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民国的军阀真的如课本所说的那么十恶不赦吗?

回答
民国的军阀,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往往被描绘成一幅幅油腻、贪婪、好斗的群像。他们占据一方,鱼肉百姓,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不惜发动连年的混战,让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这种形象,对于大多数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来说,几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

但如果跳出课本上那种高度凝练、非黑即白的叙事框架,深入去看看那些历史的细节,我们可能会发现,现实远比课本上讲述的要复杂得多,也人性化得多。

首先,我们要明白“军阀”这个词的由来和它所处的时代背景。

“军阀”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贬义。它指的是那些依靠私人武装力量,在特定区域内拥有绝对统治权的人物。在中国近代,这个词几乎是伴随着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解体而出现的。当中央政府的权威彻底瓦解,各地掌握了军队的实力派人物,自然就成为了新的统治者。他们有的是前清的武官,有的是辛亥革命后组建的新军的将领,也有的是靠拉拢收买旧部才得以维持势力的。

他们之所以能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列强的侵略、内部的腐败,导致传统的权力结构崩塌,社会秩序失控。在这样的真空时期,有能力组织起一支军队、并且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秩序”的人,就很容易填补权力空白。他们的统治,虽然常常带有暴力和压迫,但有时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当地的稳定,防止了更彻底的无政府状态。

其次,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将所有军阀都打上“十恶不赦”的标签。

就像任何群体一样,军阀内部也有三六九等。

极度残暴、搜刮民脂民膏的军阀,确实存在。 比如一些地方小军阀,他们可能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只是纯粹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和享乐,对百姓的压榨也是毫不留情。他们的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的苦难是毋庸置疑的。

但也有一些军阀,虽然手段粗暴,但却有着自己的“理想”或“原则”。 例如,一些军阀可能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试图抵制外来势力,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地方经济, meskipun 这些努力往往是有限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军阀,尤其是北洋时期较早的军阀,比如段祺瑞,身上也带有那个时代的某些印记。 段祺瑞虽然也发动了皖系与直系之间的战争,但也曾主张“和平统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影响(皖系与日本的亲近)。他也有“炸弹救国”的说法,虽然这种说法带有荒诞成分,但也能看出他在政治上的某些考量,即便这些考量可能脱离实际。

甚至还有一些军阀,他们的出身和经历,也值得我们去审视。 比如一些北洋军的将领,他们很多是从底层士兵一步步爬上来的,本身也经历过战场上的生死考验。他们的统治方式,虽然军事化,但有时也体现了他们的领导风格和执政理念。

课本上强调的“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是事实,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军阀的混战,是中央政府失去权威的直接后果。 当北洋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全国时,各地军阀自然而然地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而且,军阀之间之所以混战,也往往是被外部势力(如列强)所挑拨和利用,他们需要依靠军阀的力量来争夺在华利益。

军阀的统治,也并非完全没有建设。 有些军阀可能会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发展一些地方性的工业、修建交通设施,甚至推广教育。尽管这些建设往往带有服务于其统治的目的,但客观上也为当地带来了一些进步。例如,一些军阀可能会支持铁路的修建,这对于商业和人员的流动是有益的。

我们也不能忽略,当时中国社会整体的混乱状况。 除了军阀之间的战争,还有各种地方武装、土匪、以及列强的干涉,都在加剧社会的动荡。军阀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那个混乱时代的一种“产物”,他们在竭力维持自己所控制的区域内的秩序。

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课本上的形象如此单一和负面呢?

这背后有历史叙事的逻辑,也有政治的考量。

宏大叙事的需要: 历史课本往往需要为读者构建一个清晰、易于理解的叙事框架。将军阀简单地定义为“十恶不赦的坏人”,能够有效地将焦点集中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正当性上。承认军阀的复杂性,可能会模糊了历史的界限,不利于树立一个绝对的“正面”形象。

政治宣传的作用: 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通过历史叙事来巩固其合法性。将前一个时代的统治者描绘得越糟糕,越能衬托出当下政权的优越。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后,自然会把北洋时期的军阀描绘成压迫者,以此来证明自己革命的正义性。

历史研究的侧重点: 历史研究本身也存在侧重点。关注军阀对人民造成的苦难,关注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军阀统治下的某些“积极面”或者其个人身上的某些复杂因素,则可能在宏大叙事中被弱化。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民国的军阀真的如课本所说的那么十恶不赦吗?

