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德国没有像美国一样改革然后度过经济危机，而是走上法西斯道路？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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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右翼分子或是组织，其最大的成功就是能够控制一个国家，然后利用国家机器去完成他们的“事业”。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难，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大资产阶级面对危机无可奈何，常规手段用尽而无效，不得不采取剑走偏锋的办法化解问题，或者至少拖延无产阶级革命，以期达到为资本主义续命的目的；二是小布尔乔亚阶层在恐慌中不得不托庇于一个强力组织，为自身不稳定的权利而寻找强人的行为；三是流氓无产阶级的规模扩大和政治投机。想要建成一个“成功的”法西斯政权，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三个要素：
首先是大资产阶级。请记住一句话“从来都是黑社会巴结有钱人，不是有钱人求着黑社会”。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法西斯组织想要上台执政，只能期待大资本的垂青，而不是反过来。法西斯看起来厉害，有时候甚至能够对付某些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但是作为一个政体而言，法西斯只是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正如所谓“多党制”的各个政党一样，他们可以互相攻击，可以分分合合，但是绝对不敢得罪各自的金主。
在常规状态下，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让法西斯上台的。因为资本的生命在于利润，要谋求利润就必须让资本流动。我们说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而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然而这种垄断主要凭借的并不是行政命令，而是大资本凭借资本优势在一定规则下对中小资本的市场碾压。对大资本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越弱越好，管的越少越好。如果不碰上危机，大资本家绝对不会自己找麻烦去支持一个碍手碍脚的大政府。这与右翼分子想要的那套“集中国家一切资源，去完成一个大目标”是根本矛盾的。何况，大资本没有祖国，不希望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受到干扰，自然也不会大力支持法西斯的那套国家主义/民族主义。
即使碰上中小规模的经济危机，大资本也并不着急。正如农业社会遇上饥荒正是地主兼并土地的良机一样，一定规模的萧条正是加速垄断进一步形成的条件。在一般程度的经济危机中，中小资本在寒冬下的寿命一定比拼不过规模更大还可以影响国家政策的大资本。通过兼并，大资本获取利润的能力更强，所在国的工业大生产也更加发达，同时也会逐步实现“自由资本主义-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升级蜕变。
然而，利润越高，工资越低，购买力越不足。经济危机可以延迟，却绝不可能逃脱。大的经济危机到来资本家人人自危，更加要捂紧钱袋子。哪个资本撑不住先倒下去，就会成为其他资本的食物，正如饥饿时候自相残杀的鬣狗一样。时间长了，所有资本都有一起完蛋的趋势。这么说吧，所谓的资本主义繁荣，其实是一个财富收集的过程。所谓“水往低处流，钱往高处走”。在市场中，资金（背后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财富支撑，不能是印钱）的流动虽然纷繁复杂，但总体趋势是向少数大资本手里集中。在民间财富比较充足的时候，普通人敢于花钱，就像水库里释放的水流一样，推动者资本主义的发电机正常运转。然而，水库必定有干涸的一天。当财富越来越集中的时候，水库里的水就再也无力推动发电机的叶片了。当然，谁都知道应该想个法子让水再回到水库里去，这就要求资本家敢于花钱。问题是越是危机，所有人就越有“灵活倾向”，也就是说越不敢花钱，人人都在持币观望。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刻盲目扩张，那就等于是放自己的血去填满水库，谁先动谁先死。各个大资本大眼瞪小眼，都等着别人犯错，只要有人倒下，其市场份额就可以空出来，同时贡献出自己的尸体让别人饱餐一顿。在这种心理下，明知道再这样下去大家一起完蛋，也没有人会主动站出来缓解危机。
何况资本家也根本没有等待竞争对手自然熬死的机会。在危机时期，阶级关系高度紧张，吃不上饭的工人必然会自行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已经被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苏联）的的情况下，对本国无产者里应外合颠覆的危险是资本家考虑的第一问题。
所以，大资产阶级需要一些人替他们办一些事：军事上，抵抗苏联的扩张和镇压本国工人的起义，并伺机彻底扼杀之；经济上，采取强力措施“救市”，走出大眼瞪小眼的怪圈（哪怕是暂时的）；政治上，坚决有效的镇压工人运动。谁能办到这三件事，资本家就会让谁上台。很明显，当危机到了一定程度，大资产阶级只有一个选项，那就是法西斯。哪怕内心深处对这些人如何厌恶，也必须让他们“试一试”。
军事上“成功”的典型的例子如波兰的毕苏斯基政权。其成功的击败了“红色拿破仑”，遏制了苏联西进。当然，谁都知道以波兰这样的落后的农业国是不可能永久阻挡苏联脚步的，因此全球的大资产阶级不得不物色更加强有力的替代品，比如德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德国本身对其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定位不满。特别是一战战败使其内部危机更加剧烈，使得德国“要么倒向共产主义，要么倒向法西斯主义”。必须说明的是，德意等国的法西斯化不但得到了本国资本家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英美法等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由于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对抗危机的能力较强，因此暂时不需要本国政权的法西斯化。但他们希望在苏联周边形成一个法西斯隔离带，遏制苏联的革命输出，并希望“红黑火并，同归于尽”。于是当这些法西斯国家大体按照他们的愿望发展的时候，对其大开绿灯、暗中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占据了东北，国联只是发表了一个不疼不痒的报告，还强迫中国接受现状，只维持一个宗主国地位的原因；也是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宣布同时对双方军火禁运（意大利能自产军火，埃塞不能），同时不关闭苏伊士运河放任意大利运送兵力的原因；也是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吞并苏台德地、甚至直接军事侵略波兰之后，英法躲在马奇诺防线后面进行“静默战争”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说，德意日等国的法西斯化其实有“代替”资本主义核心的英法美等国的因素。因为法西斯化这剂猛药实在副作用太大，英美法觉得还是让德意日替他们喝掉比较好。因此可以说，法西斯的成长不但需要本国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同时也需要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暗中）支持，至少是默许。

在经济领域，1929的空前经济危机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严重受伤。在坚决不允许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使整个社会财富打碎重新分配的前提下，希特勒上台后在政治经济上表现可谓非常“出色”，一度“解决了”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说到底是个购买力问题，也就是说用于消费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借用前面打的那个水库的比喻，就是解决水库里的水日渐干涸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呢？印钱肯定不行，德国人刚刚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这一点非常肯定。钞票背后没有实实在在的财富背书，就是一堆废纸。那么财富在哪里？到底谁有钱？每个人都清楚，工人没钱，资本家有钱。那么怎么让资本家把钱掏出来呢？在不能破坏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前提下，希特勒采取了强制性“借钱”的办法，大笔发行国债，强迫资本家购买（此处暂时不提华尔街对纳粹的金融支持）。有了钱之后，一方面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最早的高速公路和一大堆日后烂尾的巨型工程），一方面扩军备战，同时搞一点福利。这样一来，工厂得到了订单，工人得到了工作，市场得到了资金，于是很短时间内德国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都被盘活了。这也就是不少人至今还在吹嘘“希特勒是个经济天才”的原因。短时间之内，德国的经济危机似乎是“解决了”。
