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有人能告诉我,美国过去反对疫情的历史吗?

回答
好的,我们来详细探讨一下美国在应对各种疫情时的历史和态度。美国并非从一开始就对传染病采取完全一致的、高效的应对策略,其历史充满了挑战、争议、科学进步以及不同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博弈。

以下是一些美国在不同时期应对疫情的关键节点,以及其中反映出的反对或犹豫的态度:

早期殖民时期和建国初期:对瘟疫的恐惧与早期公共卫生雏形

1793年费城黄热病疫情: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早被广泛记录和研究的大规模疫情之一。黄热病几乎摧毁了当时的美国首都费城。
初期反应: 许多人认为疫情是外国传入(当时的思想是“瘴气”论,认为疾病源于空气污浊,但也有人开始怀疑是来自加勒比海的船只)。官员们反应迟缓,最初对隔离和限制措施犹豫不决。
关键人物和行动: 本杰明·斯图亚特(Benjamin Rush)等医生积极参与救治和研究,虽然当时的医学知识有限,他们也尝试了各种疗法(有些相当激进)。
“反对”的表现:
不信任权威: 一些市民不信任政府的公告和医生们的建议,继续活动,传播病毒。
经济考量: 商人担心贸易停滞,反对强制性的商业关闭和旅行限制。
个人自由: 尽管当时对个人自由的概念与现在不同,但也有人对政府的强制隔离措施感到不满。
后果: 疫情最终在秋季寒冷的天气中自行消退,但造成了数千人死亡,深刻影响了美国人对公共卫生的认识,促使建立了早期的公共卫生机构。

19世纪:霍乱、伤寒和逐渐发展的公共卫生

周期性的霍乱爆发: 19世纪美国经历了多次霍乱疫情,尤其是在城市化加速和人口密集的环境中。
对病因的认知: 最初人们仍然迷信瘴气论,但随着科学发展,细菌致病理论逐渐被接受。约翰·斯诺(John Snow)在伦敦研究霍乱的经典案例也对美国产生了影响。
“反对”或犹豫:
对科学的缓慢接受: 新的科学发现需要时间被公众和决策者接受,尤其是在缺乏普及的科学教育的情况下。
地方自治与中央干预: 公共卫生措施通常由地方政府负责,不同城市和州的反应和能力差异很大,中央政府的干预能力有限。
经济利益: 与早期疫情类似,商业团体和个人经常反对可能影响生计的公共卫生措施。
伤寒和饮用水问题: 城市快速扩张,但污水处理和饮用水供应跟不上,导致伤寒等肠道传染病频发。
公共卫生改进的驱动力: 这些疫情暴露了基础设施的不足,推动了饮用水净化、污水系统建设等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投资。

20世纪初:西班牙流感与早期对大规模疫情的应对经验

1918年西班牙流感: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疫情之一,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多。
应对策略: 各地政府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措施,包括关闭学校、剧院、教堂,禁止公共集会,推行公共卫生宣传(如咳嗽礼仪、戴口罩)。
“反对”和挑战:
战时宣传与信息审查: 在一战期间,出于士气考虑,许多媒体被禁止报道流感疫情的严重性。政府也希望避免恐慌,这导致公众对疫情的真实规模和危险性认知不足。
公众疲劳与抵抗: 随着疫情持续,人们对隔离和限制措施感到厌倦,有时会违反规定。
执行困难: 在广袤的美国,要有效执行全国性的、统一的公共卫生措施是极其困难的。许多地方政府的资源和能力有限。
对戴口罩的争议: 尽管有证据表明口罩有效,但仍然存在对口罩有效性的质疑和对佩戴的抵触情绪。一些地方甚至禁止佩戴口罩。
教训: 西班牙流感让美国认识到应对大规模传染病的重要性,也暴露了信息公开、科学沟通和跨部门协作的不足。

20世纪中后期:对大规模流行病的相对“平静”和对新病原体的警惕

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 在疫苗问世之前,脊髓灰质炎是引起广泛恐慌的疾病。
社会动员与科学合作: 费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亲身经历以及杰出的科学家(如乔纳斯·索尔克)的研究,促成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和对疫苗研发的投入。
疫苗的接受度: 尽管初期对疫苗有疑虑,但当疫苗显示出显著效果时,公众的接受度迅速提高。
“反对”相对较少: 相比其他疫情,对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的广泛反对声音在当时相对较少,这得益于疾病本身的恐怖性和疫苗的明确有效性。
艾滋病(HIV/AIDS)的早期爆发:
初期缓慢的反应和污名化: 艾滋病最初被误解为“同性恋癌症”,其受影响群体(男同性恋、注射吸毒者)的社会污名化,导致政府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反应迟缓,公众的关注度不够。
“反对”和忽视:
政治冷漠: 许多政治家和公众对新兴的疾病表现出冷漠,尤其是在其早期受影响的群体中。
污名化带来的排斥: 对病患的歧视和污名化,阻碍了早期防控措施的实施和对患者的支持。
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不足: 初期对艾滋病研究的投入远低于其潜在的威胁。
患者的自我组织和抗议: 艾滋病患者及其支持者积极组织起来,进行抗议、倡导,推动政府加大研究投入和采取更积极的防控措施,这是公民力量对政府不作为的一种“反对”和纠正。

