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 2019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在「扶贫」方面有哪些重要贡献？
评价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项诺贝尔奖的授予，标志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虽然宏观经济政策和模型分析在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对于“如何具体有效地帮助贫困人口”这一问题，往往缺乏系统性的、基于证据的解决方案。Banerjee、Duflo 和 Kremer 的工作则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
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他们的贡献将经济学从抽象的理论模型拉回到现实世界，专注于解决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之一——贫困。他们不只是提出宏大的理论框架，而是深入到贫困人口的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贫困的根源，并设计出切实可行的干预措施。
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的崛起： 这三位获奖者是实验经济学的先驱和领军人物。他们借鉴了医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方法，将其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扶贫领域。这种方法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能够更准确地评估特定干预措施的因果效应，避免了传统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关联性偏差。
以人为本的视角： 他们的研究强调理解贫困人口的真实行为、动机和限制。他们不把贫困人口视为被动的受助者，而是积极参与到研究设计和评估过程中，确保了研究的有效性和相关性。
政策影响的广泛性： 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更直接指导了全球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扶贫政策和项目，例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他们的方法论已经成为评估和设计扶贫项目的重要工具。
对新一代经济学家的激励： 这次获奖极大地鼓舞了更多年轻经济学家投身于应用性研究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领域，推动了实验经济学和其他实证研究方法的普及。
获奖者在“扶贫”方面的重要贡献（详细阐述）：
Banerjee, Duflo, 和 Kremer 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们通过一系列细致入微的研究，系统地解构了贫困的复杂性，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核心贡献在于：
1. 开创并推广“随机对照试验（RCTs）”在扶贫研究中的应用：
这是他们最核心和革命性的贡献。在他们之前，对扶贫政策的评估往往依赖于回归分析等方法，这些方法虽然有用，但难以清晰地确定某个干预措施是否真正“导致”了贫困的改善，因为贫困是一个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问题。
RCTs 的原理： RCTs 的核心是将受益群体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接受特定的扶贫项目（例如提供教科书、疫苗接种、现金转移等），而对照组则不接受该项目。通过比较两组在项目实施后的差异，就可以相对准确地衡量该干预措施的“因果效应”。
为何重要： 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控制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变量，例如家庭背景、地理位置、社会环境等，从而分离出干预措施本身的真实影响。例如，如果一组接受现金转移的孩子在学业上比对照组的孩子有显著进步，那么可以相对自信地说，现金转移有助于改善学业表现。
案例：
Michael Kremer： Kremer 的早期工作就集中在教育领域。他与同事在肯尼亚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 RCT，考察了向贫困学校提供免费教科书的影响。结果发现，虽然教科书对学生表现有积极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如预期。这促使他们进一步探索其他教育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Esther Duflo 和 Abhijit Banerjee： 他们的合作研究则更加广泛和深入，涵盖了教育、健康、农业、金融等多个领域。
2. 对贫困人口行为的微观理解和细致研究：
他们并非简单地从宏观层面思考扶贫政策，而是深入到贫困人口的日常生活，通过访谈、观察和实验，理解他们的行为模式、决策过程、信息获取能力、风险规避程度以及他们如何应对贫困带来的挑战。
挑战刻板印象： 他们的研究常常挑战关于贫困人口的一些刻板印象。例如，他们发现贫困人口并非不愿储蓄或投资，而是受到流动性限制、信息不对称以及高风险等因素的影响。
案例：
“好贷款”（Good Loans）： Duflo 和 Banerjee 的研究表明，微额信贷并非总是有效的万能药。他们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提供灵活的小额贷款，甚至免费的储蓄服务，比传统的微额贷款更能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因为这减少了他们的财务压力和不确定性。
