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与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国与藩属关系是怎样的？ 第1页

太长不看版：

1. 奥斯曼当然能对克里米亚的政局施加决定性影响，但克里米亚在外交上有很大的独立性：在波兰与莫斯科的对抗中，克里米亚的站队，在多数情形下是独立选择的，有时甚至会与奥斯曼的整体战略相悖。
2. 由于克里米亚的继承体制极不稳定，高门经常能找到机会介入吉拉伊家族（克里米亚的统治家族）的内部纷争，任命自己中意的汗。但即使是被奥斯曼扶上汗位的统治者，也时常不服从高门的命令：由于克里米亚的政治体制极度分权，任何汗都不可能过分忽视国内贵族的利益而一味跪舔高门。同时，波兰和莫斯科也时常会支持自己的汗位觊觎者。
3. 17世纪中期以前，奥斯曼的北方政策是消极的。征服黑海北岸的草原，对奥斯曼来说，显然得不偿失：草原的产出十分有限，人民却武德充沛。所以，奥斯曼仅仅满足于控制多瑙河、第聂伯河、顿河的出海口，确保黑海北岸的粮食和奴隶贸易能被奥斯曼控制。莫斯科和波兰的军事威胁，则尽量任由克里米亚汗来解决。
4. 克里米亚汗有进行独立外交的权力，它能独立向波兰和莫斯科派遣使团，索取贡赋，缔结和约与盟约，波兰和莫斯科也相应地会向克里米亚派遣使团。但与此同时，两国都知道奥斯曼所能对克里米亚施加的政治影响力，所以两国都会尝试通过与奥斯曼的外交，来影响克里米亚的政策。当然，这种“间接影响”，终究不能替代与克里米亚的直接外交。
5. 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不仅彻底改变了黑海北岸的政治格局，对奥斯曼与克里米亚的关系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扎波罗热哥萨克长袖善舞（三姓家奴），在莫斯科、波兰、奥斯曼之间贩卖自己的效忠，同时又以效忠他国来恐吓另一方，这种策略也把奥斯曼卷入到了动荡的北方局势之中。到了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后半段，随着奥斯曼从克里特战争的泥潭中走出，高门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北方政策，深度介入北方事务，而克里米亚汗进行独立外交的空间则被逐步挤压。这一时期，克里米亚的战略利益和外交策略与高门的政策发生了极其尖锐的冲突，高门为此不惜数次罢免克里米亚汗，以迫使汗国服从高门的外交政策。随后的大突厥战争与数次俄土战争，更是迫使克里米亚汗更加屈从于奥斯曼政府的意志。
6. 后期的克里米亚当然有附庸化的趋势，但这是个很连续的过程。我们找不到某个确定的时间点来说“此前克里米亚是独立的，此后克里米亚是奥斯曼附庸”。

这个回答将涉及大量波兰史与俄国史的内容，所以我插入了很多外链。另外，受篇幅限制，本回答只讲到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前的情况，后续内容我将在专栏更新。

另外，强烈建议在阅读本篇回答前，先看一下我之前的这篇文章，以便理解15世纪末的黑海北岸政治格局。

（正因为上文列举过的原因，我将尽量避免使用「金帐汗国」这一不符合古人观念的说法。对于15世纪后残存的那个以萨莱城为中心的鞑靼政权，我选择称之为「外伏尔加鞑靼」）

另外，对于奥斯曼政府，本文将多用“高门”(Tr: Bāb-ı Āl/Fr: Sublime Porte）指代奥斯曼中央政府。在本篇所叙述的时期，“高门”的本意就是托普卡帕宫的前门。到17世纪中期以后，这个概念开始更多地指 宰相府。奥斯曼的最后一个“高门”现在是伊斯坦布尔的市政厅。

早期近代黑海北岸的格局

14世纪末，术赤兀鲁斯在遭到了帖木儿的两次入侵与干涉之后（1376,1395），逐步衰退解体^[1]，分出了 喀山、西伯、阿斯特拉罕、诺盖、克里米亚 等数个政权。 鞑靼人的后退自然吸引了东欧的殖民者，莫斯科和波兰-立陶宛开始了对东欧草原的殖民进程，同时向南扩张。此前，立陶宛就已利用了基辅罗斯的解体，占领了大量罗斯故地，也因此深度参与了鞑靼政权的内战，数次支持亲立陶宛的汗位觊觎者，也为失败者提供庇护。后来统治克里米亚的吉拉伊家族，也是其中之一：其创始人 哈吉·吉拉伊 (Hacı Giray)，就是以流亡者之子的身份，出生在立陶宛。在后来的克里米亚汗与波兰国王的书信中，这段历史常被提起，论证“两国的传统友谊”。（当然，这更多是套话）

