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为什么会垮台？ 第1页

红色高棉这种恐怖政权不垮台才是天理难容。

1930年2月3日，胡志明在香港主持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

1935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在澳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来自柬埔寨的党员参加。

1939年，印支共提出建立“印度支那民主共和国联邦”。

1944年，在马德望省成立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高棉伊萨拉运动，中央委员会设在曼谷，受泰国共产党与印支共的领导。在柬埔寨国内分为西北区、西南区、东北区、东南区，领导人分别是达春、山玉明、孙希姜、盖莫尼。

1950年4月17日，在马德望省召开了高棉抵抗力量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00余名代表及越盟领导人黎德寿出席，决定成立伊沙拉联合阵线（英语：United Issarak Front）。1950年9月15日成立人民解放临时中央委员会作为临时政府，受印支共南方局领导，主席为山玉明，副主席为杜斯木、绍兴（Sieu Heng，或译暹亨）、朗帕（后改名为姜萨梅）等3人。这四人都是生活在越南南方（湄公河三角洲）的下柬埔寨人。

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印支共按照越老柬国别一分为三，分别成立越南劳动党、老挝人民党和高棉人民革命党。1950年6月，高棉人民革命党代表大会召开，但没有制定行动纲领，也未选举中央委员会，因而实际上仍受越南劳动党的直接领导。山玉明任高棉人民革命党主席，杜斯木为副主席，党员约有1,000人。

1952年，伊沙拉联合阵线成立了“全国抗战政府”，山玉明任主席，姜萨梅任副主席，伊沙拉军队已改编成高棉民族解放军。

1954年签订《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定》后，根据日内瓦协定，法国殖民势力彻底撤出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成了柬埔寨的实权统治者。越南劳动党为了维持经过柬埔寨东部到南越的人员物资通道，支持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不许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暴力革命，以确保柬埔寨政局稳定。柬埔寨人民革命主席山玉明和琉盖莫尼、盖莫尼以下1,015名干部、家属（称为越盟高棉抵抗人员）在越南劳动党的要求下撤退至越南民主共和国[24]，绍兴和杜斯木等则没有听从越南的指令，留下来转入地下领导国内的党组织，期间曾成立合法政党人民派作为掩护机构，以人民派的名义于1955年、1958年先后两次参加大选，都落败。

1960年9月30日至10月2日，柬埔寨国内的党组织在金边火车站一名工人家中秘密召开高棉劳动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背景是在西哈努克的压力打击下，负责农村工作的中央书记绍兴1958年叛变投靠了朗诺，全国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党的中央领导只剩下杜斯木一人。会议决定党改名为高棉劳动党；金边党委领导人农谢、波尔布特、英萨利等被选入党中央领导层，大会选出了以杜斯木为书记，农谢为副书记、波尔布特为常委的中央委员会，分工农谢负责农村工作，波尔布特负责城市工作；选出中央委员8人，候补中委2人。会后，农谢代表柬党新的领导集体，秘密潜入南越丛林根据地向越南劳动党南方局汇报。开始创办党刊《革命旗帜》、《革命青年》。《革命旗帜》后来改名《红旗》。

波尔布特出任总书记
1962年2月18日，高棉劳动党书记杜斯木上街在杜尔多布（Thuolthomphong）市场买茶叶，顺便给孩子抓药时被捕，在金边近郊的斯登棉吉的一个寺庙Cangkran Daphrom被开膛杀害。由波尔布特继任。在1962年大选前夕，西哈努克宣称发现人民派受外国势力领导的证据并将其解散，自此柬共完全转入地下活动。

1963年，高棉劳动党召开三大，选举波尔布特为中央书记，农谢为副书记。1963年8月，西哈努克断绝与越南共和国的外交关系。1963年11月西哈努克宣布停止接受美国援助。1965年5月西哈努克宣布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并允许中苏等国用柬埔寨的海港向南越的越共转运物资。这种局势下，越南劳动党禁止柬埔寨国内任何武力反抗西哈努克政权的活动。