对儿童早期干预的重视： 他们大量研究表明，早期（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初 1000 天）的营养和健康干预对儿童的认知能力、健康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机会均等”的理念极大地影响了全球的儿童福利政策。
教育与激励： 他们研究了教育质量、教师激励、课本内容等因素对学生学习成效的影响。他们发现，简单的干预措施，如为教师提供额外奖励、改进教材、改善出勤率管理等，都能带来显著的教育改善。
3. 系统性地评估了各种扶贫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他们通过大量的 RCTs，对各种常见的扶贫工具进行了“白盒式”的深入分析，找出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无效，为什么无效，以及如何改进。这使得扶贫工作能够从“广撒网”转变为“精准施策”。
教育领域：
补习班的有效性： 他们发现，针对性强的补习班（例如在学校放学后或周末进行）可以显著提高贫困儿童的学习成绩，尤其是对于那些学习基础较差的孩子。
教科书和教材改革： 除了免费教科书，他们还研究了教材内容是否适合当地学生、是否能激发学习兴趣等问题。
教师责任制与绩效评估： 研究发现，将教师的薪酬与学生的学习成果挂钩，或者采取更严格的教学评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教学质量。
健康领域：
疫苗接种推广： 他们研究了如何提高疫苗接种率，例如通过提供少量现金或食品作为奖励，或者通过加强社区卫生宣传等。
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研究了提供净水设备或改善卫生设施对减少疾病传播和提高健康水平的影响。
贫困与健康之间的联系： 他们也探讨了贫困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决策，以及如何设计更有效的健康干预措施。
农业领域：
技术推广与农业咨询： 他们评估了向农民提供新的农作物种子、肥料或农业技术指导的效果，以及信息传播的渠道是否有效。
农作物保险： 研究了农作物保险对帮助农民应对天气风险和提高生产积极性的作用。
金融领域：
微额信贷和储蓄： 如前所述，他们对微额信贷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更优化的金融服务模式。
小额保险： 研究了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健康保险、意外保险等小额保险产品能否帮助他们规避风险。
4. 推动了“理解性扶贫”和“证据驱动政策”的理念：
他们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理解性扶贫”的理念，即在实施扶贫项目之前，需要深入理解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贫困人口的真实需求。同时，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成为了“证据驱动政策”的典范，强调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该基于严谨的科学证据，而不是空洞的承诺或猜测。
总结：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予，是对 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 和 Michael Kremer 三位学者在扶贫研究领域所做开创性贡献的最高肯定。他们通过引入和推广随机对照试验方法，深入理解贫困人口的真实境况，并对各种扶贫干预措施进行了严谨的评估，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科学洞察和实践指导。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成就，更是对改善全球数亿人生活的一种有力推动。他们证明了，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找到摆脱贫困的路径，为实现更公平和更繁荣的世界贡献力量。
网友意见
我觉得他们的很开多研究很有意思，但配不上获奖。诺奖和国外学术界（迪弗洛是ARE主编）这么看重相关研究，恰恰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发展中国家扶贫的真正困难。
从研究方法上，就像迪顿之前批评的，随机对照组实验方法（RCT）在心理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源源很久，根本就没间断过。这些领域和行为经济学、人力资源（教育）经济学相互渗透，所以对经济学帝国来说RCT根本算不上新方法。
如果把获奖理由限于“用RCT解决贫困问题”，那么核心问题是在扶贫领域，用RCT研究扶贫技巧是最不重要的方向。
真正了解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人，会对其中的大量研究嗤之以鼻。如果一个学者对基层干部说“我在坦桑尼亚用10万美元做了一个激励学生入学率的实验，我发现……”。你猜官员会怎么说？他肯定会说“我有10万美元还用得着你”？
就像沈建光批评的那样，这些研究得到的很多扶贫技术技巧，在实践层面是很容易总结的，是“干中学”可以轻松获得的，根本不需要煞费苦心的实验。任何一个国内超级中学，比如衡水一中、毛坦厂中学、郸城一中，他们校长激励老师授课、学生入学的手段，比学者们提出的方法丰富太多。然而是其他学校领导不懂这些激励技巧，需要学者推广么？不是，是其他校长根本得不到类似支持。
这些RCT研究本质上就是给定资源，看哪种扶贫技巧更有效率。可就像前文讽刺的那样，实际中扶贫最关键的是如何提高资源。所以从更广义扶贫的角度，研究宏观制度的发展经济学家更值得获奖。
哪怕是研究扶贫技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核心也不是用哪些手段激励被扶贫对象，而是激励扶贫人员减少腐败。
如果一个学者对官员提出根据他研究，提供种子、山羊、小额贷款的扶贫效果如何如何。你猜官员会怎么说？官员会说“怎么保证村支书不贪污”？
