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民国时期农民生活水平怎么样?

回答
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一个复杂且充满地域差异的话题,不能一概而论。总体而言,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甚至可以用贫困来形容。然而,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也存在着一些相对好一些的农民。

以下将从多个维度详细阐述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平:

一、 经济状况:贫困是普遍现象

土地问题: 这是影响农民生活最根本的因素。
地主经济: 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大多数农民是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率普遍很高,通常在收成的50%到70%之间,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大部分收成都要上交给地主,自己留下的仅够勉强度日。
小农经济: 即使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由于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抗灾能力弱,也常常处于贫困边缘。一旦遇到天灾、疾病或战争,很容易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雇农。
雇农: 完全没有土地,靠给地主或富农打工为生,工资微薄,生活没有保障。
低下的生产力:
落后的耕作技术: 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耕作工具简陋(如木犁、石磙),效率低下。
缺乏化肥和良种: 农民难以获得优质的种子和化肥,产量难以提高。
灌溉和排水系统落后: 极易受旱涝灾害影响。
沉重的赋税和捐税:
除了地租,农民还需要承担各种苛捐杂税,包括国家税收、地方军阀的摊派、各种名目的捐款等。这些税负往往是“有无皆重”,不论收成好坏,都要缴纳。
单一的收入来源:
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仅来自农业,一旦收成不好,便无其他经济来源。少数农民会从事一些副业,如养蚕、编织等,但规模有限。
商业化程度低,货币流通不畅:
在许多偏远地区,仍然存在着以物易物的现象,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农民难以通过市场交换获得更多的利益。
贫富差距:
虽然普遍贫困,但农民内部也存在阶层分化。少数富裕农民(地主、大富农)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生活相对优渥。但绝大多数农民(中农、贫农、雇农)则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二、 生活条件:艰苦与基本温饱是常态

饮食:
主食单一: 大多数地区以粗粮为主,如玉米、高粱、小米、番薯等,精米白面是奢侈品。即使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也只是偶尔能吃到。
副食匮乏: 食物结构单一,蔬菜、肉类、蛋奶等是稀缺品。很多农民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蔬菜也多是自家种植的普通品种。
饥饿与饥荒: 天灾人祸(战争、旱涝、蝗灾)导致歉收时,饥荒频发,饿死人的情况屡见不鲜。
衣着:
粗布衣物: 大部分农民穿着粗布衣服,颜色单调,款式朴素。衣服往往是缝缝补补再穿,一件衣服穿好几年。
御寒不足: 尤其是在寒冷的北方,很多农民在冬天没有足够的衣物御寒,容易生病。
住房:
简陋的农舍: 大多数农民居住的是茅草房、土坯房或砖瓦结构的简易房屋。房屋普遍狭小、阴暗、潮湿,采光和通风条件差。
缺乏基本设施: 没有自来水、电、煤气,更不用说卫生设施。洗澡、如厕等都非常简陋。取暖主要靠烧柴火或土炕。
医疗:
缺乏医疗条件: 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没有医院或诊所,即使有也往往非常简陋,设备缺乏,药品短缺。
赤脚医生与传统疗法: 农民生病主要依靠家庭成员照料或请赤脚医生进行简单治疗,一些人则依赖传统的民间疗法。
疾病高发: 由于生活条件恶劣、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农民疾病高发,如肺结核、伤寒、痢疾等。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非常高。
教育:
文盲率极高: 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农村地区缺乏学校,即使有学校,学费和学习的成本也对贫困家庭来说难以承受。
知识传播受限: 缺乏教育意味着农民的思想相对保守,对外界的信息了解有限,难以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

三、 社会状况:动荡与不安是常态

政治动荡与战争: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兵役和征发: 农民常常被强行征兵,成为炮灰。军阀或军队会征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和劳力,给农民造成沉重负担。
战乱破坏: 战乱直接破坏农作物,摧毁村庄,导致家园破败。
社会治安差: 土匪、盗匪横行,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农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常常受到威胁。
社会习俗与观念:
宗族势力: 宗族在农村地区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影响着农民的生活。
传统观念束缚: 一些旧的社会习俗和观念仍然束缚着农民,例如重男轻女、迷信等。
社会流动性低: 农民的社会地位通常很难改变,上升渠道狭窄。

