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为什么有足够的钱去发展那么多（数万，数十万）的特务？
一、 严峻的内外环境催生了“安全至上”的逻辑
民国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国民党政府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其统治基础并不稳固，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威胁：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共产党在根据地发展壮大，组织严密，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为了镇压和瓦解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国民党需要一个高效的情报和特务网络来渗透、搜集情报、策反、破坏以及在关键时刻进行清剿。
其他政治派别和地方势力的挑战： 除了共产党，国民党也需要应对其他党派、以及不受中央控制的地方军阀势力。这些势力在特定时期也可能对国民党的统治构成威胁，需要情报系统进行监视和分析。
日本侵略的外部压力：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升级，最终爆发了全面抗战。在战争期间，国民党作为正面战场的主力，需要及时准确地掌握日军的军事动向、战略部署，同时也要防范日方可能进行的间谍活动。
社会思潮的涌动与复杂性：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剧烈、思想多元的时代。各种新思潮、新文化涌现，对旧有的政治体制和思想观念构成冲击。国民党政府需要通过特务系统来监控和引导社会舆论，压制“不利”的言论，维持其意识形态的统治。
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下，国民党政府将维护政权安全放在了极高的位置，认为“情报先行”、“特务治国”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巨额的开支，在他们看来，是“必要之恶”或“战略投资”。
二、 特务系统并非单一机构，而是多头并进的“大伞”
“数万、数十万”这个规模，并非指向单一一个特务组织。国民党时期，情报和特务系统呈现出一种 多元化、部门化、甚至是相互竞争 的局面。主要的特务机构包括：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这是国民党时期最著名、规模也最大的两大特务机构。
中统： 主要负责政治情报、党务特务工作，渗透国民党内部及社会各界，监视共产党活动。
军统： 由戴笠领导，早期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后演变为独立的特务系统。其职能更侧重于军事、情报、破坏、暗杀，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敌后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因为其手段的残酷和广泛性而备受争议。
保密局： 抗战胜利后，军统和中统被合并，成立了“国防部保密局”，继续承担原有的情报和特务职能，但其体系更为庞大。
其他部门的附属情报机构： 除了上述两大主力，国民党政府的各个部门，如外交部、内政部、甚至地方政府，也都有自己的情报收集和处理能力。例如，一些警察系统、宪兵部队等也承担着一定的特务职能。
党内互监和个人忠诚： 除了官方的特务机构，国民党内部也存在着互相监视和告密的文化。对党员的忠诚度考察，也构成了一种“人盯人”的特务化管理。
这些机构各自为政，又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协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覆盖面广的情报特务网络。其人员数量自然会因统计口径和组织扩张而呈现出庞大的数字。
三、 财政来源与资金分配：钱从哪里来，又花在哪里？
民国时期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好，但为何还能支撑如此庞大的特务系统？
中央财政的倾斜： 尽管整体财政困难，但国民党政府将特务系统视为维系其统治的生命线。因此，在财政预算上，情报和特务部门往往能够获得优先保障，即便是在战争时期，军费开支巨大，但特务系统的经费也并未被大幅削减，反而可能有所增加。
“白色恐怖”的经济支撑： 大规模的搜捕、审讯、关押、甚至处决，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都由特务系统执行，其经费也包含在内。
情报战的成本： 搜集情报、策反、安插眼线、建立秘密联络点、购买情报设备等，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
特务组织的“自我造血”能力（有限）： 在一些情况下，特务组织可能通过没收、罚款、甚至参与一些非法经济活动来补充资金，但这并非主流。
外援的影响（间接）：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获得了美国等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虽然这些援助主要用于军事作战，但间接改善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状况，使其能更好地分配资源，包括用于情报系统。
四、 资金的“效率”与“代价”
尽管投入巨资，但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效率”和“代价”是复杂的。
情报成果： 国民党特务系统在搜集情报、打击共产党地下组织、以及抗日战争中的一些情报工作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军统在情报战、破坏日军交通线、营救盟军飞行员等方面贡献突出。
