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那个在西雅图偷飞机的年轻人？是否认同完美人生谢幕的说法？ 第1页

我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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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地勤偷飞机事件，本身是一起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却被强行引申出了浪漫主义的意味。是非被颠倒了，盗窃者损坏价值超过3000万元的财产，拿无数人的生命当儿戏，反而享受了英雄般的喝彩。

或许是因为，我们羡慕他：去做一只没有脚的鸟，划出几道优美的弧线，去看一看传说中的那头鲸鱼，为自己放出一团白日焰火。他做到了，而我们依然被日复一日地束缚在地面。于是，有的人羡慕他的自由。

真的自由了吗？

患上胃癌，会失去进食的自由，不能享受火锅盛宴；高位截瘫，失去了运动的自由，只能在脑海中策马奔腾；不幸得了精神疾病，同样会失去一些自由 -- 疾病接管了理性，剥夺了感受快乐的能力，这同样是一种不自由。

如何获得自由，无数的人给出过无数回答，但可能都经不起细细推敲。

变得强大，就能获得自由吗？“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多么逍遥，可如果心之所向在十万里之上，在半人马星座，在宇宙的边界呢，就只能慨叹力有不逮吗。

甘于弱小，就能获得自由吗？有个词叫做“佛系”，看一看北京房价，就好像一尾鲫鱼看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再腾跃而上也只是徒然碰个头破血流，倒不如随波逐流，随波飘荡多么自由。可这种自由，终究还是顺着水的方向，水流让往东，就去不了西边。

关于自由的回答有太多自相矛盾之处。

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人们有四项基本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罗斯福为了捍卫免于贫困的自由，推行最低工资和最长工作时间制度，但有人就跳出来指责他：你破坏了契约自由，工人愿意每天多工作几小时来养家，凭什么不让他们和企业主签订工作时间的契约？

面对这种矛盾，一种自然的回应就是给出中庸调和的解决方案。

东方的“从心所欲 不逾矩”，西方的”群己权界“，说的都是一件事：与自己的欲望握手言和，将自己的权利和他人的权利划出界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面信马由缰。

但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喜欢这种解答，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发现自己小小的私人领域还在不断收到挤压。

我们想要的不多，不过是稳定的居所，洁净的饮食，安全的药物，然而这不过分的欲望却四处碰壁；我们安于自己的权利，但他人却对自己磨刀霍霍，遛狗不牵绳的路人，凌晨发微信的上司。

退无可退，战无可战，看到西雅图天边那一朵焰火，就像是对这个世界完成了一次隐秘的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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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3日，傅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他是一名失败者，在最后一刻，也放弃了背水一战的机会。他在地上垫了一床棉被，这样在自缢时，就不会让踢倒凳子的声音惊扰邻居了。

和那位偷飞机的人相比，可真是一败涂地啊！

然而我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臧否人物呢？若是面临相同的处境，我断然做不出更好的回答，我也不能阻拦人们用他人的人生，作为自己的谈资和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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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得自由，这个问题也许不会有答案，但我并不是要在这里徒然做一番“众生皆苦”之叹，而是希望我们要多去想，不要满足于偷看别人的回答。

至少，不要人云亦云 -- 我毫不怀疑，如果法律允许的话，新世相会策划一出“丢飞机大作战“，这也非常能照出时代风貌了。

是，对我们这些毫无牵扯的外人来说，很完美。

他的死亡消解了一切人类社会赋予（或者说是强加于）个体的意义——工作、财富、道德、责任、伦理……这些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但每一个人都想逃离的东西。

用经济利益、社会责任这些传统价值来指责他赴死的行为就像一拳拳打在空气里，对于他死亡的浪漫程度丝毫无损。

他的死让一小撮人的利益受损，却让无数人得以从让人窒息的生活状态中透一口气。

就像《后裔》中乔治·克鲁尼的妻子，她在冲浪意外变植物人后克鲁尼发觉濒死的妻子背着自己出轨的事实——站在“知乎正义”的立场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讨伐她，但是作为一个观众，你的观感究竟如何呢？

生活很累的，至少对自己的内心诚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