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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上师大教授、长江学者沈阳,被实名揭发曾性侵北大中文系95级女生并致其自杀身亡?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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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也听过一些风传。如果情况属实,这就是一个人渣。可惜过了那么久,未必能坐实法律责任。只能带着最大的憎恶诅咒他而已。——对这个人倒没有更多的看法。

但是对这件事,我想说一些别的。

为什么事情晾了这么久才被翻出来?为什么这个人还可以安然无恙做了那么多年教授?还继续带了那么多届学生?既然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调查出一个严肃的,明确的结论之前,怎么可以允许它保持着模模糊糊,暧昧不明的状态,直到不了了之?谁应当为这件事负责?

这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没有人负责

我先说说我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我是一个普通学生,接收过各种各样的八卦。现在想起来,已经记不清是听谁说过这件事,具体是怎么说的。或者也许不是这个人这件事,是张冠李戴也说不定。只是依稀记得有这样的八卦:「XX教授是个老色鬼,把一个女学生搞怀孕了」。至于有没有提到女生的自杀,我不记得了。即使提到,我恐怕也只会当成一桩桃色新闻,听过就算。就是这一点让我心惊!——因为,面对如此罪恶,我竟会淡然处之,很可能就是轻轻地「哦」了一声。现在我扪心自问——就现在——假如有人告诉我:「XX教授晚上把学生单独叫到家里谈心」,「XX老师使唤学生做家务琐事」,「XX研究室的学生叫导师要叫爸爸/妈妈」,我会是什么反应?是会拍案而起,还是会一笑置之?我没有十足把握,诚实地说,可能我只会在心里摇摇头而已。

在我这里就过去了。我还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很可耻。但这就是我心里真实的声音:又不关你的事,你跟着掺和什么?

现在我是一个大学老师了。而且,我认为自己不算很坏的人,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总算是有基本的良知,至少达到了平均道德水准。这样的我,假如在大学里,听说身边有同事出了这种事,我的反应也可能只是在心里摇头,骂一声荒唐无耻。如果是认识的人,说不定又会添上几分香火情:「不会吧?XXX不像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另有隐情?」心里暗暗嘀咕一下,也不会真的去做调查。毕竟是别人的事,毕竟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走着看吧。如果「上头」做出惩罚,当然会拍手称快。如果「上头」息事宁人呢?我也就跟着睁只眼闭只眼,不至于替天行道。不然能怎么办呢?难道我要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擦!你这种人渣!我绝不与你这样的人为伍」吗?想来想去,总觉得不大现实。

如果我的态度,在大学老师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事情闹大之前,大多数「圈内人」都会默许这件事的暧昧不明。——而这些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

你也不妨在自己身上,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坚持正义的声音,真的有那么容易吗?不要说你在这件事上贡献了多少关注,表达过多么坚定的立场。那是已经有人自杀了,已经有成千上万人发声,墙倒众人推的时候。但如果你只是听说,在你工作的单位里,某位领导或同事潜规则了一位下属,或者,用手中的权力威胁和剥削员工——但还没有人死,只是听到有人在抱怨。有多大的概率你会站出来,不依不饶,打抱不平到底呢?

又有多大的概率,你会像当年的我一样,只是淡淡地说一声「哦」。

更不要说如果你是单位的领导,你会不会说:「你们私了吧,闹大了对单位影响不好。」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不是吗?

伸张正义的门槛极高,而默许罪恶又极容易。容易到我们都意识不到自己曾经有过选择。可它对受害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罪恶在人间横行,很多人默默地袖手旁观。

——对他们来讲,那就是彻彻底底的绝望深渊。

我们传递给受害者的信息是:我们看到你受到了伤害,但我们不打算为你出头。本质上,是在告诉他们:这个伤害并不重要,至少不足以让我们打破过去一直维持的和谐,你自己消化就好。受害者在事实上成为被抛弃的牺牲品,并且牺牲得毫无价值。遭遇了一个「人渣」的伤害,和遭遇了一群主持正义,却站在施害者一边的「好人」,我认为,反倒是后者恐怖得多。

前者,只是在一个好的世界里,遇到了一个(或一群)坏人。

后者,却会摧毁一个世界的全部公义和善良。

想象一下,一个受害者在后面那个世界的遭遇?本来觉得事情已经结束了:已经报案了,已经求助了,已经上报领导了,甚至都捅到网上了……然而等了好几天,什么都没有。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老师们依旧拿项目,做课题,带学生……相互见面时热情寒暄。大家笑着说,都是误会,算了吧。而网上呢,网上居然静悄悄了。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会怎么想?

他不会想:「我擦,这个世界太tm糟了!」——会这么想的人,仍然还在相信光明。

他会怀疑是自己错了。糟糕的不是世界,是自己。

他动摇的是自己的根本信念,他觉得是自己哪里出了问题,世界不可撼动,说不定是自己太幼稚,太娇气了。挣扎只是徒劳,到哪里都一样。在一个黑不见底的世界,他无处可逃。

很难接受的是,后面的那个世界里包括了你和我。但我想,必须先接受这一点,事情才会有转机。最早看 @菲利普·津巴多 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虽然理智上知道它揭露了人性之恶,却隐隐然有一种迷之自信,觉得换成自己当他的被试,应该不至于那么愚蠢或低劣。今天忽然意识到,人性最可怕之处,在于自己也是「多数人」之一。「他们」能做出来的事,我恐怕也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自己看不见而已。人一旦看不见,就很容易在浑然不觉之下成为罪恶的帮凶。能做出不同选择的,要有洞察力,也要舍得付出高昂的代价,还要有坚持的勇气,他们是少数难能可贵的英雄。

我想,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就是以后再听说类似情况的时候,要早一点表达自己的态度。尽量不要等到酿成严重后果了,再表达对受害者的支持,那就晚了。事情有一个基本的是非对错,罪恶就是罪恶,受到伤害就是受到伤害,要有明确的结论,然后是明确的惩罚和补偿。如果这些诉求没办法实现,那就大声地说,反复地说。即没有别的作用,多少可以让受害的人了解到:

1,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不对的。
2,那些视而不见和无动于衷,发生在你身上也是不对的。
3,你相信的世界仍然存在,只是刚好遇到了一个坏人,和一堆懦夫而已。

在一个绝望的深渊中,如果能收到这么几点信息,对受害者来说多少是一点慰藉吧,至少不是完全的孤立无援。某种意义上我是在自救。我也要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知道:我相信的世界仍然存在,虽然有一小撮坏人,和一大堆懦夫——但也只不过是一些坏人和懦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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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题外话。我发现罗茜茜女士,王敖老师和李悠悠女士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海外华人。罗女士定居美国,王老师任教于Wesleyan University,李女士定居加拿大。如果一个例子是偶然,那么三个例子说明了什么?与之相比,国内那些和陈小武,徐刚和沈阳终日接触的老师和学生们,真的对被举报的情况一无所知吗?

海外华人举报的底气也许在于他们身份和距离决定了他们能够免疫举报对象的报复和伤害。而国内的老师和学生面对举报对象被各种头衔和光环保护的身躯,又有几人能拥有几乎赤身裸体向他们冲锋的勇气?环顾四周,也许看到的都是彼此交错咬合的权力,那除了保持沉默还能干什么呢?

在暴行面前的沉默,让我们也成为暴行的一部分。当我们成为暴行的一部分时,暴行也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每遇到受害者自杀的案例,总会有声音说:“他们就是太脆弱了,为什么不反抗呢?”而这就是为什么:当受害者的日常生活就是一场暴行时,他们唯一的反抗方式也许就是用死亡和操蛋的日常生活一刀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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