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日本所有人都是一条心吗? 第1页

很显然不是的。

诚然，战争初期帝国军队胜利的“荣耀”迷惑了不少人民与知识分子。且不论火野苇平人等，就连同情工人、甚至因此与父亲发生冲突的志贺直哉，也在日军攻占新加坡后写下了《新加坡的陷落》。

但是，尽管旧日本帝国有所谓「挙国一致」之说，真正的举国一致显然是办不到的，也不符合辩证法。

如果真的做到了“举国一致”，还需要什么特高警察呢？还需要什么“非国民”的帽子呢？

我来贴三则在特高警察相关论文上找到的「特高月報」吧 。

庁府県―愛知
種別―不穏落書
氏名年齢―名古屋市中区官前町一ノ一西川正男十六才
概要―名古屋市昭和区堀田通三ノ三愛知時計電機株式会社便所に
1.職工の汗と血を社員がしぼる
2.この工場を共産主義で倒せ
と落書しあるを発見、西川が行為者なること判明
措置―五月二十七日名古屋地方検事局に治安維持法違反非現行犯被疑事件として送局
(『特高月報』昭和十五年六月分)

庁府県―警視庁
種別―不敬落書
氏名年齢―[空欄]
概要―中野区打越町三八東京アパート北側黒板塀に
天子様のばか
と落書ありたり
措置―捜査中
(『特高月報』昭和十五年七月分)

庁府県―北海道
種別―不穏落書
氏名年齢―[空欄]
概要―一月十五日小樽市銭函町七四二新宮商工合板工場附属便所内入口戸に稍々巧みなる墨書にて
今待遇改善ヲヤラネバ当工場ノ職工はストラキヲスルトコロダ
と落書し更に他の便所内前方板壁に拙劣なる鉛筆書にて
賃金ノ安イノニストライキモ起キナイ
と落書きしあるを発見す
措置―捜査中
(『特高月報』昭和十七年一月分)

更多的内容可以看这位专业人士的文章——

可以看出，这些言论不少都是些劳动人民的日常牢骚，也有一些对天皇的“不敬言论”，甚至有明显的“共产主义发言”（这个可是违反所谓的《治安维持法》的）。

而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三一五事件」后，日本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很难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党生活者》中的日本共产党党员，在工厂里宣传完全就是地下工作，日常生活都得时刻准备逃避抓捕）

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发言”，想必是战争后期，一部分劳动人民对战争与军国主义不满的自发之言吧。

而旧日本官僚与特高警察显然是明白这一点的，他们对人民的监控可以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甚至垃圾桶和厕所也不能幸免。

这就是上文引用的「特高月報」的出处。

顺带一提，论文的开头，就提到了著名的“东条英机翻垃圾桶”。

堂堂一国首相居然要做这种奇怪的“垃圾桶视察”，可以看出旧日本帝国在战时对人民的监视到了何等地步、又是何等的荒唐。

至于为了反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而在各个战线上坚持战斗的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同志，想必知友都很熟悉了，我也就不必赘述了。

二战时期日本所有人都是一条心吗？很显然不是的——先不说单单日本统治阶级里就有文官政府和军人集团的矛盾、陆军和海军的勾心斗角、“皇道派”和“统制派”的你死我活、“国力总体战”派和“精神制胜论”的相互鄙夷。