四、 地域差异: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有别

沿海发达地区 vs. 内陆落后地区:
沿海地区(如江南、两广): 受商业经济和外来文化影响较大,部分地区土地相对分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较高一些,可能更容易获得一些如棉布、食糖等商品。一些靠近城镇的农民也可能通过兼业(如手工业、贩运)增加收入。
内陆贫困地区(如西北、西南): 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土地高度集中,贫困问题更为严重。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常常面临饥饿和生存的威胁。
农业发达地区 vs. 自然条件差地区:
即使在同一区域内,农业发达、水利条件好的地区,农民的生活也会相对好一些。

五、 结论:

总而言之,民国时期中国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处于贫困、艰难、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他们辛勤劳作,却常常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挣扎。低下的生产力、残酷的剥削、沉重的赋税以及持续不断的战乱,共同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底层现实。虽然存在个体差异,但整体而言,民国时期的农村社会是一个饱受贫困和动荡困扰的社会。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民国政府的不同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以及社会经济政策的变化,农民的生活状况也存在一定的波动,但整体的贫困基调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才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

网友意见

user avatar

我奶奶小时候她家在鸡街镇上开了一家小米线馆,店外面经常有人挑着菜来卖,其中有一个农民会在关门时候帮忙打扫下店门外的卫生,时间长了这农民就和奶奶一家比较熟了。奶奶她时不时会倒碗水给这个农民喝,那时候就问这个农民吃不吃米线,这个农民说要攒钱他不吃,请他吃米线他又说他不好意思白吃白喝。然后有一天这个农民突然消失了,问其他人才知道他跳河自杀了,自杀的原因很简单——他攒了几年的钱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连买碗米线都不够了。

user avatar

引自《剑桥中华民国史》文字记录普遍显示,实际的困难困扰着农业。海关官员一直提到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运输和市场销售混乱,以及遍及全国广泛失控的水旱灾害。W.R.迈尔斯1931年从山东胶州报导,“回顾这10年(20世纪20年代),山东省经历了一系列自然的和政治的灾难;多数乡绅逃往城市寻找临时的避难处,而较穷苦的阶级则迁徙到满洲”。到1931年,农业形势已变得十分严峻。一项关于14个省,包括大约2.8亿人口和全国主要农业区的粮食问题的研究报告说,就需求而言,供应短缺5%。③

这不仅仅是个农村人口暂时性的生存危机,而是一系列持续发生的混乱,结果产生了两种新现象。一方面,城市与农村发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分离,因而城市得不到从农村来的粮食和纤维时,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农村的苦难急速加重。大批人群从一个省迁徙到另一个省;饥荒,农民逃入城镇乞讨,妇女沦落,父母被逼卖儿鬻女,大量农村人口失业,农村普遍欠债和被迫出售土地,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上述论断。这些事从前是很少的,现在则是司空见惯。的确,粮食和棉麻的供应中断波及市场,进而波及城市和别的地区,在清朝也时有发生,但并非持续不断,不像1920年至1949年期间那样。尽管统计材料贫乏,谨提供我们现有的材料如下。

首先,在1921年至1941年间,中国变得更加依赖进口粮食。事实上,在这20年间进口粮食之多是空前的,因为农业生产和农村集市销售均遭到破坏,使大城市的粮价相对于其他物价上涨了,从而使得外国粮食第一次变得反而便宜一些。由表1可看出,在1886年至1920年间,每年净进口粮食在20万公吨至35万公吨之间。1906—1910年间进口粮食的增加,可以追溯到1907年超过80万公吨这一极高的进口量。在1880年以前,粮食进口有波动,但一直较低,可能每年在2.5万公吨以下。1886年以后粮食进口突然上升,是由于条约口岸城市的成长,以及华北铁路沿线内地新城市的建设。粮食逐渐从外国购买,直到农民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专业化生产为止。1920年以后,粮食进口急剧增加,在那10年里,每年进口接近100万公吨;然后,在1931—1935年间跳到200万公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粮食进口再一次跳跃;但1941年后下降,当时中国被封锁于国际贸易之外,国内的农业资源也由纤维和特种作物转到粮食生产。在饱受战争创伤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仅能自给。总之,我们的外贸统计表明,1920年以后,中国比先前任何时期更加依赖外国的粮食。

表1 中国年平均粮食进口和出口(公吨)

1867—1949年

虽然中国在1920年到1930年间的出口,比1890年到1920年间有更快的增长率,但这却不是农业出口的情况。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主要由农业原料制成的手工艺品的价值份额,在1920年、1925年和1930年,与1913年相比要低一些,并且下降了。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口贸易中手工艺品、粮食和纤维的数量与前20年相比,是停滞和下降的。

