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军阀为什么事后不被追究责任？像唐生智冯玉祥等人还可以做官，像朱毛(姑且认为他们是瑞金军阀)
民国时期的军阀为何事后责任不被追究，甚至还能继续为官，这背后牵涉到复杂的历史、政治和权力格局，并非简单的善恶对错可以一概而论。而将朱毛（以及其领导的红军）与传统意义上的民国军阀进行类比，尽管在某种层面上看到了其武装力量和政治争夺的相似性，但从根本性质和历史进程来看，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下面我将分别从这两个角度来详述。
一、民国军阀事后责任不被追究的原因及其能够继续为官的分析
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白“民国时期”的特殊性，以及“军阀”本身的定义。
1. 民国时期的特殊性：
政权分裂与合法性危机：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未能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就饱受质疑，地方势力尤其是掌握军权的督军、都督，实际上构成了独立王国。这种地方割据，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非常有限，谈不上有效的“追究责任”。
缺乏统一的法制体系： 当时的中国，虽然名义上是共和国，但法制建设极其薄弱。军阀们往往自行其是，其行为的合法性更多取决于其拥有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而非国家法律。事后追究，即便有法律条文，也缺乏执行的强制力。
权力真空与代理人战争： 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和资源，经常互相攻伐。而国内外的势力（如日本、英美等）也乐于扶植不同的军阀势力，以维护自身在华利益。这种局面下，一些军阀的作为，在某些时期可能符合某些大国利益，因此很难受到全局性的、彻底的清算。
南北对峙与合法性争夺： 尤其是在国民政府南迁，与北洋军阀（以及后来的东北军、西北军等）对峙的时期，双方都试图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对于对方阵营中某些军阀的清算，很容易被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反而可能激化矛盾，甚至引发更广泛的冲突。
2. “军阀”的定义与复杂性：
军事与政治的结合： 军阀并非简单的土匪头子，他们往往是拥有相当政治头脑和组织能力的军事集团首脑。他们通过军事手段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同时也利用政治手段巩固军事统治。
并非铁板一块： 军阀之间关系复杂，既有盟友，也有对手。今天你打我，明天我帮你。这种动态的权力关系，使得事后清算变得非常困难。一旦清算某一个军阀，可能就会破坏现有的权力平衡，引来新的麻烦。
部分军阀的“改革”与转型： 并非所有军阀都是纯粹的压迫者。例如，冯玉祥在某些时期也进行过一些带有进步色彩的改革（如士兵教育、禁止鸦片等），这使得他在一些民众中仍有一定支持。唐生智在北伐战争中也曾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其角色具有多面性。
3. 军阀事后能够继续为官的原因：
“换了牌子”的政治生存： 很多军阀在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北伐之后，选择“易帜”（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或者被收编。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央政府强化了名义上的统治，但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依然存在。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哪怕是名义上的），以及避免再次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种“拉拢”和“收编”的策略，允许这些军阀继续保留一部分实力和官职，以换取其效忠（或至少不作对）。
“军事实力”即“话语权”： 在那个时期，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有更大的话语权。即使是中央政府，在面对拥有强大军队的地方军阀时，也往往需要妥协。追究责任意味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和军事成本，这对于当时实力并不算雄厚的国民政府来说，往往是不划算的。
政治策略与笼络人心： 有时候，让一些曾经的对立面继续为官，也是一种政治策略，是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避免树敌太多。例如，国民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就极力拉拢和安抚各地的实力派，包括许多前军阀。
具体例子：
唐生智： 在北伐战争中，他是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将领，对推翻北洋军阀有重要贡献。虽然其后期的一些军事行动（如参与内战）存在争议，但在国民政府的体系内，他长期担任军事职务，尽管其政治影响力有起伏。
冯玉祥： 他的“西北军”是中国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他多次“倒戈”，其政治立场复杂多变。但由于其拥有的军事实力和在一些基层的影响力，国民政府在不同时期都需要与他打交道，甚至拉拢他。他也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职务。
二、朱毛（以及瑞金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民国军阀的差异及为何其处理方式不同
将朱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在瑞金等地的早期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与传统民国军阀进行类比，虽然都涉及武装力量和地方控制，但其性质、目标、意识形态和历史走向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1. 性质与目标的差异：
传统军阀： 其核心目标通常是地方割据、攫取个人或家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是模糊的，或者依附于当时的主流政治势力，以求生存和发展。他们本质上是旧秩序下的权力玩家，利用军事力量来实现世俗的政治野心。