这里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前面说过，“只有黑社会巴结有钱人，没有有钱人求着黑社会”。危机关头捂紧了钱袋的资本家为什么肯让希特勒借钱呢？他们明知道希特勒的主张，干嘛还要让他上台？这是因为资本家已经知道平时资本的拼杀吞并已经不适用于此时的情况，再不联合起来就无力阻止无产阶级的革命。而这种联合，很难用法律契约之类的东西约束，因为无法解决各资本实体之间的不可避免的背叛问题（别人死了自己可以缓一缓，还可以吃尸体扩张），以及无休止的扯皮的问题。于是，就需要一个个人或组织出面，用非常规手段，强制推行资本的联合协作，甚至暴力消灭个别不配合的资本家，从而用更高层次的垄断来集中力量解决问题。
换句话说，资本与法西斯之间类似与某种暴力关系中的施与受的关系。法西斯是施予暴力者，看起来张牙舞爪，其实是满足“受”的需要。这种关系的主导者依然是这个“受”。法西斯只有满足大资本的需要，不违背大资本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才能收拾掉部分不合作的资本家。事实上，通过强制“卡特尔”化（说白了就是价格联盟）等手段，总体上大资本不但没有受损，反而加速了兼并，垄断程度得到提升。
而在政治领域，面对不断成熟的无产阶级运动，法西斯充分发挥其打手作用，在镇压革命上不遗余力。希特勒时代的无产阶级，不但已经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更有了列宁模式的组织术加持，变得十分高效，富有战斗性。而法西斯组织干脆盗用了“社会主义”这一旗号（只不过前面加了个“国家／民族”，后文会揭示这是为什么），以“组织术”对“组织术”，以“宣传术”对“宣传术”，以“群众运动”“集体主义”对“群众运动”“集体主义”，以与对手同样的方法对抗真正的工人运动。这也是今天一些人觉得两者在外在形式上相当接近的原因。
可以说，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三大领域都为大资产阶级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实在无愧于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法西斯称号。
小结一下：法西斯上台必须得到大资本家的支持。他们以他们的理论和组织能力为大资本服务，提供一种危机时期的特别措施。没有大资本的首肯，他们无法上台；即使上台，也必须服务于大资本，而不是反过来。资本家出钱，法西斯提供服务，主动权永远在垄断资本手里。这是本文所说的第一层意思。
然而，这只是解决了法西斯上台的“天时”问题。对于一个具体的法西斯组织来说，除了这一基本前提之外，还存在一个能否能“被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资本家让法西斯上台是出于形势所迫，不得不做；但是具体让哪个法西斯上台是有极大选择权的。事实上，在社会动荡的时候，不但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法西斯组织同样多如牛毛。能让资本家青睐的法西斯必定是有一定特点的。这个特点是什么？请继续向下看。
文章一开头，笔者就提出了法西斯上台的三大条件，上面简要的分析了其中一个。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两个。
先说流氓无产阶级这个因素。什么是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是“各社会阶层崩落下来的残渣碎片”。同广大被迫从事雇佣劳动的无产阶级相比，他们连被雇佣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他们同样属于广义的无产阶级，而且是“最彻底的无产者”。然而他们却是一个变异了的群体。
对于资本主义体系而言，资本的运转必须依赖于对工人的压榨剥削。而这种压榨剥削的前提就是工作岗位要比待就业人员要少，也就是打算出卖劳动力的“供给”要比打算雇佣劳动力的“需求”大。而失业人员必须过的“足够惨”，才能迫使工人接受较低的工资，主动的去谋求一份工作。只有这样，资本家才能自在的对工人进行拣选，挑选出最具剥削价值的那部分人加以雇佣。
而那些被挑剩下的人，就会构成一个庞大的“资本主义弃民”群体。这些人连被雇佣剥削的价值都没有，从而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群。在平经济景气的时候，这个“边缘人群”的规模还算是可控的，资本家一度还想将其控制或消灭。例如，马尔萨斯提出他著名的“人口论”之后，立即催生了英国的《新济贫法》。什么是《新济贫法》呢？就是把所有“懒惰的”、“无用的”、缺乏技能没有被雇佣价值的人，包括流浪汉、残疾人、精神病人等，统统抓起来，禁止其繁殖，并强迫其“自力更生”，在繁重的劳动中逐渐消灭。只是因为没有直接杀人，给了一个“消除对社会的危害性”的遮羞布，这个居然被堂而皇之的称之为“济贫”。
然而，在经济危机时期，由于产业大规模萎缩，就业岗位急剧减少，这个“边缘人群”的规模会迅速扩大。特别是在同时赶上了农村社会解体、移民涌入等事件的加成下，资本家发现想要控制这个群体根本不可能。这个处于金字塔底层的群体实在太过庞大，只好让其自生自灭。因此，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面积巨大的贫民窟，其作用就是一种开放式的“济贫院”。既然不能把“边缘人群”都围起来，资本家就只好把自己围起来。有时候这种“围”体现为一种空间上的具体，比如治安状况天壤之别的穷富社区，故意落后的公共交通；有时候体现为某种制度，比如教育上的藩篱……边缘群体集中的地方，往往成为各种犯罪滋生的温床，而这种朝不保夕的“捞偏门”生活，更成为各种政治动荡的基础。
在这个“弃民群体”当中，流行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文化。由于是最彻底的一无所有，他们从事政治投机的愿望最为强烈，因为任何社会动荡对他们来说都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因此，他们很愿意加入各种破坏性运动，格外的积极主动和热血极端。甚至一些对其没有好处，只是纯粹的破坏性活动，他们也争先恐后，以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比如焚烧汽车、打砸店铺）。同时，他们也是最没有道德意识，最寡廉鲜耻，最没有底线的一群人。一点点好处甚至只是画个大饼都可以让他们干出无法无天的暴行。只有有机会，他们可以制造最令人震惊的罪恶。
当然，流氓无产阶级如果机缘巧合，也可能被卷入革命的洪流。由于他们最渴望改变命运，有的时候甚至可以成为革命的急先锋，个别人甚至可以成长为了不起的革命英雄。毛泽东就曾提到：“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往往一个地方率先出来斗地主分田地的就是这些流氓无产者，但各种过激的行为往往也是他们制造。这股力量约束好了，可以成为革命的助力，失去控制，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共产党宣言》
除了少数机缘巧合能够投身革命洪流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更多的卖命于各种反动组织。平时，他们是各种帮会的打手，浪荡于社会的流氓，各种犯罪的主力。而到了社会危机的时候，又往往被反动组织所吸引。因为生长于一个肮脏低俗的社会文化氛围当中，他们很难相信会有一些人会无私的投身于革命，也很难相信有所谓“国际主义”的存在。而各种法西斯组织无一例外的强调“我们”的利益，对流氓无产者来说，这是易于理解的，无非是原本的帮会家族利益的圈子稍微扩大一点嘛。因此，这些流氓无产者积极地投身于各种法西斯组织也就不奇怪了。
换句说，对一个法西斯组织而言，只要随便捣鼓出来一个理论，或者只是喊几句口号，最好再发点小钱，就能聚拢一大堆人。这些流氓无产者对一切扎堆搞破坏的事永远是积极主动的，随便就能吸引他们过来。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工作岗位进一步减少的情况下，流氓无产阶级的队伍会进一步壮大，这些都为各种法西斯组织的快速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料。
然而，以流氓无产阶级为主的法西斯，必然只是“野生法西斯”。由于流氓无产者天然有一种破坏欲望，并不希望受到任何长期的约束，因此往往表现的无组织无纪律。有好处一拥而上，有困难一哄而散。除了那种闹闹哄哄的活动和单纯的破坏，稍微复杂点的事都干不成。
同时，这些野生法西斯在宣传上同样失败。由于受众是最粗鄙最没有文化的一群人，因此其主张也是赤裸裸的表露人性最恶劣的一面。诸如“杀光某某人群的男人，娶（qiang）走（jian）某某人群的女人”“把某某人群都送进毒气室焚尸炉”“赶走所有的外国人/少数民族”之类的口号，是他们经常公开表达出来的。各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男权主义、排外主义的观点给人强烈的心理刺激，使得此阶层之外的任何人群都难以接受。
这种水平的法西斯，自然不可能受到大资本的青睐。无论是对资本家来说，还是对野心勃勃的法西斯首领来说，都必须要建立起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法西斯党徒队伍。流氓无产者组成的野生法西斯必须升级换代，才能达到一定的标准，从而获得被拣选的机会。事实上，绝大多数法西斯组织都无法超越这个门槛，旋起旋灭，自然消亡。
那么，既然流氓无产者无法提供“体制化的法西斯”所需要的组织和宣传能力。那么，法西斯首领必须引诱拉拢其他阶层的成员进入他们的组织。问题是拉拢哪个阶层的人呢？
我们看下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吧。虽然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往往受到偶然因素的形象，难以琢磨。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一个阶层的政治观点往往会保持惊人的同一性。也就是所谓“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无背叛利益的阶级”。
对于处于社会顶层的大资本家来说，是天生的保守主义者。这个阶层的主要利益就是“维持现状”。这个“现状”，平时就是在各种法律契约和私有财产所有制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利用资本优势和资本优势所带来的政治优势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在危机时，就是想法设法组织社会体制的改变，包括请法西斯上台。这个阶层是整个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注意这里所说的“保守主义”实际上会以各种面目出现。比如，“新自由主义”：表面上看，似乎与小布尔乔亚崇尚的那种标榜“个人奋斗”的自由主义不谋而合，其实是借口“自由”而更加充分发挥自身资本优势而已，顺便为资本向国外扩张找点借口。此处不详谈。