1966年，波尔布特在禄宁主持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将高棉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波尔布特率领柬共中央从金边市内的地下状态转到腊塔纳基里省的丛林为大本营。

1967年4月，马德望省三洛乡农民反征税自发暴动遭镇压；1967年底，威加山农民自发暴动被镇压。农谢等人决定实施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秘密武装。为此，越南劳动党南方局书记阮文灵召见农谢，要求不能在柬埔寨东部的柬越边境一带建立武装，只能到柬西部的边缘地带去，而且只有在柬埔寨国内发生了政变后该武装才能公开。1960年代，在北越军队、越共游击队及老挝巴特寮的支持下，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东部的丛林中慢慢组建起自己的军队，1968年1月17日柬共组建柬埔寨革命军。

1969年3月起，美军开始空袭柬埔寨境内越共基地，[25]导致数十万平民的牺牲以及200万难民的产生。[26]柬埔寨政府纵容美军对丛林中的越南势力进行追击，红色高棉成为柬埔寨王国政府的敌人。[1]

1970年3月18日，亲美的柬埔寨右翼势力朗诺、施里玛达等趁诺罗敦·西哈努克在国外访问期间发动政变，建立高棉共和国，政变后西哈努克由莫斯科飞到北京并得到中国对其合法地位的继续承认和支持。1970年4月，美军和南越政府军入侵柬埔寨南部。同年5月5日，西哈努克正式和红色高棉结成柬埔寨民族统一爱国阵线抗美救国，并担任阵线主席，同时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宾努亲王任首相，乔森潘任副首相兼国防大臣。

民主柬埔寨
1970年代初，为清除共产主义势力，美军对柬埔寨境内进行大规模轰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引起柬埔寨平民的不满，红色高棉的势力不断壮大。[4][5][27]1975年4月1日，在红色高棉军队的连续进攻下，朗诺出逃金边。同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控制了金边，朗诺政权被推翻。虽然柬共领导了对抗朗诺政权的革命，但直至仍长期隐瞒自身的存在，对外仅自称“革命组织”（អង្គការ បដិវត្តន៍，angkar padevat），或简称“安卡”（អង្គការ，Angkar，意为“组织”），故而外界以“红色高棉”来指代这一股神秘的共产主义势力。其许多高层领导人的身份不公开，上级决策者被称为“安卡勒”（អង្គការលើ，Angkar Leu，意为“上级组织”），甚至连内部文件都以化名来称呼领导人，如宋成称“乔同志”、沙洛特绍（波尔布特）称“波尔”或“一号兄弟”等。在红色高棉上台执政后，曾一度奉西哈努克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来达到隐藏自身存在的目的。1977年，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才公开承认柬共的存在。

一直以来，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得到了中g以及毛本人的大力支持，同时受到了毛思想、文g、史达令主义等的较大影响。[6][7][8][9][10][11][12][13][28][29]据统计，仅在1975年，中g就向红色高棉提供了至少10亿美元的无息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2000万美元的“礼物”，此后毛亲自接见了波尔布特，中g政z局常委zcq还亲自访问柬埔寨并进行了“指导”。[30][31][32][33][34][35]红色高棉统治的柬埔寨几乎完全依靠中国的外援和技术帮助才得以生存，中方人员帮助柬埔寨重建工厂、修复基础设施，同时也提供了军事援助。[11][33][35][36][37]有学者估计，在红色高棉获得的外国援助中，中国提供的至少占90%。[9]

1976年1月15日，柬埔寨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1976年4月11日到13日召开柬埔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250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选举农谢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努刚（Nguon Kang，又名塔莫[38]）为第一副委员长，波苏（Peou Sou）为第二副委员长，接受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退休要求，授予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以伟大的爱国英雄的称号；任命了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第一副主席索平、第二副主席宁罗。任命了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负责外交的副总理英萨利、负责经济的副总理温威、负责国防的副总理宋成、新闻和宣传部长符宁、卫生部长秀臣、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公共工程部长笃澎、文化教育部长云亚等[39][40]。

