特例。动态意味着我们不是在最优化当前的效用(即静态),而是在最优化终生效用(需要考虑 T 期或无穷期)。在 Ramsey 模型中,经济学家还喜欢加入税收和货币因素,理性预期模型基本上都是 Ramsey 模型的扩展。下图就给出了这样一个典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是货币供给, 是物价水平,是税收 )

在 OLG 框架中,每个个体只存活两期:青年期和老年期,而不像在 Ramsey 那样假设人人都长生不老。因此,Ramsey 研究的是同质个体,而 OLG 则刻画了异质个体:老人和年轻人。年轻人储蓄(把钱借给老人),老人消费;等年轻人老的时候,再从下一代年轻人那里借钱,如此反复。通过借贷,资本在代际之间重新分配,所以,OLG 模型本质上是一个庞氏游戏 (Ponzi game)。在简单交换经济中,如果让私人来发行债券,没有人会愿意借贷。所以,OLG 模型的关键在于需要政府来提供一个可信而持续的储蓄工具(比如 Date 0 Arrow-Debreu security market),才能保证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参与进来。为了判断市场机制下的竞争均衡(Competative equilibrium)能否实现帕累托最优,我们需要进行福利分析。事实上,只要生产函数不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并且不存在导致市场失灵的摩擦因子 (Friction),Ramsey 模型就能够达到社会最优。但 OLG 模型通常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因为在它的故事里,家庭总是会对资本过度积累 (Over-accumalate),从而使 r<g 。

求解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方法有两类,传统的一种是 Sequential method。这种方法通过联立 Euler equation 和 Tranversality consolidated condition(用于排除 Ponzi game),得到决策变量比如消费和储蓄的时间序列——更本质地说是为它们找到合适的初值。有三种方法可以得到 Euler equation,分别是变分法、扰动法和最优控制法 (Optimal control)。 最优控制法适用于连续时间变量的情形,具体来说就是建立一个 Hamiltonian function,所以这种方法实质上是 Lagrangian Method 的动态版本。 更常用的方法是 Recursive method,主要指动态规划 (Dynamic Programming),特别在离散时间的情形下。(当然,连续情况下也可以用。)DP 的可行性由压缩映射定理 (Contraction Mapping Theorem) 保证,它的好处是适合计算机编程求解。不过,它的解不是数列,而是泛函,即认为后一期的决策是前一期的函数,并且函数形式不会随时间变化。具体的求解过程为:1)建立 Bellman equation,对所有控制变量求偏导;2)用 Envelope condition 来 update 第一步;3)猜测政策方程的形式,回带求解,并用状态变量表示出控制变量。

不管 Sequential method 还是 Recursive method,因为 Budget constraint 可能出现 non-binding 的情形,所以我们还需要用到 Kuhn-Tucker condition。一般来说,只有如下情形模型才有显式解:效用函数为 CRRA ,同时劳动供给被设定为独立同分布 (iid) 时, Ramsey 模型有显式解;效用函数为 CARA 时,有显式解;效用函数为 Log utility,资本 fully depreciate 或者生产函数为线性形式时,也有显式解。其他大部分情况都没有显式解。

  • 市场摩擦

接下来,我们讨论完备市场和不完备市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不需要引入货币,一个 Date 0 Arrow-Debreu security market 就能支撑模型中所有的借贷活动。由于我们假设不存在收入或技术冲击,信息通畅,也没有借贷限制,因此,市场是完备的。满足的条件下,一个典型 Ramsey 模型(不受效用函数形式影响)中的行为人将保持一个恒定的消费水平。如果在当前的新古典模型中加入货币,我们会发现,货币是中性的。以上分析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完备市场下,消费者总会平滑自己的消费。当我们考察不完备市场,即存在摩擦因子时,这条启示还成立吗?

