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锦瑟》，表达了哪些思想感情？ 第1页

在家窝得太久，也查不了大部文献，且再写一篇普及性的小文章好了：

在唐诗史上，李商隐处于被白居易的光芒所笼罩的“后元和体”时代。而白居易的诗学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妪能解”，得让人人都读得懂，才能使大家为之感动。对照看来，《锦瑟》尤其是异数中的异数，大家读起来都会受到很深的触动，然而“千年沧海遗珠泪，只恨无人做郑笺”，谁都不敢说自己读懂了《锦瑟》。这一重矛盾引发了许多学者探究的兴趣。关于此诗意旨历代解说的文献综述，知友 @胡豆 已做了不错的梳理，大家可以参看。不过，我在此想先跳出“《锦瑟》说了什么”这个问题，来先讨论一下“《锦瑟》是怎么写出来的”。

但讲清楚《锦瑟》是如何写的并不容易，下面可能会绕得有点远，还请大家耐心读完：

一、唐代的四六公牍

古代的官员在日常行政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写公文，公文有时要传递实际的政治信息，有时则是为了表明个人立场，更多情况下则仅有一种礼仪性的意味，比如皇帝过生日，大家就都要写进状，祝他生日快乐。而唐后期这种公文尤其繁琐，就拿李商隐为例，他科举时候的主考官李回当了宰相，李商隐不仅要给李回写贺信，还得给李回主考时其他的副考官写贺信。按说又不是他们当宰相，祝贺个啥呢？但这在古人叫贡禹王吉之谊（《汉书》的典故），就是得写。所以岑仲勉先生读了李商隐这些文字都感慨“一考官登庸而贺及其同僚，得此略可见唐人书牍应酬之繁琐也。”

而唐后期的公文，采用的是四六骈体，就像《滕王阁序》那种文体。主干是四六言句，用很多典故。拿上文提到的李商隐给李回的贺信为例：

伏见恩制，相公以五月十九日登庸。清庙降灵，苍生受福，动植之内，欢呼毕同……某尝因薄伎，猥奉深知。麟角何成，牛心早啖，及兹沈滞，获荫燮调，瞻绛帐以增怀，望台星而兴叹。昔吴公荐贾，非宜铨管之司；孔子铸颜，未是陶钧之力。比谊恩重，方渊感深。嗟睹奥以未期，但濡毫而抒恳。崔氏之乃心紫阙，陈生之思入京城。千古揆怀，一时均虑。临风托使，指景依人。柱础成润于兴云，辙鲋何阶于泛海。下情无任抃贺踊跃攀恋感激之至。

看不懂没关系，感受一下就好。其实这里面很多话都是套话，唐人有专门的《书仪》之类，列出各种场合下要用的套话，供人选用。不过即便如此，写这种公文还是很费力的事情，所以高级官员一般都有专门的属下为他写应酬的公文。而这就是李商隐的日常工作。李商隐流传下来大部分的文章，其实都是代上司写的应酬公文。

李商隐小时候父亲早逝，他随他一个远房叔叔念书，本来学的是古文。后来因为受到令狐楚的赏识，令狐楚便把自己写四六公牍的本事都教给了李商隐。但诸位千万别小看这写公文的本事，令狐楚在当时绝对是传奇人物，他本来是给太原节度使做“掌书记”（主要负责写公牍的幕僚）的。当时唐德宗每次看到从太原来的奏章，都觉得文采斐然，大加叹赏。令狐楚由此得名，最后因此被诏进京，由翰林学士（可简单理解成为皇帝写公文的官职，但能为皇帝写公文相当于参与国家核心机密了）做到宰相。而李商隐这辈子的政治理想，其实也就是通过写四六公文的本领做到高官（至少翰林学士），所以在写四六上，他下了很深的功夫。他在当时所谓“声名佳句在”，以及与温庭筠、段成式并称“三十六体”（李、温、段在家族内兄弟都排十六），其实都是因为写四六公文的本领，而不是因为写诗。

二、四六公文的文体特点

钱锺书先生有一个判断：”樊南四六（李商隐的四六文集叫《樊南甲乙集》）与玉溪诗（李商隐号玉溪生）消息相通。”而要想明白李商隐的四六和诗歌——尤其是《锦瑟》这类诗在写法上的关系，还需要简单讲讲四六公文的文体特点。