此时，柬共中央常委为波尔布特、农谢、索平、英萨利和温威。波尔布特为中央书记，农谢为副书记，索平为第二副书记。中央委员10人，除常委外还有宋成和切春二人，以及1975年选入的乔森潘、宁罗、盖博等。1978年，温威和宁罗被清洗处决，索平自杀。

衰败终结
自1977年起，柬埔寨与越南不断发生边界冲突，双方军队都互相侵入对方的领土。由于来自越南的威胁，红色高棉加强了对所谓“越南特务”的内部搜查，导致大量无辜人员被肃清。部分红色高棉人士逃往越南，组建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声讨“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但红色高棉与中国的关系较为牢固，1977-1978年间，波尔布特、宋城等红色高棉高层访华，而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人大副委员长邓yc也曾访问柬埔寨。[35][41][42]

1978年5月，巴祝大屠杀激化了柬越矛盾。同年，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因成为政治清洗对象而逃往越南，并与倒戈的红色高棉士兵组成反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

1978年11月3日，苏联和越南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语：Hiệp ước hữu nghị và hợp tác Liên Xô - Việt Nam）》，支持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扩张。同年12月25日，越南向柬埔寨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柬越战争开始。红色高棉声称越南军人假扮成平民，对柬国内的越南人进行无差别屠杀。[来源请求]1月7日，越南军队攻占金边，建立韩桑林政权（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被软禁的西哈努克在金边被占领的前几天被红色高棉释放，派往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越南的侵略进行申诉。他在参加大会后于酒店中在一个美国警察的帮助下一度想投靠美国，后又改变主意继续和中国及红色高棉合作。[来源请求]由于中国、英国、美国以及其他东盟国家的外交影响，越南建立的傀儡政权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未能在联合国取得席位，而红色高棉得以保留在联合国的席位。

为了阻止越南对柬埔寨的进一步侵略，中国方面经过3个月的准备，于1979年2月17日，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进攻越南北部，意图使越南从柬撤军。同时在柬埔寨，1981年12月8日，柬共宣布“自动解散”，并与西哈努克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和宋双的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组成了抗越的民主柬埔寨三方联合政府。1985年，波尔布特、农谢宣布退休。但实际上柬共仍然存在，这些“退休”的人物仍然控制着红色高棉的运作。红色高棉控制泰柬边境附近地区近十年。他们受到泰国军队的非正式保护，而资金大多来自走私宝石及木材。

1989年9月，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及国内不景气的经济形势压力下，越南被迫开始从柬埔寨撤军。1992年，在联合国调解下，柬埔寨冲突各方签订和平协定。自2月起，联合国陆续派出2.2万工作人员，花费近28亿美元帮助柬埔寨实施和平协定。而作为协定签字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宣布抵制大选，使其陷入全面孤立状态。1993年9月，柬埔寨颁布新宪法，恢复君主立宪制，并恢复国名柬埔寨王国。1994年7月7日，柬埔寨王国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柬埔寨政府试图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让红色高棉放下武器，西哈努克开出了给予投诚的红色高棉领导人特赦的条件。

1996年8月，英萨利因在财务分配上和波尔布特等发生冲突而率其控制的几个红色高棉精锐师向政府军投降，红色高棉失去了拜林这个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基地，同时也拉开了红色高棉全面瓦解的序幕。在柬埔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官兵开始厌战思乡，开始逃离。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6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8个子女，并用卡车碾压尸体。引起众怒，波尔布特随后被部下抓获，公审后被判处终身监禁。1997年10月8日，美国政府将红色高棉认定为恐怖组织。

1998年4月15日，波尔布特死于心脏病。同年12月25日，乔森潘和农谢在拜林宣布向金边政府投降。1999年3月6日，红色高棉四号人物塔莫于泰柬边境附近被柬埔寨军方擒获，最终导致红色高棉在1999年12月解散。[43]1999年10月8日，因红色高棉势力已经基本灭亡，被从恐怖组织名单上除名。[44]