自1385年起，波兰与立陶宛逐渐形成了共主邦联，先是共同对抗条顿骑士团，而后又与莫斯科相对抗，开始了持续三百多年的波俄争霸。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莫斯科与克里米亚结盟对抗波兰，莫斯科消灭了与立陶宛结盟的 诺夫哥罗德，外伏尔加鞑靼则在一场失败的远征中被克里米亚消灭，莫斯科由此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取得了对波兰的优势，直至利沃尼亚战争与此后的“大动乱时代”。

克里米亚汗国则渔利其中，成为波俄两方的拉拢对象，两国甚至时常鼓动鞑靼人去劫掠对方。克里米亚汗的站队则基于两方面的考量：两国愿意提供的贿赂的多少，以及两国中谁对汗国的生存造成了更大威胁。不过，大汗对贵族和酋长的控制力极其有限，他们时常罔顾大汗的禁令，劫掠汗国的盟友。（后文会讲克里米亚的结盟策略）

波立联邦与莫斯科则各自建立了针对鞑靼劫掠的防御体系，波兰主要依靠地主私兵和少量巡逻队进行机动防御，而莫斯科则倾向于建立绵延数百公里的防线。波俄两国有各自的哥萨克“附庸”团体：扎波罗热哥萨克 和 顿河哥萨克。这两个团体与克里米亚一样，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波兰/莫斯科的附庸，但实际上两国对各自的哥萨克团体的控制力都相当有限。

奥斯曼的北方政策（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前）

17世纪中期以前，奥斯曼的北方政策是消极的。征服黑海北岸的草原，对奥斯曼来说，显然得不偿失：草原的产出十分有限，人民却武德充沛。所以，奥斯曼仅仅满足于控制那些流入黑海的河流的入海口，如亚速（顿河出海口）、阿克曼^[2]（Akkerman，“白城堡”，德涅斯特河的出海口）、刻赤（亚速海与黑海之间的海峡）、奥恰科夫^[3]（Ochakov，第聂伯河出海口），确保黑海北岸的粮食和奴隶贸易能被奥斯曼控制，而莫斯科和波兰的军事威胁，则尽量任由克里米亚汗来解决。^[4]

“附庸叙事”的问题

传统叙事认为，自1475年奥斯曼征服半岛南部的热那亚殖民地（卡法）后，克里米亚汗国成为了奥斯曼的附庸国，这个说法是很有问题的。现有史料并不能证明在这一时期，克里米亚已经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成为了奥斯曼的附庸国，而只能证明某种“同盟关系”。1475年 孟格里·吉拉伊 (Mengli Giray) 寄给高门的信件是这么表述的：

我们与艾合买提帕夏（围攻卡法的奥斯曼军统帅）达成协议，我们将是帕迪沙的盟友的盟友，同样是帕迪沙的敌人的敌人。（A friend of the friend of the Padishah, as well as the enemy of His enemy.)^[5]

至少从文本上看，看不出这一声明有任何“宗藩关系”的意味，而从实然的角度上讲，克里米亚汗国还保有三项独立国家的重要权力：铸币权，胡图白，以及事实上的独立外交权。

胡图白 (Hutbe), 即穆斯林的周五聚礼。聚礼上会提及君主的名字，并为之祈祷。克里米亚汗的名号一直出现在其国内的胡图白中，而奥斯曼苏丹的名号何时开始出现，各种记载有着差别很大的记载，有说1512年的，也有说1584年的，还有些鞑靼史料根本没提此事。^[6]

克里米亚一直保有铸造自己的银币的权利，这种银币被称为“克里米亚阿克切”，奥斯曼方面有时称之为“卡法阿克切” (Kefevi akçe)，币值约为奥斯曼阿克切的一半。银币上印有大汗的名号，却没有奥斯曼苏丹的名字。不过，汗国在成为俄罗斯的附庸前，却没有铸造过金币。^[7]

另外，克里米亚不用给高门进贡，相反，高门时常会给克里米亚汗补贴。卡法的海关，从1628年起，每年向克里米亚汗支付一百万阿克切的补贴（按当时的币值，约合7774两库平银），这笔补贴一直持续到汗国灭亡。^[8]

（后文会提克里米亚的独立外交）

至少在17世纪前，对于“克里米亚汗国到底是不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庸”这一问题，我们根本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因为奥斯曼自己的立场就是自相矛盾的。

