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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什么没演变成流血事件,这一朝君臣为何那么独特?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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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杯酒释兵权”,学界有着非常深厚的积累,而 @宋梦梁也做了非常好的回答。我之前写作业的时候,刚好读了一点有关的文献与前辈学者的文章。不知道可不可以借这个机会,写一些体会……希望大家不要以任何形式转载

下文中,我会先打一个比方谈一谈我的思路(§1、2)。之后,我尝试为我的理解提供一些初步的依据(§3)。最后,我回到题主一开始的问题,并简单综述已有的研究(§4)——嫌长的同学可以直接拉到最后。

1

“杯酒释兵权”首先是一次人事调动,而北宋的人事调动离开我们的生活世界很远。我想从一个今天的比方开始。

就拿我国的青年干部来说,团中央有第一书记,也有书记,就说八位吧。假如,在一段时间里,这八位中,有七位都调去地方上的大省做省委副书记或次之的职位了;同时,三位新人被补充了进来,其他的位子暂时空缺。这样的调动了,新闻肯定会播。看到新闻以后,不妨思考一个问题:这说明了什么呢?其实也很难说——虽然捕风捉影的港媒一定会煽风点火。这里的关键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出任地方省委副书记,是我们国家的惯例。即使这样的调度真的发生(当然这只是我的比方),这也还在正常调动的范围内。我们甚至也很难对其中人物的政治前途做出预测。毕竟,省委副书记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位置。

这样的人事调动的意义,只有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才会体现出来。如果相关当事人之后的仕途不那么顺畅,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人事调度有一些政治的意味。如果,他们各个风生水起,那自然,当年只是正常调度了。当然,这一切都是一个虚拟的场景。

回到宋代,禁军系统要比某某团重要得多,藩镇和省委不是一回事。这个比方是为了提醒说明:人事调动的意味具有某种模糊性;身在当时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认知;政治过程之所以复杂也有趣,有时是因为人们会利用这种模糊性,相对平稳地推动变革。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宋初的情况。

2

十二世纪的学者李焘(1115-1184)在回顾基于十世纪的历史书写的时候评论说:

此事(杯酒释兵权)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

《太祖实录》,太宗、真宗两朝四次编修,成书三部(燕永成,《〈宋太祖实录〉探微》,2008)。我的理解是,对于当时的史官乃至宋初三朝的政治行为者而言,禁军高级将领出任藩镇节度使是一次符合常规的、正常的人事调度,就好比共青团的书记出任省委副书记一样,它们符合默认的政治规则,因而不值得大书特书——这一点我会在下一节展开。这是“《正史》、《实录》皆略之”的原因。

然而,随着政治文化、政治语境、政治心态的转变,旧有的政治规则与政治理解渐渐淡出了新一代政治行为者的思想世界。真宗朝后期开始,当人们回过来看太祖对禁军高级将领的安排的时候,他们的感受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因之,顾吉辰先生早就指出:

为何“ 杯酒释兵权”之说, 出现于真、仁宗,形成于神、哲,最后定论于南宋时期呢?这必须从当时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关于宋初“杯酒释兵权” 的几个问题》,1993)

许多其他学者也曾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过。柳立言、王育济等先生都认为真、仁朝士大夫政治逐渐形成以后,文臣更能体会到这一事件的意义,因而会基于自己的理解与想象而加以记录(柳立言,《“杯酒释兵权”新说质疑》,1990;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1996)。顾吉辰先生则认为,真仁以来宋朝的军事弱势让文臣开始注意到祖宗对兵权的控制及其深远影响。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也许也还有扩充之处。或许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又互相关联的层面值得强调。

一是北宋中后以来文人对五代的陌生。仁宗朝以来的士大夫,离开五代不远,不到一百年。但真实的五代对于他们而言是陌生的,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化的印象——武人的跋扈与贪婪,文臣的乏力与无耻。在这种固化的印象之下,许多五代通行的观念与默认的规则, 对于他们来说是要加以谴责的——因而其背后的合理性是他们完全无视的。他们不可能穿越去百年之前,用心体会五代的逻辑;他们也不可能穿越来千年之后,读陆扬、邓小南老师的文章专书。说到底,五代的许多做法,他们是不屑于去认识的。

二是北宋中后以来文人对“太祖”的“陌生感”。因为这些文人对于五代武人的理解是高度平面化的,他们很难理解作为五代武人的太祖的一些层面。赵匡胤是一个出于盛怒就可以把人牙齿打下来的猛士——这些层面,后来的文人会感到很陌生。在这种潜在的心态下,文人集体性地对于太祖形象进行了再刻画、再创造。这些书写背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刻意把“太祖”与与他所处的“五代”剥离开来。由此,太祖的许多遵循五代一般惯例的举措,都被赋予了一种特别的用心:让武将久任边郡,就地发财,这是太祖的安边之道(《长编》);杯酒释兵权,这是太祖的“仁爱有术”(《河南程氏遗书》)。这些描绘,正如邓小南老师所言,便渐渐汇入了宋人的“祖宗之法”,而宋人对于太祖本是五代时生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就更加隔膜。