红色高棉的兴起

1962年，西哈努克宣称发现人民派受外国势力领导的证据并将其解散，自此柬共完全转入地下活动，并在北越军队、越共游击队、老挝巴特寮及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逐渐组建起自己的军队。西哈努克的外交政策摇摆，亲苏亲中，与美国先断交后建交，允许越共在柬埔寨活动的同时亦纵容美军轟炸丛林中的越共，导致朗诺等人发动了1970年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的统治、建立了亲美的高棉共和国。[1]西哈努克流亡中国，而红色高棉在中共协调下转而支持西哈努克。[2][3]为清除共产主义势力，美军此后在柬埔寨境内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引起柬埔寨平民不满，红色高棉势力则不断壮大并最终于1975年推翻高棉共和国，与西哈努克联合建立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并掌握实权。[4][5]不料1976年，红色高棉就将国名改为“民主柬埔寨”，西哈努克辞职并遭软禁。一直以来，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得到了中g以及毛本人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同时受到毛思想、文g、史达令主义等的较大影响。[6][7][8][9][10][11][12][13]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推行农业社会主义（英语：Agrarian socialism），认为城市是滋生罪恶的温床，将大量城市居民驱逐到农村进行建设、并效仿中国实行“dyj（Maha lout ploh）”，同时废除货币、禁止宗教信仰、没收一切私有财产、取消城市、拆散家庭、禁止知识和书籍的传播，试图逐步将柬埔寨改造为无分任何阶级的社会。[8][14][15][16]极端的改革导致大规模饥荒，亦不顾缺医少药而强调绝对自给自足，导致数千人丧生于疟疾等可治愈疾病；期间波尔布特还以“大清洗”等名义处决了大量平民以及柬共党内和军队人员[8][17][18][19]。各种原因最终造成约200万人非正常死亡，约占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史称“红色高棉大屠杀”。[20]

1978年底，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大舉入侵柬埔寨，于1979年初扶植建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政权，在越南入侵的騷動下，極左的民主柬埔寨很快覆灭，红色高棉退到泰柬边境一带继续对抗越南。1981年12月，波尔布特宣布解散柬埔寨共产党，改组为民主柬埔寨党，并与西哈努克的奉辛比克黨、宋双的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组成了抗越的三方联合政府——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得到中国、美国、泰国等国不同程度的支持，而该政府也继续掌握着柬埔寨的聯合國席位，各方不斷爭執。[21][22][23]1989年，越南開始自柬埔寨撤军后，红色高棉、奉辛比克党、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四方达成和解，在國際的監督下，于1991年签订《巴黎和平协定》，柬埔寨王國得以恢復，各勢力轉型為政黨選舉競爭，但波尔布特拒绝让红色高棉参加1993年的大选，也拒绝让红色高棉游击队缴械，引发红色高棉内讧。1998年4月，波尔布特逝世；1999年3月6日，塔莫克在泰柬边境被柬埔寨军方抓获，标志着红色高棉势力的覆灭。21世纪以来，部分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被联合国与柬埔寨共同成立的特别法庭以反人類罪、种族灭绝罪等判处终身监禁。
红色高棉执政期间，试图逐步将柬埔寨改造为无分任何阶级的社会。

红色高棉执政期间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搞得一团糟。
经济上，红色高棉试图将全国人口集中到农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将农产品出口到国外以获取外币购买农业机器，再投入到农业中去，等到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再进行工业发展。但由于内部管理问题，造成农业生产指标过高，产生类似dyj时期的情况：中层领导为完成上级任务，谎报情况并过度收缴粮食，引发全国性饥荒。这样就造成红色高棉一方面出口粮食，另一方面国内饥荒的奇怪现象。原有的城市居民本身就不适应农村劳动，加上饥荒，发生大规模的死亡。[46]
政治上，红色高棉实行高度管制及清洗。国民被分为“旧人”和“新人”，“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获得新生。[20]政府限制国民的活动，稍有违反即可能被处死。货币被取消，人民于农业合作社内劳动，并禁止在公共食堂以外取食。更有人因身体太弱不适合劳动被杀。[46]

