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处于巅峰状态的上海，经济状况（绝对值）相当于现在中国哪座城市？

相对地位比无可比，算0线城市吧。（题目被改了，但回答不改了）

如果不考虑伪满东北的话，当时的上海等于中国现在所有的一线城市加上大多数二线城市。考虑到当时东北工业城市的存在，应该算是长三角加珠三角再加京津唐——可能还不止。

先看这张表：

工厂占60%，工人占61%，产值占66%。当然这只是12大城市，但当时其他城市还值得一提吗？

再看城市建设：

上海市城市建设十年总结（初稿）之一-上海档案信息网

上海市是无计划的盲目发展起来的：到解放的时候全市的面积是612.7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约86平方公里，人口498万，十分之九的市民拥挤在市区中，建筑密集，人口拥塞。建筑密度在40%以上的街坊面积占很大比重，有的街坊建筑密度高达80%，几乎没有空地，阳光不足，空气不通畅，加以工厂和住宅混杂在一起，煤灰四散飞扬，机器声昼夜隆隆，甚至容易燃烧的、具有爆炸性的工厂也设在住宅区内，严重影响居民的安全、卫生和安宁。 解放前，上海市的市政建设都是为帝国主义者反动集团和资本家服务的。本市原有的污水设备都集中在“洋人”及所谓“高等华人”的居住区域，只有20%的居民能够享用。

500万人口，86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其中100万人可以使用污水设备。

至于其他城市么……

[贵州日报]建国60年贵阳城市扩大70倍

贵阳市的半小时经济圈从目前的106平方公里向外推进到507平方公里，面积扩大了近4倍。这个面积，与新中国成立时贵阳市6.8平方公里的城市面积相比，整整扩大了74.5倍。

而且内地城市的基建就不谈了：

贵阳虽说是进城，但城里的街道比山路还难走，满街都是烂黄泥，要么一脚下去很难拔出来，要么就滑得不行。1950年10月从江西来贵阳投奔亲戚的聂寿康，对当时贵阳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房子都是“灰条房”，几乎都是一楼一底。在大十字附近有一家银行，房子有4层楼，就叫贵州大厦，大街宽不过5米。”

这个基础设施，在上海怕是都算不得城区。当然贵阳算是落后地区，我们看看发达的地方：

武汉市地方志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时统计：三镇行政辖区土地面积302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4.7平方公里，人口102万人。三镇城区街道加上近郊公路总长433公里(其中柏油、水泥高级路面约60公里)；城区房屋总建筑面积1 20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662万平方米)；埋设下水道36公里，其余大部分为排水明沟；汉口和武昌的2座水厂日供水能力为5.23万吨，输水干管总长154公里(汉阳无自来水)；公共汽车14辆，轮渡船12艘，出租车30余辆；公园2座，行道树仅有1 800余株；公共厕所219座，环卫汽车5辆，木船256艘。

建成区面积貌似还不错，但人口只有上海的五分之一。至于公共设施……公交车只有14辆，汉阳全城都没有自来水。我们看看上海的数据：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上海解放时，供气行业历经84年，全市有煤气厂2个，日供气能力20.4万立方米，日售气量8.17万立方米，家庭用户1.74万户，全市家庭用户气化率为2.1%。供水行业历经66年，共5个水厂，日供水能力59万立方米，日售水37.22万立方米，市区居民自来水普及率为92%。公共交通行业历经41年，有公共汽车402辆、有轨电车331辆、无轨电车166辆、小火车35辆，营业线路44条，其中公共汽车线路23条、无轨电车线路7条，线路总长度352公里，线网密度每平方公里0.5公里，每天平均载客66万人次。全市出租汽车370辆，还有营业三轮车26570辆，人力车3659辆。

这样看来，从公交水平来看，上海的现代化设施规模是武汉的65倍，从出租车来看，是武汉的十几倍。管道煤气不仅供应给企业和机关，甚至供应了近两万户家庭！这对其他城市而言是科幻式的生活。

再看金融：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上海的私营金融业还有一些资金可以吸收；另外内地为支付沿海口岸的货款要把资金划到上海，也是金融业吸收存款的来源，因此就民族资本银行本身而论，它在全行存款中往往有40%至50%，个别年份乃至60%以上，是从上海吸收的。