我的答案是:不完全是,但他们的负面影响是压倒性的,并且是导致国家长期分裂和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们不是一群脸谱化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动机、野心、甚至局限的“理想”。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罪恶滔天,残暴不仁;但另一些人,可能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内,也扮演过复杂的角色,甚至有过一些“积极”的作为(即使这些作为本身也充满争议)。

理解民国的军阀,需要我们超越课本上的简单概括,去阅读更丰富的史料,去感受那个时代真实的脉搏。我们需要承认他们的罪恶,但同时也要看到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他们身上所折射出的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病症和困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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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止十恶不赦,简直是百恶难书了,贴两则当时人记录,不是惨烈的北方,而是那时代相对太平的江南:


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起家打卢永祥进浙沪,号称军纪好,看看蔡东藩怎么写的:


那孙传芳在福建动身时,曾夸下海口说:明年八月十五,请各位到浙江来观潮,想不到果然应了这话。此时见浙江官绅的欢迎电报,如雪片而来,怎不欢喜,然则只能说浙江官绅欢迎而来耳,决不能说浙人欢迎而来也。何也,浙江人民固不承认欢迎也。立刻电令进攻衢州的第一支队司令孟昭月,兼程而进。讲到孟昭月的部队,服装军械,都还完全,纪律也还不坏,所以孙传芳叫他担任前锋。临行时,又再三交待孟昭月和别的军官:“卢氏在浙多年,纪律甚好,浙江人民对他的感情也很不错,现在我们既要想在浙江做事,第一要顺人心,你们切须遵守纪律,要比卢永祥的兵更好,莫要胡乱抢劫,坍我的台!”因此孟昭月等都十分谨慎,不敢让士兵们在外妄动,除在福建胡乱捞些外快,到了浙江以后,果然不曾大烧大抢。可是零碎部队,却难免仍有不规则举动。


  有些兵士,因衣服单薄,身上寒冷,便背着草荐上岸,宛然和叫化子一般,哪里配得上讲什么军容。更有几件可笑可恨的事儿,不能不趁便记述一下。一件是衢州乡下,有一家人家,正在娶亲,孙军部下,有三个散兵,因不敢在城内打劫,便向乡下捞些油水。恰巧听说这家有人娶亲,便老实不客气的跑了进去。那些客人亲族,以及帮忙打杂鼓吹等人,见了三尊恶煞降临,不敢逗留,立刻卷堂大散,溜之大吉,逃之夭夭,只剩着新娘一人,蒙着红布,呆坐在床沿上。新郎何以也不管?未免太放弃责任了,一笑。三位太爷先到新房里翻了一阵,把些金银首饰和押箱银等,都各塞在腰里,再除下了新娘的红巾,觉得品貌实在不错,便老实不客气,把她带到就近山中一个破庙里,爽爽快快的轮奸了三日三夜,还要她丈夫拿出五十块钱来赎回去。真是可恨可杀。她这丈夫也不知哪里晦气,损失财物还可,谁料到已经讨进门来的娘子,还要先让给野男子去受用。如在胡适先生言之,则如被三条毒蛇咬了几口而已,也不打紧,一笑。


  一件是出在龙游交白姝的船上。原来那些交白姝因听说北兵到来,早已逃之夭夭,一个不留,只有几个七八十岁的老婆子,还住在船上照看什物。不料这天居然也有一位八太爷光降下来。那位八太爷在船上找花姑娘,北人称妓女为花姑娘。找了半天,只找到了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婆,一时兽欲冲动,无可发泄,便要借她的老家伙来出出火。那老妇如何肯依,忙道:“阿呀!我的天哪,我老了吓。”那八太爷笑道:“你老了,你几岁?”老妇道:“我今年五十六岁咧。”那八太爷笑道:“很好很好,你五十六岁,我五十二,不是很好的一对吗?老怕什么?好在我又不要你生儿子。”可笑可恨。说着,便动起手来。那老妇原属行家出身,并不是怕羞的人,便杀猪般的大叫起来。好在这里是通商要道,往来的军官很多,恰巧有一个连长经过,听得叫救命之声,急忙赶将进去,才把这尊恶煞吓跑了。