而与小小的一个塔尖相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塔身。这个塔身大致可以分成三层：
最底层的是上面说过的流氓无产阶级，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弃民”“社会边缘人群”，其主要特点就是“连被雇佣的希望都没有”。这个群体的主要政治诉求是“改变现状”，而且是非常急迫的改变现状。他们的政治观点用一个词语就可以描述——“极端”。如果能再加一个，就是“投机”。可以是极左，也可以是极右。总之，这群人是彻底的行动派，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对法西斯来说，只要喊几个口号，这些人随叫随到，根本用不着费力争取。
比底层稍高一点的人群是狭义的典型的“工人阶级”。这个阶层的人的特点是已经进入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体系，但是从事的工作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对资本家来说，这些工人数量多，要求低，一抓一大把，随时可以辞退换一个新的。因此这些工人面临随时失业的可能，议价能力很低。要么接受一个勉强能生存的工资，要么加入失业大军。这个群体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标受众”。因为其有一定的自觉性，认识到自身困难的根源，因此迫切的渴望公平正义，进而希望消灭不公平的根本因素——生产资料私有制，渴望社会主义。这个群体符合人们想象中的劳苦大众的形象，是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争相代表的一群人（实际如何另说）。很显然这个群体是共产党人的基本盘，是法西斯的死敌。法西斯不可能从这个群体里获取多少支持者（补充：这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在其“尚未觉悟起来”的时候，还是有不少人投身右翼组织的）。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阶层了，那就是被统治者的顶层，与统治阶级的连接处。这个群体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可以有不同的名称，比如“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贵族”等，其实都指的是一个阶层。不同的称呼其实是用于不同语境下的，各有其倾向性。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统一称之为小布尔乔亚。这个阶层本身还是属于广义的无产阶级，但是已经与资产阶级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阶层一般都有一定的学历技术，或者有一点产业。对这个阶层来说，生活一般不成问题，经济景气的时候还拥有一些结余，因此幸福感较高。但是这个阶层却并不是真正的占有生产资料，起码不能稳定的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仍是被统治阶级。在平时，这个阶级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这个阶层是怎么来的呢？在资本主义完成了最原始肮脏的资本积累之后，部分国家地区实现了工业化。工业化的结果是拥有了更高的生产效率，可以生产出各种畅销的商品。相对于非工业国低级单一的经济而言，工业国就有了赚取“剪刀差”的机会。因此，在获得丰厚利润之后，发达国家有条件多分一些钱给某些“有用的人”。而工业生产和第三产业的日趋复杂和多种多样的社会需要，也让资本家不得不优待一些人，让他们过的体面宽松一点。所谓“可以把脖子上的锁链放松一点”。
这个阶层，典型人员是各类技术人员，如医生、律师、教师、技术工人、中下层军官、金融民工、艺术民工、科研民工、码农等。此外还有小业主阶层，从每天为资金链濒临断裂而苦恼的中小民营企业所有者，到为下个月房租发愁的个体经营者。总之，这些人要么有一技傍身，要么要一点经营资本。是被统治阶级中活的比较滋润的一群人。
这个群体是自由主义的受众。在这个群体看来，自己属于比较有本事的人，之所以没有获得更大成功是因为受到了某些不公平因素的压制。比如，技术人员觉得经常受到统治阶层裙带关系的排挤，小业主觉得体制总是造成大公司对自己的不公平竞争。因此，他们对统治阶级常常心怀怨念，总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拥有一点财产，比如一点房产和股票。有的人可以通过投资赚上一点，有的有点房产可以收点房租，甚至有的小业主会被人当做“资本家”。因此，尽管对统治阶级心怀不满，但鉴于自己的那点坛坛罐罐，这些人绝不可能跳出来干造反的事。相反，对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处境，有时候还会萌生出一点沾沾自喜。
对于这个阶层，最拥护自由主义。什么是自由主义？就是制定好规则，排除体制和资本的垄断因素，人人按照自身的意愿自由选择，看谁的眼光更准，努力更多。按照他们的理解，排除垄断因素也就是不公平的原因之后，一方面他们可以凭借自身的眼界、学历、技术等优势，将普通劳动者甩在身后；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努力，击败一些不怎么优秀的资产阶级，从而获得自身阶层的提升。或者最起码，在一个充满了自由竞争的社会，他们可以将自己的那些优势做最充分的变现，卖出一个好价格。他们普遍将自身的成功归结于自身的努力，认为自己更加勤劳聪明的一群人。
因此，这个群体往往反对任何妨碍“自由”的东西。比如，嘲笑死板不敢担责任的政府官员，指责国籍户口带来的人力资源流动障碍（当然主要指他们这种“高级的”人力资源），推崇考试并痛恨一切破坏考试公平的人，推崇人人平等一人一票，推崇个人努力自我负责，推崇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人不得干涉，反对至少是不支持工会，支持新闻自由喜爱自媒体……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西斯的主张与小布尔乔亚喜欢的那套截然相反。小布尔乔亚想要自主就业，法西斯却想让他们做一个螺丝钉；小布尔乔亚想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法西斯却要搞思想钳制，全国只能有一个声音；小布尔乔亚嘲笑政府官员，法西斯要求绝对服从领袖和长官；小布尔乔亚推崇个人主义、自由生活，法西斯推崇集体主义，消灭个性；小布尔乔亚主张人人平等，人人有价值，男女同工同同酬，法西斯强调每个人都要随时献身，为国家/民族牺牲一切。至于女人？赶快回家生孩子带孩子，为国家养育优秀的战士……
既然小布尔乔亚同法西斯有如此多的矛盾点，那么为什么还要说“工人贵族是法西斯主义的中坚力量”呢？或者说，是什么原因让部分的小布尔乔亚心甘情愿的支持法西斯，哪怕其政策与自己的理念截然相反呢？
原因很简单，成功的法西斯，抓住了小布尔乔亚们的“命门”和痛点，把握住了这一阶层最恐惧、最焦虑的东西，那就是：社会阶层的跌落。
要知道，小布尔乔亚处于统治阶级同被统治阶级之间，这是一个不稳定的位置，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位置。小布尔乔亚很清楚，资产阶级并非主要因为自身的优秀和努力而处于社会上层，而是他们天生拥有食利者的优越地位；同时，其实他们心底里也很清楚，自己能够在目前的位置上呆着，除了自身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再往下的劳工和边缘阶层的人得不到足够的机会。换句话说，倘若给予下面那个庞大的塔身均等的机会，特别是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那么这些人中必定会有一定数量的人到达自己的阶层。即使没有直接的损失，自己的相对位置也是下降了。更何况，小布尔乔亚所处的位置实际上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位置，往上爬很难，往下跌很容易。
在现实中，股市的一点波动，就可以让一个散户血本无归；房地产市场历来充满投机，可以给人一场纸面富贵，也可以让人几十年收入打了水漂；小业主很容易被大资本挤垮；技术人员面对行业变化，很可能瞬间失业，辛苦求学毫无意义。特别是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大资本乘机兼并中小资本，就业岗位特别是高待遇的就业岗位迅速减少。资本家也拿不出余粮来养活这些小布尔乔亚，反而盯着这些人仅有的一点财产。因此，小布尔乔亚虽然生活相对优越，但是精神压力始终巨大。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更是十分痛苦。
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上面所说的“小布尔乔亚不能真正的、稳定的占有生产资料”。
这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在经济情况好的时候，小布尔乔亚作为有不少馒头吃的群体，已经闻到了资产阶级蛋糕的一点香味。他们所谓的个人努力，其实就是想方设法想咬一口蛋糕的过程。与此同时，他们很清楚那些比较低的阶层常常连馒头都吃不上，并对下跌到这个阶层怀有深深地恐惧。虽然表面上信奉自由主义，但他们信奉的只是对自己有利的那种自由主义。对于其中的一部分来说，哪怕让一百万个无辜的人去死，只要保证自己的社会阶层不跌落，都是可以接受的。
抓住了小布尔乔亚的弱点，法西斯就有机会获得一些小布尔乔亚的加盟。而这些堕落了的小布尔乔亚——所谓“文化流氓”——的加盟会给一个法西斯组织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内部不再是暴民的集合，而是引入了管理和秩序；另一方面，小布尔乔亚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文化方向：尽管真正的小布尔乔亚数量有限，但他们的预备队和渴望上升到这个阶层的底层人非常的多。虽然资本和体制的垄断阶级也可以养一些御用文人做一点文化和舆论的引导，但这些人的最大问题是“不接地气”，难以被群众所接受。官样文章往往成为被人群起嘲讽的对象。而小布尔乔亚阶层的各种段子却为人们喜闻乐见，更加妙趣横生、贴近生活。