简单来说，四六公文的主要特点就是用典故来对仗。这似乎没啥可以细讲的，其实大不然。在李商隐之前三百年左右，刘勰《文心雕龙》就讲过关于对仗的理论，他把对句分成“言对”“事对”两大类（“正对”和“反对”的分类标准和言对、事对不同，姑不论）。言对不用典，作者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事对”就是用典故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比如上举“某尝因薄伎，猥奉深知。麟角何成，牛心早啖”。前两句直说自己在考试中被李回选中，是言对；后两句用“学如牛毛，成如麟角”的典故自谦，再用《世说新语》里名臣周顗把最珍贵的烤牛心割给少年王羲之吃，以在宾客面前显扬其人的典故，来感谢李回对自己的提携，这是事对。

而写公文主要用事对，这样写出来意思比较含蓄，显得有礼貌，并且给自己留下了解释的余地。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语意不对等的问题，比如说我用典故A来表达自己的意思X，但是典故A本来可以有很多方面的意思，记为A（a1、a2、a3……），而一般情况下用典是“取其一端而已”，也即只用a1来表示X。而高手则要追求多层次的切合，使得典故A的数种含义a1、a2、a3都尽量和X有联系。但即便如此，典故本来的意蕴和诗人要表达的例子肯能不可能全都贴合。举个例子，李商隐在一篇文章中写：

商山羽翼，嗟绮季之俱还；缑岭云霞，与浮丘而莫返。

两个典故解释一下：一个是商山四皓的故事，就是吕后担心被戚夫人夺爱，去问张良怎么让刘邦不换太子。张良说刘邦一直想请四个修仙的老头“商山四皓”出山，但是不成功。如果太子能请出这四个人来，让刘邦一看：得，这小子羽翼已成，肯定就不换太子了。

另一个故事是说周灵王的太子晋（也常被称为王子乔），也爱好修仙，后来传说他在缑岭得道升天。浮丘伯也是仙人的名字。

现在请大家猜一下：李商隐这两句到底想说啥？

稍有古典文学常识的读者，大概会以为所写的内容与神仙道教有些关系。因为四皓和王子乔的典故在游仙题材中都被用烂了。但我们看一下文章题目：《为濮阳公（指王栖曜）皇太子薨慰宰相状》，好了，原来是代人写给当时宰相的，大意是皇太子虽然死了，你们要节哀啊。商山句是安慰宰相的，缑岭句是写太子之死的。但是从汉代老百姓就经常说“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了，不管是不是太子，说到道士仙人之流，就经常用王子乔。所以想象一下，比如在一个古迹凭吊过去的仙人，或者怀念一个升天的道友（李商隐青年时候在道观呆过一两年），其实都可以用这两个典故。不过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读这两句的时候是可以自动排除这些歧义的：毕竟题目明摆着，而且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就并不会被典故本来所具有的浓厚神仙色彩所误导。

我再总结一下，以上的举例和论证是要说明：1、四六公文以用典为主要手段；2、典故本身往往有多重含义，但当时的读者身处具体的情境之中，自可以排除无关含义，从而理解文义。而李商隐在长期的公文写作中，练就了仅通过用典就把想表达的意蕴包括无遗的修辞本领。当他把这种修辞本领用在诗歌写作中，就有了《锦瑟》诗。

三、樊南四六与玉溪诗

现在我要说我的结论了，那就是：

《锦瑟》是移用四六文用典手法写作的诗歌。在李商隐心中，甚至当时某些对他了解很深的人的眼里，诗中所用的典故具体所指是很明确的，因此他们可以排除典故中无关的含义，理解诗歌的本意。但是当后人不再了解此诗具体的所指时，则典故本身具有的各种含义，便都会被释放出来。因此我们一方面觉得此诗意蕴几乎是无穷的深厚，但一方面又会觉得它扑朔迷离、不可捉摸。其实如果遮盖题目、且不做考史的工作，直接去读李商隐四六文的某些段落，我们一样可以有此感觉。

