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面对侵略时的不同表现？ 第1页

谢邀。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和我默念三遍：

尊王攘夷、王政复古都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自嗨。

尊王攘夷、王政复古都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自嗨。

尊王攘夷、王政复古都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自嗨。

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在面临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无论中日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群众普遍缺乏现代国家民族意识且政治参与度相当之低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应与分化对局势的演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都不想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就是革命（或者说任何形式的变革）爆发的最有利契机。换言之，只有在爆发了全国性的危机，致使统治集团进退失据、内部分化时，对旧制度、旧社会的变革才有可能真正到来。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可以做如下这番推理：只要统治集团中的核心势力（即最顽固最保守的势力）仍然握有相当的政治资源，对于集团内部其他实力派（一般而言具有比较强的革新意识）的控制和震慑即可继续维系，统治者内在的惰性也就会继续阻止变革的到来和发展。用这一观点去看待甲午之前的中日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统治集团中的核心势力败光自身政治资源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

必须明确一点：黑船开国对于日本的震动远远大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的震动，佩里舰队开进江户所带来的颠覆性影响迅速传导到了日本各地。与中国知识界在列强入侵面前极其缓慢的反应相比，日本知识界几乎是在黑船开国的同时就掀起了广泛的救亡运动。此外，黑船事件之前就此起彼伏的农民斗争在外国列强接踵而至之后，其主要斗争对象就从地方上的地主、官吏和富商扩大到了包括外国殖民者在内的绝大多数反动势力。虽然农民的反侵略斗争带有明显的盲目排外性质，但斗争对象的变化意味着幕府的统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动摇迹象。然而，相较于农民的普遍反抗情绪，对于幕府而言更具危险性的是野心勃勃的西南强藩、具有改革意识的公卿幕吏以及开始与实力派藩主密切联络的京都朝廷。也就是说，佩里舰队的到来和《日美亲善条约》的签署在短时间内使幕府所掌握的政治资源迅速流失，从而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分化和幕府政权的全方面危机。在此危急时刻，安政大狱（所波及者基本上都是上层的公卿、藩主、幕吏以及颇有影响力的民间思想家）将幕府的最后一点政治资源和威望也消耗殆尽。德川庆喜上位后，人才凋零、日暮途穷的幕府已经无力应对来自统治集团内部各个强有力挑战者的威胁。王政复古的顺利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幕府的穷途末路。幕府一推即倒之后，统治集团内部的革新势力掌握了核心权力。明治维新也随之开始。

再来看看中国。在紫禁城的统治集团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满清王族，居于外围的则是汉族地主。在甲午之前，鸦片战争以来除太平天国之外清王朝不曾遭遇过任何意义上的全国性危机——即使是太平天国，其直接起因亦非外国的殖民入侵。尽管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导致了曾、左、李等汉族地主势力的崛起，但另一个方面，太平天国这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反而让统治集团更为团结，降低了统治集团内部生变的可能。两次鸦片战争所波及范围都比较有限，而且随之到来的“同光中兴”不但阻止了政治资源的进一步流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满清王族的地位，知识分子普遍心向朝廷，在洋务运动中获利甚多的汉族地主也无意愿角逐最高执政权，相反更倾向于维护现行体制。叶赫纳拉氏的政治手腕也使满清王族可以驾驭汉族地主，防止其过分做大。这就导致了中国对于列强入侵的反应异乎寻常之慢。但伴随着甲午惨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满清的政治资源也迅速流失殆尽，日本幕府所遭遇的灾难最后同样降临到满清王族身上。到20世纪初，上至官僚士绅下至平民百姓，人们对于清王朝都已经缺乏好感。辛亥革命中，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真正促成南方十七省独立、予以清王朝致命一击的并非孙文等革命党人，而是像程德全这样的旧官僚、立宪派。

综上所述，在近代中国和日本这种底层民众政治觉悟不高、政治参与度低的国家，在真正开启民智之前，其近代化基本上都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全方位、大范围的危机越早爆发，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分化越快产生，统治集团中拥有新思想的中下层人士就越容易和居于核心地位的统治集团上层决裂并推翻后者，自上而下的深入改革就越快到来。中日莫不如是。唯一的区别是，日本体量过小，外国侵略所带来的影响迅速传播到了全国，导致幕府更早地败光了自己的政治资源。而中国体量太大，抗打击能力（或者称之为惰性）太强，满清王室败光政治资源的时间更长，所以近代化也就姗姗来迟。不过，和日本不同的是，在满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并没有如期而至，统治集团内部始终争权夺利不休。而已经觉醒过来的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停滞和开倒车。于是，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劳苦大众登上了历史舞台，以自己的力量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