当然，事情没那么简单。并不是法西斯对小布尔乔亚一声恐吓或是拉拢，他们就过来了。对法西斯来说，如何创造一种能够吸引小布尔乔亚，又能兼顾原有的流氓无产阶级基本盘，又不违背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的确是很难。因此，必须有一些文化流氓钻研出一套理论，让这些人都接受。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完成一整套话语体系的构建。
众所周知，法西斯是民粹主义发展到最极端的产物。那么，什么是民粹主义呢？我此前在不止一篇文章中写道：民粹就是假革命。那么这种假革命的逻辑是如何产生的呢？民粹主义者是如何将阶级矛盾引导向民粹主义？
面对经济危机，无产阶级分析社会问题，会发现其中的阶级问题。他们对社会的理解是“金字塔模型”，也就是本文能够形文的凭借基础。我们知道，左翼对社会的一切分析都是以金字塔结构的各个分层（阶级）为根本的。显而易见，这对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十分不利的模型，因为这会使得统治者成为金字塔顶端的一小撮，成为风口浪尖、矛盾集中的小群体。法西斯既然要为危机中也就是面对革命威胁的大资产阶级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必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一种社会模型。那么，法西斯对社会的描述是什么样的呢？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狼群模型”。也就是说，左翼一般用“阶级”来叙事，右翼多用“群体”表述理念。
那么法西斯主义的“狼群模型”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有人说是种族主义。但实际上种族主义只是法西斯常用的一种理论工具，但并不是其理论核心。
既然在右翼的理论体系中，人类是分为一个一个相互竞争直至相互灭绝的群体的，那么他们就需要为自己所在的群体，也就是其所认为应该“团结一致”的群体描述一个清晰的界限。这个界限必须是不能更改，或者是难以更改的。换句话说，右翼分子想要建立起一个自洽的模型，必须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分“我们”和“他们”的界限的标准。而这个界限或者说标准，必须易于常人理解并符合人的直觉。同时尽可能的披上一种“人力不可更改”，谁反对就是“软弱幼稚”的外衣。当然，这个标准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总是力图迎合当时最流行的观念。
一开始，右翼分子用宗教的理论来解释这个标准。比如说“印第安人没有灵魂”，既然没有灵魂，那么印第安人自然也就不被认为是人，那么对他们的屠杀奴役驱逐自然都是合理的。但很快人类进入科学时代，对无法检验的灵魂说不再感冒，于是右翼分子就又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尽力用“科学”这顶大帽子压制反对的声音。刚好，进化论、人口论等一些学术上的东西为期提供了一些材料。很快，通过有目的性的剪裁和解构，披着“科学”外衣的各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纷纷出笼。他们从人类的一些种族特征出发，力图建立起一种区隔各人群的办法，比如臭名昭著的“颅相学”。看过电影《被解救的姜戈》的应该记得，莱昂纳多扮演的奴隶主就曾拿出一个黑人的颅骨出来，说“黑人的后脑枕骨有一个窝，因此黑人从生理上就决定了适合当奴隶”。再后来，随着心理学发展，右翼分子又企图用“智商测量”等手段来说明白人统治的合理性（与之配合的是测定脑容量等“科学”）。至于纳粹时期按照“金发碧眼白皮肤”来界定自身的血统的纯洁性，甚至装模做样的拿出尺子测量人体搞所谓科研，更是众所周知臭名昭著。而到了现代，右翼分子自然企图攀附最新的科技成果来论证他们的理论，典型例子就是最近若干年对分子生物学的推崇（没错，我说的就是“O3崇拜”）。
上面说的都是根据血统划分“你我”的例子，大体上可以视为种族主义的各个变种。种族主义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搭配日渐发酵的（极端）民族主义，就造就了法西斯主义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他们看来，根据无情的、冰冷的“科学”，人类总有过度繁殖的倾向。各个民族（插一句：民族是“想象中的共同体”，简单地说，是一种“我们都有同一个祖宗”的幻想）类似于自然界的各个物种，必须与其他民族进行残酷的资源争夺，获得“生存空间”，民族才能繁衍下去。特别是在各个民族都明白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概念之后，谁都不能知道别的民族是不是已经开始磨刀霍霍（真•黑暗森林）。既然地球上的各民族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每个民族（还有民族的组织形式“民族国家”）当然就越来越倾向于尽快发动战争，消灭异族。而当这种好战的做法普及之后，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都不能避免卷入其中，人类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爆发一场“终极战争”。在这场“终极战争”中，每个国家与民族都必须榨出所有的战争潜力，实行最彻底的战争动员。任何无所不用其极的突破人类底线的残暴做法都被允许，只要被证明是有效的。战败的一方，会遭到彻底的屠杀（也许年轻女性除外），从地球上抹去痕迹。而战胜的一方则会获得大量的生存空间，过一段舒坦的日子，直到下一次人口过剩。
按照这个逻辑，既然“终极战争”不可避免又迫在眉睫，那么任何的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的想法都会被认为“幼稚”“软弱”甚至是“居心裹测”。比如，希特勒就认为“共产主义是犹太人的一个阴谋，目的是瓦解德国人对国家的忠诚”。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快要彻底灭绝的危亡之中了，那么还不赶快“团结起来”，“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希特勒的这一套也是蒋介石最喜欢的调调）。同样的道理，迫害个把文人、制造几个冤假错案根本不算是多大的事。
此处必须指出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基于种族主义的理论已经越来越来有破产的趋势。吃这一套的人越来越少。一方面是科学的进步，已经证明了各人种之间的差异要小于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种族主义者越来越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科学理论为其背书；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希特勒已经“过于成功”，将这条路走到了极致，令人们对这一套说辞心生警惕，以至于后来的法西斯分子无路可走。所以这套血统主义的东东在这个时代已经显得相当小众，很难吸引到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主要就是小布尔乔亚）。当然，右翼分子也不可能彻底抛弃这一理论，因为这个对底层的流氓无产者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把“冉闵”拿出来就可以做个小型试验）。取而代之的，是用一种“文化血统主义”取代了“种族血统主义”，将某种思想作为人群之间的分类标准。对现代法西斯而言，这样做有不少好处。其中一个就是：“文化血统主义”似乎为被针对的群体开了一扇窗，决定其身份的不是不可更改的生理特征，而是看起来“决定权在于你自己”的某种思想。这就为其推销他们那套主张提供了某种“合理性”。这个标准更加隐蔽，更加有迷惑性。最近若干年对穆斯林群体的种种言论，其实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此处留个尾巴，为了不干扰本文主旨，这里不再展开，以后我会在下一篇文章《绿祸论》中专门为大家剖析这个问题。
那么，右翼分子为什么费这么大力气去区隔“你我”呢？首先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为了防止社会矛盾被集中于“阶级”这一考量，从而为大资产阶级转移矛盾。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用族群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相信以知乎用户的水准，都明白这个道理（希望我没有高估这一水准）。但这只是一部分理由。
对流氓无产阶级而言，这种区分“我们”“他们”的方法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因为作为一个社会的边缘群体而言，其日常生活就是被无数个小群体所切割的。有时候是基于肤色民族宗教之类的区分，有时候是基于帮会文化。不管怎么区分，对于资源匮乏，习惯于你死我活的社会规则的流氓无产者来说，这种区分无非是对他们熟悉的那个底层世界规则的一种扩大和强化。特别是如果这些人恰好是某个理论的受众（比如白人），那么还会让这些人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荣幸感，以及对同样在烂泥中的其他族群的优越感。这种虚幻的自尊足以让其投向法西斯的怀抱，即使心底明白是怎么回事。
