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三季报陆续出炉，如何看待对「南北经济差距」的讨论？面对差距，北方的城市需要做什么？
一、 如何看待“南北经济差距”的讨论？
“南北经济差距”的讨论并非空穴来风，它背后有其历史、地理、资源、政策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来理解和看待这一现象：
1. 数据层面的观察：
GDP总量与增速： 经济发达的南方城市（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往往在GDP总量上表现出显著优势，并且在部分时期，其经济增速也更为亮眼。一些北方城市虽然GDP总量不低，但增速相对平缓，甚至可能出现增长停滞的情况。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 南方城市通常拥有更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更活跃的消费市场，这反映了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的差异。
产业结构与创新能力： 南方城市在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通常布局更早、发展更快。北方城市虽然在传统工业（如重工业、能源工业）方面有优势，但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方面面临更大挑战。
营商环境与吸引外资： 许多南方城市在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鼓励创业创新方面做得更出色，形成了良好的产业生态。
2. 根本原因的分析：
历史遗留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将大量资源投向北方，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形成了“重北方、轻南方”的局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北方资源的过度集中和南方相对的起步较晚。改革开放后，南方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得益于地理位置和政策倾斜，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先进技术，经济发展迅速。
地理与资源禀赋：
气候与环境： 南方气候湿润，适宜农业发展，也更容易吸引和留住人才，特别是近年来，气候和环境因素在人才流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北方冬季寒冷，气候干燥，能源消耗大，这对居民生活和部分产业发展带来一定挑战。
自然资源： 北方传统上是能源、矿产资源的富集区，这支撑了其工业发展，但也可能导致经济结构单一，对资源依赖性强。当全球能源结构转型、资源价格波动时，北方经济更容易受到冲击。
政策导向与战略调整： 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和倾斜对区域经济差距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政策重心逐渐向沿海和南方倾斜。近年来，国家也开始重视东北等北方地区的振兴，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
市场化改革的程度： 南方地区在市场化改革方面通常走在前列，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了市场活力和企业创新。
人才吸引与集聚效应： 南方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南方大城市）拥有更具吸引力的就业机会、更高的薪酬待遇、更优质的生活环境和更完善的公共服务，能够吸引和留住全国乃至全球的优秀人才，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反过来又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北方城市在人才吸引方面面临较大挑战。
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 南方城市抓住了全球产业链重塑和技术变革的机遇，积极发展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实现了经济的多元化和升级。北方城市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压力较大。
3. 对讨论的态度：
辩证看待： 不能简单地将差距归结为“北方不行”或“南方最优”。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有其独特的发展条件和优势。北方地区在能源、原材料、重工业基础等方面仍然具有重要地位，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注问题本质： 讨论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寻找解决之道，而不是制造对立。关注点应放在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动态发展视角： 经济格局是动态变化的，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科技的进步，区域经济差距也在不断演变。
二、 面对差距，北方的城市需要做什么？
北方城市要缩小与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进行系统性、战略性的调整和改革。以下是一些关键的方面：
1. 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简审批流程，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吸引和留住市场主体： 制定更具吸引力的投资政策，鼓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的发展。
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对外贸易和投资渠道，吸引更多外资和先进技术。
2.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动能：
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 针对北方地区以重工业、能源工业为主的特点，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例如，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改造传统制造流程，发展智能制造；推广清洁能源技术，淘汰落后产能。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紧跟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自身优势和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在新能源领域，北方地区拥有风能、太阳能等丰富的资源，可以重点发展风电、光伏产业的研发、制造、运营和储能等环节。