在1531年苏莱曼对波兰政府的书信中，苏莱曼告诉波兰人“不必与克里米亚汗单独谈判，因为他不是独立君主，而是由苏丹任命的，有义务服从苏丹”。

而在1533年，苏莱曼在批准与波兰的条约时，波兰政府希望高门能把克里米亚汗纳入条约，迫使鞑靼人终止对波兰的敌对行为。苏莱曼同意了这一请求，要求克里米亚汗与西吉斯蒙德保持和平，但条件是波兰不再支持克里米亚的汗位觊觎者 伊斯兰·吉拉伊（时任大汗 萨希布·吉拉伊 的侄子，后文会讲到这一继承纠纷）。波兰方面仍不满意，要求宰相易卜拉欣继续对克里米亚施压。然而宰相的回答却很奇妙：他一方面承认，苏莱曼 与 萨希布·吉拉伊 如同父子，并且萨希布的汗位源自苏丹的任命，但另一方面，宰相又说“克里米亚汗是一个独立君主，把他纳入苏莱曼与西吉斯蒙德的和约，并不合适”。不过，宰相依然承诺，自己会尽力说服克里米亚汗。^[9]

大概在17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汗国的附庸化进程急剧加速，直至彻底丧失了外交上的自主权。但具体的时间点是无法给出的，整体上这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后，奥斯曼加深对北方事务的介入有关。

奥斯曼控制黑海的经济影响

讽刺的是，鞑靼人掠奴活动的成因，实际上是克里米亚汗本身相对于部落贵族的弱势，以及奥斯曼扩张给克里米亚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所导致的。

在奥斯曼夺取半岛南部之前，克里米亚鞑靼人通过热那亚殖民地，向意大利大量出口粮食，并向这些殖民地收取保护费。沿海对粮食的需求，也促使很多鞑靼人放弃游牧，转向农耕，为热那亚人生产粮食。

奥斯曼对半岛南部的征服，使克里米亚汗丧失了粮食出口这一收入来源。奥斯曼自身可以从多瑙河公国获得更廉价的粮食供应，毕竟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是更合适的压榨对象，无论是道义上还是军事上，而鞑靼人的损失，则只能靠加强掠奴活动来弥补。正好，奥斯曼对奴隶的需求相当旺盛，从桨船到后宫，奴隶无处不在。据估计，在克里米亚汗国存续的四百年间，约有两百万基督徒被鞑靼人劫掠为奴，北非海盗则劫持了约一百万人，而同一时期，从非洲出口的黑奴总量约有1200万人，可见白奴贸易的体量也是相当可观的，但却没有得到现代历史叙事的应有重视。

同时，克里米亚的体制高度分权，各个显贵家族控制的土地和人力的总和，不亚于大汗本身，所以大汗实际上无力节制贵族们的自发掠奴行为。贵族们的动机是纯经济的，大汗却要考虑到外交关系，不希望贵族们过分劫掠盟国。^[10]波兰与莫斯科对克里米亚的这种政治格局也有所了解，所以才会在与克里米亚签订和约时，时常要求克里米亚的贵族也在和约上签字，以期能遏制鞑靼贵族的自发劫掠。

（此处 @莱茵行宫伯爵 指正，1445-1850的黑奴贸易总量，1200万的估计是偏高的，并且其中1750年后的贩奴量是爆发增长的。特别是19世纪初，西班牙和巴西都看到奴隶贸易要完，所以拼命运了不少。）

克里米亚汗的结盟策略

克里米亚立国之初，其外交策略是亲波兰-立陶宛的。克里米亚的初代汗，哈吉·吉拉伊 (Hacı Giray)，就是以流亡者之子的身份出生在波兰，其家族也算是立陶宛支持过的许多鞑靼势力之一。

但是，波兰与外伏尔加鞑靼（所谓的“金帐汗国”）的结盟，却刺激到了克里米亚汗。于是克里米亚转而与莫斯科结盟，这一同盟持续了38年之久，直到1508年左右，克里米亚才开始重新亲近波兰。

16世纪初，莫斯科在与波兰-立陶宛的战争中连战连捷，在1514年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并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了对立陶宛的优势，直至利沃尼亚战争和大空位期。这一时期，莫斯科也开始向东扩张，干涉了喀山的政治，引起了克里米亚对莫斯科的警觉，并且吉拉伊家族也在觊觎喀山的汗位，所以这一时期的克里米亚开始倾向于支持处于劣势的波兰-立陶宛。同时，16世纪的奥斯曼-波兰关系也较为友好，三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大体是互补的。在利沃尼亚战争和17世纪初波兰对莫斯科内乱的干涉中，克里米亚都与波兰结盟。不过，尽管这种结盟能对莫斯科造成严重的战略威胁，但由于波兰和克里米亚之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二者的合作终究是有很大局限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波兰与莫斯科之间。两国不是没考虑过共同抑制鞑靼人的劫掠，但到头来还是试图将鞑靼人的兵锋引向对方。