而对小布尔乔亚来说，右翼分子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这种区分更是非常必要的。上文已经说过，小布尔乔亚普遍有两个心结：一个是对统治阶级的怨念，认为统治者并没有给自己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个是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的优越感，并为对这种优越地位丧失的可能的恐惧感。那么，一旦在人群中区分出了“我们”和“他们”，小布尔乔亚的心理需求就可以得到一种廉价的满足。对这一点，右翼分子是把握的很准的。可以说，这一套理论很好的满足了他们心理上的“防卫机制”。所谓“防卫机制”，就是一种为了虚幻的安全感，坚决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将一切有违为自己观点的信息自动过滤、丢弃，或者“合理化”的倾向。
首先，既然右翼分子的目标受众都被划分为“我们”，那么那些“他们”自然就成为了潜在的敌人。那么，当右翼分子胡吹诸如“国家应该优先考虑主体民族利益”之类的调调的时候，政府采取的一切在各族群之间搞平衡的调控措施（比如民族政策、政治正确等）自然都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而这种攻击的关键在于如何塑造一种悲情的形象，将占人口多数的那一群体拉到自己一方。而这种“红脖子”“四等汉”“本省人”之类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贴合了小布尔乔亚对统治阶层未能给自己公平机会的不满和怨念，并提供了一个宣泄口。前面说过，小布尔乔亚绝无直接造反的勇气，总是希望别人出头来坐享胜利果实。因此这种将矛头指向一个“可以得罪的起”的群体的行为，自然符合其又想表达不满，又不想直接出头的心理。这种躲在人堆里，将那个“潜在敌人”的势力描述的无比强大，将懦夫行径包装为“英雄义举”的调调，真的太适合小布尔乔亚的习性了。
其次，法西斯分子通过这种“我们”“他们”的区分，成功的给予了小布尔乔亚阶层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也就是说，右翼口中所说的他们要对付的人群都是“他们”，也就是符合某种特质的人。当然，右翼的手段并不那么文明，显得不择手段，有时候还很法西斯。不过小布尔乔亚别怕，你们是“我们”，这些残酷的东西不会落在你们身上，你们不需要付出什么，只需要投票支持我们的政策就好了，脏活由我们来干，坏名声由我们来背。你们都不用脏了自己的手就可以解决问题，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获得你想要的利益了。你看，右翼对内像个慈父，对外像块钢铁，简直是大大的活雷锋啊！小布尔乔亚觉得自己又不是“黑绿墨”，大棒不会打在自己头上，那就支持一下右翼好了。
第三，这种“我们”“他们”的区分，为小布尔乔亚平时不敢出声的私心找到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小布尔乔亚本身所在的阶层是相当不稳的，一方面在危机时期，这个阶层的“容量”会变小，另一方面，这个阶层相对于其下庞大的劳工阶层和边缘阶层又显得太小。在一个金字塔社会里，下面的阶层中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实现了阶层上升，就意味着小布尔乔亚阶层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阶层下降（数字仅为定性描述）。虽然小布尔乔亚动不动将反对“阶层固化”、鼓励“阶层流动”之类的名词挂在嘴上，但其实他们只喜欢有利于自己的阶层流动。而对庞大的下层人民，他们其实是不希望其改善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当然，这与其公开的“自由主义”的面目不符，因此平时很难出口。而在右翼分子的理论中，人类是分成一个一个相互竞争的族群的，“让自己的族群变成狼，让别人的族群变成羊”天经地义。那么对小布尔乔亚最集中的“工业国的主体民族”而言，自然就可以公开的打压别的族群的人员从而保住自己的阶层。诸如“不要支持印度革命，别让印度人崛起了”，“不要在非洲投资工业，只要买他们的矿石就行了”，“让中东永远战乱下去，这符合五大流氓的利益”等言论的出现正是这种阴私心理的体现。
你看，右翼分子早已经将小布尔乔亚的心理琢磨透了。你想对统治阶层表达不满，我替你说；你想排挤比你们低的阶层，我来替你们干；你们想要安全感，我来给你……很多小布尔乔亚觉得让右翼分子去干赃活，自己可以不用脏了双手就可以坐享其成，将来只要抛出去几个替罪羊就行。或者说，只要狠下心来，撕破脸皮，好歹能让这艰难的生活宽松一阵吧？
你在算计别人，其实早已被人算计。
右翼分子成功的区分了“我们”和“他们”，必定不会停留在这一步。原因很简单，如果只是如此，右翼分子将真的成为一副脏手套。他们想要利用小布尔乔亚，可不想被小布尔乔亚利用了。“学习雷锋”这种事可不在他们的考虑中。既然已经初步建立了“我们”与“他们”的区别，认同了“狼群”式的社会模型，那么接下来的推论就顺理成章了。
为了更加方便的说明问题，现在我们有请本问题的主角“犹太人”出场。（写了一万五千多字总算提到犹太人了，前面的都算是铺垫）
希特勒为什么迫害犹太人？常见的说法除了文章开头提到的一点八卦，往往会说：排犹符合德国传统，是宗教冲突的体现，同时希特勒需要解决资金问题……这些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个人觉得至少没有完全说出问题的实质。在各种大众说辞的基础上，提出几点看法：
第一，迫害犹太人有利于纳粹建立无孔不入的统治。德国有许多少数民族，为什么专挑犹太人下手？很大原因就是犹太人是一个散居民族。什么是“散居民族”？就是住的很分散，没有大规模的聚居地，只在很多城市有一定规模的社区（东欧地区农村犹太人也不少，但犹太村子也是零星分布的）。因此，犹太人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成体系的社会，而只能在整个社会当中寻找一个自身的定位。具体来讲，就是商业阶层（也可说是放高利贷的）。他们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必须与整个社会的其他人打交道，从而与整个社会产生联系。说白了，哪个德国人没有几个犹太同学、朋友、同事、生意伙伴甚至是亲戚啊？随着社会的进步，犹太人一度获得了社会的接纳，很多犹太人甚至觉得干脆融入当地社会算了。比如音乐家门德尔松，他的祖父是一名著名的犹太教拉比，著作颇丰，可是到了他这一代却改信了路德宗（路德宗历史上打算彻底消灭犹太人），目的就是要和德国人打成一片。后来他的孙子干脆成了潜艇专家，直接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服务。一次大战中很多犹太人为德国作战，并不比普通德国人退缩。显然，要想把这个普通德国人都挺熟悉的群体打成“邪恶人群”是很有难度的，因为你很难说服普通人相信那些个犹太同学朋友同事个个都在酝酿阴谋，随时准备谋害德国人民。但是难也要做，原因就在于对纳粹而言，迫害犹太人有巨大的政治好处。甚至可以说，这种好处就基于这种难度。
犹太人与普通德国人广泛接触，自然会与许多人产生联系。那么，只要成功的将犹太人打成“邪恶群体”，自然就可以方便的将任何一个德国人打成犹太人的同谋。“罗织经”“告缗令”“瓜蔓抄”这些东西不只是中国人会玩。任何纳粹不喜欢的人都可以随时打成“犹太同情者”，或者至少是“颓废艺术”的拥护者。什么是“颓废艺术”？就是希特勒总觉得因为犹太人没有祖国，所以犹太人总想搞出来一些瓦解国家主义，消灭德国人爱国热情，搞一些“民族虚无主义”的东西来毒害德国人民。“颓废艺术”就是各种让人变得软弱、思想变得“古怪”的东西。典型如印象派的绘画，还有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这些东西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如何判断某个人“与犹太人同谋”？和犹太人结婚大概会算（特别是嫁给的犹太人的女性），而交过犹太人的朋友算吗？和犹太人做过生意算吗？在犹太人开的公司工作过算吗？在犹太餐馆吃过饭算吗？看过犹太人写的书算不算？根本没有一个标准。换句话说，只要纳粹愿意，可以随时将任何一个人定位“犹太人同谋”，或者是轻一点的“同情犹太人”，至少是“受颓废艺术影响”而“变得软弱”。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德国人不想被扣上这样的帽子，那就要对纳粹老老实实，全面的主动交代自己所有的历史以自证清白；同时互相监督，随时进行告密，以争取在出事的时候，得到一个“首告免罪”的待遇；平时要时刻对领袖表忠心，说话做事小心翼翼，更别提对政府提出反对意见……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的将整个社会严密的控制起来，随时处理掉敢于冒尖的反对者。排查犹太人及其同情者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所有德国人过筛子，筛过几遍之后，对整个社会的掌控力度就空前强大而严密了。

第二，迫害犹太人方便纳粹更加有力的进行思想钳制。犹太人同其他的民族不同，在于其有一个明显的文化核心，那就是犹太教。正是犹太教的存在，令犹太人得以免遭同化，始终保持民族实体的存在。但也是因为犹太教的原因，给了历史上无数排犹主义者以攻击犹太人的借口。但是到了希特勒的时代，借宗教问题攻击犹太人还是比较难实现的。一方面欧洲经历了那么久去宗教化的过程，再提出什么“杀害耶稣的犹大”之类的口号号召力不是很大；另一方面，犹太教的经书律法习俗在当时已经是人人知道的知识，再编造犹太人拿基督徒的孩子用于献祭的谣言恐怕也没人信；何况随着社会宽容度的提高，社会对犹太人的礼俗也比较尊重，犹太人自己也做了很多自我介绍、自我改造的工作。但是，同上一条一样，对纳粹而言，再难也要做，正是因为难才要这么做。只要成功的将犹太教打成“邪恶宗教”，很多思想领域的交锋就可以用政治手段解决。
事实上，纳粹的反犹宣传的一个难题就是，普通德国人往往觉得，我认识的那几个犹太人看起来还不坏啊，怎么可能犹太人都是阴谋颠覆德国的坏蛋。要解决这个难题，就需要对犹太人和犹太教进行“异化”。什么是“异化”？也就是说，要编造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说辞将对手打成“不可沟通者”。也就是说，不管犹太人说些什么，都不可信，因为他们的“旧约”里写明了他们要当“上帝的选民”；犹太人的任何辩解，都是一种欺骗，根本没有听取的意义；作为个体的犹太人也许可以是个好人，但作为群体必然会干出危害德国人的事；犹太人善于伪装，所有觉得犹太人不错的人都是受了欺骗；犹太人只是没有等到时机而已，如果德国人不警惕，时机一到犹太人就会跳出来……总之，纳粹的理论就是个死循环，一方面将一切问题（很多是编造或者夸大的问题）都推给犹太人和犹太教，另一方面又从思想上杜绝了任何沟通解决问题的可能。同时反复不断地自我强化这一信念，好实现一种“自我洗脑”。