与前10年相比,20世纪20年代价格结构上也开始变化。在1913年至1920年间,南开大学44种粮食商品的价格指数上升了,但是与同期综合物价指数上升的比率相同。此外,粮食与纤维、金属、燃料和建筑材料之间的相对价格没有变化。然而在1925年至1930年间,粮食的价格比综合物价指数上升得更为迅速。在20世纪20年代,相对价格的类似变化在上海和广州也能看到。价格变化的这种趋势,深刻地反映了20年代主要城市粮食短缺的状况,比前几十年更为严重,这也证实在这10年间从农村运往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下降了。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农作物统计不可靠,因为作物播种面积明显少报,而产量测算来自很小的样本,可能完全不能代表全国。假定在20世纪20年代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转向出口贸易,可以想象粮食和纤维的综合农业产量,在这10年里围绕固定的趋向线波动,但是除了贸易趋势以外,确证是不存在的。然而在1929年至1937年期间,情况更为清楚,粮食和纤维的产量是停滞的,仅围绕稳定增长的趋向线波动。在1937年至1949年间,农业总产量,包括牲畜和特种作物下降了,但是在这期间粮食的产量可能很好地保持了稳定。原因在于农民把他们的资源从生产特种产品和牲畜,转向维持生活必需的粮食产量。

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不完整,看来似乎有一个明确的趋向,1920年以后供应外贸和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与1920年以前相比要少一些。而且1929年以后粮食的生产全然停滞不前。有大量的资料记述了农村经济状况长期内普遍恶化,短暂地恢复后又进一步恶化,据推测总的模式是大多数人的社会经济福利下降了。在这30年间造成农村市场更为不稳定有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需求结构的变化是迅速的,常常是不可逆转的,能迫使经济组织把土地和劳力资源分配到其他用途。如果资源所有者不能像需求变化前那样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农户的收入就会下降,土地和劳力就会闲置,资金就会从农业抽走。

第二,农户的资源或收入无偿地或以低于现行交换价值的价格被占用,使得农民不得不减少其开销和积蓄,因而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和交换。这种情况发生在国家或军阀的军队征收新税、没收农民资财,或征集农民劳力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时候。

第三,是市场对农村经济组织的产品总需求的突然下降。这种总的市场需求下降可能来源自白银出口,和随之而来的货币供应短缺。通常这会很快地伴随货币周转率下降,而后者又对所有商品和劳务的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市场需求下降也由于因军事行动而丧失重要市场,或破坏了贸易和运输。经济组织于是被迫举债或出卖财产,以支付生产费用。清理财产常常带来对财富重新分配的要求,这又使收入和土地所有权分配模式更不平等。

最后一个原因,是市场活动因经济组织对自然灾害不能预防,或无法自卫而遭到破坏。洪水和干旱,迫使农民降低销售,使下一季庄稼的种子退化,驱使许多人到别处寻找工作,甚至引起饥馑。一个地区余粮的最终下降,严重影响与正常贸易地区的交换,以致农产品的价格以及粮食和纤维的分配都受到不利的影响。

造成市场不稳定的这四个因素发生在1920年后的不同时期,强度也不尽相同。使它们的冲击不同于前几十年的原因,是国家和私人的经济组织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充足的时间,从前一次爆发的市场不稳定中摆脱出来,就被另一次市场不稳定所压倒。正是由于农村市场的不稳定更加频繁,农民在这30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我们不妨查阅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对造成市场不稳定的原因及其后果作一简要的考查。

20世纪20年代

1924年以后,至少有七种主要的出口手工产品开始在数量和价值上下降了;另外六种既没有增长,也没有下降。最重要的手工业——养蚕业和织布业——在这10年中下降了;其他农村工业如刺绣、地毯编织、草编、高档花边、榨油、造纸、茶和糖生产,也下降或停滞。影响养蚕业和织布业需求的变化,有必要评论一下。首先,合成纤维开始取代中国丝,而中国丝曾长期用于生产在西方主要市场出售的服装。1923年至1930年间,中国丝在纽约的价格下降了67%。这一更替迅速减少了浙江、福建、广东外贸公司对丝线和绸缎的需求。此外,合成纤维大量输入中国,以致逐渐把国产丝从杭州这样的市场排挤出去。西田伯太郎,一个丝织业的日本考察者指出,20世纪20年代后期,增长的合成纤维对中国的出口,是“最近期间”对萧条的中国丝织业的又一个严重打击。依他看来,这已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丝生产国。

