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愈演愈烈的今天,再回过头来几年前的这部有点特殊的奥斯卡最佳影片《逃离德黑兰》,显得别有滋味。
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这部电影并没有获得最佳导演的提名。导演是一部电影的灵魂所在,历史上大多数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导演也获得了最佳导演奖。而《逃离德黑兰》却连导演提名都没有,其实侧面反映了这部电影的获奖,并不主要在导演的个人风格和创作力上。其实整部电影看下来,除了幽默感比较突出之外,直观感受就是很典型的好莱坞惊险片制作。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它得奖呢?
首先是结合当前热点的题材。《逃离德黑兰》的背景是真实历史中的伊朗人质危机。伊朗人质危机是美国内外交困的高潮,是总统卡特连任失败的直接原因。此片上映时,恰逢美帝又一次在中东内外交困(利比亚班加西事件),很会选时机。
伊朗人质危机危机的起因,要追溯到几十年前。伊朗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都是个很特殊的国家。一是它是什叶派穆斯林,不同于占绝人口大多数的逊尼派。很多时候,同一宗教下互斥异端的仇恨,甚至比对异教徒的仇恨还要高。二是它曾经不是这么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在1980年以前,这里长期是一个世俗的君主立宪国家。在1950年代,伊朗人民选举了世俗但反西方的摩萨台任首相,摩萨台推行的国有化石油资源等政策触动了西方石油公司的利益,因此英美策划政变推翻了摩萨台,而让亲英美的国王巴列维掌权。然而巴列维并不太争气,全面倒向英美,同时生活腐化,挥金如土,还过于激进地推动伊朗全盘西化,并滥用秘密警察来维持统治。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在这个古老国家根深蒂固的宗教势力的带动下,愤怒就这样爆发了,形成了今天这个迥然不同的伊朗。
回到《逃离德黑兰》。其实这种历史事件改编的纪实电影有不少,比如反映古巴导弹危机的《惊爆十三天》,次贷危机的《大而不倒》等等。但与这些带着浓重电视剧腔调的电视电影相比,本·阿弗莱克操刀的《逃离德黑兰》更加好莱坞范儿,更加大气,不再是以对话为主的“纯室内戏”,在政治立场方面也尽力客观。
《逃离德黑兰》在片头就交代了巴列维王朝的罪行,以表明伊朗人质危机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自食恶果。全片的的镜头语言也比较中立,比如抗议人群冲入大使馆,发生在市集的冲突,街头用起重机吊死人,披着黑纱的伊朗妇女啃着肯德基鸡翅,童工们拼接着被剪碎的文件的画面表现了激烈的冲突,而加拿大使馆的伊朗管家、伊朗文化部的官员、机场工作人员又展现了伊朗人的人性和开明的一面,而不是简单的妖魔化。大小演员的表演也相当自然,全无美剧里的做作感。
当然,仅仅有热点题材也许还不足以把它推向最佳影片的宝座。更为直观的一点是,影片中好莱坞对化解这场大危机起到了重大作用。一向以标榜英雄主义的好莱坞自己当了回英雄,能不意气风发的欢呼吗?而作为好莱坞电影,不做戏剧化加工是不可能的。于是顺理成章的,片中来自好莱坞的人物个个魅力四射。
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幽默的自嘲。这些人的贫嘴到了一定境界,诸如日常问候:
“电影拍得如何?”
“不错,但目标观众不会喜欢。”
“目标观众是哪些?”
“长着眼睛的人。”
拉人去伊朗救人时:
“我们将要去你能想象的最恐怖的地方。”
“Universal Studio?”
对于电影导演这一工作的评价:
“你可以一天之内教会一只恒河猴子当导演。”
对于伊朗人质危机的评价:
“约翰·韦恩才入土六个月,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内外交困成这样了。” (约翰·韦恩是纵贯1930-1970年代美国右翼电影的代表人物,以表现强悍英雄主义的西部片和战争片见长,他演绎的角色极具男子气概,是美国强大形象的象征。)
高水准的贫嘴一向是深得我心的。然而戏剧化的加工也必然有副作用,在影片的高潮,登机逃离那一段明显的过于好莱坞,连番的最后一分钟的化险为夷的把戏。人物的表演虽说比电视剧自然,但是为了忠于历史也没能添枝加叶,因而显得脸谱化,并无特别值得回味的形象。
尽管有这些不足,但瑕不掩瑜。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虽然剧情可能未必九曲十八弯,但总是能披上一层厚重感和戏剧张力,尤其是在片尾那些原型人物的照片登场时,你不由得不对这个牛逼的世界肃然起敬。再如《惊爆十三天》,感同身受古巴导弹危机中,真实的人类命悬一刻的时候,就远比《独立日》式的地球毁灭要震撼人心。《逃离德黑兰》的最大分量就来自于这段并不久远的真实历史,虽然并没有多深刻的剖析背后的社会因素和人性之类,但结合今日美国在中东的挫败,重温这段过往的胜利正是人们所需要的,更何况片中的英雄正是好莱坞自己。最佳影片黄袍加身,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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