1977年9月，波尔布特第一次拿起国家广播电台的麦克风，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演讲，主题思想是反对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柬埔寨国民，包括许多红色高棉的中高级干部，都是第一次听到自己领袖的声音，许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听到波尔布特这个名字。之前，他们只知道统治他们的是“安卡”（高棉语：អង្គការ，Angkar，意为“组织”）。
政策包括废除货币、宗教；没收私有财产；取消城市，拆散家庭；关闭银行、学校、医院、工厂、寺院；视知识为罪恶，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穿革命服装，严禁西方文化传播；禁止讲外语；将几乎所有民众加入农业合作社；夫妻被分开（私自过男女生活者处死），一个星期只能见面一次。[来源请求]禁止用刀叉或筷子，只能徒手进食[47]。

据不同的统计，红色高棉管治期间的死亡的柬埔寨人估计多达200万[48][49][50][51]。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他们在美国、澳洲、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具骷髅。法国学者让·拉库尔特发明“自我屠杀”一词来形容红色高棉。[52]造成大屠杀的原因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

强制迁移
早在1973年，波尔布特与农谢等就决定在解放金边后把全城300万人口疏散到农村，以解决粮食问题，并观察美国或越南是否会插手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波尔布特借口美军即将空袭金边，将首都居民疏散至乡下，并以三日后将可以返回为由，要求居民不必带任何财产。所有居民被迫紧急撤离，部分不愿意的人被军队枪杀，一些没有能力离开的人如残疾者被遗弃。三天时间内金边由原有300万人口变成几万人，撤离过程中造成大量无辜百姓伤亡。

政治清算
红色高棉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对象主要是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员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处决方式一般是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用棍棒、斧头、锄头、榔头、十字镐、圆锹、镰刀、弯刀等各种农具打死或是直接枪决。

强制劳动
幸存的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内部清洗
红色高棉对自身组织的“纯洁”追求近乎偏执，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党内的异己思想，“它们”无处不在，所以党的眼睛必须时刻睁开。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开始就以肃清亲越分子（高棉身越南心）、苏联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13个领导人中，有5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胡荣、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

1976年9月20日首先开始对东北大区的清洗。东北大区书记奈沙朗（Nay Saran，别名Yan）、盖敏（Kev Meas）、盖莫尼（Kev Mony）相继被捕。这些人都是原印度支那共产党成员。

1976年底到1977年初，农业部长农笋（Noun Suon）、商业部长贵敦（Koy Thun）、建筑部长笃澎（Thuch Pourn）等先后被捕。1977年3月，蒲才（Phouk Chhay）被捕。1977年4月文化与新闻部长符宁被捕。

由于1977年底在柬越边界冲突中失败，1978年1月底到2月间，由宋成负责对东部大区展开行清洗，400名干部被捕。1978年5月西南区领导人塔莫负责清洗东部大区，东部大区书记索平开枪自杀，数千东部大区的部队逃入森林，越界逃入越南。1978年7月就处决了万余人。而在金边郊外建立的S-21集中营，主要用来进行内部清洗。[20]

1978年秋，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温威被清洗处决。

S-21集中营

当上百万柬埔寨人在集体农庄里慢慢走向死亡，另外一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则被贴上政治犯的标签，在红色高棉的审查中心里面临更为直接的恐怖。所有这些审查中心中，最著名的是S-21集中营，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

S-21集中营全称第21号保安监狱。1975年至1979年间，据估计有14,000至15,000人被囚禁在S-21集中营（部分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该集中营的犯人从柬埔寨全国选送而来，前期的犯人主要是朗诺政权时期的政府官员、军人以及学者、医生、教师、僧侣、艺人等，后期的犯人主要是红色高棉政权的党员、士兵甚至一些高级官员，如外务部副部长沃维、新闻部长符宁等，囚禁者中仅有7人幸免于难。