中国的棉纺业也未能逃脱困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棉布价格上升给新的农村织布中心带来了繁荣,商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织机和棉纱以扩大布匹的生产。但是1920年以后,外国棉织品重新开始与手工布(土布)竞争。在天津和青岛的日本纱厂,以前把他们大部棉纱卖给中国商人,由他们提供给织布中心。但在1920年至1924年间,这些纱厂里的机械化织布机增加了三倍多。到1924年—1925年,这些纱厂已开始生产优于土布的机制布。当日本纱厂在口岸城市扩大生产时,中国纱厂仅能维持,受困于工人罢工、经营困难和缺少周转资金。少数像潍县(山东)那样的织布中心,设法获得了便宜的机纺棉纱供手工织布的需要,还能继续经营下去。但是这损害了别的像高阳(河北)那样的织布中心,它们廉价销售。1926年高阳仅生产了544125匹布,而1921年却超过100万匹。其他织布中心也受到同样的影响。

这一时期引起市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可能是内战。1924年至1927年发生了恐怖的暴行,使千百万农民遭难。明争暗斗的军阀们向农民征收各种新税和派款——这一负担又由于铁路阻塞和贮藏设备减少造成销售下降而加重。就是在1916年,22省中也只有9个省断断续续地爆发战争,但是在1925年至1928年间,暴力看来严重影响了大约15个省。山东遭到特别沉重的打击,每年有几十万农民由于害怕丧命而逃往别的省份。一份日本人对这一时期军事活动和农民自卫组织的研究报告,描绘出一幅各阶层遭受恐怖和苦难的情景。

不仅到处有纵火、偷窃、强奸,犹如野兽在肆虐,而且谋杀和绑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此外,征集的军粮被匪帮们抢走之后,各种军阀部队又强夺更多的粮食。就这样,同一个地方的农民遭到外来者接二连三抢劫。土匪和军阀的队伍逃走时鸡犬不留。人民流离失所,无以果腹,处境极为悲惨。他们离弃自己的家园;老人、青年和妇女都在向满洲和南方逃去。移民潮水般向外涌去;不管时光怎样流逝,同样的情况仍在继续。

频仍的自然灾害袭击各个省份,其严重与频繁即使在古时的中国也是不平常的。1918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万人丧生,317个县的庄稼严重受损。同年2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次年,台风袭击汕头;第三年,12个省份经受水旱两种灾害。到1924年和1925年,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冲击加重,因为大量劳力被投入战争,不能动员起来准备自救。云南在遭受严重地震后又遇洪水。另有六个省的庄稼遭受虫灾,洪水在黄河流域泛滥。⑤

这些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国内的许多地方农田荒芜。灾难的受益者是军阀的军队,他们的队伍由于增加了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而膨胀起来。这些军队里的乌合之众和歹徒,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麇集在一起,掠过乡村,破坏沿途的一切。这个国家的主要粮仓之一的湖南,实际上停止了向长江下游的城市运送粮食。

所有这些发展造成了普遍的农村失业。粮食进口突然增加,以供养大口岸城市。尽管政府的就业统计是极不可靠的,但它提供了灾难的一些征兆。据报导,1925年失业人口超过1.68亿,估计其中8700万是农民和乡村劳动者。稻米、小麦、面粉、烟叶和原棉的进口自19世纪70年代即有增加,但是速度很慢。然而1921年以后,它们的进口量达到空前的水平。在1921年和1922年间,稻米的进口量一度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间几乎又增加一倍。更令人吃惊的是,1923年至1924年间小麦进口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间增加七倍。面粉和原棉的进口也出现类似的猛增。

南京十年

正当农业危机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的时候,国民党和它的军队打败了北方军阀。1928年和平降临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与此同时,气候也变好了,带来了丰收。但是新的困难又摆在前面。虽然零星的战争还在一些省份继续进行,农民交纳的税收也较重,但是这些对农业人口不像1932年至1934年间某些事件那么令人不堪。从1921年到1931年,当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的打击下而步履维艰时,中国却受益于它的银元贬值,从而在出口的数量上和总值上都有提高。第一次打击随1932年失去满洲市场而来。第二次打击在1933年至1934年接踵而来,因为美国提高银价之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出口下降,银根激烈紧缩,商品价格暴跌。结果农村经济大规模萧条。

丝织和棉纺手工业原已深深陷入困境,在1932年至1935年间又遭到特别严重的打击。“失掉东北市场对于绍兴(浙江)丝绸的销售有极大的影响:1931年丝绸的产量是156000匹,每匹价32元,总值为5075200元。这与1929年相比减少了43000多匹,损失超过2000000元”。日本人占领满洲后,他们提高了进口税。这一行动,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有效地阻断了从烟台(山东)进口丝绸”。大连和整个南满的棉布进口商不再从中国市场购进棉布。对河北的饶阳、定县、玉田、灵寿县和江苏的通州、常德县,后果极为严重,足以使整个棉纺织业受到很不利的影响。村民对纱厂的棉纱需求锐减。

