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红军攻克华沙会引起资本主义大崩溃吗？ 第1页

谢邀。

这个问题有两种理解：一是红军攻克华沙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二是红军攻克华沙会引起“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崩溃（即苏维埃政权形式在欧洲范围内建立起来）。如果按照第一种理解方式，那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重点探讨第二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兵败华沙之前，交战双方各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在1920年6月红军连战连捷、一路向华沙逼近的时候，波兰军队的士气已经空前低落。毕苏茨基曾经语带悲凉地向外国记者表示，布琼尼麾下的第一骑兵军被波兰军民描绘为“一支无敌的神兵”，而且“越到后方，恐慌情绪也就越严重”。与之相对应的是，许多红军高级将领和共和国革命军事苏维埃的领导人都对革命前景抱有一种现在看来简直是异想天开、过分膨胀的乐观态度（不得不说，这些过分乐观的人当中就包括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

7月19日，西方面军政委斯米尔加告知托洛茨基，其当面左翼的波军已被“完全摧毁”。
7月21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要求图哈切夫斯基在8月12日之前占领华沙。
7月23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通知托洛茨基，称“不排除三个星期完成任务（占领华沙）的可能性。”

即便是一贯头脑清醒如列宁者，也很难不受到这种乐观情绪的感染。1920年7月列宁曾以如此直白的方式对前来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法国代表说：

是的，红军逼近了华沙。不久之后德国就是我们的了，我们还要重新夺回匈牙利，巴尔干将起来反对资本主义，意大利正在颤抖，资产阶级的欧洲就要在风暴中崩溃。

与此同时，红军的接连胜利引起了英法的极大恐慌。在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先后被红军击垮之后，除了丘吉尔等极少数死硬分子之外，英法统治集团在1920年年中就已经实质上停止了对苏俄国内白军的军事援助。7月英国政府专门出面，希望苏波双方停战，为了保全毕苏茨基政府，英国不惜做出重大让步，承认苏俄对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主权，只求红军停止推进。从英国资产阶级的角度出发，这一让步确有必要——因为此时此刻，用火烧眉毛形容英法资产阶级所面临的窘境毫不为过。共产国际在其内部文件中一直将苏波战争称作为全世界十二亿五千万被压迫者所进行的全面斗争的前奏。而一旦红军在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将会引发欧洲的连锁反应。其情景将是1789年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之后的翻版：彼时仍然极不稳定的德国和匈牙利受到红军胜利的鼓舞将会再次揭竿而起，对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理论颇感兴趣的一众民族国家亦有很大可能倒向布尔什维克一边，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工人和农民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和号召下也蠢蠢欲动，早在巴黎和会时期，劳合·乔治就有过危言耸听的说法：

整个欧洲充溢着革命的精神。那不仅是一种深深的不满情绪，还充斥着愤怒与反叛。欧洲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一切方面的现存制度都遭到了质疑，从欧洲的这一端到那一端皆是如此……我们很有可能把整个欧洲的大众都推向极端分子的怀抱，而这是很危险的。

如果说在1919年，劳合乔治的这番话还显得有些杞人忧天的话，那么到了1920年，世界革命已经不再是一种理论，而是摆在欧美资产阶级面前的真切的事实。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欧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骚动开始陡然增加。而在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全人类的理念对亚非拉人民尤其具有号召力。从1920年到1930年，包括中国、朝鲜、印度、中东、印度支那、拉丁美洲在内的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规模不容忽视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其数量多达数百个。放眼全世界，“革命形势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一片大好”的话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红军攻克华沙，并在波兰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那么红军即可挺进革命觉悟很高的德国和匈牙利地区，进而掀起欧洲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因此，苏维埃政权形式在欧洲范围内取得胜利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是，这一切的关键，都在于“红军能否在波兰取得决定性的、稳固的胜利”。

这就涉及到一个诡异的问题：国际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相互转化”。

国际主义，帝国主义，本来是有明确的区分标准的。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二者的界限常常会被人为地模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互相转化。以国际主义之名行帝国主义之实的有之，践行国际主义却被污蔑为帝国主义的亦有之。尤其是像苏俄这样单方面的派遣武装力量以输出革命的方式，不但极易遭到来自反动势力的攻击和诬陷，而且一旦意识形态上稍有松懈就会蜕化为帝国主义性质的侵略战争、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法国革命军早期征战意大利、低地国家的时候，其军队性质毫无疑问是保卫革命、输出革命的正义之师。然而等到了拿破仑时代，虽然拿破仑很多时候在主观上仍然将自己所进行的战争视为保卫大革命果实的努力，但其军队的所作所为对于俄国、西班牙等国的群众来说是板上钉钉的侵略行径。究竟如何在输出革命的过程中把握好这个度，使人民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性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至于波兰，情况则更为特殊。虽然波兰一度是欧洲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华沙起义曾经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评价，但其革命斗争中的主要矛盾是波兰民族与沙俄、普鲁士、奥地利等列强的民族矛盾。“波兰永不亡”的理念是长期以来波兰历代革命者所坚持的革命纲领和斗争信念。这一阶段波兰革命斗争的性质，是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的主体地位到1920年还是没有多大改变。换言之，1920年刚刚获得独立地位的波兰，本土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还比较弱小，其阶级矛盾尚未尖锐到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程度。波兰工农的民族主义情绪仍然十分高涨，阶级觉悟较低。因此他们也很难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质和其已基本沦为伦敦和巴黎用以阻止革命输出的工具的事实有清醒认识。这就给予毕苏茨基以极大的便利。他可以毫不费力地煽动起波兰工农的民族主义情绪，将解放波兰劳苦大众的布尔什维克红军污蔑为换了个旗帜的沙俄侵略者。再者，波兰历史上的反俄反犹传统也是值得重视的因素。纵观当时华沙当局的宣传材料，无不是大肆宣扬托洛茨基等人的犹太血统，进而将红军丑化为“犹太人的军队”。反犹宣传不但加重了波兰工农与红军官兵之间的隔阂，还轻而易举地让波兰工农相信正在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的毕苏茨基集团是“自己人”。这无疑给布尔什维克的反击宣传增加了难度。因此，即是红军攻克华沙，建立了波兰的社会主义政权，这一胜利的稳固性也颇成问题。波兰群众对于红军根深蒂固的误解和仇视势必会给红军留下一个不稳定的后方。妨碍红军进一步扩大战果。这种种因素再加上红军在军事上的错误判断，兵败华沙也就不可避免了。

苏波战争的经验实际上更加佐证了列宁以下这段认识：

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我们无论采取哪种策略，都不能完全摆脱同帝国主义的某种联系，并且很明显，不推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就不能完全摆脱这种联系。现在我们策略的基础，不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现在帮助两个帝国主义中的哪一个较为有利，而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或者至少可以支持到其他国家也起来响应。

所以，后来苏联在输出革命方面就显得更有策略了。在支援中国北伐战争中，苏联除了出钱出枪出顾问之外，基本上是依靠中国本土的革命力量来推翻北洋军阀，而且事实证明这一策略的效果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