因之,讨论“杯酒释兵权”这一事件,很多人习惯于放在北宋皇权的脉络下,看其对于稳固北宋皇权的作用。但我们也需要从五代武人的脉络下看,追索事件背后反映的五代权力运作的规则,体会当事武人对于一事件可能的认知。

3

就此,柳立言等先生曾做过一些梳理。其中有一些层面值得强调,另一些也许值得推敲。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十世纪,朝代建立之后,功臣出任节镇是惯例。其实,中晚唐以来,武人建立功勋以后,就期待成为刺史或节度使。宪宗时,高崇文收复了西川,他被任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任官的制书就讲了:“毕功以除其祸灾,图劳宜享其土地。”到了唐末,功臣除郡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以至于一些武人在出马单挑的时候会直接要求刺史作为报偿。《全唐文》中还有一篇上表,是郭崇韬写给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其中说:

臣伏念朝廷起军之际,陛下决于宸断,抚臣背曰:“此去必荡寇仇,可期清泰。事了之后,与卿一镇。”

这里的陛下是庄宗,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如果他建立了大业,那么他的从龙功臣都会得到一个藩镇。从天子的角度说,这既是一种报偿,也是当时中央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一种方法(此见王赓武,《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权力结构》)。但从武人的角度说(当然郭崇韬不是武人),这是他们应得的待遇与报偿。所以,朝代建立之后,高级将领获得节镇,这绝对不是北宋太祖赵匡胤的发明。某种意义上,赵匡胤的做法上承已有的政治规则——只是记载这一事件的人们有意无意地将太祖与这些规则背后的世界剥离开。

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后唐的情形与后汉后周北宋毕竟非常不同,越到后来,藩镇式微,禁军权力空前。另一方面,高级将领出任节度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保留禁军职位与指挥权,兼领节度使,从而获得节度使的丰厚收益;另一种是离开禁军的指挥系统,专任节度使,从而真正成为地方大员。这当然是完全不同的。柳立言先生似乎认为前者是后汉后周的做法,而后者是太祖推行的。

如果这样来认识,我觉得过于简单化了。

我曾经尝试比较全面地梳理五代的史料,观察禁军高级将领兼任藩镇的情况。我并没有完成——说实话,我在这么做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史料有时候会说“兼节度使”,会说“出为节度使”,但并不总是很明确,因而定量的统计就中断了。幸而仍有一些初步的笔记与观察:禁军高级将领兼任节度使,与禁军将领离开禁军系统专任节度使,在唐晋汉周的实践中都有成例可循——这两种情况,我各找到了十个左右的个案。

这或许意味着一些什么。

就目前而言,我的感受是在已有的研究中,我们过多地关注前一种情况,如郭威、赵匡胤等人物,而我们对后一种情况重视不足。很多人在阅读相关事件的时候,下意识的认为武人的天性就是不放弃兵权,牢牢抓住枪杆子是他们的天性;因而,在观察武人迁转的时候,下意识地认为那些失去军权、流落地方的人,就是失败者。这种观念似乎很有问题。事实上,学界虽然对禁军建制(张其凡、王曾瑜等)或武人家族等(何冠环、柳立言等)有相当积累,但对于禁军内部军校的观念、迁转期待等问题仍然相当薄弱——相比于已有的对晚唐强藩内部的观察(毛汉光之于魏博,张正田之于昭义等等),仍有所不如。由于缺少了这个心态、观念史的环节,我们对于杯酒释兵权的大背景的理解,可能产生了一些偏差。

事实上,第二种情况,也可以找出不少的个案,从而挖掘出禁军系统的内部生态的一些侧面。不如介绍其中的一个:北周时,951年,张铎以奉国左厢都指挥使兼防御使,遥领永州。同一年,他离开了禁军系统,专任密州防御使,之后在地方上几经迁转,任节度使。959年,周世宗北伐,张铎以宿将与韩通、高怀德等先赴沧州,厚加赐予。入宋以后,张铎长期镇泾州,直到976年离镇。当然,张铎并不是禁军的最高将领(安审琦也许是个更好的例子),但张铎的情况可以告诉我们离开禁军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失势。而透过这个个案,我们也许能对禁军系统的常态有所体会。