  还有一件是出在龙游城里的。这时龙游城内,因大兵过境,所有妇女,早已避往乡下,只有一家人家,母女两个,因自己托大,不曾走匿。有劝那妇人小心的,那妇人毫不为意。一天因为家中的米完了,这时男人怕拉伕,女人怕轮奸,左右邻舍,都已无人,只得自己出去设法。不料转来时候,就给两位八太爷碰到了。他们见这妇人虽已徐娘半老,却还白嫩可爱,便一直钉梢钉到她家里。不料又看见了她女儿,她女儿这时刚才十八九岁,正是俗语说的,“十八廿三,抵过牡丹”。龙游俗谚。那两个丘八,见了这么一个雪白滚壮的少女,如何不动心,便你争我夺的,把母女两个一齐按翻,干将起来。一次已毕,便又更调一个。两个丘八去后,母女俩方才着慌想躲避时,不料那两个丘八,又带领了七八个同类来。母女俩避之不及,只好听着他们播弄。一批去了一批来,竟把母女俩弄得腹大如鼓,一齐呜呼哀哉了。不但可笑可恨,而且可杀。


  还有兰溪王家码头,有一个女子,已将出嫁,不料孙传芳的贵部到来,这些八太爷都如猎狗似的,东一嗅,西一闻的,寻觅妇女,想不到这位女郎,竟被他们嗅着了。第一次进去了三个丘八,那女子知道决不能免,便悉听他们所为。不料三个刚去,四个又来。四个未毕,又来了三个。床面前整排的坐着,莫不跃跃欲试。这女子知道自己必死,诈说要小解,那群野狗子性的混帐丘八,见她赤着身子,料情她逃不到哪里去,便暂时放她起来。那女子竟开后门,赤身跳入钱塘江中溺死了。可杀可恨可剐。


  这一类事情也不知有多少。总计这一次遇兵,兰溪妇女死得最多,约莫有三四十人,龙游也有十多个,衢州倒不曾听到有奸死的。建德以下,作者虽不曾调查,想来也不在少数。看官们想想,这类军队,还配得上纪律吗?可是孙传芳既处处向人夸口,自己的军队如何好如何好,这些所谓浙江的官绅们,本来只知大帅长、大帅短的拍马屁,哪里还敢说这些事情,只有顺着他的意思,随口恭维几句。那孙传芳真个如同丈八灯台,照不见自己,深信自己的部队,果然纪律严明,比卢永祥的部下更好了。 (《民国演义》)


这是果然没有大烧大抢的结果,那么平常的一贯作风会是什么结果,真让人毛骨悚然了。


再看看还是江南,著名水乡周庄一位医生朱润苍所著的《贞丰八年血泪录》


这书虽然说得是抗战八年日寇的累累罪行,但是书中古镇第一次灾难却是抗日的国军干的:


“人心惶惶,午后溃军陆续过境,拉夫捉船骚扰,群众相顾失色。入晚溃军过境愈多,居民皆相率私议迁避方针”。朱润苍在日记中如此记述。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日本侵略者首次向周庄的白蚬江许家港投下数枚炸弹,拉开了周庄受欺凌的序幕。至十月初八,上海战事我方失势,敌军紧逼浦南阵地,国民党部队路过周庄,“一部分不守纪律之辈,向当地勒款筹銄”。至十月初九日,区长、镇长、公安分局局长等纷纷逃遁而去,各办事机构群龙无首,自动解散,“沦陷区惨像揭幕”。


又如《冯玉祥自传》里记叙当时湖南常德因为南北大战,北方北洋军来了烧杀掳掠、南方革命军来了一样烧杀掳掠。弄得当地百姓只好挂日本太阳旗免灾(其实几千到几大洋买来的膏药旗还不正宗,但足以保命了):


  我们刚到常德的时候,一进城就看见许多商店门前挂着日本国旗,街头上并张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布告,这使人惊奇极了。我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本租界,怎么有这种景象呢?马上就请薛子良四出打听。打听出来了,说这是商家的把戏,商家为避免溃兵抢掠,无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舰保护。因为常德一带是南北军交哄的要冲。北军胜了,南军溃退时要大肆劫掠,南军打胜,北军溃退时,也是把商家抢劫一空,等到南北军都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又来趁火打劫。商民无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


