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是怎么没的?
追溯到王朝的鼎盛时期，东汉虽然创造了辉煌的“明章之治”，但也埋下了衰败的种子。权力过度的集中，尤其是宦官和外戚的轮番专权，成为困扰王朝的顽疾。皇帝年幼时，外戚（如梁冀）能够一手遮天，把持朝政，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将国家资源搜刮殆尽。待到皇帝成年，又常常被宦官集团所控制，宦官集团的崛起，更是将政治斗争推向了白热化，他们凭借对皇帝的亲近，排斥忠良，打击异己，将朝廷变成了一个藏污纳垢之地。这种权力真空和政治腐败，导致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日益衰落，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则趁机崛起，势力不断壮大。
在经济方面，土地兼并的问题愈发严重。豪强地主们凭借权势，巧取豪夺，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甚至流民。虽然政府也曾尝试过一些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但收效甚微，因为那些掌握权力的正是土地兼并的既得利益者。农民的贫困化，不仅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也削弱了国家的税收基础。当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国家就如同一个被掏空了内脏的躯壳，外表或许光鲜，内部却早已虚弱不堪。
外部的威胁也从未停歇。虽然东汉对北方的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边疆，但长期的战争和对边境地区的经营，也消耗了大量的国力。更何况，那些被压迫的百姓，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生存艰难，怨声载道。
这一切的积弊，最终在黄巾起义的烈火中爆发。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虽然最终被镇压，但其席卷全国的声势，如同晴天霹雳，彻底暴露了东汉王朝统治的虚弱。为了镇压起义，中央政府不得不依赖地方上的军事力量，尤其是那些掌握了军队的军阀。这些军阀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积累了强大的实力，并逐渐演变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
当起义被镇压之后，中央政府已经无力再约束这些地方势力。原本由中央调度的军队，现在成为了地方军阀手中的私人武装。他们不再听从中央的号令，而是以自己的实力为依仗，争夺地盘，互相攻伐。像董卓这样来自边疆的野心家，就能趁乱进入京城，控制幼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紧随其后的，则是袁绍、曹操、刘备、孙权等一系列实力派人物的崛起。
东汉王朝从此名存实亡，所谓的“汉室正统”，不过是这些军阀争夺合法性的一个幌子。皇帝成为了被操纵的玩偶，朝廷的命令也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各地的战乱此起彼伏，百姓饱受兵灾之苦，国家进一步陷入分裂和动荡。
最终，曹操在官渡之战后，基本统一了北方，虽然他没有称帝，但其子曹丕在公元220年，逼迫汉献帝禅让，建立了曹魏，标志着东汉王朝的彻底终结。而东汉的灭亡，并非某个单一事件造成的，而是政治腐败、经济衰败、社会矛盾激化以及军阀割据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历史性衰落，是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告别。它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即使是最强大的王朝，如果不能解决内部的根本性问题，也终将被时代的洪流所吞噬。
网友意见
个人认为东汉政权亡于地方豪族势力的集体性转向，与皇族的合作破裂。东汉政权的基础也就是外戚集团、宦官集团（皇权的延伸，并不应该视为单独的一股势力）、地方豪族集团（士大夫官僚集团）。认真分析一下这三股势力，会发现宦官和外戚其实没有社会基础，完全依附于皇权，只有士大夫集团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从权力上讲，对皇权加强限制最大的就是士大夫集团，但是整个帝国的政权基础却也是建立在地方豪强的支持上。在一个睿智而年富力强的皇帝在位时，这三股势力会被皇帝（实际皇权掌握者）协调平衡，使得东汉政权趋于稳定。从史书上看，士大夫官僚集团往往在中央政权的争夺中落于下风，外戚集团也往往遭受周期性的毁灭打击，只有宦官集团长期立于不败之地。这其实是皇权刻意安排的结果，因为这样皇权才能得到巩固。
在党锢之祸以前，东汉的政治平衡基本上还是可以维持的。士大夫集团虽然在中央被压制，但是他们在地方上基本未受太大损伤，继续把持着地方政治与基层官吏的选拔。在桓帝与灵帝的两次党锢之祸之后，士大夫集团遭受沉重打击，这种打击大有不给士族活路之势。也正是因为这种打击，士大夫集团与皇权的矛盾彻底激化，从而使士大夫集团集体性的转向，不再与东汉皇族合作。当黄巾起义爆发后，各地豪强势力纷纷在剿贼中选择壮大自己。当黄巾起义主力被扑灭之际，东汉政权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纵观东汉一朝，因豪族而起，因豪族而灭。
何谓豪族，简单的说就是地方上的大地主。但是自西汉中后期以来，这些大地主可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大土地拥有者，他们还垄断了极其重要的一种资源——知识（主要是儒家理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理论便成为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后的岁月里，儒家理论完完全全的浸润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去。儒学在两汉时期的大发展表现为经学（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从而借此阐述自己的观点）的盛行，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很多学术颇有造诣的学者（名士）。这些学者开馆授徒，形成自己的门派；他们著书立说，掌握了社会舆论。
东汉选官制度为察举和征辟，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就是在这种选举制度下，豪族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如邓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长官48人，其余官职不可胜数。弘农杨氏四世为三公，汝南袁氏则四世五公。这些世家大族，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到“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在我看来，武侯所说的“亲小人，远贤臣”指的就是党锢之祸。桓、灵时期，宦官势力空前猖獗。士大夫与外戚集团均遭受倾压，士大夫的前途受阻、地方上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受到侵害。然而，桓、灵二帝并未发现此时东汉政权已经趋于失衡，反而进一步让权力的重心偏向宦官，并发起党锢（党锢之祸指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
武侯痛恨桓、灵，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在经历两次党锢之祸后，东汉的政治生态平衡被彻底打破。宦官集团空前强大，士大夫、豪强离心，整个士大夫集团开始了集体性转向，对于东汉皇族他们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他们把支持的对象换成了各地的军阀，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各地豪强自我发展，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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