五代是极其崇尚个人武艺的时代(曾瑞龙,《经略幽州燕》),新的猛将时时都在涌现,他们希望快速掌握军队要职,建立更大的功勋——对他们来说禁军宿将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而对于旧的武将来说,已经建立功勋的他们也想消受富贵,再冲锋陷阵,与年轻军将单挑搏杀,这恐怕也未必是他们的本意——高平之战樊爱能、何徽就是代表。因之,禁军系统需要能够处理这样的情况。后周通行的做法是将宿将安排在地方,一方面给予待遇,另一方面也保持禁军的活力。只有在大战的时候,这些宿将才被推往前线,或者备顾问,或者以临时的头衔指挥大军。大战之后,他们又回到藩镇,长享特权。这与杯酒释兵权中当事武将也是一致的。王审琦、慕容延钊、罗彦瓌等在离开禁军之后,都继续以其他方式参与军事活动(徐规、方建新《“杯酒释兵权”说献疑》,1982)。

基于这些铺垫,我们似乎可以发现“杯酒释兵权”中的人士调动,大体而言符合五代以来禁军高层的迁转规律,也符合禁军内部新陈代谢的固有规律。因之,我们对杯酒或许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认识:

即使太祖不主动“杯酒”,他的将领也会问:“老大,说好的节度使印呢?”当他们离开禁军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想,“打仗的时候会叫我的吧?”他们确实不会认为自己离开军界了,也不会认为自己失去了权势(对此Peter Lorge有展开),甚至,不会认为禁军系统会遭遇大改动。这可能是更贴近当事人对此事的认知。

要之,太祖对禁军的指挥权的改组,与五代以来通行的做法有相当的延续性,因而,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件事情不可能被理解为一件大事,也因此,《实录》不可能去加以发挥。当然,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太祖的做法与后汉后周有着非常微妙的不同——至少,涉及人更多,而背后又有更深远的安排。因此,上述延续性也就具有了欺骗性。但总体而言,太祖改革禁军指挥权的过程中,尽可能地遵循了五代以来的惯例,从而减少改组禁军的阻力。这是他能够顺利推进的原因,也是当时不受到史官特别注意的原因。


4

这就可以回答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这次改革没有造成流血冲突?

有人觉得是因为太祖高瞻远瞩、别出心裁,许以高官厚禄,许以联姻,以此换取将领主动交出兵权。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太祖高瞻远瞩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并不别出心裁,而尽可能遵循已有惯例。他很好地伪装了他的改革,把它伪装成了一次寻常的人事调动。非但没有造成流血冲突,甚至也没有引起当时人的特别注意。

说到这里,不如回顾一下文中提到的学者与文章。某种意义上,学界对此的讨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或三条线索:

  • 一是对事件的廓清。这基本由聂崇歧先生的专文完成,从而使得许多讨论可以更加清晰地展开。
  • 二是对事件是否存在的争论。丁则良(1945),徐规、方建新(1982)是反方,他们认为不存在,柳立言(1990)、王育济(1996)等站在正方的立场做了反驳。通过持续的争论,我们对细节与文本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并不能说已经尘埃落定,但一些基本史实得到了确定:太祖对禁军指挥层进行了一次集中调整,这是没有问题的。
  • 三是对于事件相关书写的再反思——并努力透过小说笔记的书写,观察当时的“通性真实”。邓小南的《祖宗之法》在方法与概念上奠定了一种新的基础,使我们对于许多以为尘埃落定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就杯酒本事而言,顾吉辰的专文梳理了一些被忽视的问题,并提出了新的见解。有关的讨论最近也有新的跟进,如范学辉主张从北宋新贵取代后周旧臣的角度来理解背后的安排(《关于“杯酒释兵权”若干问题的再探讨》,2006)——我觉得说“新锐”与“旧臣”之间会更好,而其中也不乏新陈代谢的因素。甚至,西方学者对此也有涉及。Peter Lorge就写了一篇文章,谈了他的看法。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这样的、前人深耕熟耘的问题上,我们是否能榨取一些余意,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像之前一些回答者那样完全自己来总结,这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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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确一下——“杯酒释兵权”分两次,一次是解除禁军将领兵权,一次是解除藩镇兵权。这里详细讲讲后者,充分体现了赵大憨厚黑胖外表下的心机婊。

解除禁军将领兵权在建隆二年(961),参见

@Kaiser

的回答。

而解除藩镇兵权则在开宝二年(969),参见

@格子屋

的回答。

1、解除禁军将领兵权

必须要作为补充的是,严格来说,解除禁军将领兵权的说法还不够严谨,只能说去军职。具体来说就是不再担任中央禁军的高级军职,而请之出外担任藩镇节度使,这些将领实际上还是掌握了地方军权。

这一措施没有激起巨大反抗的原因,固然有赵大通过厚禄姻亲等方式的许诺,更重要的是,从现实层面上来说,出守藩镇对于这批禁军将领来说有着很大的实惠。五代以来地方藩镇犹如独立朝廷,禁军将领外放,实际上是将手中的禁军兵权变现了,同时手握地方兵权,仍然有与朝廷叫板的实力。