但在1612年之后，莫斯科被“大动乱”严重削弱，波兰转而处于强势。同时，由于西吉斯蒙德三世开始倒向哈布斯堡，以及哥萨克海盗劫掠等原因，导致波兰与克里米亚及奥斯曼的关系开始恶化。同时，在17世纪初的克里米亚继承纠纷中，扎波罗热哥萨克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两个宿敌之间的关系开始越发接近，这为之后的 赫梅利尼茨基起义 初期哥萨克与鞑靼人的协作奠定了一大基础。

（后文会讲这一时期波兰与奥斯曼的关系为何开始恶化）

以上是较为宏观的叙述，下文将选取一些具体事件和专题，来说明克里米亚汗国的政治地位

功亏一篑的统一草原事业

1521年，苏莱曼正在策划对匈牙利的征伐，而波兰与匈牙利王室同属雅盖隆家族，波兰国王 长者西吉斯蒙德 (Sigismund the Old) 是匈牙利国王 拉约什二世 (Lajos II) 的叔叔（两人的共同祖先是卡齐米日四世）。所以如果此时苏莱曼攻击匈牙利，波兰则很有可能援助匈牙利（其实长者西吉斯蒙德很纠结，后文会讲）。要是克里米亚汗能在苏莱曼攻击匈牙利时牵制住波兰，那将对奥斯曼的匈牙利战役很有帮助。然而，克里米亚汗买买提一世拒绝了苏莱曼要求，并给出了五个理由：

1. 波兰国王 (Lėh qıralı) 已经向克里米亚臣服，每年根据沙里亚法向大汗支付 15000弗罗林的 吉兹亚税，此时再袭击波兰，就违反了先前的和约。
2. 希林家族（Shirin，汗国的第一大贵族）的一位显贵，Evliya Mirza，被波兰人羁押，如果此时汗国攻击波兰，这位显贵被处决的话，汗国将不得不面对希林家族的叛乱。
3. 克里米亚汗的宿敌，谢赫阿合马（Sheikh Ahmed，所谓的“末代金帐汗”），也在波兰人手上。如果克里米亚汗攻击波兰，波兰人释放艾合买提谢赫，这肯定会在汗国内部制造动荡。
4. 前任喀山汗 穆罕默德·艾敏 死后，喀山的贵族请求克里米亚汗为喀山指定一位新汗。买买提·吉拉伊派出了弟弟 萨希布 担当喀山汗。但莫斯科趁乱入侵，迫害穆斯林。克里米亚方面已经派出了援军，现在已经来不及召回他们去入侵波兰了。
5. 如果汗国入侵波兰，最近入侵伏尔加地区的哈萨克游牧民，会趁克里米亚国内空虚，与 阿斯特拉罕 联手入侵克里米亚本土。^[11]

买买提一世的这五个借口，有四个是不成立的，只有一个是真正成立的。

1. 克里米亚汗历来不怎么重视自己的外交信用，即使在波兰向克里米亚汗称臣纳贡的年份，鞑靼人也时常劫掠波兰边境。
2. 根据波兰方面的记载，Evliya Mirza 在4月才进入波兰境内，克里米亚汗不可能在1521年春就知道 Evliya Mirza 已被波兰人羁押。当然，克里米亚与波兰和莫斯科的互相交往中，超期羁押对方使团是双方的惯常操作。
3. 就算波兰政府释放 谢赫阿合马 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这也没有阻碍克里米亚汗在1518年与莫斯科结盟，对抗波兰。
4. 如果攻击波兰将使克里米亚国内空虚，那么攻击莫斯科也将会导致克里米亚国内空虚。

只有第四个理由是成立的的，那就是买买提一世此时正忙于让自己的弟弟 萨希布 (Sahib) 当上 喀山汗。买买提的计划确实获得了短暂的成功，当年，萨希布制服了喀山的亲莫斯科派系，成功夺取喀山汗位，与此同时，鞑靼军队包围了莫斯科，瓦西里三世仓皇逃窜，莫斯科市民们不得不支付一大笔赎城费，才让鞑靼人退兵。苏莱曼则忙于征伐匈牙利，无暇惩治克里米亚汗。1523年，吉拉伊家族又攻下了阿斯特拉罕，买买提的儿子巴哈德尔 (Bahadır) 被安排成为阿斯特拉罕汗，至此，吉拉伊家族几乎统一了整个钦察草原。

然而，吉拉伊家族的成功转瞬即逝。希林家族的首领，出使波兰归来的 Evliya Mirza，此时正密谋推翻买买提，并已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举报买买提有“亲什叶派倾向”，并游说苏丹钦定 萨阿德特·吉拉伊 (Sa'adet Giray) 为克里米亚汗。但未及高门开始惩治买买提，买买提和巴哈德尔就在阿斯特拉罕被刺：帮助他们占领阿斯特拉罕的诺盖人，害怕吉拉伊家族的势力过强，把这对父子诱出城后，将他们全部刺杀。