在1931年和1932年,当世界贸易开始紧缩时,中国手工制品出口也是如此,其中包括丝、特种丝织品、棉布、草编、纸、瓷器、毛竹、油料和麻布;这些品种一起构成了出口总额的大约50%。农村劳力大量用于提供这些产品,手工业品收入下降使农户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消费。至1936—1937年,这些手工业品的出口,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总值上,仍远低于1930—1931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它们的价格比粮食价格下降得更快。在1931年至1934年间,天津和上海的茶、烟、酒、牲畜、粮食、棉制品和油料的价格指数持续下降。不久产地的价格也下降了,农民们很快发现较低的销售价格不敷他们的单位生产成本。1934年陈翰笙的报告说,广东农民毁掉桑园,以致桑园面积下降30%以上。一项研究茶业的报告表明,该作物面积的下降相似。棉花生产的经济状况对农业人口来说,也同样令人沮丧。

近来,(1932年左右)世界经济崩溃更为广泛,已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国主要的棉花市场遭到世界棉花市场状况的严重打击,以致在我国各个棉花市场上生产成本都得不到补偿,因为在市场上买方已经下降。

同一资料来源,继续描述了陕西的棉花生产成本如何超过了市场价格的三倍。湖北和浙江棉花价格暴跌,也榨干了处于居高不下的成本和市场销售下降之中的农民。

但并不只是世界贸易的收缩摧毁了农村经济。1932年大量的银元开始从内地流向沿海城市,这是一个由美国银价上涨引起的金融资本流出农业的前所未有的动向。这正好发生在农村经济亟需贷款的时候。伴随着白银的外流,农业投资利润率急剧下降。1932年至1933年,上海的银行存款增加了一倍多。

农民们还得忍受另一个打击。过去中国不同地区因为旱涝灾害而遭受周期性的歉收时,地方官员有责任开仓放粮,或从外省购进粮食。但在这一时期,行政权能受到削弱,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成功地采取这样的措施。有些地区甚至开始出现饥馑。 1933年一个中国农村调查团来到陕西,在日志中描绘了乡村的悲惨情景。

7月4日(1933年)。我们调查了西碴磨村。西碴磨村有水浇地,水来自一条小河。当干旱发生时,小河干涸,水浇地变成了旱地。在这片水浇地上常种植鸦片,县政府从这块地上收税。今年三月农民不得不吃树皮草根。五月以来,他们除了草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们还吃油料的渣滓和麸糠等等。现在正在收割小麦,他们才见到面粉。他们将面粉与麦糠混在一起,加上水做成汤,称为“盆汤”。一个人一顿吃不到两块面饼,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顿。饿死、病死、逃荒、卖身为奴,是为常事……

7月15日。小唐村比别的村庄更穷得多。在1928年秋,这个村就有农民饿死。这个县小麦的价钱,是每斗八、九元,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县城的城门紧闭,以防农民进入。城里人担心一旦农民进得城来,他们就会偷走一切。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在许多农村地区是常事,这与列区荷芬和金所描绘的乡村多么不同啊!

在1931年至1933年间,富人和穷人一样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土地。引起的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极其复杂;许多人家把有钱人的地位让给了别人。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江苏、浙江、云南和广西的17个地区,抽样调查了155000户。抽样涉及的时期是从1928年至1933年。委员会发现,在八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增加了,在四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减少了,有五个地区没有变化。抽样还发现,富裕人家在14个地区减少了,仅在三个地区有增加。拥有一些土地但还获得工资收入的中等人家数,在13个地区下降了,在三个地区有增加,另一地区保持不变。贫穷的户数——指的是收入主要来自工资的人家——在17个地区的14个中有增加。许多富裕家庭既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经济地位。对获得土地的较深入调查也表明,江苏许多中等水平的人家,就在这一水平的人家总数下降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所有的土地。在1928年至1933年间,土地分配究竟变得怎样不平等,也许永远无法确定。但是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显然是席卷农村的市场不稳,而不是地位牢固的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控制了农村经济。