回到赵大劝说老兄弟的说辞上——“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在这个阶段,他的阶段性目标是礼送参与军事政变的中央禁军将领们外出,以避免短时间再次发生类似政变的可能。在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上,禁军将领们自然乐见其成,同时也向赵大表示自己绝无复制“黄袍加身”的野心。

2、解除藩镇兵权

这才是精彩的戏肉,

@格子屋

所举的符彦卿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微观侧面,从更宏观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下的一手好大棋啊

《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建隆二年“杯酒释兵权”的开场前有这么一段话——

“上(宋太祖)…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如何?’ 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之神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

其实这段话出现在这里,本来是稍有点微妙的文不对题——赵大与赵普讨论的是如何削藩,可这场酒宴的结果却是赵大分封了新一批的藩镇。而且,赵普的这“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计说起来容易,但从五代以来也并不是没有统治者努力过,却从没有成功过的。

比如最根本的“收其精兵”一条,宋太祖上一位统治者周世宗也曾努力过,可最后的做法只是另外招募精兵充实中央,以此来抗衡地方藩镇而已,但却无法改变骁勇之士已为藩镇所蓄的局面。退一步说,就算有地方藩镇肯上缴一批兵员,两眼一摸黑的朝廷又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真正的“精兵”?

而且,历代君主上位后一面重新招募自己的人马,一面又不敢下手淘汰前朝遗留的老兵油子。结果这样强弱掺杂的禁军累朝相积,给中央带来越来越重的财政负担。

以上这两点不断重复循环,几乎是所有五代君主都跳不出的思维怪圈

但赵大是怎么做的呢?


第一步、

(960)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拣其骁勇者升为上军,老弱怯懦者置剩员以处之

赵大登基之初,就先对自己麾下的禁军开刀。赵大一方面以升迁骁勇来分化士兵,另一方面也没有不留余地的裁撤,而是将老弱降为非战斗部队,虽然只领1/3甚至更少的军饷,但至少不用拼命了。所以底下的丘八们也就捏着鼻子认了。


第二步、

(961)令殿前、侍卫司及诸州长吏阅所部兵,骁勇者升籍,老弱怯懦者去之

宋太祖继位第二年发布这个诏令,延续了上一年择强汰弱的方针,只是范围进一步从禁军扩大到了地方军。但是,这却是对于地方大为有利的——中唐以后,地方得以截留和奏讨大量财赋为兵费,高等级士兵越多则留下来的钱财越多。因此地方藩镇闻之无不击节相庆:这明摆着是赵大找个由头花钱收买大家来的,还废话什么?快把手下将兵能升籍的都报上去,拿着这个名单等着领钱去吧~ヾ(=^▽^=)ノ


第三步、

(963)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给散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即送都下

等赵大逐渐打服了起来反抗的藩镇(李筠、李重进),突然拿出2年前各地藩镇自己上报的名册说:符合这个标准以上的都送来京城吧~ 这时候藩镇们才傻了眼:原来在这里等我呢?但没办法,自己约的炮,哭着也要打完 ゜・(PД`q。)・゜

与此同时,赵大还为了杜绝海选精兵时的舞弊还搞起了标准化,一是从禁军派遣强壮士兵到地方作为参考的“兵样”;二是制作了一批标准化身高量具,按照身高确定士兵等级(在当时一般而言,身体越高体格越好,是最方便简单量化的指标了)。

另外,960年裁撤弱兵的好处又体现了出来,不但使中央财政有余力负担地方精兵的开支,而且这一政策运行多年已成惯例,再要裁撤这些地方兵也更容易让人接受。


至此,从中唐到五代以来困扰君主节帅多年的骄兵悍将问题,被赵大兵不血刃地解决了。


“禁卫之兵骄,方镇之权重,五代以来,以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收之而有余。徒见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有本也……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权者,正孟子所谓不得罪于巨室,裴度所谓处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无故而行削夺之权,岂不动七国之变哉?”

——宋・吕中《处藩镇·收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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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酒释兵权”从表面上看,只是一场开国皇帝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性,解除开国将领所掌握兵权的一个政治举动;与其他朝代相比,区别仅仅在于没有流血。甚至坊间会觉得,太祖用一种有些狡黠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其实不止这些。


我们一般都认为,唐宋两朝都是治世,有自己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并且大致可以照常运行;二者中间夹杂的五代是个乱世,在乱世中,许多不同寻常的事情会发生,不合常理的制度会出现。但是却忽略了,每个治世都是从乱世过来的,宋初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就是从五代的乱世中走出来,拨乱反正,建立起太平治世中所应有的制度。而“杯酒释兵权”就是重建政治秩序的其中一环。


———————————————正文开始,分析文本的分割线—————————————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现在通常所引用的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版本,其实最早的是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然后是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等。但不同的记述不仅简略不同(《涑水记闻》更详细),关键是时间以及诸将领后续的职务安排都不一样。李焘在《长编》中,采用了王曾的时间以及后续安排,而用了司马光的情节。所以学界一直有人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1、 时间。按照《长编》的记载,杯酒释兵权发生在建隆二年七月,而六月初,宋太祖的母亲杜太后刚刚去世,太祖应该处于服丧期,有没有可能宴请石守信等人?