电话：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民国12年3月开通上海至南翔的市郊长途电话，民国15年5月开通上海至吴淞、苏州、无锡三地的长途电话，此后逐步发展，至抗日战争前夕通达国内城镇470余处。民国25年2月，国际电台开通上海至东京的国际无线电话电路，上海开始出现国际电话。翌年2月和5月，又先后开通沪港和中美长途电话电路。至抗日战争前夕，上海作为全国邮电通信网中心，特别是国际通信枢纽地位，得到了国内外一致公认。 上海解放时，经过整修恢复。上海邮政共有自办局所73处，邮路总长3009公里，电报电路97条，长途电话业务电路44条，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72060门，固定资产5310万元。

交换机容量7.2万。我来看看天津的数据：

天津地方志网

1976年，天津全市(包括各区县)共有自办邮电局所215处，邮路总长度19199公里，电报电路90路，长话电路437路，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42850门，农村电话交换机容量13415门，邮电业务总量1801.1万元，业务收入2201.7万元，业务支出1591.3万元，完成基本建设投资379.79万元，职工总数9274人。

1976年的天津，市区电话也只有4.2万的容量……算上农村5.4万。比上海落后一代人还多。

重庆是当过陪都的城市，1949年有多少电话呢？

重庆电话发展简史

1949年底市内电话总容量3840门，装用电话2098户。重庆解放后，1955年引进东德“52C”式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4000门，装于民国路（五一路）市话四分局和上清寺市话五分局。由于在通信建设上片面强调以“长途为纲”，市内电话发展缓慢，从1958年开始，许多机关、厂矿陆续在内部安装程控用户交换机以满足自身通信的需要。

惨不忍睹啊……看看80年代数据：

1987年6月，重庆电信第一次引进“S-1240”程控交换设备，1990年底重庆市内交换机总容量达到40000门，用户小交换机74881门机械容量。

达到上海1949年水平，已经是1987年。恩，说起交换机，这一年任正非在深圳组建了华为……换句话说，解放初的上海电话网给早期的华为也是个超级大订单。

虽然东北被日本人控制，但也不能忽视。沈阳是东北最大城市，在日本殖民建设下，解放前的城建巅峰是1945年，我们看数据：

沈阳市区公共交通史（二）殖民地时期的公共交通（1931-1945）

1937年开始由日本购入8轮有轨电车，年末车辆总数21辆。1941年为51辆。1945年为71辆（其中4轮有轨电车37辆，8轮有轨电车34辆）。

汽车的数据虽然没查到，但有1946年数据：

沈阳市区公共交通史（三）国民党时期的公共交通（1946-1948）

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派官员接收奉天交通株式会社，组建沈阳市公共汽车管理处，成为官办客运企业，拨款10万元，为恢复筹备资金。7月，又拨给250万元，用以购买汽油、轮胎、零件等。7月末恢复汽车6辆，开始营业。8月初，再拨550万元做修理费用，至9月底又相继修复10余辆汽车。1946年，总运营行驶里程23.8万公里，收入2164万元。1947年，市政府与美商合作成立中美有限汽车公司。预计预购新车50辆，修复旧车50辆，实际只修复20辆，新车购进20辆，其中仅组装5辆投入运营线路。

预计修复旧车50辆，已经修复16辆，这应该就是解放前的公交车总数据。汽车加电车，合计不到140辆，虽然比武汉要强5倍，但只有上海的六分之一。

还有哈尔滨。日本投降后不久，哈尔滨就被出关八路军接管，此后一直未经战乱，可以说是基础设施保存最好的东北城市：

哈尔滨市志 电信

1946年哈尔滨解放后至1980年，市内电话自动交换设备均为步进制交换机。主要型号有日本F式、民主德国52C和国产47式等。先后装备的分局有四分局、三分局、五分局、六分局和四○支局。1981年哈尔滨市开始使用纵横制自动交换机，型号为国产HJ—921，先后装备的分局有七分局和八分局。总容量为11000门。 1986年，哈尔滨市开始引进日本程控交换设备，型号有F—150（“NEC”公司产）和NEAX—61（富士通产），先后装备的分局有二二分局、二八分局、三分局、四○分局、四一分局、七分局、八分局和平房电信局，总容量为103000门。至1990年，哈尔滨市市内电话交换设备总容量为119000门，其中：程控交换设备为103000门；纵横制交换设备为4000门；步进制交换设备为12000门。