……当天晚上,街面上的日本旗统统撕毁。同时又去找来日本兵舰的舰长,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街上张贴那种布告。那舰长说:

  “这是贵国的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不过总觉得很是遗憾。”

  说的很委婉客气,也就只好不加深究,只把那些布告派人撕毁,不许他们再有这种侵害我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至于那些日本旗从哪里来的呢?查询的结果,知道是城内一家鲁东洋行出卖的。但这所谓洋行,只雇用一个日本浪人做着幌子,其实店老板却是中国人。我派人检查他的账目,上面写的明明白白,每面日旗的价钱,有三元的,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多至二千元的。把老板和那做幌子的日本浪人都抓了来,问老板何以做这种欺骗商民,污辱国家的无耻买卖?他说:“因为有人家需要,我们所以办这个货。”问那日本浪人,答说:“老板每月花五十元雇用我,我是为的生活。他做的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两个都是奸宄,没一个好东西!”当即把那日本浪人驱逐出境,店老板看押起来。

  当日查看账目,共计卖日本旗所赚的钱在六七千元以上,


而某举人出身的临澧镇守使王振亚又是怎么鱼肉当地的:


津市是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街道店铺规模颇大,胜过河北、山东的府城。王振亚在这里闹着一个银号,发了数十万的纸币,门上贴布告,不准兑现。他用这种纸币办大批的米,大船大船地运到汉口出卖,赚了现钱,回来又印发纸币。因此人民颇为衔恨,我到了津市,和他谈话,我说:

  “我们的弟兄到贵地,用现洋在街上买东西,找回的零头,七角八角的,都是你银号里发的不兑现的票子,怎么带到别的地方去花?你看这事怎么办?”

  他就笑了。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请我的军需和他的军需去商量,必定可以设法的。我们队伍刚入湖南界,总要和当方避免闹意见才好,所以也只好由他去了。原来他对于外来的军队却是很客气的。

  王振亚是前清的举人出身。他镇守使署有着几营人,几营的官长,都是他的子侄充任。我真不明白他是在办国事,还是在办家事。过了二年,王振亚即被他的镇守副使卿衡所杀,财产亦倾荡无余。这种结局,是必然的,一点都不足怪。



就是 如今被盛赞的阎锡山、张作霖,一样不是什么好鸟,想当年辛亥革命,袁世凯上台后,认定各省督军都是起义,唯独不认山西阎锡山,声称其为土匪,就是因为阎锡山所谓太原起义根本就是纵兵大掠。而看看直奉大战,东北军入关,北方百姓可是惨叫红胡子入关了,就明白张大帅的军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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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因为课本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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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换代的群体中,老共算是比较厚道的一个了,更厚道的还有曹丕,赵大朗等人,但是他们本身属于窃国者,我们这里不提。

就民国军阀那些德行, 就民国军阀那些德行,说实话,要是同等资源开局,没一个能打过老共的,基本上连有效地防御都组织不了几场。

其实民国的军阀还有那么几个有点能力的,比如袁世凯,虽然死之前昏了次头,但是大半辈子过得还是不错的,成就不低。

但即便是袁世凯,其最辉煌的时候也没有解决钱的问题,相信大家都知道善后大借款这个东西,过了几年借来的钱花完了,袁世凯也gg了,大小军阀们也就开始彻底傻眼了,没钱了啊。

没钱就要想办法,军阀们还真能想出办法来。

一个办法是老传统,演吃卯粮,就像汤师爷说的一样“前几任县长把鹅城的税收到九十年以后了,也就是西历2010年”,这不止是句戏言,在民国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不过是不是收到90年以后不清楚),像鹅城的百姓一样穷的只剩裤子也有的是。

另一个办法就是种鸦片,鸦片这玩意来钱快啊,就像张麻子的老上级松坡将军蔡锷,他的部队就是靠云烟(云南产的鸦片)收入养着,要不你以为蔡锷为啥敢跟袁世凯触霉头?有钱不慌好吧。而种鸦片就导致了另一件事——种不了粮食,鸦片这玩意是能赚银子,可是银子一不能吃二不能喝的,军阀们买枪买炮用银子,老百姓不能吃银子啊,当年又不跟现在一样随随便便就进口进来了,鸦片种多了,粮食就种少了。少了就要涨价,甚至有价无市。这就导致饥荒这种事在民国属于司空见惯的。《1942》大家都知道吧,看了其实很震撼人心的,可是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这么大的一场饥荒,历史基本没有记载呢?

