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张献忠等人对百姓大肆屠杀，为什么还会有人忠于他们？ 第1页

“各有各的目的”，之前的回答说的很好。这里就黄巢或李自成之事迹，说一些令我感怀的景况。

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后，曾经这样问他的部将：

何不助孤做好皇帝？

他希望约束他的部曲，秋毫无犯，市不改肆，他将赢得千古美名。他的部将却直接回答：

皇帝之权归汝，拷略之威归我，无烦言也。

他们很直接——“你别烦了，皇帝爱做你做，东西我们是要抢的，人我们也要杀。” 这则史料告诉我们，当一伙暴徒进入了一座繁华的城镇，他们期待着什么，他们要什么。我们并不必指责这些人。我们生活在一个秩序的世界里，路上的人很美，我们不去碰，店里的东西很好，我们不去拿，是因为良知，也是因为法律与惩罚就在那里——我们对之已然有某种理解。但当大规模暴乱或战斗发生之后，情势变了。对于起兵反叛，或投入战场的人们来说，自己已经豁出去了，命也已经不要了——所有的法度、秩序都不再适用了，“我要我想要的，其他我不管”。

对于这些“杀红眼”了的人们来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约束他们，抢掠、杀人，从心所欲。自己的生命早就不要了，社会的规范那算什么。这样的部众是很难约束的。很少有统帅可以控制住他们。李自成不行，黄巢也不行。

我们换一个例子。赵匡胤陈桥兵变的时候，他要先和大家说好：

太祖揽辔谓诸将曰：「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

他知道，他的大军一旦进城，就有可能失去控制——如此多的武人，看到如此多的财货美人摆在面前，尽在自己的掌握。会发生什么，这很难说。赵匡胤预见到了这点，他要和大家说好。然而，如果我们只觉得赵匡胤于百姓有一种同情，我们就太幼稚了。这个过程中，赵匡胤其实在考验自己的属下：“你们到底是服从我？还是要以我的名义抢掠财货美人？” 如果是后者，他知道自己只是众人欲望裹挟下的一个棋子；如果是前者，他知道，他的权威已然建立，可以追求天下霸业了。

约束部曲真的很难。另一个例子也许更有说明里。赵匡胤让曹彬去征江南，临行：

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

赵匡胤要曹彬做到，进城之后，秋毫无犯——李自成希望自己的部将做到的事情。太祖说完，当时在场的副将们都很害怕——“潘美等皆失色”“（李）汉琼等皆股栗畏慑”。他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仅仅是史家的修辞，还是说他们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算盘？我们不知道。按理说，曹彬有恃无恐，可以约束自己的部队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城垂克，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之疾非药石 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诸将许诺，共焚香为誓。

曹彬玩了一个心眼。他说自己病了。对于眼巴巴地盼着入城的诸将来说，这就是在说：这城我不打了。“什么？不打了？那我们的好处呢？” 武人们会说。就在这时候，曹彬要求这些人与他“焚香为誓”，答应他入城以后绝不乱来。武人们同意了。曹彬知道，一旦杀红了眼，太祖的尚方宝剑都挡不住这些将规范抛诸脑后的武人。需要与他们有别一种约束，一种更加切近也更容易体会到的约束：我们在神像前，再做一次约定——彼时的许多武人，信佛。

现在，我们回到题主的问题，这问题很好。其实我们可以这样问：众人是如何被组织、约束起来的？

似乎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权威的建立——它可以以很多方式建立起来，我们按下不表；一种则是集体的欲望、甚至无意识的欲望。黄巢、李自成，乃至洪秀全的军队属于后一种，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只是这种欲望裹挟下的符号化的领袖。在这些欲望与冲动面前，他们就只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因之，只有当他们的部曲不断的杀人的时候，他们身边才会聚集起更多的部曲，才会有人，表面上忠于他们。

更进一步说，诸如某某阶级的局限性、某某人目光短浅之类的说法，其实毫无意义。“得民心者得天下”，也是一种说辞。得天下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爱百姓，而是他们能用权威将暴力组织起来，指向自己所指的地方而不是任由其泛滥。换而言之，如何在乌合之众中建立个人的威权，这是一个更好的问题。

我想起我朝太祖。我的祖父和我说，他随军攻入济南的时候，满街都是尸体。解放军就住在街上，在尸体间吃饭睡觉，一天又一天。尸体来不及清走，每天散发着恶臭，他他们依然在这里驻扎。没有一个人搬到民房里去住，即使那民房已经空了。间或还有金条、首饰，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有心去清点——直到他负责的团队，开始统计城里剩余的物资，大家才开始上缴。

我小的时候觉得，这真是仁义之师啊，我为之深深的触动——现在依然如此。但现在，我还意识到了一点：这支军队中已然建立的权威实在太可怕了，它可以压制住人群中最原始最可怕的欲望与冲动，这样的权威也用来做许多其他的事情。

我朝太祖啊，他的国史，真是读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