回答:关于丧期的长短有着不同的规定,天子例“以日代月”,也就是说,一天当一月,《宋史·礼志》对此有记载,六月二十五日除服。杯酒释兵权的七月,已经不在丧期了。在丧期内,禁止饮酒作乐;而丧期过后到11月除了特别隆重地大宴,一般的宴席不禁止。翻看《宋会要辑稿》就可以看到,在七月和十月,太祖都曾办过大宴,所以宴请几个老朋友、老下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详略问题。王曾的记述和司马光的相比,简略很多,很明显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有人为的夸张和渲染。而且王曾已经是真宗、仁宗交替之际的臣子,并不是太祖同时代的人,他的记述有多少可信度。


回答:一个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详细和绘声绘色,这简直是肯定的。你看司马迁写的鸿门宴,每个人的表情和声音他都能描写到,难道他身临现场了吗?但是这与事件的真实性并不冲突。王曾的记述,虽然简略,但基本的关键词和框架都已经有了。而且与《长编》相比较,乾德二年,石守信等人确实离京去了地方。而且王曾的人品也很可靠,性格稳重,不确定的事应该不会瞎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王文正公笔录》一书的评价是“(王)曾练习掌故,所言多确凿可据。故李焘作《通鉴长编》往往全采其文”。几个方面综合来看,王曾的说法应该是靠得住的。


——————————————回溯唐朝五代的分割结———————————————


@红茶魔术猫 答案中也提到了,宋初大的军事变动,一个是收中央禁军兵权,一个是收藩镇兵权。而禁军与藩镇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还是要从唐朝和五代讲起。


唐朝的军队制度在玄宗朝有个比较重要的变化——由府兵制转化成募兵制,简单地说,府兵制就是义务兵制,所有的人都有义务当兵,平时在家里种田,轮到你了就去替国家当兵,期满了再回来继续种田,而且当兵要自备行李武器干粮;但是这个制度,玄宗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于是慢慢地改为了募兵制,也就是雇佣兵制,出现了专职的军人。玄宗时疆域又特别大,驻守在那里的兵士天长日久地不回来,都成了将领的私人。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安禄山一人身兼三镇节度使,掌握着三镇的民政、财政和兵权。爆发之后,中央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应付,只能依靠驻扎在其他各地的节度使来平定。所以安史之乱之后,一方面为了酬劳,另一方面也确实没有足够的实力收回节度使的权力,于是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藩镇。


唐朝灭亡之后,五代的朝代更迭特别频繁。这种现象就是藩镇势力太大导致,藩镇的兵力足以推翻天子,便带兵打入中央自立为帝,原本自己在藩镇的兵力就成了禁军。而由于能当天子的藩镇兵力在其他藩镇之中原本就是最强的,所以慢慢地,藩镇势力便不敌中央禁军。等到五代的最后一个朝代后周之时,禁军已经成了精锐,藩镇倒无足轻重了。赵匡胤以及他的开国将领都是中央禁军的统帅。所以赵普称禁军为“腹心之患”,而藩镇为“肢体之患”。而“杯酒释兵权”的对象,也都是中央禁军的将领。


—————————————解除中央禁军威胁的分割线————————————————


先插一张北宋初期禁军高级将领变动示意图(图片来自聂崇岐先生《论宋太祖收兵权》)


从左边开始看:


第一列: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是宋初禁军的两个部门。


第二列分别是两个部门的最高将领。侍卫亲军司分为马军司和步军司。最高首领是统管马军司和步军司的马步军都指挥使,然后是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然后是各司的首领,即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司的最高首领是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陈桥兵变之时即为殿前司都点检。


三到六列是“杯酒释兵权”之前的禁军变动情况(杯酒释兵权发生于建隆二年七月),第七列是之后。

人名大家都不熟,大致可以这样理解。在“杯酒释兵权”之前只是小规模的调整,主要目的是把禁军中非太祖心腹的将领换掉,代以他的心腹将领。而从最后一列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殿前司还是侍卫亲军司,“杯酒释兵权”之后,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最高统领都被撤掉了,而且日后也没有再补齐。这一手调整,把禁军最高统领裁撤而以原本没那么重要的官职任首领,降低了这个职位的威望;另一方面,也不再用杰出的将领来典禁军,减少士兵对将领的向心力;侍卫亲军司不再设马步军都指挥使,马军司与步军司渐渐割裂开来,形成了殿前司、马军司与步军司并列(合称“三衙”)的局面。