因为这种事在民国太普遍了,跟1942里饥荒同期的就有大大小小好几场饥荒,就像下雪一样,南方人第一次见可能很新鲜,但北方人见多了,其实也就那样。

钱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既然有钱了,不顺手捞点,那像话吗?毕竟大家跟着你干不就是为了荣华富贵?先捞了再说,反正钱不够最后饿着的是那些死丘八跟泥腿子,关我毛事。所以民国的军队,内不能安民,外不能御敌:民国的饥荒,不管上边拨了多少赈灾款子,最后还是愈演愈烈。无他,你刮一层,我刮一层,最后发到灾民手里的,怕是换成糠都不够吃喽。

就这样的军阀,老共还一口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参与者,阶级的局限性,外国势力把控身不由己。功劳大大赞扬,过错一笔带过,你说说,世界上还有老共这么厚道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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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呢,是想等8月30发文章的,但今天在时间线上看到了这个问题,就今天吧


红军不叫“兵”(在中国这是一个很遭反感的字),而称自己为“战士”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我们来看一份字写得不错的电报

匪化已深之区域,非准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不能铲除匪根。

即推剿匪之剿字,其意义亦必以刀入匪巢杀戮尽净之意,否则不足尽剿匪之义、而乃养匪贻患而已。务令各部烧杀勿论为要。

中正


这是常公1933年8月30日写给河南军阀刘镇华,湖北军阀徐源泉的电报,目的是为了配合将于一个月后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刘镇华边上红25军留守的鄂豫皖苏区,他接到这封电报后做了什么呢?

徐海东:“到1933年12月,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在那一年的战斗中,我们从白军手里夺回了一些这样的地方,但我们回来时发现原来是肥沃的大地现在几乎成了沙漠。只有少数老头儿、老太婆留下,他们说的情况叫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对中国人会犯下这种罪行。

  “我们在1933年11月撤出天台山老君山,这两个苏区当时有六万人。两个月后我们回来时,我们发现这些农民已被没收土地,房屋被烧掉或炸坏了,整个地区只有不到三百名老人和少数病儿。我们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

  “白军一开到,军官们开始把妇女和姑娘分开。凡是剪短发或放脚的都当共产党枪决,剩下的由高级军官挑选好看的给自己留下,接着由下级军官挑选。剩下的就交给士兵当妓女。他们告诉士兵,这些都是‘土匪家属’,因此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些地方许多青年都已参加了红军,但凡是有留下来未走的,都想杀死白军军官报仇,甚至一些老人也是这样。但是谁有抗议表示,谁就被当作共产党枪决。没死的人告诉我们,白军中间为了分女人发生争吵,打了起来的也不少。这些妇女和姑娘在遭到奸污后就送到城市里去卖掉,那些军官只留少数长得好看的当小老婆。”

“你是说这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

  “是的,他们是汤恩伯将军的十三集团军和王均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夏斗寅、梁冠英、孙殿才将军也有责任。

徐海东谈到另外一个县,湖北黄冈县,红军在1933年7月从王均将军手中收复:“在句容集镇上,原来一条街上苏维埃合作社生意兴隆、人民安居乐业,现在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几个老人没死。他们领我们到一条山沟里,只见有十七具年轻妇女的尸体,赤条条地在阳光中躺在那里。他们是在遭到强奸后被杀死的。白军显然是很匆忙;他们只有时间剥下一个姑娘的一条裤腿。那天我们开了一个大会,全军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我们大家都哭了。”

  “不久之后,在麻城,我们到了我们以前的一个运动场。在一个埋得很浅的坟地里,我们找到了十二个被杀的同志的尸体。他们身上的皮给剥掉了,眼珠被挖了出来,耳朵鼻子都给割掉。看到这个惨象,我们都气得哭了出来。”