即哈尔滨解放前的电信网大概是一万多电话，相当于上海一个区，超过1949年的上海也差不多要到90年代了，和重庆的1987年接近。

说了这么长时间没说广州，两广人民可能不服，那就看看广州的数据：

广州地方志

原来还不如哈尔滨，也就是上海的一个区。

当时上海之外的大都市就是八个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天津北京武汉广州南京。8这个数字很巧，差不多就是上海电话网相对哈尔滨、广州电话网的倍数。这八个城市中，沈阳天津略强，北京武汉略弱，乐观地说每个城市相当于上海一个区，加起来勉勉强强和上海相当。可以说上海当时是零线城市，其他七八个一线城市加起来和上海相当，你大概能理解上海的地位了？

最后引用一下我之前写上海城市文化的文章：上海文化在陈行 中国希望在未来

1949年之前，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可不能仅仅用一句“最大”来形容。1949年的上海550万人，沥青或水泥街道几百公里；同期的首都南京只有100万人，另一个有租界+海港的大城市天津170万人；前任首都北京160万人，下雨天没有泥坑的街道只有20公里。至于西安、汉口，这些辐射周围数省的区域中心不过几十万市民，还不如上海的一个区。在中国任选一个地点，只要这个点不在上海市中心，你都可以通过一小时的步行甩开一切现代化标志，走到和康熙年间毫无差别的地方。换句话说，上海是唯一可以用现代化建筑覆盖一个人日常行动范围的都市，是唯一可以让人感受到和旧时代割裂的地方。 1949年，上海人口是中国的1%，工业产值占中国36%，而且是最有活力，技术水平最高的36%。作为西方技术进入中国的窗口。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工业还是手工作坊的时候，上海不仅有了现代化工厂，甚至还有能制造工厂的小型工厂——机器厂。上海《申报》登出第一张出售车床的广告，是光绪3年——那年左宗棠率领西征军团在新疆连战连捷，威胁着要进军中亚横扫英俄附庸，大清朝还颇有中兴迹象。到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经有十几家小型工厂生产机床。1936年，中国除了日本控制的企业（主要在失陷的东北）外，钢产量只有几千吨，上海却已经开始制造电力机床，算是中国踏上二次工业革命门槛的第一只脚趾。 甚至工业比例也不能描述上海在旧中国的地位。当时的中国，日占区之外没有交织的铁路网，长江上没有大桥，城市之外没有沥青或者水泥的公路，只有水路交通最可靠。上海在中国海岸线的中点，在长江航运网的总路口。无论是中国内部商业，还是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品，上海都是最无可回避的交通枢纽。所以商业-金融业才是上海最大的经济优势。 1950年2月军管会统计，上海集中了全国84%的航运业和超过2/3的进出口额，70%的国内贸易和金融交易也发生在上海。旧中国十几亿亩耕地的地租，几百万平方公里山林的出产，在农业时代本应分散在几十个省会和几千个县城，现在随着地主、官僚的消费，增量大多数也流到了这座城市。文化兴盛从来是经济繁荣的伴生品。 这些数据说明，虽然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穷困的农业社会，但上海——也只有上海——已经有资格供养一种覆盖众多人口的准现代文化。与欧美发达工业社会相比，或许这种现代文化氛围只是一种山寨品，但的确已在稳定发展。而在中国其他城市，现代文化还只能算是浮在传统社会上的泡沫。

最夸张的是文化数据：

1936年，上海核心区几百平方公里内的中小学教师和新闻记者——新文艺的创作和消费主力——已有3万人，远超内地数个省份之和，和21世纪中国普通地级市不相上下。与之对应，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一家就出版了4938种图书，占全中国的52%，另外两家上海出版社：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加起来又占了19%。这还没考虑到上海和内地印书效率的差距。上海一本书往往以现代机器印刷几千上万册，内地许多图书还是石印乃至油印，出版几百甚至几十册也不稀奇。许多外国小说和科技书刊只有在上海才卖得动。说当时的上海出产中国8成的文化产品毫不夸张，就连年画、黄历这种最“土”的文化产业也是如此——直到1958年，全国3/4年画依然出自上海。