战争年代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在以后八年里,中国人与强大的对手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其后,在和平终于到来之前,他们又不得不经历了四年自相残杀的内战。一个战争中的国家不仅损失许多正常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也要冒丧失将来生产能力所依靠的资本的风险。战争的时间越长,要求人民为填补损失或消耗掉的资本作出的牺牲也就越大。生产和经济组织的破坏,伴随着社会的变化,使人们逐渐无视道德和习俗,并趋向以强凌弱。

1937年,日本人对华北的入侵,吓坏了商人和放债者,他们关闭店铺相率逃命。如此众多的军队沿大路和铁路运动——中国人逃跑,日本人推进——很快引起征募农村劳力和征用他们的大车和役畜。在以后几年里,除了几次大的战斗外,中国北方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但是1941年以后,中国的游击战加剧,而日本人以大扫荡报复。战争对华北农村总的影响很难确定,因为对破坏从未进行综合调查。一位中国学者根据1938年至1943年间的地方性调查,试图就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广泛影响做一个总的估计。

至于作物区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由商品作物转向主要的粮食作物。棉花种植面积是下降得最多的;小米、白薯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高粱是农家的主要口粮,日本军队阻止大规模地种植这种作物,以消除游击队利用庄稼地作为保护屏障。所以高粱的种植面积下降了。但是耕作总面积下降得很少。

1939年收成特别差,主要是因为气候恶劣。但是到1941—1942年总产量和单产量又恢复到1937年的水平。然后,从1942年开始,农业生产呈现严重下降。

在1943年以后,日本人强化他们的战争,征募了更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失去农时、役畜和人力短缺,以及农民大力转向更加自足,使耕作质量恶化,并使产量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可能从1940年到1942年的这三年是整个战争期间北方农业最稳定、最好的时期。

改变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劳力和役畜愈来愈缺少,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部分。1938年和193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云南,结果,像重庆这样的城市一夜之间扩大到三倍以上。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喜爱猪肉、鸡、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城市周围的地区生产不了足够的产品以满足需求。价格上涨了,农民于是把他们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劳力投向这些产品,而不是粮食,从而粮食又供应不足。到1941—1942年,稻米、小麦和其他粮食的价格开始比照特种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农民开始把更多的土地转用于生产这些粮食。与此同时,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许多青年脱离务农,而去工厂和到运输业做工,更不要说在前线服务了。到1943年,许多迹象表明,西南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农业生产在下降,尽管是逐渐下降。发生了干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农业劳动力。

在和平、稳定时期,农业生产可能会短暂下降,但会很快恢复。而在战时的条件下,当劳动力在播种、田间管理或收获时被抽走,生产就会持续下降。当然劳动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击最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周期有很大的地区差异,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样多的劳动力对生产的影响很不一样。

供应最大部分上市余粮的农户,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劳动力。虽然对农作物的需求引起了农产品价格上扬,但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农业劳动力的费用比许多作物的价格上涨得更快。我们知道,在1941年以后,这种情况在四川是非常严重的。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情况也是一样。到1943—1944年,许多农户受困于价格和费用的严峻压力,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播种面积。大的、富裕的农户仍有足够的土地养活他们自己。然而,削减播种面积造成了总产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其后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下降得最厉害。甚至向城市销售的粮食也下降了。

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1941年在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报告说,军队到处征用农民的大车,甚至农民的家庭成员。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们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周期性的征粮,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数量。几乎没有一个村能免除。虽然像郑州、洛阳这样的城市被日军占领了,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农民那样艰难。佩克描绘了40年代早期华中北部农村普遍的残酷景象。

赋税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农民都知道,如果天气不如人意,或者如犁头折了,牛死掉,他就要陷入严重困境。大批体格健全的年轻人被征走了——有些村庄约占他们的3/4——只有老人、孩子和孕妇在地里正常劳动,大多数家庭才能够维持下去。

在1949年和1950年,共产党的土改队来到北方农村,实地检查土改的进程。他们报告说,他们到达的每一个村庄,在1937年至1949年间,牲畜、农具、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在平原县(河北),1949年粮食产量仍低于1937年。对山东省49个村的一次调查,发现1949—1950年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低于1931—1936年的平均水平。农具供应量也下降了,粮食产量也低一些。

这些年的历史记录呈现出的农村贫困的惨淡情景,已被许多评论者加以说明——与我们在这一章前面部分提出的观点相左——作为情况从来没有什么不同,乡村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的证据。显然,农业中国为这30年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灾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栈》,第723、725—727、732、734—737页。