买买提的一个儿子，加齐 (Ghazi Giray)，逃回了克里米亚。他登基不久后，被高门钦点的萨阿德特就登陆了克里米亚，处决了自己的侄子。

倚仗自己有高门钦点，萨阿德特开始大搞中央集权，模仿奥斯曼体制，组建微型的常备军体系，这就威胁到了希林家族的利益。不久后，买买提的另一个儿子，此前被诺盖人俘虏的 伊斯兰·吉拉伊 (Islam Giray) 归国，一群鞑靼贵族开始在其周边聚集。1524年夏，伊斯兰被命令劫掠波兰，萨阿德特可能是想要他远离权力中心，但却很快招来了麻烦。劫掠完成后，伊斯兰拥兵反叛，占领了半岛以北，却没能攻破克里米亚地峡的要塞 (Ferahkerman)。萨阿德特 请求此时正在喀山的 萨希布 支援平叛，萨希布把喀山汗位让给了他的侄子 萨法 (Safa Giray)，回到了克里米亚。作为回报，萨阿德特钦点 萨希布 为自己的副手兼继承人。（Kalga，克里米亚鞑靼政权的一个头衔，是吉拉伊家族的二号人物，但具体由谁担任，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也是克里米亚缺乏继承规则的体现）

内战中，双方都请求了外援。伊斯兰请求西吉斯蒙德二世支援，而萨阿德特联络了伊凡三世。1526年，内战双方达成和解，伊斯兰 成为了 Kalga，萨希布 则接受几座要塞作为补偿。次年，萨希布领导了一次针对波兰的劫掠，但却被击败。作为报复，西吉斯蒙德释放了被软禁二十多年的“末代金帐汗” 谢赫阿合马，阿合马很快就夺取了阿斯特拉罕汗位（可见“金帐汗国亡于1502”这个说法多不靠谱）。1528年，萨阿德特 与 伊斯兰 又一次爆发冲突，伊斯兰被迫流亡波兰，并策划与 西吉斯蒙德 和 谢赫阿合马 结盟，推翻萨阿德特。

然而，到了1532年，萨阿德特厌倦了无止境的继承斗争，退位并移居君士坦丁堡。伊斯兰终于得到了他已经觊觎十年之久的汗位。但他未能获得高门的青睐，萨希布 被高门钦点为新的克里米亚汗，伊斯兰被降为 Kalga。1534年，他再度反叛，占据了半岛以北，但与1537年兵败被杀。此后，克里米亚终于迎来了一段较为稳定的时期。

喀山与阿斯特拉罕

1549年，当初被萨希布命令留守喀山的 萨法·吉拉伊 (Safa Giray) 死后，喀山再一次成为克里米亚与莫斯科的争夺对象。萨希布试图夺回喀山，但被高门猜忌：如果克里米亚真的整合了喀山，那么，吉拉伊家族肯定会因此获得更大的独立性，有更多底气违抗高门的意志。后世的一个鞑靼史学家如是记载了某个奥斯曼廷臣对苏莱曼的进言：

克里米亚汗已经拥有了一支过强的军队，野心也过大。他自认为在每一方面都胜过你（苏莱曼）。证据是他现在敢于违抗你的意志，找各种借口不派兵助战（指伊朗战役）。他期望在你死后夺取奥斯曼的王位。他对高门的使节毫不尊敬。如果他能联合诺盖人，那么他将无人能敌。

这个记载很可能不是真的，但它毫无疑问反映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对自己与奥斯曼的关系的认知，即高门为了保持对克里米亚的影响，肯定是不希望克里米亚过于强大的。之后不久，1551年，有谣言说萨希布试图吞并半岛南部的卡法，苏莱曼于是顺势支持克里米亚国内的反对派，支持 戴夫莱特·吉拉伊 (Devlet Giray) 上位，萨希布满门被杀。

尽管是被高门扶上汗位，戴夫莱特继承了前任对喀山的野心，继续袭击莫斯科。但此前克里米亚的内部动荡，已经给了伊凡四世充足的行动时间，等到 戴夫莱特 于1552年春一路打到 图拉 时，伊凡四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迫使戴夫莱特折返，而伊凡四世最终于于当年10月占领了喀山。此后，伊凡又于1556年吞并了阿斯特拉罕。这些地区的鞑靼人大量涌入克里米亚，更加坚定了克里米亚的反莫斯科立场。

此后十年间，戴夫莱特与波兰频繁接触，试图发动对莫斯科的联合行动，即同一时期莫斯科对波兰和瑞典发动的“利沃尼亚战争”（1558–1583）。但由于克里米亚与波兰之间的互不信任，联合行动并未收获很大成果。