必须指出的是，希特勒的思想反犹不仅限于犹太教，而是将所有的不利于他的右翼思想的思想一律贴上犹太标签，比如马克思主义。在希特勒看来，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国际主义、民族解放等是对其国家主义的最大威胁，而这个自然就是一种变种的犹太教，是犹太人发明的颠覆德国（还有世界各国）新工具。既然是犹太人的阴谋，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学说都不可信，谁信就是被犹太邪说洗脑了。
将所有不利于纳粹统治的思想，都归咎于一个人群。并且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的对历史、文化、宗教进行歪曲，是希特勒的一贯手法。只要在思想上树立了“犹太人的东西绝不可信”的意识，那么那些纳粹信徒自然也就自己把自己的思维限制住了。这比搞什么新闻审查要有效的多。
第三，可以方便的转移矛盾，并有利于推行过去无法推行的政策。犹太人没有“娘家”，对纳粹而言，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一种可控的矛盾。纳粹可以控制这种迫害的节奏，快慢松紧随时调整。事实上，一开始纳粹只是说要对付“犹太人中的坏人”，甚至一边出台迫害犹太人的政策，一边提拔一些犹太官员充当门面。对犹太人的迫害程度是随着社会矛盾逐渐升级的。从开始只是要求犹太人申报财产，再到要求犹太人佩戴特殊的标志，再到惩罚通犹太人结婚的德国人，再到封闭管理犹太社区，再到公开驱逐犹太人……纳粹甚至一度打算将犹太人打包送到马达加斯加，只要别待在德国就好。然而，随着德军的逐步失败，纳粹不得不一再提升“仇恨度”，他们的心理“阈值”越来越高了，为了防止民众反对他们，他们只能进行越来越厉害的反犹宣传，最终造成种族灭绝的惨剧。
这种矛盾的转移同样体现在一些具体政策上。如果某个政府告诉人民，我们要加强网络的监管，得到的必然是骂声一片；然而只要说我们针对的是某个族群，就有人拍手叫好。警察偶尔动用武器就会被社会舆论攻击，然而一直军队跑到国外，打死八岁小女孩都有人觉得可以理解，甚至说这孩子长大了也会是恐怖分子。
在这里，必须提一下，在纳粹的逻辑当中，应该被灭绝的不只是犹太人。虽然按照纳粹的理念，全世界的非雅利安人都是潜在的敌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暂时”与意大利这样的拉丁人和日本人这样的黄种人结盟。对纳粹而言，在一定时期内，重点对付的民族是有限的。现实中，纳粹最急于消灭的，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为什么？因为这三个民族分别可以满足纳粹对于异族的三种想象：犹太人是“邪恶的准备颠覆德国的精英少数民族”的代表，吉普赛人是“无用的浪费资源的垃圾少数民族”的代表，而斯拉夫人是“占据了大片宝贵土地阻挡德国扩张生存空间的低劣民族”的代表，同时也是“信奉邪恶的共产主义准备毁灭人类文明”的代表。这三个民族是德国生存道路上的三种阻碍的突出带表，必须抓紧时间清除。
与之对应的事，在21世纪，现代法西斯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同时分饰三角的族群，因此各种攻击都集中于这个族群身上就在逻辑之中了。
有的人可能觉得，就算纳粹对犹太人再狠毒，对普通人的言行思想再钳制，我只要乖乖听话，纳粹就不会找到我头上。纳粹要是不对外扩张，大概迫害犹太人也没人管。对这种想法，不必重复什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什么打烂别人的产能，扩张市场和原料产地所以必然对外发动战争之类的大道理来说服他们。只需要问一个问题：法西斯费劲周折，好不容易全面控制了国家机器，是不是就此结束了？当然不会，每一个法西斯分子心里都有一个建功立业的梦。而他们的基于“狼群模式”的梦想，注定了绝不会与邻居们和平相处。想把别人当羊吃掉，必定遭到不死不休的抵抗。日本人觉得中国人快要被淘汰了，所以在中国的暴行格外频繁，大概觉得早晚杀都是杀；德国人觉得反正斯拉夫人是要消灭的，所以根本不在乎乌克兰人对自己的欢迎，直接宣布斯拉夫人是劣等种族。那么能不能隐瞒自己的意图，一步一步来呢？还是不行，因为政治目标是无法隐藏的，骗了外人就会同时骗了基本盘，自己人首先要散掉了。所以所有的法西斯都是一条路走到黑，绝无回头或者停下的可能。
所有的法西斯，个个都会声称自己深爱“祖国”“民族”“人民”，其实他们都是极度自私的人。他们所爱的，只是乖乖听话的“人民”，是被他们牢牢操控的“国家”。一旦认识到失败近在眼前，他们就会拉上整个“民族”陪葬，好死的轰轰烈烈。希特勒临死前下令德国人抵抗到底，日本人在叫嚣“一亿玉碎”，说白了，既然法西斯分子自己要死了，那么人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大家一起光荣的死一死好了。
有人觉得，法西斯就是因为打了败仗才被人唾弃，倘若当年德国赢了，可能评价就不一样了。那么下面说一下法西斯为什么必然失败？
社会的几大阶层，对法西斯来说，劳工阶层和流氓无产阶级都是炮灰，这个两个阶层早晚会自行醒悟过来。比如墨索里尼就是被意大利左派游击队抓住处决的。小布尔乔亚希望法西斯能罩住他们，可法西斯越来越厉害的侵犯他们的自由，同法西斯翻脸只是时机问题。事实上，只要法西斯稍露败像，小布尔乔亚就会寻找机会离开（如果跑得掉的话）。关键在于大资产阶级的态度。
二战中，曾发生这样一幕：英法眼看着德国入侵波兰（毕苏斯基立过功也顾不上了），遂坐在马奇诺防线的背后开始静坐战争。他们满心欢喜的期待着德国在希特勒的率领下继续向东，同苏联拼个你死我活。可是就在此时，希特勒和斯大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速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不但没有东进，反而迅速向西灭掉了法国（还想消灭英国，没有成功）。
那么希特勒为什么要攻击英法呢？这就是法西斯必败的秘密。
前文说过，德意日的法西斯化某种程度上是在代替资本主义核心的英法美法西斯化。支持希特勒的，不但有其本国的大资产阶级，还有世界范围的大资产阶级。希特勒通过强制推销国债的方法来解决购买力问题，让“水库”重新有了水。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你借的钱啥时候还？当然，通过战争，希特勒可以找个推迟还钱的借口，还可以杀掉一部分的债主来赖债。然而这些都是推迟问题爆发而非解决问题。越欠债越要打仗，越打仗越要欠债。什么你说干脆不还了？那么“借”不就变成了“没收”吗？那希特勒岂不是成为了共产党？所以，这一条就决定了大资产阶级同法西斯早晚会决裂。
然而，比起下面一个原因，欠债问题还是次要的。我们知道，资本的生命在于流动。资产阶级之所以扶持纳粹上台，其实是走投无路之下拉来的应急措施。一旦危机有了解除的迹象，资本家就会要求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状态，让游戏继续下去。然而，法西斯所想的集中一切资源去做大事，这本来就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所以，法西斯普遍希望危机永远持续下去，这样他们就可以永远操纵着国家机器。所以所有的法西斯国家只要开始侵略，在输光底牌之前是不可能停下来的。资产阶级只好勾结外国来颠覆本国的法西斯政权。典型例子就是德国容克贵族出身的军人刺杀希特勒，并打算和西方议和。
而对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英法美）而言，纳粹是一种危险的存在。在完成其使命之后必定要消灭的东西。这里有一个悖论，如果没有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支持，德意日法西斯即使上台也呆不久，因为法西斯的经济学是注定搞不下去的。可倘若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法西斯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动机也就瘫痪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法西斯化注定无法实现。而对抗共产主义的前线的法西斯国家，又时刻感到自己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早晚翻脸。在这种互相猜疑的状态下，希特勒突然攻击英法其实也只是想先发制人罢了。
所以，法西斯的最终结局必定是身死国灭，下场悲惨。尤其可悲的是，其其实是当了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替死鬼。在经济危机中，谁先忍不住祭起法西斯大旗的，必定会将本国推向一条绝路。虽然希特勒成功杀死六百万犹太人，但德国却损失了两千万人口，四分之一的领土，所有的殖民地，国际分裂几十年，到现在还要为自己的暴行忏悔。
下面谈谈特朗普现象：
美国新上任的总统特朗普履新不久，已经制定了不少充满争议的政策。“特朗普现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支持者视其为天降伟人、国家救星；反对者斥之为“现代希特勒”。但是很少有人有人冷静仔细的分析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到底要做些什么。当然，其团队成员也不是一元化的，几乎每个人都有其特色，这里只简要的分析下特朗普的思想。
特朗普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他秉持着什么理念去竞选总统呢？其实应该说他是一个很实诚的人（相对于一般政客而言），从一开始，他就是以新世纪的里根自居的。他的竞选口号：“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直接照抄当年里根的竞选口号，他的许多主张，比如减税，也是同里根时期的政策高度一致。甚至在他给英国首相特蕾莎的信中直言不讳的说：“让我们成为新世纪的撒切尔和里根。”因此我们看看特朗普到底能不能如其所愿成为如里根一样“伟大的”总统。
里根上台的时候的美国的确与今天的美国有一些相似之处。一是经济上的困境，长长的看不到希望的滞涨；二是越南战争虽然结束，却留下了一个分裂迷茫的美国；三是美国的国际地位面临全方位的挑战，整个七十年代美国面对苏联都处于守势。而今天的美国，08金融危机之后经济虽然缓慢恢复，但始终看不到全面复苏的希望；十几年的反恐战争耗费无数，却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战果；国际上面对中国日益崛起的步伐，却没有好的应对之策。而当年里根对美国困境做出了许多有效的工作，带领美国最终赢得冷战，这就让美国人民希望现在的美国可以出现一个新的里根。特朗普则不失时机的站了出来。