海关总税务司:《十年报告,1922—1931年》,第442页。

粮食进口包括稻谷、小麦和面粉;粮食出口包括高梁、小米、小麦和面粉。1867 年到1949年之间资料单位为担,以20担=1公吨的比率换算为公吨。 资料来源:1867年至1949年间的资料来自萧亮林(音):《中国外贸统计,1864— 1949年》,第32—33、83页。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3页。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14—15页。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 年)》,第126、184页。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22页。我已从该书列举的生产数据编出出产指数,并利用1935—1937年价格权数算出粮食出产价值以证实这一说法。

这类趋势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第15—16页列 举的九省农产品收成报告中是明显的。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4—65页, 贸易统计数字取自海关报告。

同上书,第3卷,第4页。

同上书,第3卷,第7页;东亚研究所:《中国缫丝的世界地位》,第63页。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840—1949》,第3卷,第5页。

同上。

同上书,第3卷,第17页。

同上书,第3卷,第18页。

同上。

同上书,第3卷,第19—25页。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9—589页。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09页。

满铁,小泽茂一:《中国的动乱与山东农村》,第3页。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9页。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59—660页。

同上书,第2辑,第632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6页。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74页。

吴大业:《世界经济衰落中之中国》,载方显庭编:《中国经济研究》,第1卷, 第45—56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392页。

同上书,第3卷,第393页。

查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396页无江苏棉织业,亦无 常德棉织业;第397页有常熟棉织业,第398页有南通(即通州)棉织业。据 此,原文“Ch′ang-te”(常德)疑为常熟之误——译者。

同上书,第3卷,第396页。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15页。

同上书,第3辑,第627页。

同上书,第3辑,第629—630页。

同上书,第3辑,第678页。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页。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页。

古岛和雄:《旧中国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载山本秀夫和野间清编:《中国农 村革命的发展》,第41页。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1卷,第25、28、30页。

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 10卷第1期(1948年6月),第65页。

同上书,第71—72页。

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 2月15日),第48页。

同上书,第51页。

王银元:《四川战时农工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4年6 月),第107—108页。