发展现代服务业： 鼓励发展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现代物流、文化旅游等高附加值服务业，与产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加大研发投入，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创新，建立更多高水平研发平台，鼓励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3. 强化人才引进与培养，建设人才高地：
打造更有吸引力的人才政策： 提供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健康等方面的支持，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
构建良好的人才发展生态： 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为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施展才华的平台。
加强本地人才培养： 加大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投入，培养更多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
盘活存量人才： 关注现有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再培训和发展，让他们更好地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4. 优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和吸引力：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交通网络（包括高铁、航空、城际铁路）、信息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提高城市的通达性和便利性。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是吸引人才和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北方城市应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入。
改善人居环境： 治理大气污染、水污染，加强城市绿化和生态修复，提升城市宜居性。
发展特色文化旅游： 挖掘和利用北方独特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资源，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吸引消费和人才。
5. 加强区域协调联动，发挥协同效应：
促进城市群内部协调发展： 加强北方地区重要城市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城市群。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北方发展的重要战略。
加强与南方发达地区的合作： 在产业转移、技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寻求与南方发达地区的合作机会，学习其成功经验。
争取国家和层面的支持： 积极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项目倾斜和资金投入，特别是在国家区域战略中，要找准自身定位，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总结：
“南北经济差距”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课题，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南方经济的领先并非理所当然，北方城市也并非一成不变。面对差距，北方城市需要的是积极的自我革新和战略调整，而不是被动的观望。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吸引和留住人才，优化城市功能，并加强区域协同，北方城市完全有可能缩小差距，实现更具活力的可持续发展。三季报的数字只是一个快照，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中汲取经验，积极行动，去塑造更美好的未来。
网友意见
南北经济差距反映的不是南北整体性的区域差距（事实上整体的差距不大），而是在头部城市布局里，南方已经拥有相当明显的优势，而这与这个时代的城市化方向非常契合，那就是走向发展围绕中心城市的大都市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走向“大南方时代”尽管有些夸张，却不是空穴来风。
今天南方的中心城市格局显然体现出这样一种结构，以长三角、珠三角为首的沿海中心城市，与依附于其的卫星城和村镇体系，形成了全国制造业的集聚中心，同时借助其繁荣开始在中心城市拓展商业与金融、互联网、文化传媒等高端服务业，而成渝、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则借助行政优势发展高端服务业，同时作为沿海制造业产品的国内市场之一，大力拓展本土商业。相对于内陆，沿海的中心城市更有“工业味”，但两者共享“商业味”的底色。
这种格局早在明清就已经开始，南方完备的内河航运体系使得大区域性的商业网络形成的很成熟，资金与产品在这里快速实现交换和流动，而北方则显然缺少这种水系（类似的地方只集中在运河沿线）。学者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按照地域经济活动为单位为汉地十八省划分了几个大区以及中心城市，北方只有华北与西北两个，而南方则有五个，包括长江的上中下游以及华南的两部分，东南与岭南，大致对应福建与两广。
可见，早在近代以前，北方就因大区数量的稀少而呈现中心城市数量远远小于南方的局面。根据施的统计，在晚清，北方的中心城市是北京、天津与西安，而南方则起码有苏州、南京、杭州、武汉、成都、重庆、福州和广州，这种格局与今天的头部城市格局非常相近。
49年后北方城市尽管崛起，但实际上却不完全遵循这种运行逻辑。他们更多是基于初步工业化阶段，对煤矿铁油等工业原料原产地的开发和初步加工而产生的，并且全面由国家主导，即所谓“国有重工业”。兴盛的重工业富裕了一大批城市居民，但却不能自然的产生商业的繁荣。工商业的全面国有化以及企业办社会的趋向，使得这一时期北方的商业更像是依附于生产，依附于工业的“供应”而非“贸易”。
当然，同时期的南方城市也在遭遇相同的命运。但明清关于商业的记忆依旧顽强，明清江南的乡民在织布缫丝，广泛生产，然后把棉布和绸缎卖给市镇的行铺业主，进而汇聚到都会；长江中上游的乡民要少一些这样的机会，不过他们依然可以参与到这些来自长江下游的商品的市场流通中，在转运贸易和终端贸易中获利；对于华南的乡民来说，他们除了自己生产商品，还可以将内地来的商品送往海港，销往海外。