1567年，莫斯科人在北高加索的捷列河 (Terek) 上建立了一座堡垒。这一次，连高门也觉得莫斯科的威胁迫在眉睫了。1569年，高门发兵阿斯特拉罕，试图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挖一条运河，使阿斯特拉罕与亚速之间有一条便捷的水路相通。

然而，对于奥斯曼直接介入阿斯特拉罕，克里米亚鞑靼人并不欢迎。奥斯曼直属的卡法和亚速两省，已经对鞑靼人构成了很大的钳制了，如果高门又直接控制了阿斯特拉罕的话，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独立性势必会受到进一步的压制。何况，莫斯科时常贿赂卡法和亚速的总督，试图从他们那里套取克里米亚的情报，尤其是有关鞑靼人的劫掠企图的信息^[12]，奥斯曼的阿斯特拉罕总督也很可能会这么做。所以克里米亚汗对此次战役，表现出了出工不出力的态度。甚至在奥斯曼军队从顿河撤退时，有意带领奥斯曼军队穿越干旱地带，希望以此浇灭奥斯曼统治精英对这一地区的兴趣。^[13]

奥斯曼的统帅很快就意识到了运河计划的不可行性：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最窄处也有六十多公里，且地形并不平坦。高门因此暂时丧失了对阿斯特拉罕的兴趣，宰相 索科鲁·买买提 把战略重心重新放在了东地中海，开始准备对塞浦路斯、突尼斯、马耳他的征伐。这种海上争夺自然用不上鞑靼骑兵，戴夫莱特暂时不用担心自己被高门征召。并且，如果克里米亚鞑靼人能在此时夺取阿斯特拉罕，那么他们就可以独享战果，无需担心奥斯曼占领阿斯特拉罕会损害自己的独立性了。自然，这一次，戴夫莱特有十足的动力与莫斯科对抗到底。

1571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占领并焚烧了莫斯科外城，伊凡四世撤离莫斯科后，假意向克里米亚汗承诺，会归还阿斯特拉罕，但当鞑靼人撤兵后，没有兑现这一承诺。然而当克里米亚汗于次年再次袭击莫斯科时，却在莫斯科附近的莫洛迪 (Molodi) 被击败。

与此同时，欧洲的局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动，对克里米亚的命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72年，西吉斯蒙德二世去世，雅盖隆家族绝嗣，意味着波兰-立陶宛联邦必须选出一位非雅盖隆的国王。波兰王位成了各方的觊觎对象，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矛盾就是亲法派与亲哈布斯堡派。高门的一大应对策略是，命令克里米亚汗劫掠波兰南部，以震慑波兰贵族，警告其不要支持亲哈布斯堡的候选人。1575年，亲奥斯曼的斯特凡·巴托里当选波兰国王，高门则有理由确信北方边境的安全，放心地在其他方向扩张，并对克里米亚施压，要求鞑靼人不要再攻击（亲法/亲奥斯曼的）波兰。（后文会详细讲这一时期奥斯曼与波兰的关系）

同时，奥斯曼与西班牙之间的地中海争霸趋于平静，最终在1580年，高门与西班牙议和。这让高门得以放手向波斯扩张：1576年，塔赫玛斯普死后，波斯陷入了内乱。高门的干涉最初相当成功，Özdemiroğlu Osman Paşa 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占领了外高加索的大部分地区。克里米亚鞑靼人则被征召参战，无暇参与波兰与莫斯科之间的利沃尼亚战争。

（内/外高加索的说法是从俄国的视角出发的，也就是说，外高加索指的是高加索山脉以南）

其间的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1580年，有个切尔克斯酋长向高门上书提议，如果高门能任命他做一个省的总督，并给二十万阿克切的年俸的话，他会自费在捷列河与库班河上为高门建造两座堡垒。这本来是个不错的交易：从黑海出发，穿越内高加索，再经过高加索与里海之间的德班特山口 (Derbent) 的路线，对于奥斯曼军队在外高加索的补给来说相当重要。高门只要提供一个官位，就能免费巩固这一要道。何况这位切尔克斯酋长本就是波斯战役的主官 Özdemiroğlu 的扈从，高门有理由信任他。然而，这很快触动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神经，鞑靼人也有理由相信，这两座要塞会像卡法和亚速一样，进一步限制克里米亚的独立性。于是时任克里米亚汗，买买提二世，上书高门，称这位切尔克斯酋长不可信任，搅黄了这个交易。^[14]