  “同一个月,也在黄冈,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到了欧公集。这本来是个兴旺的地方,现在却荒无人烟。我们在镇外走,看到一个农民的茅屋在冒烟,那是在山边上,我们就有几个人爬了上去但是发现里面只有一个老人,他显然已经疯了。我们再走到山下,终于看到了长长的一堆男女尸体。一共有四百多个,他们显然是刚被杀不久。有些地方血有几寸厚。有些妇女尸体旁边还有紧紧抱着她们的孩子。许多尸体都是摞在一起的。”

  “我突然看到一具尸体还在动,过去一看,是个还活着的男人。后来我们发现有好几个还活着,一共有十多个。我们把他们抬了回来,包扎了他们的伤口,他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是从镇上逃出来躲到山沟里来的,在空地里露宿。后来白军军官带部队来,在山边上架起机关枪,对下面的人开火。他们开了几小时的枪,以为都打死了,便看也不下来看一眼又开走了。”

  徐海东说,第二天他带全军到山沟里,给他们看看死难者的人,其中有些战士认出他们认识的农民,这些男女有的曾经给他们找过住的地方,卖过瓜给他们,或者在合作社作过交易。他们看了极其难受。徐海东说,这次经历加强了他的部队的士气,使他们决心要死战到底,在这最后一次大围剿剩下的十二个月当中,二十五军没有一个人开过小差。

“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时,”他继续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死人。我们曾经进了一个村子,看上去似乎是空无一人,我们到烧毁的房子里一看,就会在门口、地上、炕上发现尸体,或者藏在什么地方。许多村里连狗都逃走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需要情报员注意敌人动向。我们可以根据烧掉的村镇在天空里飘起来的烟,很容易地跟随他们。”

  我从徐海东和别人那里所听到的事情,这不过是其中很小很小的部分。这些人在那可怕的一年中战斗过来,最后终于西撤,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的人力“基地”被破坏了,青年人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整个地方失去了活力。后来我又同许多鄂豫皖来的战士谈了话,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比这还惨。他们不愿再谈他们看到的惨景;他们只有在我追问的时候才说很显然,他们的经历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永远地留下了一生之中不可磨灭的阶级仇恨。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刘镇华边上是贺龙1928年开创的湘鄂西苏区,我们就从1928年开始

贺捷生:我的叔叔贺文掌,大革命年代,他因参加武装斗争遭敌人逮捕,敌人要我父亲贺龙送五万大洋便可放人,但送信的人遭到我父亲一顿怒斥,敌人随即将我这个年仅15岁的叔叔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我的四姑贺满姑,是一个闻名湘西的双枪女英雄,1928年桑植起义后,在当年5月的一次作战中,被敌人包围,在弹尽粮绝中,她同她的二子一女同时被捕。敌人对这样一个30岁的女红军最后用了极刑,我四姑在敌人五马分尸的惨烈手段下英勇就义。至死她都顽强不屈。我的大姑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原型)、二姑贺五妹,她们两人牺牲在同一次战斗中,同样英勇悲壮。他们为了什么?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全民族的彻底解放。

1927年我父亲率兵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得知消息开始拉拢他,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送他,企图收买贺龙一颗效忠心。但这丝毫不能动摇贺龙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脱下皮鞋穿草鞋,毅然决然率领包括3000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浩浩荡荡地开赴南昌参加起义,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有了自己的一支革命武装。起义之后,敌人出于对贺龙的仇恨,对我的家乡桑植洪家关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屠戮。在“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的叫嚣声中,“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贺氏族人一次就被杀害80多人。

注:以上是公开说法,贺满姑牺牲的另一说法是被凌迟。


1937年贺龙任120师师长, 常公想施以笼络,问贺龙:云卿,你家里可好?