————————————————解除藩镇势力的分割线—————————————


赵普的原话说的非常清楚,“稍夺其权、收其钱谷、制其精兵”。分别是从民政、财政和兵权三个方面来说的。


一、 民政。宋朝建立之时,并没有完成中原地区的统一。在统一的过程中,每消灭一个国家,原来的地方官难以全部废除,于是另外再设通判。而通判的作用一方面协助地方官,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监视的作用。后来又从中央任命京朝官做知州,提高对节度使的制约。另外一个重要措施是罢支郡。每道(或称路,地方行政单位)之中,节度使所驻扎的州,称为首州,其余的称为支郡。太祖统一中原的过程中,新收复的州下令直接隶属于中央了。但原来属后北周的州,仍归节度使管辖。太宗即位之初,赵普任河阳节度使之时,有下属向太宗告状,称赵普欺负他,要求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不再隶属于河阳,太宗同意了。没过几个月就下令,全国其他地方的支郡都不再从属于节度使管辖。节度使所管理的,不过是首州而已。


二、 财政。中晚唐的节度使,赋税大部分留在自己手中,上缴中央的极少。赵普任相后,劝太祖改变这种现状,于是太祖下令,除必须的财赋外,其余尽交中央。后来又在地方设知州,每路设转运使负责财政,地方基本就没什么多余的钱了。


三、 兵权。周世宗柴荣在世之时,就曾经要求地方将精兵选宋至中央充禁军;宋太祖依旧延续了这种做法。只是更为标准化——中央用木头做好兵样子传送到各地,要求符合条件的一概送到中央充禁军。


——————————————关键人物的分割线—————————————————


1、 赵普。


赵普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腹心之患”和“肢体之患”的定位、解除禁军和藩镇的手段,简直是指明了宋初皇帝掌握军权的发展方向和步骤。以后的几十年中,无论是太祖还是太宗,都是按照他的这个思路在往下走。皇帝解除了地方藩镇的势力,消除了中央禁军的威胁,走出了五代“兵强则逐将,将强则易君”的阴影,奠定了北宋“无内患”的基础。


赵普有私心吗?当然有,“陈桥兵变”之事,赵普是主谋之一,但是北宋建立后,他仅仅是枢密直学士;而石守信等诸人已经是禁军统帅,地位远远凌驾于他之上。赵普作为开国功臣中的文臣之首,对此当然有意见。他出于私心,想要解除这些人的兵权,也是可以想见。但是更深层的因素在于,太祖是武夫,手下身居要位的也都是武夫。如果作为文臣的赵普不出来为文人争取权益,以后的宋朝是武夫当政还是文人掌权?事实上,“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后又独相十年。太祖去世之后,太宗也是亲近文人的性子,大开科举之门,才形成了日后文官统治的宋朝。


2、 太祖。


太祖在这件事上,也许看得没有赵普长远,但是太祖的长处在于他个性的宽厚。“杯酒释兵权”的首倡者是赵普而不是太祖。赵普一再劝太祖解除诸将兵权,他不肯。而赵普最终说服他的理由也是“我知道他们不会背叛你,但保不齐手下人为了贪图富贵而谋逆”(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太祖接受了这个说法,但站在当时来看,更多的是为了防患。他是怎么做的呢?第一、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第二、仅仅是解除禁军兵权,并没有彻底解除手中的权力。他们到了地方上,仍然有财政权和地方的兵权。实际上,在日后统一中原的过程中,许多将领又再次参与进来。如王审琦出征太原;符彦卿统一湖南荆南等。第三、联姻。把妹妹和女儿分别嫁给了他们。一方面当然有政治上的考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表示,我对你们是极为信任和亲近的,我们荣辱与共,我会保全你们的利益。太祖的其他影响,下节再说。


——————————————————对后世的影响—————————————————


这样统贯地看下来就很明显了,“杯酒释兵权”仅仅是自太祖继位到太宗统治的几十年中,将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的一小环;而“掌握军权”又是宋朝稳定政权的一小环。实际上,从唐朝到宋朝,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与稳定政权相关的,就是“宋朝无内乱”。大规模的皇储之争、宗室内斗、女主夺权、外戚跋扈、宦官专政都没有,除了宋初四川的王小波起义(四川比较特殊),连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没有。这些都是在宋初奠定的制度基础,所以宋朝人对于本朝的“祖宗之法”极为自豪。从北宋到南宋,夸赞的言语屡屡不绝。


但是除了这些明面上的制度性的东西,我还想说些别的。就是,“杯酒释兵权”暗藏着任何一个朝代开国之初都会面临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的关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固然是最简单的选择,但是开国之初的血雨腥风,难道不会影响带个朝代后继的政治风气?