里根当年面临的经济问题是所谓“滞涨”。什么是“滞涨”？就是经济一边停滞（商品卖不出去），又一边高速通货膨胀。这在当时来说算是个新问题。往常，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有一个普遍的周期：经济良好的时候会有通货膨胀，但商品可以卖上价格，市场繁荣；经济不好的时候，商品卖不出去，价格就会下跌，不会有通货膨胀。然而整个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却一边生产萎缩，商品卖不出去，一边商品价格却在上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那种自动调整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失灵了，经济不再是起起落落的周期性波动，而是看不到曙光的长期停滞。对这种现象，很多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解释，比如“双重市场”的存在，劳动力能力的错配，货币政策问题等等。总的来说，大多数人认为其是战后几十年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实行“反危机”措施的原因。
前文打了个比喻，普通人的消费能力就是一个水库里的水，只有这个水库里不断地有水流出来，就可以推动经济的发电机运行。然而，“水往低处流，钱往高处走”，大众手里的钱迟早会以利润的形式集中于少数大资本手里，也就是水库里的水早晚要干。事实上，出于对经济周期的预测，往往水库里的水没有还完全干，人们就不肯大方的花钱。这就是所谓的“灵活倾向”，也就是持币观望的态度。与之配套的是“消费的边际效应”和“投资的边际效应”，这几条综合起来，就造成了经济危机的频发。也就是说，不必真的等“供需矛盾、资源错配”之类的问题爆发，仅凭人们的一种悲观心理就可以引发经济危机。
而二战后的几十年，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标准方案就是所谓“凯恩斯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水库里不是没水了吗？我把水加上不就行了？那么这个水也就是钱从哪里来？来源无非两个，一个是加税，一个是借贷。这两个方法其实都是把资本家手里的钱（临时）抽到了水库里面。二战后虽然经过反复，但西方国家普遍在很长时间内由偏左翼的政党执政（当然是西方语境下的左）。这些政党普遍的纲领就是“高税收、大政府、高福利”。一方面是来自苏联的意识形态竞争使得西方国家不得不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他们也普遍认识到必须采取强力措施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才能解决消费端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提高税率，收上来的钱一部分搞基础的设施建设、科研、军费等，也就是政府投资，另一部分就是搞福利，人民手里有钱生活又有保障，自然就敢花钱。每当经济略有疲软的时候，就有这个办法解决问题。
很显然，这个一个从“需求端”就决问题的思路。就是想办法让水库里有水，让人有钱花，市场需求也就扩大了，似乎是个很完美的办法。很多人大概已经注意到，这个措施和希特勒的办法似乎有点相似。其实还真的有点联系，正是人类应对1929大危机的经验教训让一些经济学家有了灵感。这些钱不论是给人民发福利还是搞国家投资，都是一种人为的制造需求，“救”需求端的行为。
然而，这一招到了七十年代却失灵起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只能缓解，不可避免”，所谓“反危机”措施，其实就是用人为刺激的方式延缓经济周期的到来。其实凯恩斯也很实诚：“未来？未来我们都已经死了。”危机积攒下来不让爆发，反而令整个经济得不到适当的调整，资源的错配在政府指令下得不到纠正。就像一个人身体有病，需要发烧杀死病毒，然而却一个劲吃降温药，烧是不发了，病毒却越来越厉害的潜藏下来。当时出现了大量的“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国企，整个政治经济都陷入了僵局。
而里根就在这个时候上台，他的口号也很振奋人心（要不然特朗普干嘛抄袭呢），措施也很给力。他的经济改革方案主要是依据所谓“供给学派”理论实施。供给学派认为，过去西方国家老是搞凯恩斯，也就是用“劫富济贫”的办法来给底层发钱，这只是在人为的创造需求。这种被制造出来的需求一方面养懒了人民，一方面弄出来一大堆不适合市场的企业。也就是说，市场的调节作用被政府人为的阻断了。该破产的不破产，该劳动的不劳动。经济肯定就好不了。
那么，“里根经济学”所开出的药方是什么呢？就是要回到过去的“原教旨资本主义”中去。“小政府、低税收、低福利”，让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自行调节经济问题。“政府不能解决问题，问题的所在就是政府”。过去是多收税给底层发钱，现在是少收税让企业休养生息。也就是说让企业喘口气以“涵养税源”。同时，减少社会福利等政府开支（军事开支除外，星球大战计划不能停），以减少赤字规模或者说上涨速度（虽然还是上涨）。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纠正大政府时期带来的严重资源错配。这个思路因为是以恢复企业活力为核心，被称为是“救”供给的改革（哎？）。
减税和收紧货币政策同时进行，政府能放权的就一律放权，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不断推行。这些都是典型的“反凯恩斯主义”政策。客观的说，推行这些政策是需要很大的政治魄力的，因为此前造成的经济问题已经有点积重难返。要解决掉“大到不能倒”的企业，忍受一段时间内失业率猛增，经济迅速下滑的困境不是一般政客可以承受的。然而里根还有撒切尔却坚持了下来。几年之后，经济居然明显好转。不但生产得到恢复，工作回到美国，物价也不怎么上涨。可以说，“里根经济学”成功的解决了滞涨问题，为美国经济再续一波。
正是因为八十年代美英经济的出色表现，才让西方国家最终赢得冷战。里根不但在经济上极为成功，政治上也成为美国最杰出的总统之一，被“新保守主义”政客视为偶像级政治家。
所以特朗普崇拜里根并希望再来一次“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也就不奇怪了。但问题是他真的能成功吗？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只能缓解，而不能解决”，其实同样适用于“里根经济学”。其实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里根经济学”，方法不同，但目的都是给资本主义续命。凯恩斯主义有副作用，里根经济学照样有。如果说凯恩斯开出的药方是“补剂”，直补的西方经济虚火上升，那么里根的药方就是“泻药”。在人体虚火旺盛的时候确实有效，但问题是一个劲的泄，美国经济的身子早已经被掏空了。
“里根经济学”为美国带来什么后果？削减政府开支、削减福利的确可以让市场发挥作用，然而别忘了经济从来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综合。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是想办法把那个水库添上水，让发电机可以继续运转的话，里根经济学其实是想办法把水库里不多的水再榨出来。
换句话说，里根经济学认为，商品卖不出去，并不是消费者真的没有钱了，而是消费者有“灵活倾向”，就是老是喜欢攒钱，以解决未来的问题。钱都被攒起来了，那么市场自然就运行不下去了。而高福利会让人们总是希望政府免费替自己解决问题，而且将工人养的更懒，更依赖工会。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怎么才让人们花钱呢？
一句话，就是“攻其所必救”。把福利砍了，让你们不得不花钱。当然能够“逼”人们花钱的肯不是旅游娱乐之类非必要开支，必然是不购买不行的项目。那么能让人不得不花钱的项目有哪些？首先是食品。问题是动这个东西是会出大乱子的，“阿拉伯之春”不就是老百姓连廉价大饼都吃不上而引发的吗？别忘了当时苏联还在。
那么，其他几个项目就是“教育、医疗、住房”之类的项目了。也就是从里根时候开始，这些项目统统大踏步的产业化（虽然此前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福利本来就不怎么好）。请大家注意，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中产阶级的负担越来越重。
你想，对最穷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食品。可是政府不敢打食品的主意，或者说还没到那一步。而“教育、医疗、住房”这些全都是中产阶级在乎的事情。可以说，解决了这几个问题，这个人就能继续保持他的阶层，解决不了，这个人的阶层就会往下掉。哪怕就是再困难，小布尔乔亚也要想办法加入这个“驴拉磨”的游戏。你说这招是不是非常狠辣？中产阶级的日子苦不苦？
那么我们看下美国在这几项的成绩单：我觉得不需要给出资料了，就凭我们的印象来说吧。教育，高等教育高昂的学费，学生毕业先欠一堆学贷；基础教育几乎可以说是稀烂，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纯粹是糊弄差事，好点的学校几乎都是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事实上，现在的美国人根本缺乏起码的从事技术劳动的知识水平，就从平时被人吐槽的数学水平就知道了。医疗，到现在美国还有一大批人没有医保，奥巴马care 想实现全民医保，却不敢动大财团的利益，只是让中产买单，肯定实行不下去。现在特朗普干脆要废除了，说是要搞市场化竞争，市场化能解医保的问题吗？住房，一个劲的用未来的钱支付现在的账单，08年已经崩了。
所以说现在美国的经济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甚至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与之比较起来，所谓的安全问题真的只能算是小事。