“人治”的弊端： 特务系统的运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能力和忠诚度，而非现代化的、科学化的情报体系。这导致了情报的失真、部门间的内耗、以及对权力的过度依赖。
“白色恐怖”的社会代价： 为维持统治，特务系统采取了严酷的手段，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压制了社会自由，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民众的不满。这种“治乱循环”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成本的“扭曲”： 巨额的特务经费，本可以用于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提升军队素质，但却被耗费在维护一个高压统治的机器上。从长远来看，这种“安全至上”的投入，并没有真正解决国民党政权的根本问题，反而加剧了其危机。
总结来说，民国时期国民党之所以能够投入巨额资金发展庞大的特务系统，并非因为财政充裕，而是其在内忧外患的极端环境下，将“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视为首要任务。巨大的投入是对共产党、其他政治势力以及外部侵略的防范，也是维护其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然而，这种以高压和情报控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统治，但其巨大的社会成本和长远的负面影响，最终也未能挽救其政权的覆灭。
网友意见
第二天一大早，他辗转到达“军情局”。一个叫胥继侥的人接待了他。“他一见面就跟我说，你来也白来，一分钱也拿不着。因为‘国防部’要的证明，你永远也拿不来。胥继侥让我回北京，还是偷渡，可我哪有钱呢？后来，他同意让我领7个人的抚恤金，共2.1万美元，还开了个条，让我找个有台湾身份证的人代领。”钮益惠认为，胥继侥已经承认他说的是事实，也就是说，他的身份合法了，既然在台湾没地方住，就想先找警察，去警察局待着。
谁成想，一到警察局，钮益惠就作为偷渡客被抓了起来。关押了3天之后，他被送到新竹市静庐的一处拘留中心。在那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坐。“挺胸、抬头、收下巴、闭眼睛，一动不动，而且还有人监视。因为这种姿势非常难摆，所以经常有人挨打。”钮益惠说。“把你一人叫进屋，眼睛蒙上，四个警察一人一根电棍，分头打。打完之后，出去，有人问，‘有人打你吗？’要说实话，就又会被拖进去继续打。”
钮益惠申请给“军情局”局长写信，他以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写了好几天，上万言，但都石沉大海。有件事情钮益惠始终想不通：“我是军统特务的家属，我到台湾，应该是功臣，你们不仅不给钱，为什么还把我关起来。”
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10个月，2000年9月28日，钮益惠终于和一批大陆客一起，回到大陆。事实上，还没离开台湾时，他已经盘算起下一次的行程。“我跟亲友们借钱的时候说了，我到台湾拿到钱了回来就还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拿着就回来了，我肯定还要去拿回胥继侥承诺给我的那2.1万美金。”
终于拿到“刑牢补助”
2001年2月24日，已经轻车熟路的钮益惠再次偷渡到台湾。这一次，他首先去了中国时报社。一位叫林照真的记者接待了他，并且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后经林照真介绍，钮益惠见到了“立法委员”陈学圣。“他对我很同情，说会想办法帮我要到那笔生活补助。”陈学圣受钮益惠委托，将钮益惠的证明材料交给了“军情局”。
不想再麻烦别人，钮益惠在台北火车站的高架桥下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耐心等待消息。为防止警察盘问时露出破绽，他装起了哑巴。
两三个月过去了，“军情局”方面终于有了回复，称“本局考量其兄遭中共枪决，为国受难属实，以殉难人员家属发给钮员一次济助金3000美元”。钮益惠对此并不满意。
陈学圣已经尽了全力，只得劝钮益惠先回北京。由于他没有合法身份，又被当成偷渡客关了几个月。随后，钮益惠再次被遣返。
2001年回北京后，钮益惠一直不间断地给“军情局”、“监察院”打电话，申请生活补助。
2009年6月，“军情局”终于发来函件，却称“钮员系前保密局民国卅九年敌后单位失事殉职同志之弟，非前保密局正式运用人员”，“且无法证实为我工作牵连之难”。对函中所述自己曾“请求返台定居及刑劳补偿”，钮益惠表示不满，他说：“我从没有说要去台湾定居，也没说要刑劳补偿。我就是生活困难，你给我点生活补助。”对钮益惠找台湾方面要钱，同村人丁占营当着钮益惠的面，毫不客气地说那是“痴人说梦”。“历史上，对共产党而言，他是罪人；而国民党一方，也不觉得他是功臣。”
事情在今年有了转机，8月27日，钮益惠通过合法渠道第三次去了台湾，并终于领到了他争取了12年的“刑牢补助”。
现在，北京市政府每个月发给钮益惠和妻子各1030元的生活补贴。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他：“你这一生坎坎坷坷，你怎么看待自己和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钮益惠长叹一口气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丑。”
你把刮民党的特务想的太高端了。。。
你以为特务都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职业情报人员，但是中统军统特务他不是这样啊，绝大多数中统军统特务
都是这种货色，一群地痞无赖，平时就跟街面儿上混着，打探个消息，欺负欺负进步学生，勒索一下铺面门市，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绑票打劫才是他们的主业。