显然，这种分工模式和我前面描述的，今天南方中心城市的格局非常类似，而北方则缺乏这段记忆，在前三十年里，它也没能获得这样的机会。无论是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是工商业的全面国有，都在事实上禁绝了这种来自基层民间的商业活力。而这种趋势直到全面改革开放，解禁私营经济后，也没有如南方一样快速被唤醒和复苏，从而能迅速挣脱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的牢笼。
因此，在前三十年里伴随着东北纳入全国经济版图，以及三北地区重要工业城市的崛起所扭转的明清“北轻南重”局面，就不可避免只是一种短暂的转向，哈长沈鞍，唐太石兰等城市就在迅速崛起和辉煌过后，又开始滑向沉寂。
“大南方时代”的呈现，使得一种续借明清市民文化道统的，新时代的都会文化开始逐步成形。喧闹的街巷，喧哗的店面，充满着烟火味的市井，盛装出行的红男绿女，旅社、酒馆、食肆、绸庄，这些关于明清都会的想象，实际上完全可以平移到今日的那些中心城市，那些超级大都会。年轻的潮男潮女们游荡在繁华的商业街区中，被琳琅满目的商品刺激着，感受着挑选、消费与被服务带来的欢欣逸乐。
这种都会文化是高度女性化的，细节化的，它符合由温山软水所构成的南方气质。无论是衣食还是住行，人们都开始越来越追逐精细化，精良化乃至精致化，并且赋予纯粹的物质与感官消费以更深的审美意义，进而产生一种关于都会市民阶层的形象构建。于是，品牌意识和消费分层开始出现，更多更全的高级服务开始面向相对富有的人群，都会文化不可避免的走向上层化，中产化。
有趣的是，这种都会文化及其中产化，却明显与前三十年，由北方中心城市提供的那种工人文化、庶民文化发生着矛盾，伴随着那个时代“重工业轻商业”风气的，是对艰苦奋斗平民作风的强调，以及对奢侈享受的消费作风的否定。尽管这种文化是国家主导的官方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影响下的结果，但如果一定要从乡土的源流来看，那么它们实际上符合北方小农文化的特性，清苦的自耕农相对于广泛嵌入商业活动的南方乡民，显然活的更加有一种自给自足式的朴素。
忠诚守着自家田地的自耕农可以在前三十年，被自动切换为忠实守着车间机器的社会主义工人，但却也因这种转换，造成了文化上的闭环。当南方被唤醒传统记忆，走向大都会的进一步复兴时，北方大部分地区却反而陷入迷惘，甚至出现了分裂。一部分人想要积极拥抱南方的大都会模式，热烈追逐市场经济；而另一部分人却转向保守，停留于那些庞大的工业遗产里眷恋不前，对于“市场”“商业”“资本”这些字眼充满着警惕。
然而，都会文化的成形是不可避免的，而都会文化的上层化，中产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就必定孕育出更有消费能力的市民阶层，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则是最为普适的古今人性，也是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力。这个层面上，南方可以提供一种更完整的，更自恰的，也确实更能落于现实，连通古今的叙事。
先表个态，所谓“北方失守”“中国迎来大南方时代”的说法是不存在的（不符合客观事实）。南方虽然占有良好的区位（海岸线长），虽然被优待了几十年，虽然整体负债率比北方高出很多，但也只是在北方省份GDP大幅度挤水的时候才在人均GDP这个指标上勉强超过北方。
目前，所谓南方比北方发达应该就是个伪命题，而东西经济差距倒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北方真正和南方有差距的就是负债水平。无论居民负债水平还是官方负债水平，南方都要比北方高出不少：南方人均居民负债额要比北方高出58.63%，南方人均政府负债额要比北方高出31.46%。个人以为，这种差距完全就没有追赶的必要。
其实所谓近几年南方比北方发展快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就是北方半数以上省份的GDP（经常也连带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重要数据）大幅挤水而南方省份的GDP依然高歌猛进的结果。就黑龙江、吉林等省份而言，目前各市的GDP基本上都回落到2010年的水平，可是从卫星图来看十年间这些地方的楼房、汽车数量都加倍了，绝对没有如GDP一般停滞不前。
不客气地说，现在的GDP排行榜就是南北榜。两个同样发展水平、又分别位于南方和北方的城市，其中南方城市的GDP要上调20%（甚至更多），北方城市的GDP要下调20%（甚至更多）。所谓的南北差距，就是这样鼓捣出来的。
我们可以通过票子、房子和车子来进行分析，借此来比较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的差距。毕竟，这三样是最能代表民生情况的，而且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北方15省(市、区)：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河南、山东。
南方16省(市、区)：江苏、上海、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四川、重庆、西藏。
东部11省(市、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
中西部20省(市、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在此语境里，把沿海地区（包括北京）视为东部，把整个中西部都视为西部。
先来看票子方面的差距：
按北方15省人口58105万、南方16省人口80729万算：北方15省总存款304302.6万亿（黑龙江存款暂按2017年算，2017年黑龙江人口3799万，居民存款14331亿元），人均5.2452万元；南方16省总存款407428.6万亿，人均5.0469万元。比较起来，南方是北方的96.2%.
沿海11省（市、区）居民存款382548亿元，人均6.4693万元；内陆20（市、区）居民存款329183亿元，人均4.097万元。比较起来，东部是西部的157.9%.
总体来看，东部（人均6.4693万元）>北方（人均5.2452万元）>南方（人均5.0469万元）>西部（人均4.0497万元）
再看房子方面的差距：
地区
商品住宅竣工面积
全国
47178.15
东部地区
北京市
401.70
天津市
447.22
河北省
1516.87
辽宁省
1513.90
上海市
1451.21
江苏省
4396.65
浙江省
2277.51
福建省
1564.73
山东省
5628.27
广东省
3928.92
海南省
465.39
中部地区
山西省
776.68
吉林省
930.33
黑龙江省
663.27
安徽省
2561.18
江西省
1285.11
河南省
3254.53
湖北省
1685.80
湖南省
2428.14
西部地区
内蒙古自治区
856.72
广西壮族自治区
1128.11
重庆市
1640.50
四川省
2343.94
贵州省
619.16
云南省
793.70
西藏自治区
38.74
陕西省
811.40
甘肃省
425.83
青海省
79.09
宁夏回族自治区
661.7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01.84
南方16省（市、区）商品住宅竣工面积28608.79万平方米，总人口80099万，人均0.3571平米；北方15省（市区）商品住宅竣工面积 18570万平方米，总人口57899万，人均0.3207平米。比较起来，南方是北方的111.4%.