从这个角度看，同样利用实验方法，但研究方向是发展中国家驾照考试、桥梁建设等领域腐败的MIT学者Olken，其实比他的同事更值得活动诺奖。
RCT实验在行为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方向是很有价值的，甚至对发达国家研究自身的社区管理（贫困）也很有帮助，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扶贫问题却是最无力的。因为这类RCT实验都默认扶贫者充满资金和扶贫激励，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恰恰是最欠缺的。也正因为此，这些研究大多根本没有推广价值，用实际工作的俗话说就是“领导一变就换样了”。
总之，在我看来今年诺奖得主的研究有意思，但研究和应用价值都不够诺奖的份量。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给到了MIT的发展经济学家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学的Michael Kremer。
这三人的主要贡献是，使用随机田野实验的方法评估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包括如何提升教育、健康水平和农业发展等。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贫困儿童无法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和卫生资源。三位诺奖得主的研究，对这些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当我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该使用怎样的手段去解决它们？
田野实验的方法，一般是随机把人（学生、教师、农民等）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人为地对实验组实施某种政策干预，再和对照组进行比较，看干预是否有效。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排除一系列其他干扰因素，把所观测到的影响都归因为政策干预。
在教育方面，Banerjee和Duflo发现出勤监督和支付额外出勤工资可以有效降低印度教师的旷工率；而力图促进社区在教育方面的参与，以及降低学生-教师比例，并不会提升教师的努力和学生的学习成绩。他们也研究了不同教育方式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并发现年轻女教师可以显著提升差生的读算水平，计算机辅助学习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数学成绩，而跟踪学生表现则可以让教师更有效地针对差生进行教学。
在一些非洲的实验中，Duflo、Kremer和斯坦福大学的Dupas三人研究了健康和农业等方面的议题。他们发现，教育补贴会减少青春期女孩的辍学、怀孕和结婚的概率，但不会影响得性病的概率，与此同时，政府关于艾滋病的教育课程则会降低后者（有意思的是，男性安全套和HIV测试也不能降低艾滋病患病率）。另外他们也发现，肯尼亚当地农民对化肥的使用较为不足，会等到农作物较为成熟的时候才开始购买化肥，而使用一些小小的价格折扣，就会激励他们在合适的时间购买化肥。
还有一些其他有意思的实验：Banerjee、Duflo等在印度实施了小微贷款的项目，发现小微企业的投资和利润都有所上升，耐用品的消费也有所上升。同时他们还发现，由于项目知情者更愿意把项目相关信息告诉朋友和认识的人，信息传播这一机制也会对贷款项目的效果有着重要形象。在一个跟进实验中，他们发现，通过村落里交友广泛的个体（社区红人）来传播政策项目的信息（如小微贷款、疫苗等），会显著提升政策传播率，从而提升政策效果——比如说，在社区红人传播信息的村落，疫苗接种率就要高出22%。
当然，随机田野实验的方法也有一些弱点，主要在于外在效度：在印度村落被证明有效的政策，可以推广到巴基斯坦，或者乌干达吗？政策干预是否有效，很可能要依赖于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一个政策即便被证明有效，其应用范围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广泛。
最后，一点小小的八卦：Banerjee是Duflo在MIT的博士导师，现在两个人是夫妻。
高赞大佬都在说Esther Duflo和Abhijit Banerjee这对学霸眷侣，顺便来聊一下Michael Kremer这位讲课颇为乏味的教授吧
第一次看Michael Kremer的文章应该就是图片里面这篇，影响很广很大，同时争议很大。也通过这篇文章，很多人看到很多在中国理应顺其自然被解决掉的贫困，健康，教育问题， 在非洲国家，尤其是Sub-Saharan国家，现在依旧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寄生虫病的防治。Deworming这篇文章探究了除虫项目对于社会和教育的影响，以及其深远的外部性影响。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篇文章在方法性上面的创新，我记得当时在讲座上面Prof Bandiera就说Michael Kremer是将RCT带进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当然，RCT是否科学有效，以及围绕这篇文章后续LSHTM的两位学者对于其中研究数据和结论，以及最终结果的诸多质疑这些都还有待观察。RCT固然存在争议，包括Duflo and Banerjee关于Microfinance的大量研究所呈现的Mixed results，以及国内群众对于Grameen Bank等扶贫措施的嗤之以鼻，也不能否认RCT研究在对于现在微观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诸如健康、教育改革（人力资本），私营部门发展策略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猜测，诺贝尔奖这次可能更多的是结合了发展经济学这个异端经济学（终于不是自由而无用的分支了），以及RCT方法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影响综合考虑的吧。
