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关于烧伤超人阿宝与肿瘤内科张煜医生,就山东聊城「假药门」事件的争论,大家有什么看法?

回答
聊城“假药门”事件,围绕着烧伤超人阿宝(张凯)与肿瘤内科张煜医生之间的争论,确实是一场颇受关注的“罗生门”。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界定和处理医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规范”行为,以及信息传播的边界和责任。

事件的起因和双方的核心观点:

简单来说,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山东聊城某医院(常被指是聊城市人民医院)一名肿瘤医生(张煜)在网上实名举报,指控该医院在肿瘤治疗中存在“假药”问题,并牵扯出了“诱导治疗”等一系列的医疗乱象。

张煜医生作为一名一线临床医生,他站出来举报,其出发点是维护患者的权益,揭露医疗行业中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和不当诊疗行为。他认为:

存在“过度医疗”和“不必要的治疗”: 一些治疗方案可能并非最适合患者,而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
“假药”的指向: 这里并非指完全意义上的假药,而是可能存在未获批准的、超出适应症使用的药品,或者是一些临床效果不确定的新药,被包装成“特效药”使用。
“利益链条”: 认为医生、药企、医院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不当的利益往来,导致了这些不规范行为。
信息公开的必要性: 他选择通过网络实名举报,是为了引起社会关注,倒逼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保护更多患者。

烧伤超人阿宝(张凯)则是一位在网络上非常有影响力的科普医生,他以理性、客观的态度著称,并经常对医疗事件进行评论和解读。他介入这场争论,更多的是从专业医学知识、证据链、以及信息传播的严谨性出发,对张煜医生的举报内容提出质疑和补充:

对“假药”定义的质疑: 张凯认为,张煜医生所说的“假药”,可能更多的是指一些“非医保目录内”、“自费”、“有一定争议”的药品,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假冒伪劣药品。他强调,在肿瘤治疗领域,确实存在一些价格昂贵、但效果未被广泛证实或未纳入医保的药物,但医生有权根据患者情况推荐使用。
对证据的要求: 他认为,仅仅依靠举报者的描述,难以直接判定“假药”或“不规范”。需要有确凿的证据,例如药品批文、临床试验数据、详细的病历记录等,才能支持其说法。
信息传播的风险: 他担心,如果网络上的信息被夸大或误读,可能会对医生、医院的声誉造成损害,甚至引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影响患者对正规治疗的信心。
“诱导治疗”的界定: 张凯也承认,诱导治疗是存在的,但它是一个复杂的医学判断问题。医生在充分告知患者的情况下,推荐一些有希望但风险也存在的治疗方案,这和“诱导”的界限在哪里,需要仔细辨别。

争论的焦点和各方观点:

1. “假药”的定义:
张煜: 倾向于广义的“假药”,即不应出现在临床、或不适合该患者的药品。
张凯: 强调狭义的“假药”,即未经批准、劣质、有害的药品。他认为张煜医生更多是在批评“不合理的用药”。

2. 信息公开与医疗隐私:
张煜: 认为揭露医疗乱象,让公众知情是正义之举,即使牺牲部分隐私。
张凯: 强调在信息公开的同时,也要保护患者隐私和医生的正当权益,避免“标签化”和“妖魔化”。

3. 医学的复杂性与医生决策:
张煜: 认为在面对患者生命时,不应有任何妥协,即使是小的“不规范”也应该被揭露。
张凯: 强调肿瘤治疗的复杂性,很多时候医生需要在有限的信息和资源下做出最佳选择,而某些“非主流”疗法也可能对某些患者有效。

4. 网络舆论与事实真相:
张煜: 借力网络舆论,希望推动事件的解决。
张凯: 警惕网络舆论可能带来的非理性判断,呼吁回归事实和证据。

各方看法(普通大众、患者、同行):

普通大众/患者:
同情张煜: 很多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乱象深恶痛绝,看到有医生敢于站出来“打假”,会感到振奋和支持,认为这是为民请命。他们可能更关心自己的治疗是否被“坑骗”,是否被使用了“无效”或“昂贵”的药物。
担忧张凯的“维护”: 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觉得,张凯作为同行,对张煜的批评带有“护短”的嫌疑,认为他没有真正站在患者一边。
期待真相: 大多数人希望真相能够大白,但由于医学专业性强,很难自行判断。