沿海11省（市、区）商品住宅竣工面积23592万平米，人均0.3989平米；内陆20（市区）商品住宅竣工面积23592万平米，人均0.2902平米。比较起来，东部是西部的137.5%
总体来看，东部（人均0.3989平米）>南方（人均0.3571平米）>北方（人均0.3207平米）>西部（人均0.2902平米）。
最后看车子方面的差距：
北方15省（市、区）私人汽车总数为8447.85万辆，人口58105万，人均0.1454辆。南方16省（市、区）私人汽车总数为10067.25万辆，人口80729万，人均0.1247辆。从人均看，北方比南方高16.6%。
沿海11省（市、区）私人汽车总数为9518万辆，人均0.161辆；内陆20（市、区）私人汽车总数为8997万辆，人均0.111辆.比较起来，东部是西部的145.0%。
总体来看，东部（人均0.161辆）>北方（人均0.145辆）>南方（人均0.125辆）>西部（人均0.111辆）
从票子、房子和车子这三大民生指标来看，东部都是稳居第一，而西部都是居于末位。说存在东西差距，应该不会有人提出质疑。
至于南方和北方，比较起来北方两项占优（北方比南方高4%、16.6%），南方一项占优（南方比北方高11.4%）。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得出“南方明显发达于北方”的结论。
笔者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其实南方经济发展的风险要明显大于北方。
先看居民负债率，这个指标很能反映民生状况。
北方存款总额为349937.8万亿元，北方人口为58422.7万人，人均为5.9898万元； 北方贷款总额为159305.61万亿元，北方人口为58422.7万人，人均为2.7268万元。南方存款总额为460633.2万亿元，南方人口为81741.1万人，人均为5.6353万元；南方贷款总额为353576万亿元，南方人口为81741.1万人，人均为4.3256万元。
北方省份家庭负债率为45.52%，南方省份家庭负债率为76.76%。比较起来，南方人均居民负债额要比北方高出58.63%。
再看官方负债率，反映政府负债的情况。
北方15省（市区）合计169458万亿，北方人口58105万，北方人均29164元。南方16省（市区）合计309510亿元，人口80729万，南方人均38339元。比较起来，南方人均政府负债额要比北方高出31.46%。
不难看出，无论是居民负债还是官方负债，南方都要比北方重得多。
客观地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高风险省份基本都在南方。
小川结合以上11个省级行政区的人口体量、经济增速、房价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产业结构与未来预期综合考量，得出以下风险预警：
超高风险省份：福建
较高风险省份：广东、浙江、重庆、贵州、宁夏、江西、安徽、广西
高风险省份：上海、江苏
北方城市需要做什么？
这个笔者还真的不清楚该如何回答，因为每个城市的条件都是不一样的，无法进行一刀切。
当然，笔者知道这些城市不该做什么。最不应该做的是：为了提高GDP而采取各种政策刺激地价、房价飞速上涨。如果房价上升太快，势必会造成房地产过热，导致居民的负债率大幅攀升，可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此间有识之士认为，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对一切财产泡沫背后的神话持怀疑态度。那个神话就是价格会永远不断地上涨，因此日本当年的许许多多购房者 过度举债，购买了超出其支付能力的房产，因为他们以为房地产价值只会上升，不会下降。而当价格下跌时，很多的这些购买者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创，甚至破产。
作为地理决定论的支持者，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从隋朝开始，以长江和西南山区等高线圈出来的广大南方区域，具体的说是这个区域内主要的平原小区域们，就已经是这片大陆资源和经济的增量区域了。
在近代工业化初端，他们就是第一批参与者，因为他们符合工业化要求的地理区位竞争优势，而且是洋人殖民者与国内精英在实践中识别出来的，岂是短短四十年就可以抹平的竞争差异？比如，如果说水资源是核心的经济资源之一，南方的优势就太明显了。
经济角度看，在一个经济体内部形成相对有序，同时存在竞争变数的网络，就是一个健康的经济网络。觉得北方不好，就去南方找份工作呗。东北工业化民众早就在海南给出了他们的选择和生活答案。
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不是改开后的问题，而是自古以来的趋势。建国前后凭借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快速建设带来的一定的改变，在时间这个大维度下，还是会回到中国基本的这个趋势中去。
倒也不需要怎么办，人挪死树挪活，整个北方会自然的吐纳劳动人口向南方转移。
有些东西，没啥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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