不久，在1583年，买买提二世与 Özdemiroğlu Osman Paşa 在阿塞拜疆发生了公开的争吵，高门得知后，开始密谋罢免买买提二世。同时，他的弟弟，阿尔普·吉拉伊 (Alp Giray)，也开始秘密接触 Özdemiroğlu。内战于1584年爆发，买买提二世把 Özdemiroğlu 包围在了卡法城内，却被奥斯曼的舰炮和要塞炮兵驱散，撤退途中的买买提二世被阿尔普·吉拉伊所杀。

之后数十年的克里米亚，又进入了一段相当混乱的时期。同时，利沃尼亚战争在1583年以波兰的胜利告终，这也意味着许多哥萨克将丧失生计（顿河与扎波罗热皆然）。他们被迫转向劫掠奥斯曼的黑海沿岸，这将对奥斯曼与波兰的关系产生很大影响。

奥斯曼与波兰之关系（1500-1648）

许多人对奥斯曼与波兰的关系的印象，定格在了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然而真实情况却远比“天主之矛”这样的概括要复杂得多。

奥斯曼与波兰的关系，相对于15世纪的激烈对抗，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是相对友好的。在1523年左右，长者西吉斯蒙德愈发意识到自己根本无力对抗奥斯曼，且西欧很难全力援助东欧的基督教国家去抵抗突厥入侵。但单独与奥斯曼媾和，即意味着抛弃自己的侄子，匈牙利国王 拉约什二世。长者西吉斯蒙德也试图将匈牙利纳入波兰与奥斯曼的和约，但也未能成功。最终，经过艰难的权衡后，波兰与奥斯曼于1525年签订和约，这使得匈牙利陷入了极为绝望的境地。（可见王朝外交终究是有局限的）^[15]在摩哈赤之战后，随着拉约什二世的死亡，雅盖隆王朝的匈牙利分支断绝，波兰的雅盖隆家族就更没有动力去为了匈牙利而去对抗奥斯曼。之后，波兰雅盖隆家族绝嗣后的选王，时常成为亲法派与亲哈布斯堡派的斗争。在17世纪前，亲法派处于上风，导致波兰对奥斯曼持一种善意中立的态度。瓦卢瓦家族的亨利三世、特兰西瓦尼亚（奥斯曼附庸）的 斯特凡·巴托里、瓦萨家族的西吉斯蒙德三世，三者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波兰贵族的亲法倾向而被胜选的。

另外，奥斯曼政府也高度关注历次波兰选王，并通过各种间接的干涉手段，竭力阻止亲哈布斯堡的势力上位。其手段包括警告哈布斯堡不要接受波兰王位，命令克里米亚汗袭击波兰以震慑波兰贵族，等等。不过，最深入和最成功的干涉还是斯特凡·巴托里的当选。巴托里家族是当时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家族，而哈布斯堡出于对匈牙利王位的宣称，长期觊觎特兰西瓦尼亚，所以 斯特凡·巴托里 希望能竞选波兰国王，以此遏制哈布斯堡对特兰西瓦尼亚的企图。斯特凡·巴托里的竞选得到了高门的支持，苏丹的信使面对瑟姆，直接表示了对斯特凡·巴托里的认可。在 斯特凡·巴托里 当选后，波兰，奥斯曼，克里米亚之间经历了一段较为和平的时期，奥斯曼的北方政策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16]

转折点发生在西吉斯蒙德三世时期。出身瑞典王室的西吉斯蒙德三世，本来被默认为亲法派，他也确实曾为波兰王位而与哈布斯堡刀兵相向。但在1592年，西吉斯蒙德三世继承了瑞典王位。西吉斯蒙德的公教徒身份，使得他与瑞典本土势力发生了激烈冲突，最终丧失了瑞典的王位。不过西吉斯蒙德三世保留了对瑞典王位的宣称，希望有朝一日能夺回瑞典王位，为此他开始寻求天主教阵营的支持。由此又衍生出了波兰和瑞典在利沃尼亚地区的地缘利益冲突。当然，西吉斯蒙德三世本人狂热的公教信仰可能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遗臭万年的布列斯特联合即发生在西吉斯蒙德三世时期）。

第二个原因则是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海盗行为。与克里米亚汗国相似，扎波罗热哥萨克名义上效忠于波兰，但波兰政府对哥萨克的控制相当有限。虽然奥斯曼与波兰的历次和约中屡次规定，奥斯曼应节制鞑靼人的劫掠行为，波兰也应节制扎波罗热哥萨克的不法行径。然而，由于两国对各自这两个小弟的控制力实在有限，这种条款实际根本无法得到执行。