贺龙:房子不知被烧了多少遍,人嘛,都被你们杀光了,只剩下我一个拿枪的了。

常公:……


后来常公约见彭德怀,也想施以笼络,问他家中有何困难,一定予以关照。

彭德怀:承委座垂询,早蒙何键主席关照过,连三代祖坟都挖了,家弟二人至今流落他乡。

常公:……

常公想老这么尬聊太难堪了,得表示表示,1940年,潭株警备司令部,伙同湘潭县政府及地方恶霸带领枪兵三十余人,于十月四日凌晨到彭家围子搜捕,彭荣华同志当场被枪杀。彭金华同志被抓走,七天后被秘密杀害于易家湾凤形山。


手下如此 ,身为军阀总头目,蒋记匪帮的老大又如何呢?

蒋中正总统五记 > 困勉记 上、下 > 困勉记上 > 卷十九

民国二十年八月至九月

八月二十二日,自南京以逸仙舰西上,在舰中,考虑曰:「此时剿匪,应一面烧山焚巢,一面分筑据点,一面开辟道路,以求歼灭主匪。以计度之,宁都、兴国、石城、广昌匪化最深之区,黄陂、小佈、龙冈、东固根深蒂固之巢,皆为我佔领,匪已被围一隅,不得设施活动,且其粮秣亦必不多,如展我时日,未有不为我歼灭者也。」

《蒋中正电示熊式辉派飞机散布火油令各部准备焚烧匪巢》(1931年8月21日),

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60038。

“对匪巢只有焚烧,才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使皮带或分水壶分布火油

每区约焚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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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课本表述应该是最轻的。因为历史课本描写军阀,只会说“反动阶级”、“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之类的概括语。

如果你打开民国时期的报纸,就会看到很多血淋淋的例子。

你会发现,民国军阀不是空洞的十恶不赦,而是立体的无死角的十恶不赦

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

民国时河南商城县的县长顾莹,也叫顾敬之。他虽说是县长,但实际是红枪会出身,在商城称王称霸,本质就是个军阀。

以下文字出现于1946年11月16日的《申报》:

·豫南“土皇帝”入狱

十三日航讯 本报开封记者王瘦梅

驰名豫南的“商城王”顾萤,被河南省政府免职扣押了,这好像一只猛虎抓进了笼子里。

商城八年来被死亡的恐怖笼罩着,早已经失去了光明和正义,没有了公理和法律,变成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人,就是恐怖制造者的顾萤

顾莹,头脑简单,毫无常识,一个十足的“土豹子”。他没有读过什么政治军事书籍,也没有看过什么公文卷宗,脑子里只有一个“杀”字。他是以红枪会起家的,远在抗战之前,他在某军阀庇护下,在商城新生乡一带组织红枪会,纠合土匪流氓于一团,某军阀是想利用顾莹扩充实力。顾莹也想借这个机会,奠定武力夺取商城的基础。他已拥有相当雄厚的武力了

抗战初期,因我军事失利,狂暴的敌人于占领京沪之后,沿江西进,武汉情势岌岌可危,为布置保卫大武汉,白副总长对大别山的门户商城十分重视,因为商城如果沦陷,敌人即可越过商城直抵武汉。因为商城的重要地位,连着商城的地方武力也被重视了。而当时在商城拥有雄厚武力的顾莹,态度暧昧,白氏以为这支武力,无论如何要应用在自卫卫国的正道上,否则这批武力不投敌、必投奸

因此,顾莹被任命为游击队长和商城县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给他以施展抱负的好机会。他掌握了军政大权之后,立刻决定了两种作风:一个是以屠杀制造恐怖,以恐怖达成统治的目的。一个是加强商城的特殊化,他在商城特殊的军事政治地位,一直在这种作风下保持到被扣为止。河南省府对商城的真实情形,也是在最近才弄清楚。

好杀,用杀来立威,用杀来消除异己,凡是与他有仇的他都要杀,凡是不服从他的他也要杀。七八年来,在他的屠刀下,杀掉的著名正绅,计有洪襄卿、梅友香、胡显阁等,或全家被活埋,或个人被他暗杀掉,简直不可计数

三十二年十一月间,商城省立信阳师范分校学生因细故发生风潮,顾莹以县长地位维持校务。到校后在总理纪念周中,暗示打手将好学生鲍其福当场枪毙,全校学生哗然,事件发生第三天,记者抵达该县,闻之骇然,但听不到一个人对此发表意见。记者再三询问他们,但没人敢说关于顾莹的一句话。奇怪的是,死者家属竟到县城内备办酒席,请顾莹县长吃酒。