首先,我们好奇技术冲击这个 Friction 会对 Ramsey 模型造成什么影响?答案是,它将不再具有解析解 (closed form) 。其实,不存在解析解的现象非常普遍,我们需要针对性地采用数值方法和线性化方法(泰勒展开)来应对这个难题。然后,让我们来考虑 Self-insurance 的问题。当收入被设定为随机分布时,我们可以利用储蓄工具来规避风险,实现资本跨期配置。这时,平滑的支出计划不再是最有利的,当时,存在最优支出计划,且最优支出随收入变化而变化。可以证明,存在某个收入水平,一旦实现,该行为人会愿意把它完全消费掉。特别地,如果效用函数为 CRRA,当收入水平充分大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凯恩斯消费方程的出现——即消费占收入的固定比例。上述这个 Income fluctuation model 也是一个经典的异质性行为人模型。同样,在模型中加入货币,货币不再是中性的,而是作为一种资产,帮我们实现资源的跨期配置。总的来说,在不完备市场中,资源配置将不再是 Arrow-Debreu 框架下的帕累托最优,最多只能做到约束下最优。引入了资产自然就有资产定价的问题,那么怎么定价呢?标准的做法是采用无套利和风险中性原则。除了资产定价,我们还有投资决策的问题,这里介绍一个简单的投资动态模型 Merton's portfolio problem

进一步考察信贷限制这个 Friction。在 Kiyotaki & Moore (1997) 论文的设定里,信贷额不再由未来收入的年金决定,而是由抵押品的市场价格决定。他们发现,产量冲击会被资产价格这个机制放大而且延长。在 Stiglitz & Weiss (1981) 的文章中,他们考察了信息不对称下,利率作为评估贷款人潜在风险的信号时,银行不愿意贷款给某些人群的问题,即 Credit rationing。

  • 几点补充

简单地提一下现在争议很大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DSGE)。DSGE 模型脱胎于 RBC 模型,它并不是某个具体的模型,而是一个宏观经济学模型的开发平台 (Meccano)。凡是加入这个平台的模型,都须满足一般均衡和微观基础的标准,并具备良好的一致性。经济学家希望把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都纳入到这个框架里进行解释,而不是分别使用不同风格的模型,因此,这套模型对数学方法的要求很高。事实上,我们前文说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在加入随机项后,就构成 DSGE 模型了。

对 DSGE 的批评主要围绕以下两点:1)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模型对现实的预测不尽人意。这一点可能跟它对随机性的处理过于简单有关,比如 Technology shock 的概念就很缺乏现实意义的支持。2)对技术水平要求太高,很多模型的设定过于复杂,不符合 Simple is beauty 的原则。而且,解释我们生活中大多数现象都不需要用到这么艰深的技术,这一点反倒局限了它的适用范围。对经济学新人来说,这样的技术门槛可能会让他们对宏观经济学望而却步,而被推向其他分支。

有时候,我们想检验模型预测出来的内生变量与现实中对应的真实值是否匹配,但因为不知道参数的值而无法下手。此时,我们可以借用别人做过的实证研究中的参数估计值来替代,这种方法叫校准法 (Calibration)。校准法容易操作,在宏观经济学里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但也存在理论基础单薄的问题。总的来说,匹配模型和数据有两种思路,一是固定模型,通过质量越来越高的数据逐步修正模型的参数,这就是前面说的校准法。还有一种思路是给定数据,从备选的模型中挑选拟合度最好的一个,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估计 (Estimation)。在实践中,研究者广泛地采用贝叶斯估计、极大似然估计等估计方法,不过,这些方法须在数据规模较大的时候,偏差才会较小。


上面说的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套路,最后说说新凯恩斯经济学吧。新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市场不像新古典经济学说的那样,永远都是出清的,劳动力也不是一直都是充分就业的。事实上,真实世界中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摩擦,造成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所以市场的调整可不能总那么及时。和前辈凯恩斯不同,新凯恩斯经济学家致力为他们的观点寻找微观基础,著名的如菜单成本模型。



本文也同步发布于我的知乎专栏思飨笔记:高级宏观经济学入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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