附Kremer教授无聊的讲座以及美颜一张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些出乎意料，授予了MIT的经济学家Banerjee和Duflo夫妇和哈佛的Kremer，以表彰他们对发展经济学领域，尤其是人类贫困方面研究的卓越贡献。夫妇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在整个诺贝尔奖的历史上也只有四次，而对经济学奖而言，这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不可谓不是一桩美事。
并且，和以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奖获奖者相比，今年的三位也相对比较年轻，都还处在当打之年。 而今年的诺奖也表明了当代研究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那就是不仅仅看重学术的贡献，而且还看重研究给现实世界带来的影响。
「贫困经济学」这个领域听起来比较陌生，其实相比最近几年的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言，Banerjee的研究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息息相关。为什么贫穷如此的难以克服？为什么越穷的人越不愿意投资自己的学习和能力培养，反而更加沉溺于电视、游戏机？Banerjee的工作对于人们理解贫困非常的重要。像很多悖论：为什么贫穷的人反而喜欢买电视，游戏机，而不去投资自己学习？为什么贫困的人反而更容易没有生活规划？
这些在过去经常被认为是个人的品质，或者说的「上进心」的问题，但是一旦把这些归因于道德，那么政府的政策就很容易变成道德说教。而Banerjee的工作则纠正了这些看法，并且解释了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比如说，因为贫穷的人生活往往有更多的烦恼，所以相对而言，比其他人更加需要哪些让人减轻烦恼的工具——像电视、手机、垃圾食品和游戏机。而如果投资到个人的学习上，那么往往这种投资回报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而穷人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其耐心往往是缺乏的，而在这期间的生活也依然会更加的烦恼和乏味。
在健康上其实也是一样的。Banerjee夫妇发现，穷人花费在健康和医疗上面的金钱和时间并不少——甚至等于乃至高于中产阶层——但是效果却并不好。为什么呢？因为穷人往往缺乏必备的医疗和卫生的知识，往往要等到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采取看医生——他们还更加倾向于那些「下猛药」的医生，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医生是「好」的。但是事实上「下猛药」往往会带来抗药性和过度治疗。这种重视治疗轻预防的态度，让很多穷人不但经济更加的紧张，身体也受到了摧残。进而影响到了下一代的教育——根据研究，身体状况较差的孩子往往在上学的时间较少，毕业之后的薪水也相对为低，贫穷，就这么「遗传」了下来。
在理财上，Banerjee的研究也揭示了利率倒置的现象。穷人往往需要借小贷、短期贷款，然后付出极高的利息。原因也是因为穷人往往拥有更高的金融风险——他们往往收入不稳定，又无法从银行获得周转的资金，所以更加的依赖于这些高息小额贷款。而这些小额贷款让他们更加无法拥有储蓄来抵抗风险。
如何才能阶层跃迁，从贫困到中产呢？或许个体户创业是一条路。但是对于极端贫困人口而言，要获得创业所需要的本金可谓难于上青天。而一个更实际的选择往往是政府机构的工作。因为相对而言，各国政府的工作机会都非常稳定，这会让穷人有机会进行长期的机会，增加了自己的思维「带宽」，进而实现家庭从贫困到中产的跃迁。
Banerjee的研究对中国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人处在贫困和焦虑中。而人们往往会认为，要战胜贫困，必须要剧烈的改革。Banerjee认为这非常困难，也并不需要。在目前制度上进行改良，往往就可以带来很好的效果，并且增加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和2017年的诺奖得主塞勒是一样的：小的改动，就能带来大的影响。
政府是作什么的？政府是用来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而穷人的问题，正是因为市场失灵。穷人往往缺乏必要的信息来做出正确的决策，穷人也经常因为生存而背负了太多的责任，而无法做出最优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讲，Banerjee的研究给政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来理解贫困，从而对症下药的从政策的角度来减轻贫困，并且最终战胜贫困的机会。
有点失望吧。
不是对这三位经济学家失望，他们真的是发展经济学界的翘楚和领军人物了。
而是对经济学奖有些失望。
搞RCT能得诺奖……只要肯花钱肯花时间，没啥内生性，这玩意儿就算ols都能发文章，还没什么卵用……
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方法和思想性的贡献，这跟和平奖有什么区别……
经济学界计量和理论的大牛们，又不是都死绝了……
下午刚看到有文章在喷经济学奖越来越乱发，吐槽search model都能拿诺奖。结果今年更打脸，RCT都能得诺奖……
当然，我也只敢在这里胡言乱语发几句牢骚，有人骂我我就匿名……
更新一个张晓波老师的评价，我觉得很中肯。
以及……如果真的不知道Dufluo怎么做到不到五十岁夫妻双双拿诺奖走上人生巅峰的，就别说话了……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她和Banerjee那些破事儿……几年前就已经是学术圈的“美谈”了，都八卦到中文论坛了，狗血洒了十八公里。
当然怎么说呢，说起来也很复杂，Dufluo她能力还是很强的吧，但有时候，能力强和走捷径也不矛盾吧。
