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以为你身为苏维埃老臣,来当总书记,面对全苏人民,必有高论。没想到,竟说出如此没见识之语!我有一言,告全苏人民静听:昔日赫鲁秃夫之时,铁锤衰落,玉米棒子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勃列日涅夫之后,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接踵而起,劫持苏维埃,残暴生灵。因之,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使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啊!值此国难之际,戈总书记又有何作为?戈总书记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斯塔罗夫波尔边疆,初举孝廉入莫大,理当匡君辅国,安苏兴社,何期乱改新思维,搞个大新闻?!罪恶深重,天地不容!……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苏联人民,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绝俄罗斯,普京大帝于莫斯科继承大统!我今奉圣·符拉基米尔之旨上知乎,你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怎敢在我无产阶级铁锤面前妄称民主!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颜面去见苏维埃一二三四五六七代先帝!二臣贼子,你枉活八十有三,一生未立寸功,只会摇唇鼓舌,走穴卖包!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外国记者前狺狺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国无完国,但会完蛋。
财政和就业是实的,别的都是虚的。
一招禁酒毁财政,一招军转民毁就业。主动改崩自己财政和就业的神人,地图头可谓头一个。
财政崩则乱自上作,就业毁则祸从下起。在财政与就业面前,什么合法性,什么合理性,什么长远利益,通通是狗屁,无非是谈资而已。
戈尔巴乔夫,无能是肯定的。
需要我们思考的是:
这样一个出身富农,祖父因拒绝加入集体农庄判过刑,外祖父是“托派分子”被判刑,然后自幼家庭充满东正教氛围的人,是怎么通过内务部的层层审核,变成区委书记乃至总书记的?
所以苏联必然要消亡,因为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整个官僚体系已经完全腐败了。
一句话概括:都是被逼出来的,过去多少年的沉疾轮到他的时候终于爆发了,回天乏力。
苏联80年代后期经济已经几乎崩溃,巨额债务,低下的生产力,暴跌的油价,全面的短缺,换谁也只能这样。
当然另一个解法是发动世界大战,从我的知识和所见来看,除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或XX夫/XX斯基改革和发动世界大战,苏联没别的选择了。维持现状不是你想维持就维持,中国快速发展阶段不差钱照样要天价维稳,苏联80年代中后期那种全国范围内因为经济问题天怨人怒的时候如何“维持现状“。1991年苏联是什么样的?
但是现在我们买所有的东西都要排队,从卖肉卖鞋开始,直到买火柴和盐,我们排队卖大米、买白面、买油……这是一个列不完的名单……从前我从来不哭——我的性格坚强,但现在我常常想哭。我们已经变得像动物了。要是您看到我们这些粗野疯狂饥饿难忍的人站在可怕的野蛮的队伍里,您准会休克。每个国家都在援助我们。我们已经公开祈求援助并且心甘情愿接受救助。
——1991年2月14日一位苏联小学生写给报社的信
一个曾经的帝国成了这样……说实话就是不可救药了。可以说1991年是戈尔巴乔夫的成果,但比如换亚佐夫,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给你5年时间,除了打仗和戈尔巴乔夫改革,还有什么办法解决一切的短缺和天文数字的外债?
虽然戈尔巴乔夫本人过于天真也过于冲动和轻信,但更像一种病急乱投医,就算是小平洛夫大概也没什么好办法。中国改革开放能基本成功(谢绝抠字眼抬杠),是多种苏联不具备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不是没试图过改革开放,1986年《关于个体劳动活动》法案开始有一系列配套的类似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法案,但苏联计划经济时间太久,苏联人进行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经营活动这种技能早就消失了。中国农村改革一呼百应,苏联农村改革却发现苏联农民根本不知道怎么脱离国家自主经营;1988年《关于苏联合作社》着手国有企业改革,结果培养了一批苏联倒爷为未来的寡头做了准备(是不是跟我们当时的双轨制有类似的地方?),更不信的是苏联当时情况不像中国,根本没能力解决这群未来的寡头。
如果当时为首的苏联领导人是一位西方的夙敌,同时又并不打算为实施一项应对危机的重大计划而进行政治自杀,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也不得不执行一条类似于戈尔巴乔夫所选择的对待西方的路线。这条路线并非出自个人的偏好,而是由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盖达尔《帝国的消亡》
想研究苏联最后几年推荐一下这本书,盖达尔是俄罗斯前代总理,书中引用了很多翔实的数据和实例全面分析解释了苏联最后几年的灾难前因后果。
你觉得难是因为你姿势水平太低
辽东半岛从南到北被千山山脉分割,靠关内的一带是海边的沼泽地,如果不在千山山脉建立堡垒群,给后金如鲠在喉的打击,反而退缩到山海关一线,虽然省钱精简人数,但也更难与后金军较量。
辽东人口在天启年间的战乱向关内大规模迁移,根据明史的说法多达上百万人。崇祯初年清军攻旅顺,从水陆逃难到登莱的辽人也有十余万人。
这些人口心向明朝,反对后金的统治,是优良的士兵来源,比如毛文龙就是在兵败后经过朝鲜的援助,吸取辽东难民在海岛上扎根形成了武装集团。
后金攻打辽东的一系列战争中,大批量的汉人逃亡关内,寻求庇护,后金为了弥补工农业劳动力缺口,不得不多次进入关内掳掠生人。孙承宗等人在辽东建立的一系列堡垒,比如宁远,就通过煮盐、海运、采煤等产业扎稳脚跟,“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这样的局面作为明朝皇帝,放弃辽东,放弃数十万子民,拱手将城池、器械、人民全部让给清朝,固然可以说是壮士断腕,但更像资敌。如果一城一池的拉锯战,明朝受不了,清朝更受不了,有人说关外军队时明朝的出血口子,但放弃了关外,大同、密云等重镇不就成了新的出血口了么?
辽东军将制度到后期发展为兵将结合,放权养兵的态度,等于说你在辽东爱干嘛干嘛,地给你,子女财产都给你,你当土皇帝都可以,只要帮我守土就好。从明成祖在辽东总兵改制到正统年间收权,大抵的思路都是如此,后期天启、崇祯用督抚架空总兵,但总兵仍然有相当大的军事经济自主权力,放弃辽东,这些人你也要放弃么?把他们带入关内,他们就会把边境重镇继续变成辽东那样的地方。
明代朝廷的思路有问题,朝廷斗争导致朝令夕改,不能彻底贯彻一种作战方案,放弃辽东和放弃北京是一个级别的计划案。这个朝代已经完全腐化了,辽东什么样,关内就什么样,他无论如何都要对后金布防,布防就要起码十几万士兵,腐朽了的、高度兼并高度瘫痪的明朝财政系统养不起这十几万士兵,无论是在辽东,还是在山海关。失去了辽东的纵深防御和群山沼泽,到山海关只能是更被打的更疼。
辽东这个突出部是扳手腕的地方,你不在这里扳,就要在其他地方扳,挪个地方就能扳的过时不可能的事情。
(网上对这段历史有各种说法,野史地摊充斥,数据真假难辨,所以关评论了。)
暗合国人心态:能贪是一种能力,而清廉是一种迂腐。法治与规则则只是御下的工具——被其束缚之人自然比不上操弄规则的人。
至于说工作能力,一个格格不入的人能身居高位,能力上怎么可能反而不如行贿上去的贪官?但是舆论要这么去引导,只能说现在的社会,普遍认为贪污不可治,只能尽量“为我所用”,一厢情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