中国共产党（瑞金时期）： 其核心目标是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和意识形态指导，并且致力于发动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他们并非为了地方割据而割据，而是将地方的控制视为实现全国性革命目标（最终推翻现有政权）的战略步骤。
2. 意识形态与群众基础：
传统军阀： 其统治主要依靠军队的武力，其政治合法性往往建立在武力征服和地方旧有势力妥协的基础上。群众基础相对薄弱，更多是统治而非动员。
中国共产党： 拥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吸引力（例如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建等口号对农民的吸引力），并且通过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控制区域内进行了不同于旧式军阀的社会改造（如土地分配、政治动员、婚姻改革等），从而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动员能力。这种群众基础和组织能力是传统军阀所不具备的。
3. 发展轨迹与历史定位：
传统军阀： 最终被国民政府或中国共产党逐步消灭、收编或边缘化。他们是中华民国时期政治生态的“病症”之一，虽然影响深远，但最终未能改变中国的大方向。
中国共产党：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因此，其领导人在革命成功后，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成为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和执政者。
4. 国民政府对“朱毛”的处理方式：
正是由于上述差异，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包括其武装力量和早期政权）的处理方式，与处理传统军阀有着本质区别。
性质上的对立： 国民政府视共产党为“叛乱分子”和“异端”，认为其存在是对国家统一和其自身政权的根本威胁。因此，国民政府的目标不是“收编”或“笼络”，而是彻底剿灭和镇压。
军事手段的排他性： 国民政府倾尽全力对共产党进行军事围剿，所谓的“围剿”政策，正是这种排他性对待的体现。它不是对待一个可以协商或妥协的军阀派系，而是对待一个革命的对手。
意识形态的斗争：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是意识形态上的，是一场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根本性较量。
总结来说：
民国时期的军阀之所以事后责任不被追究，甚至能继续为官，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政治分裂、法制不健全，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弱，以及出于维护表面统一的政治考量，不得不采取一种“收编”、“拉拢”的策略。
而将朱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传统军阀进行类比，虽然他们在早期都掌握了武装力量并在特定区域建立了统治，但其革命的性质、目标、意识形态和社会动员能力存在根本性差异。共产党并非是为了地方割据而割据，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并最终通过革命赢得了胜利。因此，他们不是被追究责任的对象，而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国民政府对其的处理方式，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剿灭”而非“招安”。
一、民国军阀事后责任不被追究的原因及其能够继续为官的分析
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白“民国时期”的特殊性，以及“军阀”本身的定义。
1. 民国时期的特殊性：
政权分裂与合法性危机：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未能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就饱受质疑，地方势力尤其是掌握军权的督军、都督，实际上构成了独立王国。这种地方割据，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非常有限，谈不上有效的“追究责任”。
缺乏统一的法制体系： 当时的中国，虽然名义上是共和国，但法制建设极其薄弱。军阀们往往自行其是，其行为的合法性更多取决于其拥有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而非国家法律。事后追究，即便有法律条文，也缺乏执行的强制力。
权力真空与代理人战争： 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和资源，经常互相攻伐。而国内外的势力（如日本、英美等）也乐于扶植不同的军阀势力，以维护自身在华利益。这种局面下，一些军阀的作为，在某些时期可能符合某些大国利益，因此很难受到全局性的、彻底的清算。
南北对峙与合法性争夺： 尤其是在国民政府南迁，与北洋军阀（以及后来的东北军、西北军等）对峙的时期，双方都试图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对于对方阵营中某些军阀的清算，很容易被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反而可能激化矛盾，甚至引发更广泛的冲突。
2. “军阀”的定义与复杂性：
军事与政治的结合： 军阀并非简单的土匪头子，他们往往是拥有相当政治头脑和组织能力的军事集团首脑。他们通过军事手段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同时也利用政治手段巩固军事统治。
并非铁板一块： 军阀之间关系复杂，既有盟友，也有对手。今天你打我，明天我帮你。这种动态的权力关系，使得事后清算变得非常困难。一旦清算某一个军阀，可能就会破坏现有的权力平衡，引来新的麻烦。
部分军阀的“改革”与转型： 并非所有军阀都是纯粹的压迫者。例如，冯玉祥在某些时期也进行过一些带有进步色彩的改革（如士兵教育、禁止鸦片等），这使得他在一些民众中仍有一定支持。唐生智在北伐战争中也曾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其角色具有多面性。
3. 军阀事后能够继续为官的原因：
“换了牌子”的政治生存： 很多军阀在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北伐之后，选择“易帜”（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或者被收编。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央政府强化了名义上的统治，但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依然存在。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哪怕是名义上的），以及避免再次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种“拉拢”和“收编”的策略，允许这些军阀继续保留一部分实力和官职，以换取其效忠（或至少不作对）。