大部分进入S-21的人实际上是无罪的。S-21的运作模式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后用酷刑逼迫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行。因为不认罪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最忠诚的红色高棉党员也会最终承认他们为美国中情局做间谍、当越南共产党的走狗、暗中反对党中央，甚至是非礼幼女。接下来，他们被要求供出同党的名字，然后犯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会被带往琼邑克灭绝中心用锄头、镰刀等农具或枪决杀害。而被招认的同党又有了新的罪名，于是再被带进来，重复这一过程[53]。

1979年越南人民军攻入金边后发现S-21集中营并公之于众，且只发现7名幸存者。

试图为红色高棉和波尔布特洗白的人停止你肮脏的双手吧，屠杀和糟糕的经济政策这种极端人士在共产主义正义的事业中无所遁形，洗白我不赞成，但是一味的不明所以的抹黑与上升到对国际共运进攻的右派人士也差不多得了，赤柬的做法根本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相径庭，而且赤柬屠杀的背后也有多方势力的角逐，我有详细的资料，从柬埔寨的历史到形成这一状态的各种因素总结的很好，包括下面的文章也是我对资料中的摘抄，如何看待赤柬的问题，要知道在世界政治中没有所谓纯粹的东西，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波尔布特政权经济政策进行评价，想了解屠杀和背后势力的也可以私信我，我无偿发送文件。

柬共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不亚于新民主主义。它错误地认为所有公有财产都必然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不是国有制，而是社会所有制。换句话说，国家所有制也可以（在解放前的柬埔寨显然如此）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是一种私有制形式，一种劳动者生产的剩余被少数人为自己利益所占有的形式，而“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一个社会是否真正是社会主义，取决于劳动群众是否越来越多地、一批又一批地成为生产的主人（生产过程本身、生产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剩余的分配），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一步一步但坚定地走向废除中国革命者所谓“四个一切”（译注：“四个一切”源自马克思，命名出自《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般的阶级差别、它们所依赖的生产关系、与这些生产关系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社会关系产生的一切观念。这一点值得进行最深刻的研究（见《毛主义经济学：上海教科书》）。

但即使是这里相对简短的概述也很清楚表明，尽管柬共宣称“领先中国20或30年”，但它已经开始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教员对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研究，特别是苏联，以及中国，使他明白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转型期。《上海教科书》解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时期内，还存在着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也有一个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对私有制的根本否定。但是不等于说所有制问题完全解决了；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还没有完全取消。另外，由于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由于存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基本差别，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仍以相当严重的程度存在着，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这类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不能完全取消，在某些方面还允许其合法存在，还受到国家保护，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积极创造条件逐步使它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法权指的是维护形式平等但实际包含不平等因素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虽然柬共认为它通过摆脱金钱和工资解决了社会不平等问题，因而一夜之间解决了阶级问题，但资产阶级法权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例如，仅谈论“自然”的不平等，在其分配制度下，身体健全的年轻人也比残疾人或老年人获得更多口粮。由于生产水平如此之低，没有足够的剩余来平等地养活每个人。另一个例子是领导干部必不可少的特权，如乘坐交通工具、收音机等，以及额外的口粮和药品，以确保他们的生存。

绝对的平等主义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正如教员在中国红军成立之初批评这一观点时所说，“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将遵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但在此之前，资产阶级法权只能逐渐逐步消除。简而言之，通过群众增长的共产主义意识（这是驱动因素）和生产的发展（以使人们的需求确实可以被满足），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飞跃将成为可能。不仅民柬政权统治下明显废除资产阶级法权是一种幻想，而且它隐藏了实际的不公正，剥夺了权利，例如“旧人”获得对“新人”的特权（事实上，这再次散发出封建主义的气味，因为家庭关系在一个人被归类为“新人”还是“旧人”时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该政权延续的时间更长，尤其是如果它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那么这些不平等（已经可能是致命的）只会变得更加明显。柬共通过取消工资、货币等来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既没有达到共产主义标准（事实上，根本没有满足群众的需要），也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标准（在决定他们得到的东西时根本没有考虑到人们的生产劳动，仅仅给他们饥饿的口粮，有时甚至更少，这实际上阻碍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并经常让他们无法工作而束缚了生产）。正如教员在一个不同的背景下所说，这就像想要一头牛产奶又不让它吃草。