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第260页。

同上书,第312—313页。

应为山东剩——译者。

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149—150、 160—161页。

同上书,第224—236页。


类似的话题

  • 回答
    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一个复杂且充满地域差异的话题,不能一概而论。总体而言,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甚至可以用贫困来形容。然而,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也存在着一些相对好一些的农民。以下将从多个维度详细阐述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平:一、 经济状况:贫困是普遍现象 土地问题.............
  • 回答
    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表面上看,都包含着武装冲突、割据势力以及争夺地盘的特点,这与古代战争有相似之处。然而,将民国军阀混战等同于“拿着现代武器的古代战争”是一种过于简化和不准确的类比。 这种类比忽略了两者在多个关键维度上的巨大差异。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对比:一、 武器装备.............
  • 回答
    民国时期法币的贬值,绝非如一些历史书上简单概括的那样,仅仅是“国民政府滥发货币”造成的。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背后交织着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国际因素,如同一个被层层拨开的洋葱,每一层都有其令人心痛的真相。我们先来剖析一下“滥发货币”这个说法。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应对庞大的军费开支,确实加.............
  • 回答
    民国时期,中国军阀的数目之多,真是一个难以精确统计的庞大数字。与其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字,不如说是一个不断演变、互相吞噬、又分裂重组的动态过程。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这个问题,但要给出一个准确的“最多总共”的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我们得明白什么是“军阀”。在民国时期,军阀通常指的是掌握一定地.............
  • 回答
    民国时期的“抓壮丁”现象,绝非小说或影视剧里那些单一、脸谱化的场景,它是一段复杂、残酷,又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无数普通人命运的历史。要说“抓壮丁”,得先明白它出现的背景,以及它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首先,我们要知道,在那个乱世,战争是常态。无论是北洋军阀混战,还是后来的国共内战,亦或是日本侵.............
  • 回答
    谈到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权力、财富和腐败的紧密结合。蒋宋孔陈,这四个姓氏的联姻,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国民党政权,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绕不开的话题。那么,他们真的如传说中那般,全都贪腐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剥去历史的滤镜,更细致地审视。“四大家族”的崛起与权力网络首先,.............
  • 回答
    民国时期上海的经济巅峰,想精确地折算到现在某个城市的绝对值,这简直是个天大的难题。经济规模这东西,就像一张不断拉伸的橡皮筋,而且上面还标着不同的刻度,要对标到现在的尺度,还得考虑到无数个影响因素。不过,咱们可以试着抽丝剥茧,从几个角度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上海,然后“大约”地类比一下。首先,咱们得把民国上.............
  • 回答
    关于民国时期教授工资是否比现在大学教授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且难以简单概括的论断。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或“否”,因为涉及到许多不同层面的比较,包括购买力、社会地位、福利待遇以及不同时代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到那个烽火连绵、百废待兴的民国时代。那时候,大学教授的地位确.............
  • 回答
    民国时期,一个被历史车轮碾过又充满变革的时代,其残酷性体现在方方面面,深深烙印在那个时代的土地和人民身上。要详尽地描述它,恐怕需要翻开无数尘封的史书,但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的切面去感受那份沉甸甸的重量。1. 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民国时期,可谓是“乱世”二字的极致体现。从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混战,到国民党.............
  • 回答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深刻地体现在了各阶层的生活条件上。笼统地说“民国时期”有些过于宽泛,因为这段时期从1912年延续到1949年,期间经历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政权,以及各种内战、抗日战争等重大事件,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的生活。但我会尽量为你描绘.............
  • 回答
    好的,我们来详细探讨一下民国时期“骂军阀”的行为是否可以被视为“道德绑架”,并尝试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为了更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明确几个核心概念: 民国时期: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时期充满了动荡、革命、内战以及对外战争.............
  • 回答
    民国时期的军阀为何事后责任不被追究,甚至还能继续为官,这背后牵涉到复杂的历史、政治和权力格局,并非简单的善恶对错可以一概而论。而将朱毛(以及其领导的红军)与传统意义上的民国军阀进行类比,尽管在某种层面上看到了其武装力量和政治争夺的相似性,但从根本性质和历史进程来看,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下面我将分别从这.............
  • 回答
    要说民国时期的西北军,那真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史书。他们穷得叮当响,但打起仗来,却能让那些手握先进武器的“洋枪队”都头疼不已。这其中的门道,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一、 并非“穷”得一无所有,而是“相对贫困”下的“生存之道”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穷”这个概念在西北军身上,更多是一种相对的贫困.............
  • 回答
    民国时期的教育,要说是否“走在世界前沿”,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一概而论,而是需要我们细致地审视其历史背景、发展脉络以及与同时代其他国家教育的比较。简单地说,民国教育在某些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展现出了迎头赶上的雄心和努力,但要称之为“走在世界前沿”,则需要更谨慎地看待。时代背景与教育的巨变首先,我.............
  • 回答
    民国时期,中国大地上涌现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建筑事务所,它们如同一股股清流,为古老国度注入了新的建筑生命力,也为我们留下了至今仍令人赞叹的建筑遗产。这些事务所,无论规模大小,都肩负着时代赋予的使命,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探索着属于中国的现代建筑之路。要说起当时活跃的建筑事务所,不能不提那些由留学归来.............
  • 回答
    民国时期,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群星璀璨的时代。无数国学大师、政治家、史学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的名字至今仍镌刻在中国文化的长卷上。“乱世出英雄”固然是原因之一,毕竟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个人的才能和勇气更容易被看见和激发。然而,仅仅将此归结于乱世,未免过于简单了。要想探究其深层原因,我.............
  • 回答
    说起我祖辈在民国时期的生活,那真是一言难尽。日子是过的,但要说“好”或者“不好”,又好像都包含了一点。我的祖父,他是在南方一个比较小的县城里长大的。那时候,县城里也有一些新事物,但大部分人还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他家里是做点小本生意的,开了一家杂货铺。卖些针线、布匹、油盐酱醋,还有一些零碎.............
  • 回答
    民国时期的重工业,要说“退步”这个词,得先弄清楚起点和终点的概念。如果把清末的重工业水平简单理解成零基础,那民国时期无疑是有了起色,并且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但如果把“退步”理解为从一个上升趋势被打断,或者发展得不如预期,那倒是能找到不少原因。咱们得先看看清末那点儿家底。曾国藩、李鸿章那一批人,搞洋务.............
  • 回答
    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确实投入了巨额的财力来维持和发展庞大的特务系统。这并非因为政府“钱多得没处花”,而是出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政治需求和战略考量。理解这一点,需要深入分析当时中国的内政外交,以及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一、 严峻的内外环境催生了“安全至上”的逻辑民国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
  • 回答
    民国时期,军阀们筹集军饷的手段五花八门,可以说是费尽心思,无所不用其极。这背后是那个时代政权不稳、中央乏力、地方割据的必然产物。他们的军饷来源,既有正规的财政收入,也有各种非法和掠夺性的方式,共同支撑着他们那一支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一、合法的财政收入——杯水车薪,难以满足尽管名为“军阀”,但他们手中掌.............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