“军事实力”即“话语权”： 在那个时期，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有更大的话语权。即使是中央政府，在面对拥有强大军队的地方军阀时，也往往需要妥协。追究责任意味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和军事成本，这对于当时实力并不算雄厚的国民政府来说，往往是不划算的。
政治策略与笼络人心： 有时候，让一些曾经的对立面继续为官，也是一种政治策略，是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避免树敌太多。例如，国民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就极力拉拢和安抚各地的实力派，包括许多前军阀。
具体例子：
唐生智： 在北伐战争中，他是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将领，对推翻北洋军阀有重要贡献。虽然其后期的一些军事行动（如参与内战）存在争议，但在国民政府的体系内，他长期担任军事职务，尽管其政治影响力有起伏。
冯玉祥： 他的“西北军”是中国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他多次“倒戈”，其政治立场复杂多变。但由于其拥有的军事实力和在一些基层的影响力，国民政府在不同时期都需要与他打交道，甚至拉拢他。他也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职务。
二、朱毛（以及瑞金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民国军阀的差异及为何其处理方式不同
将朱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在瑞金等地的早期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与传统民国军阀进行类比，虽然都涉及武装力量和地方控制，但其性质、目标、意识形态和历史走向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1. 性质与目标的差异：
传统军阀： 其核心目标通常是地方割据、攫取个人或家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是模糊的，或者依附于当时的主流政治势力，以求生存和发展。他们本质上是旧秩序下的权力玩家，利用军事力量来实现世俗的政治野心。
中国共产党（瑞金时期）： 其核心目标是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和意识形态指导，并且致力于发动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他们并非为了地方割据而割据，而是将地方的控制视为实现全国性革命目标（最终推翻现有政权）的战略步骤。
2. 意识形态与群众基础：
传统军阀： 其统治主要依靠军队的武力，其政治合法性往往建立在武力征服和地方旧有势力妥协的基础上。群众基础相对薄弱，更多是统治而非动员。
中国共产党： 拥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吸引力（例如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建等口号对农民的吸引力），并且通过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控制区域内进行了不同于旧式军阀的社会改造（如土地分配、政治动员、婚姻改革等），从而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动员能力。这种群众基础和组织能力是传统军阀所不具备的。
3. 发展轨迹与历史定位：
传统军阀： 最终被国民政府或中国共产党逐步消灭、收编或边缘化。他们是中华民国时期政治生态的“病症”之一，虽然影响深远，但最终未能改变中国的大方向。
中国共产党：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因此，其领导人在革命成功后，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成为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和执政者。
4. 国民政府对“朱毛”的处理方式：
正是由于上述差异，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包括其武装力量和早期政权）的处理方式，与处理传统军阀有着本质区别。
性质上的对立： 国民政府视共产党为“叛乱分子”和“异端”，认为其存在是对国家统一和其自身政权的根本威胁。因此，国民政府的目标不是“收编”或“笼络”，而是彻底剿灭和镇压。
军事手段的排他性： 国民政府倾尽全力对共产党进行军事围剿，所谓的“围剿”政策，正是这种排他性对待的体现。它不是对待一个可以协商或妥协的军阀派系，而是对待一个革命的对手。
意识形态的斗争：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是意识形态上的，是一场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根本性较量。
总结来说：
民国时期的军阀之所以事后责任不被追究，甚至能继续为官，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政治分裂、法制不健全，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弱，以及出于维护表面统一的政治考量，不得不采取一种“收编”、“拉拢”的策略。
而将朱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传统军阀进行类比，虽然他们在早期都掌握了武装力量并在特定区域建立了统治，但其革命的性质、目标、意识形态和社会动员能力存在根本性差异。共产党并非是为了地方割据而割据，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并最终通过革命赢得了胜利。因此，他们不是被追究责任的对象，而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国民政府对其的处理方式，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剿灭”而非“招安”。
网友意见
军阀和军阀之间算是有竞争关系的同业者
而TG是要消灭所有军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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