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在大城市奋斗，为什么北漂更容易形容一种文化？ 第1页

北漂文化是一种多元的，可以为自我构建的文化。或者说，北漂文化本身，其实没有真正的实体可言，只是在不断构建各类更小的亚文化。北漂文化，就是这些小亚文化板块的集合。

北京地处的华北北部，长期作为畿辅地区存在，其实本来是一个大政府的社会，本地文化更多为体制影响，自由构建的空间很小。

但北京是个非常特殊的华北城市。由于央级一层的存在，当地市府一级无法掌控所有的城市事务，而许多无法掌控的部分，央级也并没有直接管理的义务。一个不敢管，一个无意管，权力交错中的缝隙空间就产生了。

这样的空间，就是留给文化自由成长的空间，它是高度去体制，也是去乡土化的，一方面它当然是因为权力真空而存在，较少受到体制约束；另一方面，它也不基于华北的基层乡土，如果一定要寻找源头，也更多是从央级体制层面的部分衍生。

因而它基本就是个空悬的，空白的存在，缺乏基底的主题，也因此，这个空间的内容创造者，也往往多是那些悬空的，空白的，脱离了乡土，又不愿意为体制管束，但常常自觉有所才华才能的人群。户籍在乡心已远，精神和肉体都在路上。

他们就通常是北漂的异乡人，旧巴黎的“外省青年”，波西米亚式的流浪者，带着自由主义的浪漫情怀，奋力逃离家乡的秩序，无论是乡土的，还是体制的。

北漂这个词最早的来源，也生动体现了这一点。它最初形容的是90年代初徘徊北影厂的，外地前来的群众演员，类似于今天的横漂。央级单位的下属，外省青年的梦想，家乡生活的逃离，自觉才华的信仰，几乎满足所有典型要素。他们是《立春》里的王彩玲，地方这一片狭窄天地容不下他们。

这样的北漂文化自然从娘胎里，就多少带点激进左翼味道，和先锋艺术，地下音乐，性少数社团，动保组织等文化现象脱不开关系。除了这种左翼倾向，北漂文化没有特别基底的共同主题，它就是许多群人各自创造出来的，有时候彼此独立，有时候发生碰撞。

这种多元独立，各行其是，也就是北漂文化中的所谓“圈子文化”，也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是各种亚文化板块。每个圈子都有其固定的政治生态，运行规则，自行自恰，互不侵犯，颇有点自得其乐的感觉。

北漂文化是独立于北京的本地文化的，后者包括本地市民构成的文化，也包括扎根北京的外省精英构成的文化，或者我们可以用南城文化，北城文化来形容。南城文化同时受到体制和乡土的双重影响，北城文化则缺少乡土的基底，不过，他们和与乡土体制保持更大独立性的北漂文化相比，显然都是不同的。

大部分城市因为缺乏外来人口，缺少这样的明显脱离于本地体制与乡土的文化空间。在外来人口较多的大城市，情况则各有不同，在上海，本地文化十分强势，所谓沪漂文化的主题，实际上就是融入本地文化；在深圳，因为是移民社会，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深漂文化就是本地文化的一部分。

北漂文化有深厚的人心基础。在东亚这样的礼法威权社会，特别是在20世纪末的国企下岗潮以前，太多人厌恶沉闷的旧秩序，他们有些人是主观的不喜欢，有些则是被迫，比如他们的某种特殊标签导致秩序无法容纳他们，他们只能逃离。

僵硬单调，闭塞乏味的小县城，一成不变的生活，无所不在的眼睛，厂房与烟囱，老公房与旧街坊，严厉的父亲，抱怨的母亲。这是外省青年们习惯形容的“基层中国”，也通常是他们长大的家乡，在许多人眼里充满了压抑和专制。

而在另一边，北京却是相反的存在，如果说家乡有着可憎爹味，则北京却如地母一般宽厚的包容这些叛逆的游子。在北京他们以全新的身份活着，主动构建属于他们的生活空间与情感空间，那里将有友人与酒，爱人与琴。

在这种构建中，甚至那些本属于土著文化的符号实体，都被赋予了北漂文化的别样含义。城区的废弃厂房成为先锋艺术的展览区，城郊的乡村自建房成为田园生活的试验田，地下铁出口的流浪歌手弹着吉他，老胡同路边的流浪画家为文艺女青年勾勒拙劣的素描肖像。

尽管外省青年们总是对家乡颇有微词，但他们的精神谱系也曾从这种他们厌恶和排斥的秩序里吸取养料。他们寻求的美丽新世界，于自由之上往往承载理想的善与爱，而这恰恰也是那些体制，那些乡土里的传统社会的温情之所在。只不过那些体制和乡土的严苛将它们从外省青年的视角里掩盖了。

这是中国“外省青年”最深层的矛盾，他们实际上还是最传统的中国人，尽管在北漂文化的领域，他们许多人在狂热的追随西方，歌颂文艺复兴与人性解放，甚至有些白左，但他们依然是在用最传统的方式构建人际关系。“圈子文化”甚至比他们想要逃离的家乡生活还热衷于拟血缘联结，称兄道妹讲究情谊。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悖论，其实北漂文化最兴盛的时候，恰恰是那些僵硬的旧秩序，或者说承载它们的传统社会即将消亡之时，而后，当现代化伴随资本狂飙突进的到来，当旧的乡土分崩离析，旧的体制改头换面，当新一代人已经出生在那之后，不再知道旧时代的样子，北漂文化反而正在消退他的魅力。

更多的人为变得柔软的主流秩序驯服了，他们准备规规矩矩去过中产的生活，或者沉迷于消费主义的快乐而不再困惑与思考，也有些人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找到了心灵的栖居之所，还有些人也逃离家乡，但只是去往附近的二线城市——那里也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空白空间。

无论如何，如20世纪末以前那样僵硬的县城社会，正在迅速消退，狂热的现代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城市化，使得人们都在进入都会社会的漩涡。我们有了比以前多的多的自由，但反而仿佛又陷入另一种束缚，并且正在丢失旧时的善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