就连普通的日本老百姓都不全是狂热追随“天皇”，为“八纮一宇”甘愿卖命的狂信徒。更不要说自始至终反对日本穷兵黩武、压榨百姓的日本共产党了。

昭和16年（1941年）3月初，我收到了写有“临时征召令”的征兵通知（也就是所谓的红纸，实际上是粉红色的。）。
虽说早就做好近期会被征召的心理准备，可真的收到它的时候还是大吃了一惊。
也许有人会说：“终于等来了！那我就去复命吧。”
但大部分人一开始还是心想“这下惨了”，感觉运气背透。
我就是属于那些感觉运气背透的人中的一个。当时目瞪口呆，连“拿到这个召集令真倒霉”之类的话都说不出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哪怕心里真有这样想，但面子上还得说：“能为了国家尽一份力真是无上光荣”，否则就会被称作非国民（被用于称呼那些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期不支持甚至反对穷兵黩武扩张政策的日本人）。
我收到红纸时，正就职于东京日比谷的东宝剧场。当时21岁，是个处于青春年华准备大展手脚的文艺男青年；因此自觉被这份召集令闪了腰也是正常的。
具体来说就是每天喝一点酱油，坚持喝下去的话人就会变瘦，到征兵体检时肯定会被刷下来。
我为了在昭和15年（1940年）的征兵体检中不被列入体质甲种合格一栏里，就曾用过这招。从体检半年前偷偷喝起酱油来。

但不幸的是，满心不想打仗的作者本人靠狂喝酱油把体重降到100斤，但还是没能逃脱当炮灰的命运。于是在送别主人公去当兵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幕：

……在联队大门口已经挤满了送别的人们。一起过来的父亲是参加过日俄战争侥幸生还的老兵，另外我哥也是海军服役期满复员的。
两个人都当过兵，所以对把我送来当兵这事儿，我想他们心里应该还是很难过。

由此可见，即使是参加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老一辈”，也很难对战争抱着什么积极态度——毕竟战争要平头老百姓送死，肥的却是天皇、将军和财阀。

而到了战争的中期后期，日本人民对战争的反抗力度虽然不及组织游击队把墨索里尼吊死的意大利人，但还是要比德国人强上不少：

仅1941-1944年间，日本工人阶级就发动了130次罢工。在日本帝国主义实施高压统治，公开斗争实在难以开展的情况下，广大工人群众的消极抵抗则遍及全国各行各业。

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日本工人的缺勤率不断提高。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大约1年时间里，包括军工生产在内的企业部门，工人缺勤率达20%，后来竟增长到49%。这就是说，在战争末期，经常有几乎一半的工人用实际行动拒绝为侵略战争服务。

日本军工工人不仅缺勤率高，消极怠工现象更为普遍。仅据日本官方统计，1944年就发生216起大的怠工事件。平时工人们在工作时间内，逃避宪兵的监视去睡觉，甚至出去钓鱼，或者拿工厂的工具和材料不去为当局生产侵略战争所急需的军需品，而是去制作私人用品，这现象也已司空见惯。

在农村，广大农民也在坚持斗争。仅1944年，农村租佃纠纷就达10640多起，参加的佃农达91420人。这一切都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使他们无法随心所欲的调遣民力物力去维持侵略扩张。

1945年8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的一份报告承认：最近发生的对天皇失敬、反战反军及其他不轨言论，匿名投书和张贴匿名传单等情况，概括说来是这样——

自昭和十七(1942)年4月至昭和十八(1943) 年3月，总计308起，每月平均近25起。

自昭和十八年4月至昭和19 (1944)年3月，总计406起，平均每月34起。

而自昭和19年4月至今年(1945)3月，则总计达607起，平均每月51起。

总而言之，这类言论一直在急剧地增加。

尤其是日本特务及警察已经承认：战争末期广大劳动人民反战厌战情绪已发展到“诅咒和怨恨天皇”的地步。

此外，在普遍存在厌战情绪的气氛中，明确表示相信战争已失败、希望早日结束战争的人越来越多。据1944年4月22日东京警察厅的报告说，有不少人认为战争结局已定。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统计，1944年6月，日本国内对战争抱绝望情绪的人比1943年12月增加1倍。对战争胜利抱怀疑情绪的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1944 年6月至12月从17%增为32%，1945年6月则达55%，即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

这些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和战争政策彻底破产的突出反映，也是日本法西斯统治土崩瓦解的预兆。正因为这样，当时的内阁书记长官迫水久常在1945年6月惊呼国内出现了“对现存制度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