而且我有一个更直接的证据：中间四联的典故，李商隐在他的四六文章中都用过，现在列在下面：
庄生晓梦迷蝴蝶：

“蝶过漆园，愿入庄周之梦”（《上华州周侍郎状》）
“漆园之蝶，滥入庄周之梦”（《为白从事上陈许李尚书启》）

望帝春心托杜鹃：

“君王化鸟，资是思归”（《梓州道兴观碑铭》）

沧海月明珠有泪：

“泣珠报惠，宁尽于兹晨”（《重祭外舅司徒公文》）

蓝田日暖玉生烟：

“蓝田之产，宜有良玉”（《为濮阳公祭太常崔丞文》）

可见这些典故，对于义山而言，其实并不需要在写诗时冥搜力索，简直可以信手拈来的。而受具体语境的限制，上面的文句读来，我们都能明确知道它们的意思。比如“蝶过漆园，愿入庄周之梦”，不过就是把自己比作蝴蝶，希望贵人能稍加照顾罢了。而李商隐在诗歌中运用这些典故时，其实也和在四六文中一样，仅通过用典便传达了全部的意蕴，便不再把“此情”明白点出。但物换星移之后，当我们无法通过考证手段确知李商隐到底在说什么时，其本意的失落反而使得典故本身纯粹的美感和无穷的意蕴得以完全释放。试问：如果在前人关于此诗意义的各种说法中，选择一种作为定论，再回头读《锦瑟》，是将增益其美感，抑或损害其美感？我个人认为，实是后者。甚至过分一点说，《锦瑟》本来没有这么美，但由于后人没法读懂，它便更显出纯粹的美感来了。

拓展几句的话，以四六文法为诗，在诗歌史上还是挺特殊的。近体的传统是体物言情，大规模用典始于杜甫。而杜甫擅长古赋，却不擅骈文，所以他的文章里面纯粹的“事对”是很少的。用在诗里也是一样，他会先把他要写的事情交代得很明白，再用典故来增加诗的厚重感。但义山作为“事对”的高手，甚至可以纯粹用典故组织一篇作品。可到了后世大家的“以文为诗”就都是韩愈这种“以古文为诗”，而不是“以四六为诗”了。至于清人学义山者，即如黄景仁，也嫌他诗中言对终究露骨，不能很好地把意味都包括在典故里，所以还是达不到义山“凄艳浑融”的境界。

最后，我写这篇小文章也是为了反驳以下几种说法：

1、 艳情说：我的态度是，从苏雪林起，凡讲义山爱情故事者，除了像柳枝这种诗人自道、确凿无疑者外，可以说全都是猜谜。义山丧偶后，他的上司柳仲郢曾想给他找个小妾，义山还辞谢说：“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最后没有要。义山是很有“山东旧族”气派的，立身其实很谨重。就算有时候不免偶一心动，但真对令狐家青衣有啥非分之想那也不太可能；

2、 “意象派”或“朦胧诗”说：这是王蒙先生等人的说法，觉得义山掌握了一种很后现代的诗艺，通过直觉捕捉意象入诗。但如前所述，这些“意象”其实是在四六中用过的习语，而非作诗时的独创。所以与其用这种现代的说法，不如用四六手法解释更合乎当时文风；

3、 “人生感慨”说：有的人觉得此诗泛写诗人一生的感慨。我觉得从读者的角度说，它确实能唤起如此丰厚的感受。但是会写诗的人都知道，我给你个题目：就要你写写你一生的感慨，这个没法下笔的。它一定还是要有一个具体的缘起和情由，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罢了。不过如果非要猜一个缘由，从义山悼亡诗中“锦瑟长于人”一句看，我觉得悼亡妻之说最为可信；

4、 “故隐其事”说：有的人觉得李商隐这诗就是谜语，不愿意直说其事。这其实也是不了解当时修辞风气的缘故。真把诗歌看成谜语，其实是低看了义山。

5、遇合说：亦即从牛李党争或义山与令狐家关系的角度解释此诗。虽然李商隐并未因为娶王茂元的女儿被视作改换门庭，基本已经是学界共识了（旧唐书在这里记载舛缪的原因可以单独写一篇小文章了）。但持这种说法的人还是不少，不过至少我没见过持这种说法者有真懂唐史的。义山的职级根本达不到“卷入党争”的地步，而令狐绹事实上始终在权限范围内最大程度地照顾了义山——比如大中五年令狐绹荐义山补太学博士，以前人都认为这是冷遇。其实不是。正六品上的太学博士是令狐绹权限内能拿出的最高职位了，而且对于丧妻后心灰意冷的义山而言这种没啥正经事儿可做，但是又有地位、又不少拿钱的工作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纪晓岚对义山这批“无题”类作品有个很通达的说法，所谓“可以意会之”而不能“必求其事以实之”是也。虽然在中国文学提倡“文以载道”、批判“雕虫小技”的传统中，诗歌纯粹的语言之美往往并非诗人追求的对象（义山其实也并非是追求这个）。但《锦瑟》这种本意不可考的诗，不也恰恰给我们一个体会纯粹语言之美的场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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