上海主导的另一种全国性文化产品是小人书。小人书虽小，但传播广泛，制作廉价，图文并茂，适合建国初期刚刚开始脱盲的中国人阅读，所以被视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和文娱产品。解放前上海就有钱笑呆（三打白骨精）、徐正平（三国演义）、张乐平（三毛）等连环画名手。50年代北京和上海各自成立了人民美术出版社，选派顶尖的一流画家参与连环画创作。上海因为美术人才丰富和印刷工业发达，在连环画出版中起引领作用。海派花鸟名家程十发以上海画院院长的身份创作连环画《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的故事》，画门神出身的学徒华三川则把《白毛女》、《青年近卫军》、《刘胡兰》等故事搬上小人书。丁斌曾、韩和平绘画的10册《铁道游击队》共再版20次，印数达到3652万册，证明了新上海文化产品的质量，也显示了现代出版业的威力。 最好的宣传会让读者意识不到宣传的存在。而最棒的城市文化成就，会让欣赏者默认那是全国的文明遗产。比如说1964年10月上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几乎囊括了此前所有的红色音乐精品，至今也是红色文化的代表作。这部歌舞剧最初却并非出自文艺“国家队”，而是改编自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重头作品《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组织策划者是曾经的新四军抗敌剧团团长、前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正是他要求“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以“梁祝”为主题创作建国十周年献礼曲目。孟波把这场表演推荐给了陈毅，又推荐给了周恩来，终于在建国15周年把《东方红》送进了人民大会堂。 北京有列入“十大建筑”的人民大会堂承载《东方红》，上海当时只能在改建的文化广场来排演歌舞剧。文化广场是旧上海的“跑狗场”，即法租界赛狗赌博的地方。改建中为了尽量扩大内部空间，保留了许多立柱，许多观众只能闻声而不能观剧。1969年，文化广场遇火灾，1970年重建时，要求内部没有立柱，同济大学采用计算机校核数据，设计了当时罕见的大型网架屋顶。施工时整体吊装屋顶，也采用了计算机整体控制。最终建成的观众厅有1.25万个座位，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室内文化场馆，还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影院。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工业城展现了支撑文化“软件”的强大“硬件”实力。后来成为中国艺术经典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和大合唱《长征组歌》也是在复建后的新文化广场首演的。 就在上海工业展示计算机施工设计之70年代“神迹”的同时。在上海前电影演员的领导下，一大批日后成为整个国家文化遗产的剧作从上海的文化工业“流水线”上滚滚涌出。比如上海京剧团改编了《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上海沪剧院发掘了《红灯记》和《沙家浜》的前身《芦荡火种》，上海青年艺术剧院发掘了《杜鹃山》，上海舞蹈学院排演了芭蕾舞剧《白毛女》，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红色娘子军》……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样板戏”的主要剧目。京剧这个未老先腐的旧剧种能在21世纪的今天保持生存，样板戏时代的现代化改造功不可没。直到今天，我心里烦闷的时候，依然会自己吼几句“临行喝妈一碗酒”、“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然后就能心情舒畅。如果到ktv和朋友一起吼，效果更佳。孔子说文艺的作用应该包括：兴（抒发情怀）、观（认识社会）、群（寻找志同道合者）、怨（发泄不满）。钢琴伴唱的京剧《红灯记》通过中西文化汇流、高雅文化和大众娱乐结合，完美地满足了孔子的要求。 红色上海文化的影响力不止覆盖了中国大陆。《智取威虎山》第一次在深圳上映，香港渔民就远远地在海上叫好。70年代，一个叫陈港生的香港龙套演员为样板戏描写的英雄传说所倾倒，于是就有了后来的《A计划》和《3d智取威虎山》。而如果不能从上海歌剧舞剧院的《小刀会》舞剧中抄袭音乐，整个港台电影界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给武侠片伴奏。台湾人在“解除戒严”后，也飞速地引入了样板戏演出，回顾当年在“敌台”中听到的唱腔。向他们阔别已久的“纯正”上海文化致敬。 上海是中国历史最短的大都市之一。但作为工业文明进入中国的窗口，作为从1865年到2015年的中国第一大工业中心，上海是传统与现代、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战场, 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寄予希望最大、收获失望最多的地方，更是财富最密集、左翼思潮最汹涌的城市。在从未来过上海的黄霑的想象中，温和平缓的黄浦江被描写为【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这应该代表了20世纪大多数中国人对上海文化的认识——文化激荡之地、中国文明的领跑者。 直到我这个80后记事的时候，红色上海耀眼的文化成就依然辐射着我家乡那个大山里的小镇。如果没有华丽的上海译制片，没有浪漫的《少年文艺》，没有紧跟世界前沿的《科学画报》，我简直没法想象童年会多么无趣，没法想象今天的我会缺失多少宝贵的精神资产。

总之，民国时期上海在中国的经济-文化-科研地位，说是今天汉城在韩国的地位有点夸张，但肯定超过莫斯科在俄罗斯的地位。只是这个地位的根源在于亚洲殖民经济结构，非中国之福。从内地濒临破产的农业社会精英视角来看，上海是一个近乎无法理解的现代化“魔都”，我之前有个回答用图片描述了他们眼中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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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唯一有现代化污染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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