在酒席上,家属正式向顾县长道歉:小儿该死,顾县长不要生气,不要和我们一般计较。顾莹的凶恶,被征服民众的可怜,由此可见一斑

记得记者和这土皇帝会面的时候,他曾坦直和得意地告诉记者:

商城地事情很好办,我的命令下去,指到哪里,办到哪里。他们都知道我的脾气,比如禁止赌博,我贴上个条子,就写上四个字“禁止赌博”,如果我的便衣队再发现他们赌钱,就投一个炸弹,让他们都回老家去。“

”还有处置妓女,记得有一天,我觉得妓女要不得,立刻下令,命令妓女即日离境,如果天黑以后在商城发现妓女,那就立刻活埋,妓女能不跑么?记得那天命令一下,妓女们连行李都不要,到天黑,没有一个敢呆在县境一百二十里内的。

顾莹的刑法很多,亦甚酷,不关刑事民事,不关案情轻重。听说该县西乡,有人与某姓发生田产纠纷,不知怎得,动了他的虎怒,他就把那家人全家活埋了,最后只剩下一个三岁小孩,他的卫士们见状甚惨,不忍再埋。

顾莹大怒道:斩草必须除根,留这个小畜生将来杀我么?于是他自己动手,挖了个坑,将这个小孩也埋了

顾莹身体健壮,有三个姨太太,这三个姨太太都是他抢来的女人,分住在蔡家洼、四方子、沈家坂三个地方。顾莹很会享受,他征工征料,在这三个地方大兴土木,在这建筑华丽的居室,合计华屋一千余间,墙的厚度达三公尺,据说迫击炮都打不穿。为了建屋所用的条石,他在险峻的悬崖上开了一条马路,被征调的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商城流传一句谚语:司令不死 我工不止。这谚语人人心里记得,口里说不得。

多年的司令兼县长,顾莹已是惊人的财主了。他现在已有良田一万八千余亩,而商城的民众每年纳完正粮外,顾莹以办教育为名,又向他们每石抽四斗至七斗,名曰”寄稻庄“。春季又抽麦每石两斗至三斗,除百分之一二办学外,其他的粮无人敢问。

上级的例行公文,顾莹是不重视的,他的县府秘书拿一个红色印泥图章,天天在那盖”该因奉此“的例行公事,下级看到后,将公文向架子上一放。顾莹另有一个自己用的蓝色印泥图章,下属看到蓝色的手谕,就是不眠不休也要完成。

顾莹对记者说:俺没读过三民主义,俺也不管他三民主义不三民主义,俺就是这样干法,也不管人家批评不批评

现在顾莹已经被扣了好久了,而且已经由省府警察局移交法院讯办,但商城人兴奋的面孔又多了一层阴郁,因为法院迟迟不宣判。他们害怕法院判顾莹一年或三年,顾莹一交保证金,又放虎归山,商城人民不堪想象了

今天河南民报和中国时报刊登了一个消息:中央社讯,前河南商城现在顾莹,经该县人士告发后,豫鲁监察使署派员到达商地月余,查获违法案件数十起,皆取得证据,提取纠举。引起社会愤慨,据闻省府亦派干员调查,调查报告书洋洋五六万字。其中草菅人命、贪污数字、盗用国防器材、袭击三十九军等项,简直无法无天。现闻该县告发人向开封法院提请起诉

这个消息发表后,社会人士都伸长了脖子,期望这个乱世魔王的末日到临,连顾莹刀下的冤魂,也日夜在开封地方法院门口等着消息!

(完)

PS: 顾敬之,又名顾忠肃、顾莹,商城县达权店乡人。1948年开封解放时,顾趁机逃出,先到南京,后至武汉,旋携眷潜柳州、衡阳,经广州至香港,去台湾。1972年死于台湾,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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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某些地摊文学爱好者有一种奇怪的癖好,正经先进、现代、文明的政党政治不喜欢,总是喜欢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捧土匪、军阀、流氓黑社会的臭脚。似乎总在怀念某种散发着封建臭味的阴魂一样。

先有蒋介石、杜月笙,后有马步芳,张作霖,都他娘的是爱国者,都快被吹成英雄圣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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