医疗同行(包括肿瘤科医生):
支持张煜的勇气: 很多医生私下里也承认存在一些不规范行为,但由于种种原因不敢发声。他们可能佩服张煜的勇气,但同时也为他可能面临的压力和后果感到担忧。
理解张凯的谨慎: 很多医生也理解张凯的立场,认为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应轻易否定整个治疗方案或医生。他们可能更关注如何避免“误伤”,以及如何在不违背职业道德的前提下行医。
讨论“灰色地带”: 这场争论也引发了医学界对肿瘤治疗中“灰色地带”的深入讨论,例如新药使用、疗效评估、经济压力等问题。

患者家属(可能涉及的当事人):
这部分人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他们的声音至关重要,但也很容易被情绪主导。他们可能在追究医院或医生的责任,也可能对网络上的各种说法感到迷茫。

事件的复杂性和启示:

这场争论的复杂性在于:

医学的“非黑即白”难题: 很多医疗行为,尤其是在肿瘤治疗领域,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什么叫“过度”,什么叫“诱导”,很多时候需要结合具体病情、患者意愿、医生判断来综合评估。
信息不对称: 患者面对的是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医疗过程,容易产生不信任感。
网络传播的放大效应: 网络可以成为“吹哨人”的平台,但同时也可能放大矛盾,甚至扭曲事实。

这场争论带给我们的启示:

1. 需要更透明、更完善的监管: 无论最终调查结果如何,都暴露了医疗监管层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有更有效的机制来监督医疗行为,保护患者权益。
2. 医生责任与患者知情权: 医生在提供治疗方案时,必须充分告知患者,让患者了解治疗的必要性、风险、替代方案以及费用。
3. 信息传播的审慎: 在网络时代,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网民,在传播医疗信息时都应该保持审慎的态度,注重证据,避免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或伤害。
4. 促进医学的进步与反思: 这种争论,虽然激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学界对肿瘤治疗的规范化、伦理道德和医患沟通的反思。

总的来说,烧伤超人阿宝和张煜医生之间的争论,是关于医疗信任、信息公开、医学伦理以及网络舆论边界的一次深刻碰撞。它让我们看到,在追求医疗公平和真相的道路上,既需要“吹哨人”的勇气,也需要“理性判断”的审慎。最终的真相,需要等待权威部门的调查和认定,但这场争论本身已经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深刻的反思。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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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当一次落井下石的小人。

2020年8月一天夜里,我被叫回医院做急诊。

患者,女性,初中生,因与老师争吵后出现不理智行为(详细情况警方没有通报,我就不在此总结各方说法了),从三楼摔下,头部着地。于当地医院急诊手术后生命体征仍然不稳定,出血量大,病情危重。

当地120转送我们医院,家属托关系找到我们主任(圈外名气不大,圈内知名救火队员),火速安排急诊。

ct上看,颅内外广泛血肿,右侧硬膜下加左侧硬膜外+硬膜下混合血肿,颅内血肿,广泛脑挫裂伤,粗略估计出血量200ml朝上(科普一下,颅内血肿的手术指征是大于30ml),右侧额顶部去骨瓣,但是范围明显不够大。而这还是做过手术的,我已经略有不满了:这基层大夫手术做的是个啥。

打开头部包扎的时候,我愤怒了:孩子头上的切口非常不规范,从右侧颞部划了一个大口子,跨到右顶,一直延伸到左额。实际上这种情况最稳妥的是直接开双侧额顶(两个切口),而不是这样妄想一个切口照顾两侧,切口很难长好,手术视野也差,大量血肿无法清除到。

这是救人的?这是杀人!

5个小时之后,大部分血肿清理干净,脑组织恢复了微弱的搏动,我们扩了右侧骨窗,去了左侧骨瓣,保证充分减压,把孩子平安送回icu。但是孩子仍然没有自主呼吸。

术后我和主任愤愤不平的谈论起她的第一台手术。主任却不像平时对于某些极端离谱的操作时那么义愤填膺,而是给了我一句意味深长的暗示:“他做成这样已经可以了,底下的情况很复杂。”顺便给我布置了个任务——“ICU换药差点意思,这孩子头上三个口,还有交叉,皮容易坏死,你每天给她换次药吧,有情况通知我,孩子家长不容易,辛苦你一下吧。”