美国之所以在里根时代能够有一个好的经济表现，其实是因为此前几十年美国人还有不少的积蓄（可以了解下美国人的存款变化情况，现在真的是没钱了）。而且此前社会的各种积累，比如教育水平、技术能力还都不错。因此，当里根砍掉福利逼迫着美国人花钱的时候就可以为资本主义续一波。可今天的美国呢？
里根神话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破灭？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人运气真好（当然这种运气也是此前努力的结果）。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美国起码捡起了几个金蛋：一是成功打压了日本，从日本人手里抢走不少市场（谁让过去要玩法西斯呢？）；二是赶上中国改革开放，一个大市场出现了，又可以为美国提供廉价商品；三是苏联解体，倒下了一个巨大的工业国；四是新技术革命。这几个因素在克林顿时代汇聚在一起，将美国经济托上顶峰。现在每个美国人都很怀念那个富裕强大充满自信的美国。
然而，这几个因素并不会持续下去。小布什政府被911事件刺激，一头扎进反恐战争的无底深坑。此前被繁荣掩盖的问题在最近若干年一一暴露出来。等美国人回过神来得时候才发现，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一个航母战斗群就能推倒的国家了，美国产业已经空心化，国内人才培养越来越依赖移民。最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此消彼长，美国的中产发现自己因为好的生活水平居然有被反超的可能（如果不是已经被反超的话）。
在克林顿时代，美国享受着苏联解体后全球化的红利，美国只需要印点钱就可以换来大量的中国廉价商品。明明是教育系统逐渐崩溃，却蜜汁自信在搞素质教育。而到了最近几年，美国人突然发现，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居然全世界都跑过来和美国人抢工作。高端的工作被中国印度韩国人抢走，低端工作也被“黑绿墨”占据。比如建筑工地的墨西哥人，开出租车的印巴人。此时的全球化，只对一部分资本家有利。对美国普通人越来越不利。
所以，2016的美国大选就成为社会分裂的一年，成为民粹主义抬头的一年。这种对“黑绿墨”的排挤，其实反映了美国小布尔乔亚阶层的恐慌感。他们希望能够把那个强大自信的美国找回来，将外人“偷走”的工作岗位拿回来。最好能够像里根时期一样，解决所有问题来个绝地反击。
除了经济问题之外，此次大选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安全问题。其实美国并没有被外地入侵的危险，所谓安全，其实指的主要是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和隔三差五的恐怖袭击。这也是一些选民排斥“黑绿墨”的重要原因。一部分美国人觉得将这些人排斥出去，会让社会更安全。
其实，美国社会治安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实是边缘人群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一旦充分的施展，必然造就一个庞大的失业人群。时间久了，就会形成一种边缘文化。由于无法参与到社会生产当中去，这些人就会以一种破坏性力量的面貌出现。在边缘人群集中的社区（贫民窟），治安永远好不起来。由于一切向钱看，学校、警察之类的资源始终稀缺，这些人改善命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绝望的人群难免出现极端的个体。这就是美国的治安问题和本土恐怖袭击的由来（911式的境外袭击是另一回事）。
由于“黑绿墨”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更加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因此边缘人群扩大首先是这些人大规模失业。在白人就业情况还算稍好的情况下，自然会出现一种阶层差异。这种差异或者说断层，会使得双方的观点如同鸡同鸭讲。因此，民族之间的憎恨不可避免的增长起来。换句话说，所谓的民族种族宗教矛盾，其实是阶级矛盾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此前，美国经济尚好的时候，还能保持一种利益上的平衡，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当然，“政治正确”其实是一种妥协和遮掩，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无法真正解决少数民族发展问题而实施的临时性替代性方案。一方面是话语上给予一种表面的尊重，另一方面通过一些“短平快”的办法给少数民族分一点利益（比如学校招生名额和公职招聘机会）。其特点就是通过行政力量或者社会道德压力，给少数民族分上一点利益，从而避免问题的爆发。当然，这点利益远不足以真正改变这些少数民族的处境，无非是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罢了。毕竟比考试的时候加几分，建立一套覆盖全体国民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可困难多了。何况依据“里根经济学”，穷人本来就不配享有这些东西。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由于社会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排斥，从而不得不借助政府的力量搞一点平衡。
而今，经济形势严峻，很多人连这点表面的东西都不愿付出了，因此2016年反政治正确也就蔚然成风。其实这种“反政治正确”很好的体现了小布尔乔亚的软弱性。比如，面对教育上的不公正，很少有人谴责美国昂贵的私立教育将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于少数富人身上，很少有人反对捐款给大学就可以让子弟上名校的做法，却一个劲儿的炒作相对次要的各民族之间的名额分配。很多人对社会对“黑绿墨”的各种歧视（往往集中在就业领域）视而不见，甚至觉得理所应当，而对政府的调控措施大加抨击，似乎这才是他们不好找工作的原因。
恕我直言：“欺软怕硬”和“自私自利”是小布尔乔亚刻在骨子里的本性。而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这种本性越来越被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但这种情绪除了给了民粹分子上台的机会外，恐怕不会实质的解决问题。首先，加倍的排斥“黑绿墨”会改善社会治安吗？其实只能使一部分本来能自食其力的人推到失业深渊而已。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边缘人群”的扩大。而这种排斥政策，或者说说的好听点就是“松手”政策（政府不再插手，任由市场选择），只能造成更多的和集中于少数族群的边缘人群体。很难想象这样做会给社会带来更多安全。
川普上台其实画了两个大饼，一个经济的，一个安全的。经济上我前面已经解析了，个人并不认为其有能力真正解决问题，甚至连诊断都是错的，更别提药方。至于安全上，说句不客气的，难道特朗普真的希望解决问题吗？恐怕其根本就打算将这张牌永远打下去吧，“养寇自重”这种把戏不只是中国人会玩。
特朗普不是希特勒，只是一个自认为能解决问题的政治投机者。其性格特点就是狂热的喜欢粉丝。其实特朗普与其选民是一个互相塑造的过程，通过各种互动，支持者越来越觉得自己正确。这也是美国今年来国内对立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之一。而这种政治投机必定会一步步进入一种以我循环，一步步将美国拖入民粹化的深渊。
顺便说一句，为什么特朗普大选的时候很多在美华人自发的组成“挺川团”。一句话：因为比起普通的美国人，这些人更没有退路。心中的不确定感越强，就越需要一个强人，“公交车效应”越明显（刚上车的总想立刻关车门，或者把后面的人踹下去）。对这个还是一句话：你觉得美国人连低端工作都不想给“黑绿墨”，难道会开开心心的把高薪体面的工作留给华人？

结语：小布尔乔亚总有一种幻想，觉得自己完全是因为个人努力才有了今天的位置。虽然还达不到真布尔乔亚的位置，思维方式却更加资产阶级化。“懒笨坏”是其对穷人的普遍看法，但同时也时刻怕自己掉入那个他们看不上的阶层。由于不能真正稳定的占有生产资料，在危机时刻，其为了保持自身的阶层不惜投靠最残暴反动的政治势力，这就是法西斯崛起的一大秘密。然而，法西斯绝不会像他们许诺的那种，“经过一段短暂的阵痛”就能解决问题。相反，正是因为扣住了小布尔乔亚的命门，法西斯绝不会轻易撒手。只有不断的制造新的危机，法西斯才有其继续把持政权的理由。支持法西斯，就像和魔鬼签下了契约，开始似乎占便宜，后来肯定会加倍的吐出来。一心想要消灭犹太人解决问题的德国人恐怕不会想到，他们的命运会是死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是死在大西洋底的铁棺材里，是人口损失两千万，是国土被割让四分之一，是国家分裂好几十年。如果他们意识到问题的实质，更让德国人难以接受的是，其实他们的国家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脏手套，在选择法西斯化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被利用抛弃的命运。
为什么教育成本越来越高？住房价格越来越离谱？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总是比拼不过食利者阶层？为什么养不起孩子？如果还是把问题归结于“黑绿墨”，而不是看清问题的本质，这个
对那些跃跃欲试想要搞一把政治投机的网络法西斯说几句吧：别以为自己有希特勒的命。在撰写本文之前，我就想到可能有一些田园法西斯会将本文作为操作手册来使用，毕竟他们的知识水平让我都感到着急。不过放心，能成为希特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成为法西斯炮灰，成为被消灭的冲锋队，甚至被更加激进者视为软弱而清洗掉的可能性却接近必然。别说流芳百世，就是像遗臭万年都不会有机会。
希望《右翼的成功之路》多少能给大家一点思考。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