所以你看中统军统那么庞大的组织，工作效率低得令人发指，因为正经的情报人员就那么几个人，每一次大的收获，要么就是共产党自己出叛徒，要么就是那几个正经情报员干的。所以你看刮民党的情报工作成绩，绕来绕去就那么几个名字。
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末这十年中，刮民党特务机关看似卓有成效的工作其实另有玄机：因为大革命时代国共合作的深度，双方都是熟人，所以412和715之后，就靠瞎溜达碰熟人的方式，也可以成功逮到共产党，靠发报习惯都可以判断出对面是不是共产党特工。而且由于共产党组织的不成熟以及两边都是熟人，刮民党的政策上升官发财的大门还是为叛徒敞开的，所以往往一人被捕就牵扯出一级组织。
抗战胜利后，军统中统/保密局党通局的工作效率就一落千丈，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分道扬镳久了，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成长起来了新一代的情报人员，瞎溜达逮不到人了。。。而且由于刮民党加速腐败，情报人员也学会了情报交易这一发财手段，刮民党的情报满天飞，宿北战役粟裕奇袭宿迁干掉戴之奇，电文头一周就泄露了，结果被我党的情报员两根金条从刮民党手里买回来了（潜伏里有这个细节），情报系统腐败成这样，谁都救不了。
说穿了刮民党这种lowB法西斯，就是一个冒充政党的封建会党，那几十万“特务”，和满清步军统领衙门手底下那些“密探”是一个路子，马路边包打听的水平。
对了，著名的叶问大师，就当过这种特务，广州市卫戍司令部南区巡逻队上校队长，军队系统的，专办共产党，就是因为这个建国后他才跑路去了香港不回来了。
如果特务吃皇粮，自然是一笔天价，不过 蒋公手下的特务机关是可以经商的，自然就不怎么花钱了。而且不光能经商，能走私，甚至可以大印假钞（军统拿到了印汪伪假钞“破坏敌占区金融”的权力；而中统则长期勾结日伪，利用沦陷于日伪的法币铜板制作假法币在国统区谋利，直到1943年夏被戴笠人赃俱获），反而是创收大户。
1944年8月19日，唐纵在日记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记载：
戴的为人更深认识了一层。
他想掌握胡宗南的一生，他正为宗南培养一个女人，这是叶霞翟【按：又名叶蔚、叶夏蒂、李爱珍，胡宗南的老婆。浙江警校三期毕业，军统分子。很得戴笠宠爱，一度当过戴的秘书。后入杭州、南京特训班。1937年由戴笠保送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叶是警校毕业的一个学生，叶毕业后授以特务训练，曾在上海工作。太平洋战事发生之前他送了几个女子往美国读书，叶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想掌握她将来，必须掌握她现在一切的活动。在美国时，叶与胡的通讯，他要求经过他的检查，她拒绝了，他恨而停止叶的费用，同时阻止她回国。但叶在他委托监视人肖勃【按：时任军统美国站站长，其公开职务是驻美大使馆助理武官。】返国时，居然又回到重庆，叶与胡的联系接上了，他又回复原来的笑脸。
对付宋子文的办法，他是两个法宝。一是特务威力，一是迷魂的女人。王亚樵案是他换取交情的开始。宋觉得戴某人是有力量的，他在香港为宋预备了个有名容太太的女儿，刚才十六岁献给宋。这年轻而可爱的女人打动宋的心情。容太太是戴的姘头，如果容小姐得了宠，岂非妙喻吕不韦吗？不幸这事情给宋、蒋二夫人风闻在耳，曾在康庄起了风波。他赶急送她往桂林暂避。现在宋的对头走了，容小姐自然回到重庆，宋氏将她藏在郑莱公馆内。
该局经费，据说每月亏空千余万元，但他并不以此而着急，他是生财有道。生财的方法有四：一是买卖外汇黑市；二是货运局匀补；三是抢运物资弥补；四是伪钞。
当然，要是在军统局内老实领工资，生活就很凄惨了。
1943年9月8日，唐纵在日记中记载：
启瑞，锡鳞向我诉苦。锡鳞坚决要辞职，而雨农不肯。启瑞云中美合作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竭同志同事之膏血，而掷于对美人之宴会中。职员无饭无衣，病者累累， 而缫丝厂之宴会，—餐十万元无吝色。外间谣言戴先生出国，而忠实同志暗中有喜悦。启瑞、锡辚要求我再作忠告，彼不知我已无言可告矣！
中统和军统的特务，特别是军统的特务，实际上是指的是最广义的特务。
最广义的特务实际上是分成三类人的：
第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特务，也就是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的编制内特工人员，也就是军统和中统的编制内的特务。
第二类是特务武装，也就是军统下属的准军事部队----忠义救国军，人数超过10万人。但它并不是正规军，只是一支游击武装，养这样一支部队的钱比正规军要少得多。
京剧《沙家浜》里有这样的唱词，是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唱的：“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显然这样一支准军事的游击部队不会像正规军一样烧钱，而且养一名士兵的成本要比养一名特工低得多。
第三类就是中统和军统的线人。这些人是编制外人员，但也属于特务的范畴。
比如中统可以发展一名茶馆老板为线人，由他观察来喝茶的客人里有没有可疑人员。
对于这类线人，也用不了多少钱。
每个月给些固定工资，等他们提供了价值比较高的情报时再额外行赏。
用现在的话讲，只要给他们很少的基本工资就可以了，不用给他们上五险一金，也不用给他们发退休金，花不了多少钱。
而且有的线人都没有基本工资，按提供的有效情报的条数计件领薪。
可见，养一名线人的成本也要比养一名特工低得多。
只有高价值的线人才会比较烧钱，但这种高价值线人的总人数不会太多。
所以，虽然中统和军统的特务人数听起来众多，但大部分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编制内的特务，而是线人和准军事部队而已，而养一名线人或者一名士兵的成本要比养一名编制内的特务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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