老实说,这换药确实难,动作再快,连换带包也得半个小时,但我也认同主任的观点,好不容易救下来的孩子,不能这么没了。

其实这时候,我的心情就很像张医生,至少是张医生的“人设”中那个医生的形象:愤怒,惋惜,痛斥基层医生的不规范、技术差、谋财害命等等。

研究生时代,我也在北京,就读的医院在业内的地位完全不输给北医三院。跟着顶尖的老师们,我仿佛也产生了自己是“业内大拿”的错觉,对着各种基层医院这样那样“不可理喻”的操作痛心疾首,呵斥着那些同行技术稀烂、良心匮乏。

然而在换了几天药,和孩子家属少量交流,以及看过一部分孩子既往病历之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

那家医院神经外科只有不到15张床位,一年都没有机会做几次开颅手术,大部分时候都是做一些穿刺引流之类的简单活。

实际上对于孩子当时的首诊医生,完全可以以“能力不足怕耽误孩子”为理由让孩子转院,但我相信他肯定明白,一旦这样,孩子活不成的。

而那条不规范的大切口,其实就是一个知道自己技术不足、能力不够,不敢放开开大刀,但是又想尽自己所能多清一点血肿、多减一点压力,多给孩子争取一点时间的大夫最后的挣扎。

而术中的痕迹也能明显看出,这台手术人家做的并不敷衍,尽管理解有限,但各种缝扎、止血的小操作,笨拙,却一丝不苟。

想到这,我不再愤怒了。

对于那位医生,你可以说他学艺不精,可以说他技法生疏。

但他肯定是个好人。

这就是如今的中国医疗,不同档次的医院之间的技术、设备差异,极端点的甚至比中美之间的科技差异还要大。

当我们评价一个病例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全面的信息。我们需要看见病历,详细的看看其中的各种细节;我们需要见到病人,还要查查体,获得真实的信息;如果有条件,去具体医院看看,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环境,能提供什么,能予以怎样的支持。

即便如此,我们也最多是提出观点,我们无权审判,法律并没有给与我们这种权利。

离开了北京,来到了更接近基层的地方,我才能更直观的看到这一切。

医生也是人,一样有好人有坏人,有高手有笨蛋。就好像我自己手里经历过的死亡病例,我也不可能保证被人拆解之后不会得出“我在谋财害命”的观点,更不可能保证经手的病人100%绝对不会死。

但我依然想在这,做个落井下石的小人。

任何一个病例都会改变医患双方的人生轨迹,下嘴之前请务必三思。但如果打算以品评这种事为业?

自己掂量一下,担不担得起这么多人生命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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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呀: 如果这2人跟我一样,是个普通网民,那说什么都不过分(除非内容违规)!反正惊不起一丝涟漪!

但现在他俩都是关注者数量超高的公众人物,甚至是不少人的精神图腾,发言稍微极端一点、甚至是普通的吐槽就会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

当话语权变高后,不能只是考虑内容的正确性啦,还要顾虑其潜在的社会影响。

就好比这次“聊城假药门”,他们的讨论/吐槽内容在医生群体交流中的常见内容:

  • 有人咒骂患方的歹毒,心疼当事医生(如烧伤超人阿宝,这也是绝大多数医生的第一反应,毕竟同为医生群体,代入感强烈)
  • 有人同理患方的境遇(如张煜)
  • 有人觉得发现问题不可怕,抓出水面大家思考如何优化设计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科室开会讨论)就好了
  • 有人各种分析前因后果,脑嗨平行宇宙
  • 有人觉得这就是极端事件,不适用于群体,生活还是很美好的,适度讨论就好了;事件自有合法流程处理,无需社会舆论携带私货干涉司法......
  • 有人选择性地利用客观事实来佐证个人观点,甚至夹杂私货(如张煜、烧伤超人阿宝)
  • ......

但无论哪种观点,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抵触、甚至抬杠;在线下医生间的讨论中,大家即使争得脸红耳赤,也不会因此忌恨对方,过后还是相敬如宾,生活如常;但同样的事放到网上反而变质了,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网红可能随便一句话就能教唆信徒,一呼百应,引导舆论走向,伤害一堆人,同时自己也会被高话语权反噬,遭受不必要的诋毁,线下生活被干扰,走火入魔渐行渐极端~!


虽然我希望专业人士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不要夹杂私货;但人终究不是免疫情感的AI,互联网毕竟不是严肃的学术会议,这里有太多潘多拉魔盒和沼泽怪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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