（更新：某课堂上，国内某知名经济学大佬说，Dufluo的文章都是Banerjee写的。他大概也就那么一开玩笑，但至少说明学界很多人，甚至很多大佬，都是这么想的吧）。
所以讲理论就讲理论，别吹私生活了。
如果他俩能以诺奖学霸夫妇获得美誉，那我觉得你们都欠钱璐璐一个道歉。
答主： @顾致宁
今年颁了一个我还算熟悉的领域和一个我还算熟悉的方法论，可以稍微分享一些不成熟的观点。
Banerjee, Duflo和Kremer的主要贡献是在因果识别中使用随机控制试验 (RCT)。作为一种方法论，RCT在发展经济学这个领域内“扩散”速度极快，以至于最近5,6年以来，RCT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里因果识别的金科玉律。用RCT重做已经存在的问题成为了一个重要贡献，值得在论文和研讨会上单独拿出来强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最初将RCT引入发展经济学的BDK的影响力的确大。
RCT的最大优点是识别干净：如果执行完美，试验组/对照组之间结果的不同必然来源于干预 (treatment) 本身，而不是一些其他的因素。与其他识别方法 (DiD, RD, IV, etc.) 相比，RCT的执行是可知的，从而任何对因果识别可能造成影响的因素也是可知的。 而其他识别方法永远存在对因果识别造成影响的不可知因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RCT要比其他的识别方法更加稳健。
有人可能会置疑RCT的贡献，认为试验的主要困难在于具体实施，而在理论方面贡献很小。对这个看法，我想简单地说两点。首先，我认为，实证经济学最高的成就应该是理解现象背后的机制。而要理解机制就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模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从各种不同的模型之间区分出正确的机制/模型十分重要。RCT能以最清晰的方式建立基本的事实基础 (empirical facts)。而这些新的信息有助于我们区分不同的理论。并且由于RCT识别干净，在构建事实基础时比其他的识别方法更高效。在我看来，贡献较大的 RCT paper 不会止步于只估计 treatment effect，而会基于这些 causally identified moments 去验证，区分不同的理论，甚至指出现有理论的不足。譬如说 Bryan et al (2013) 对孟加拉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研究就指出现有理论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如何决定是否外出务工。（我相信了解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人都会理解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又比如Emerick et al (2016) 对是抗涝稻和化肥投入之间关系的研究揭示了在不确定环境中保险市场的缺失对穷人的巨大影响。毫无疑问，如果没有RCT提供干净清晰的因果识别，要想得到这些对现象背后的机制的理解会更加困难。
其次，RCT为政策制定和评估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我看到在这个问题下面很多回答在强调我国扶贫政策的巨大影响力和近40年来所取得的成功，并以这些成功来否定RCT以及整个发展经济学的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首先，RCT作为一种评估方法，与一国政府在扶贫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并无直接的冲突。否定科学方法在政策制定和评估中的作用并不能证明我国扶贫政策的优越性。一贬一赞毫无根据。其次，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扶贫工作的成功是建立在对中国贫困问题的深刻认识之上的。而作为一种科学的评估手段，RCT恰恰能够加深我们对贫困原因的认识。想要强调中国在扶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更应该认识到RCT在政策制定方面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家们并不否定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可以发挥的巨大作用。事实上，Rohini Pande 在今年6月份受到VoxDev的采访时就强调了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角色。
通常来说，获得经济学方面诺奖的贡献一般都离前沿比较远。但就研究范式而言，单独的RCT很难说是研究的最前沿了。首先，好的RCT研究讲究知微见著：通过一个或几个关键性质的区别来区分不同的机制和理论。然而更多的RCT往往只做到了“知微”，并没有达到“见著”。使得研究的意义仅限于评估项目的(短期)效果而并没有指出出现这一效果的深层原因。其次，从方法论的适用性而言，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RCT往往只适用于研究某一类问题。在整个学科都在追求识别的"纯度"时，不免会扭曲研究人员在选题时的激励。再次，简单的 model-blind RCT 只能用于研究“小”问题：一旦研究样本过“大”，由于一般均衡效应，对照组的结果就会受到试验组的影响。如此一来，简单地比照对照组和试验组结果就无法被解释为 treatment effect。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随机将北大学位证颁发给全国一半人之后观察全国人民的收入情况并不能得到北大学位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因为这个原因，Bryan Chowdhury 和 Mobarak 在扩大他们在孟加拉国农村外出务工的试验时就特别强调了可能的一般均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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