即使是暗藏着政治考量的权力转移,太祖都做得一团和气。他不杀周恭帝,不杀南方小国家的降君,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无疑给新生的朝代以平和、宽松的政治气氛。《宋史》中称“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太祖)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呜呼,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所以宋朝才会有了士大夫政治,才会有后世皇帝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人觉悟,也才会有文明的、繁盛的宋代文化。


——————————————————个人废话的分割线—————————————————


这个问题也关注了很久了,一直没有来写。因为觉得,如果铺陈开讲,其实是个非常大的题目。即使是从狭义的角度,也会牵涉到比较宏观的整体性的政治策略,所以迟迟不敢下笔。今天冒昧来写几句,只是珠玉在前,已经有过千赞的回答了,不知道会有几个人能看到这个回答。


如果想进一步地了解,我推荐聂崇岐先生的《论宋太祖收兵权》(收入《宋史丛考》,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在聂先生之前,普遍认为,“杯酒释兵权”即是“罢藩镇”,而聂先生在文中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杯酒释兵权”为收禁军兵权,之所以出现这种误解,与《涑水记闻》的行文有关。此外,王育济老师的《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03期)也对此前的多种怀疑真伪的声音进行了辨析。我的主要观点来自于他们,自己只是整理和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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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16更新线---------

节前发烧,受大罪了,打开知乎,被大家的赞给惊到了,谢谢大家支持,看了K神、费神还有其他答友的答案,引章据点,深感佩服,小弟不才,答案只做抛砖引玉之用,疏漏地方还请大家包涵。

--------以下是原文-------------

上面的各位讲的也太泛泛了,历史总是具体的。

杯酒释兵权,谁的兵权?当然是节度使(不少答友表示杯酒释兵权解除的并不是指节度使,而是太祖身边诸如石守信之类的亲信兵权,窃以为这确实符合这个故事的情节,但是不管石守信等人再亲信,关系再好,为君之道不容风险,皇权的面前没有信任二字,只有手段)。这里举个赵匡胤做过的案例,就可以知道赵太祖的手段了。


天雄节度使,当朝三公之一太傅符彦卿,这厮相当了得。爷爷乃吴王符楚(当然这个吴王是有争议的,目前存疑,不可确证),老爸符存审,又叫李存审,是李克用的养子,赐姓李。曾任宣武节度使、蕃汉马步军都总管中书令。符彦卿的大哥符彦超曾任安远军节度使,临死前被追赠太尉,二哥符彦饶是忠正军节度使,其他兄弟全是武将,这出身,绝对碉堡。

符彦卿虽然家境了得,但这官职是货真价实的军功。这货在供职后周的时候,面对契丹人的入侵,这个败家子把家里的钱全拿出来,募集老乡,跟契丹人对干(中间也可耻的跪了几次),混到了天雄节度使。

显然,对待这种人,赵匡胤不可能提着茅台就把他卸了,赵高手是这么处理的

第一步给钱,据说符彦卿很贪婪,各种搜刮辖区的财物,甚至给中央的贡奉都克扣。赵匡胤不仅不责罚,还给他钱,名目叫做修河堤,条件:我钱给你了,你不能从民间征调民夫,你得用自己手下的厢军去修。

以前有个东西叫做徭役,古代国家经常会有修城墙,修河堤这种国家重点项目工程,谁来修?自然是从民间征调民夫,这些人就叫做服徭役。

赵匡胤说我给你钱了,你不准用民夫,必须用厢军,所有费用,中央给你。符彦卿想,这也行,反正军队都闲着,还不好管,给他们点事情,还能捞点钱,欣然应允。

第二步给工程,赵匡胤不停地给钱,符彦卿的军队不停的挥锄头,修好了辖区内的,赵匡胤说了,这家伙,到底是老符家的兵,好使!老符,再借朕使一使,周围的还有好多工程,不要你全部派来,把那些壮壮哒,没有家室的给弄出来,出去修去,钱我加倍给。符彦卿心想这合理啊,有家室的谁要出差,好你们就去吧,给老子多卖力点,捞点钱回来。

第三步问罪。这样又过了一段日子,符彦卿除了受到中央的定期拨款,还收到一份问罪书,赵匡胤说:老符啊,你辖区那些小县长,村长的不像话啊,闹得到京城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你行不行啊!不行的话,老子给你派点县长,几个见过大世面的县长,再给点经费,做几个模范县出来。老符心想:这帮芝麻官是有点不像话,换就换吧,就是些小县官,掀不起什么大浪。而且还有钱赚,可行。