波尔布特如此看待问题：“我们到哪里可以找到资金建立我们的工业？我们的资本主要来自我们人民的工作。我们的人民，通过他们的工作，发展农业生产……我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资本来源。这就是我们没有工资的事实。工资的缺失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本来源。”虽然生产所产生的剩余确实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的资本来源，但这完全而且刻意地忽略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种剩余的区别，“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他们采取了尽可能多地压榨劳动人民的基本资本主义原则……在许多情况下，会导致死亡。

按这种观点，同今天吸引西方资本到柬埔寨建立服装厂的观点类似，该国的主要比较优势不是大米，而是其落后的社会关系导致的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从历史上看，到目前为止，与资产阶级法权有关所犯的主要错误就是抵制一步步消除它。在“四个一切”被消除之前，不可能“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他做的最深远的贡献之一，在于防止zzp类的人掌握党和国家控制权的斗争中，教员警告人民：“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但是，柬共以另一种“独特”方式犯了同样错误。货币被取消，但商品生产仍然占优势：合作社向国家提供一定数量大米和其他产品（以美元计价）并获得其他商品作为交换；大米本身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商品，不是因为它可以为人们提供食物，而是因为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将这种形成资本的努力转移到抗击疟疾和其他滋扰人民的疾病的斗争上被认为是无利可图的。事实上，劳动力本身仍然是一种商品，因为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是为了积累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废除货币只是掩盖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一层破烂外衣，而工资的缺失是企图掩盖最严酷的剥削行为。实际上，柬共的路线并非完全“独一无二”。《上海教科书》讲述道，在中国，修正主义者呼吁过早日废除商品生产。教员反驳说：“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交换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教科书接着说：“对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仅要保留，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以巩固我国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经济联系，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教员最亲密的战友之一zcq，这样说道：修正主义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换句话说，关键不在于秘藏货币和商品生产，而在于努力发展废除他们的政治和物质条件，而不是仅仅用语言“废除”它们，同时保护它们所代表的实际关系。

为了具有刺激性，让我们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不是柬共要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呢?他们理解的错误有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地相互关联。一方面是对私有财产的错误概念及其在柬埔寨这样的国家的矛盾的性质和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通过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的错误概念。在这两个方面，柬共的路线和政策，尽管偶尔有马克思主义术语，但却是相当程度上反马克思主义的。

在《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解释说，他们并不是说社会主义会消灭“小资产阶级、小农”的财产。“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那种私有财产的类型早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了，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体系被推翻后，它将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因此，资本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私有财产：它是劳动者的集体产物，它们被一个具有敌对利益的阶级，资产阶级，剥夺和抢夺。“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这一点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目标不是要废除“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为了解释、扩展并将此分析应用于柬埔寨，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私有财产方面。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所预见的相反，到目前为止，每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那些小规模财产而非资本主义财产最普遍的国家（即使是帝国主义国家俄罗斯，大多数人也都是农民）。中国被“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教员称为官僚资本的与帝国主义、地主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资本所统治。柬埔寨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不同，但在一些基本方面却并没有太大不同。绝大多数人都被三座大山压迫和剥削。特别是，农民耕种土地谋生的能力不断被这三种力量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贡品破坏和阻碍，有时作为封建土地所有者的租金和其他形式的剥削，有时是在收税人和高利贷者的手中，他们也吸纳了农民辛劳造成的剩余。这种盈余主要不是再投资于生产（甚至很少用于农业生产）。它支持封建的上层社会（特别是朝廷）和殖民政府及其继承者，西哈努克的封建官僚资本主义政府，以及其他形式的寄生形式（包括高利贷者本身和佛教等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