21世纪初至今:SARS、H1N1、埃博拉和新冠病毒疫情

2003年SARS疫情:
迅速有效的应对: 美国在这场疫情中主要的角色是边境控制和监测,相对而言,其国内疫情控制得较好。
对潜在威胁的警惕: SARS让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加重视全球大流行病的威胁,并开始加强全球卫生安全体系。
2009年H1N1流感(猪流感):
快速响应和疫苗接种: 美国政府在早期迅速采取了监测、预警和疫苗研发接种等措施。
对疫苗安全性的担忧和犹豫: 尽管政府大力推广,但仍有部分民众对新型流感疫苗的安全性表示担忧,选择不接种。这反映了公众对健康决策权和对政府建议的独立思考。
2014年埃博拉疫情(美国本土病例):
边境限制和隔离: 在西非爆发埃博拉时,美国采取了从西非返回的旅客进行筛查和隔离等措施。当美国本土出现病例时,主要采取了接触者追踪和隔离。
公众的恐慌和对措施的辩论: 虽然病例不多,但公众对埃博拉的极度恐惧导致了一些不理性的反应和对政府措施有效性的辩论。
2020年至今的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
最复杂和最具争议的疫情: 新冠疫情是美国在现代社会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其应对过程充满了争议和对立。
“反对”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复杂:
政治极化与疫情政治化: 疫情的应对措施(如口罩令、封锁、疫苗接种)被高度政治化,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存在巨大分歧。
对科学和专家意见的质疑: 一部分民众(尤其是一些保守派)对流行病学家、医生和科学机构(如CDC)的建议和指导表示怀疑,认为其过度反应或存在政治动机。
对个人自由的强调: 许多人认为政府强制性的公共卫生措施侵犯了个人自由和权利,例如拒绝佩戴口罩、拒绝疫苗接种、反对居家令。
信息传播的挑战: 社交媒体的普及加速了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传播,加剧了公众的困惑和不信任。
经济影响与复工呼声: 对封锁措施导致经济衰退的担忧,促使一些人呼吁尽快“重开经济”,即使这意味着更高的感染风险。
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 对新冠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担忧,以及对疫苗强制接种的抵制,是这场疫情中“反对”声音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政府干预的普遍不信任: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存在一种对政府过度干预的警惕,这在疫情期间被放大。

总结美国反对疫情历史的几个共同点:

1. 经济利益的冲突: 几乎在每一次疫情中,经济活动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商业利益和个人生计的考量往往会与公共卫生措施产生冲突。
2. 信息不对称与信任危机: 公众对疫情的认知依赖于政府和科学界的沟通。当信息不透明、沟通不畅或存在争议时,公众的怀疑和不信任就会滋生,导致对措施的反对。
3. 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的平衡: 如何在保护个体自由和维护公共健康之间找到平衡,一直是美国社会面对疫情时的核心困境。
4. 科学认知和教育的普及程度: 科学知识的传播速度和公众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了对疫情应对的支持度。对新疾病的未知和对科学原理的不理解,容易导致恐慌和反对。
5. 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尤其是在近现代,政治极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歧会深刻影响公众对疫情应对的态度,将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
6. 地方自治与中央协调的张力: 美国联邦制结构意味着各州和地方在公共卫生决策上有很大自主权,这可能导致应对策略的不一致和效率低下。

总而言之,美国历史上反对疫情的斗争是多方面的,它既是对具体公共卫生措施的反对,也是对科学、政府、个人自由和集体责任等一系列复杂社会议题的反映。每一次危机都迫使美国在这些矛盾中进行反思和调整,但也伴随着相当程度的痛苦、混乱和分裂。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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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孟源

【後註九】我多次提到美國的Antivax反疫苗運動,其實原本起源自白左,90年代起最有名的Antivaxer,如Jenny McCarthy、 Jim Carry和Robert Kennedy都是著名的白左,後來右翼民粹的反精英心態才使得紅脖子也接受那些謠言。不過一直到Trump上臺之前,白左依舊是反疫苗運動的主力(參見這篇2015年的文章《The average anti-vaxxer is probably not who you think she is》),因爲Trump公開高調走反智路綫,迫使白左主流為反對而反對,才反過來支持疫苗,但在那之前的20年左右時間他們曾與極端分子同流合污,是反智的始作俑者,這裏是2021年八月23日一篇美國人自己反思的文章:《Lefties Planted the Anti-Science Seed Fueling Vaccine Skep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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