县官们很快到任了,符彦卿的秘书叫符彦卿去迎接那些县官,符彦卿大怒:你丫是不是傻啊,老子太傅一枚,副国级的大老虎,让我去接待那些县处级干部? 秘书胆战心惊的说:朝廷派来的县官是右赞善大夫(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大理正(最高检察院副院长)、监察御史(中纪委)、屯田员外郎(工信部工程司司长)等等,符彦卿傻眼了,卧槽,那我得去迎接一下。

这帮京官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了自己的人,直接接管相关县府,到了当地,用屁股想也知道能干出什么,从此符彦卿再也没见过地方上带土特产来看望自己这个老领导的人了。符彦卿就这么被这些“县官”架空了。

符彦卿这时候反应过来了:卧槽,赵匡胤你这个孙子,阴我,老子要跟你拼了,来人!但人呢?军队里面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没家没老婆的,指望着多砍几个人头的,成家娶老婆的,这帮人是战斗力最强, 也是最听话的。还有一种是有家有室,拿着铁饭碗混日子的,这类人怕死,求稳,战斗不出力,和平造谣言的货。如今第一类敢干的已经不知道挖河堤挖到哪个省了。符彦卿这下彻底蔫了。

第四步真正的问罪。巡视组都过去了,想弄个问题还不是一筐筐的往京城快递。符彦卿很快被罢免了天雄节度使,赵匡胤不是朱元璋,没弄死他,只是给他换个地方待着,授以凤翔节度使,符彦卿只好收拾包袱准备走。赵匡胤第二道命令又来了,老符啊,你劳累一辈子了,身体不好,到洛阳养天年吧,房子我都给你买好了,大平层,带花园!!

一代枭雄就这样被释兵权了。我深刻怀疑历史教科书是不是想省墨,才弄了那么简单和敷衍的故事出来。当然杯酒释兵权不是历史教科书编的,实际也是有典故的,但是用屁股想也是不可能的啊!!!

赵匡胤其实这样做还是比较好的,符彦卿自己是善终,女儿是赵光义的皇后,儿子更是位极太师。所以骚年们啊!!!不要动不动就杀杀杀的,用你的胸怀,用你的智慧,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这才是双赢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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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合国人心态:能贪是一种能力,而清廉是一种迂腐。法治与规则则只是御下的工具——被其束缚之人自然比不上操弄规则的人。


至于说工作能力,一个格格不入的人能身居高位,能力上怎么可能反而不如行贿上去的贪官?但是舆论要这么去引导,只能说现在的社会,普遍认为贪污不可治,只能尽量“为我所用”,一厢情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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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舆论的重点在于警察到底是多久赶到的。

没拜码头,收保护费,打砸门面这种原因我们都知道,也不怕;

但是公权力私用或者黑白勾结这种事,就会让人非常害怕;

如果西安公权力真的黑白勾结,还睁眼说瞎话,那就需要处理整顿了。

我朝的治安也不是一直这么好的,人民也不是软弱无比的,60年代西安打的也很凶的。难不成西安各公司以后都要雇佣保安公司保护经营?

这次出警距离1公里,走路10分钟都到了,所以就坐等这次真实的出警时间是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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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淮认为诸葛亮占领北原,就能断陇的结论,纯属YY。假定诸葛亮占领北原,就是下面这个局面

  • 诸葛亮一字排开,不但要横截南北30-40公里,还有保护从褒斜道而出的粮道
  • 诸葛亮的东西面,都是魏军,陷入包夹之中

所以,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断陇去哪里断?

去陇右。

断陇的意义何在?

断陇,就是断绝陇道,切断陇右和关中的联系,以达到蚕食陇右的目标。

断陇的背景

源于陇右和关中平原,都在黄土高原上,而陇右地势高于关中平原,两地之间主要靠谷道联系,所以连接陇右和关中,主要就是依靠2条谷道,一是陇山道,二是陈仓渭水道。

诸葛亮曾经采取的断陇

诸葛亮在一伐时,从祁山道出兵陇右,三郡投降诸葛亮,诸葛亮派马谡守住陇山道的西口-街亭,诸葛亮本人“称兵上邽”(《曹真碑》),亲自围住陈仓渭水道的西口-上邽(郭淮驻守)。

诸葛亮五伐,在关中断陇,即使断成功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诸葛亮压根就没有派兵去陇右。

在关中断陇,周边都是敌人,要守住开阔地几十公里,才实现断陇,完全是搞笑。

所以估计郭淮这种说辞,也许是为司马懿守不住渭南,而在后世补写的开脱之词。

  • 当初马谡驻守街亭,违背诸葛亮命令,而张郃20多天强行军700公里,击败马谡,蜀军失去陇山道西口街亭,从而导致诸葛亮一伐全局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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