第三个原因则在于，奥斯曼在结束与哈布斯堡的“十三年战争”（1593-1606）之后，开始加强对摩尔达维亚的控制。而此前，趁勇敢的米哈伊在多瑙河下游制造的混乱，波兰东南部的一些权贵自行干涉摩尔达维亚事务，扶植属于自己派系的大公，并将波兰政府扯入其中。特别是有些边境波兰贵族本就与摩尔达维亚的波雅尔有姻亲关系，更是加强了他们介入摩尔达维亚事务的动力。所以，由此引发的历次战争被后世成为“显贵战争”（Magnate Wars)。（后文会详细讲）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这一时期的波兰开始倒向哈布斯堡阵营，相应地，波兰与奥斯曼的关系开始恶化。

多瑙河下游的动荡

买买提二世被杀后，历经四年多的混乱，加齐二世于1588年成为了克里米亚汗。他一上位就同时勒索了波兰和莫斯科，狐假虎威地声称自己对高门有很大影响力：高门没有直接攻打你们，都是我克里米亚汗在帮你们游说，因此你们得给我多交钱。但很快，奥斯曼与哈布斯堡在克罗地亚边境上的冲突，于1593年升级为全面冲突。克里米亚鞑靼人也深度参与了这场冲突，其中一些细节，颇能反应两国之间关系的性质：

鞑靼骑兵时常跟随奥斯曼军东征西讨，但奥斯曼是要给克里米亚汗付费的，并且克里米亚汗并不总是同意奥斯曼的出兵请求。比如在1602年的匈牙利战役中，高门就给 加齐二世 支付了350万阿克切的出战费和280万阿克切的礼物。

鞑靼军队总是劫掠沿途的村庄，连高门也时常难以忍受。克里米亚汗为了避免事后背锅，时常在出征前就请示高门，应该走哪条路线。1600年，加齐二世在出征匈牙利前，如是指示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者：

如果我选择途经多布卢加，这个省份十年内不会恢复过来。但假如我选择另一条路线，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也会沦为一片废墟，数年内无法居住。快去向高门请示，我该走哪条路线？

1594年11月，瓦拉几亚（勇敢的米哈伊）、摩尔达维亚（暴君阿龙）、特兰西瓦尼亚（西吉斯蒙德·巴托里）三国的统治者秘密结盟，同时起兵反对奥斯曼的统治。

作为对叛乱的应对，1595年4月，高门计划彻底吞并摩尔达维亚与瓦拉几亚。但就在之前几个月，叛乱已经造成了奥斯曼的官场地震，导致此时高门的内部权力结构不稳，相权在一年间几度易手，激烈的内斗导致吞并计划一拖再拖，就连吞并后的摩尔达维亚总督人选，也是一再转手。最终，为了获得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支持，高门钦定了加齐二世的外甥，Ahmed Bey 成为摩尔达维亚的总督。

然而，奥斯曼军队在读过多瑙河后，在瓦拉几亚两度被勇敢的米哈伊击败。同时，波兰的二号人物，王冠盖特曼，扬·扎莫伊斯基率领私兵介入了摩尔达维亚，意图扶植自己的人选 Ieremia Movilă。加齐二世与扎莫伊斯基在普鲁特河畔的 Țuțora 鏖战两日，不分上下。于是两人达成了协议，Ieremia Movilă 割让摩尔达维亚东南部的九座村庄给克里米亚，波兰再增加一些给克里米亚的年贡，换取鞑靼人放弃对奥斯曼的吞并计划的支持。自此，高门的吞并计划彻底失败。由于这一时期的奥斯曼-波兰 关系仍然较为友好，所以高门也暂时默认了 Ieremia Movilă 对摩尔达维亚的权利以及波兰显贵对该地区的影响。

这里有必要穿插一下有关两公国的知识：16/17世纪之交，这一地区发生了极为剧烈的动荡。传统史观主要强调奥斯曼和波兰的地缘争夺在其中的作用，但其实派系斗争以及跨国派系网络在其中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奥斯曼和波兰各自的国内派系会支持各自的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大公（或其觊觎者），要确定一个两公国政治人物的派系归属是很容易的，但要说谁更亲波兰，谁更亲奥斯曼，却很难讲。所以，在争夺多瑙河公国一事上，地缘政治的作用是相对次要的，很多时候，“国家意志”只是一个给派系利益背书的橡皮图章。（此处的派系，对奥斯曼来说，是各种宫廷派系，对波兰来说，则是乌克兰的几大波兰地主贵族）

就比如说，扬·扎莫伊斯基 (Jan Zamoyski)，作为巴托里与西吉斯蒙德三世两朝的二号人物，他一边在国内政治上强烈谴责 西吉斯蒙德三世 的亲哈布斯堡倾向，让许多人以为他亲法/亲奥斯曼，一边又在南部边境，趁着 勇敢的米哈伊 在多瑙河公国制造的混乱，于1595年入侵摩尔达维亚，把自己的姻亲 Ieremia Movilă 扶上大公的位置，这对奥斯曼的宗主权是个显然的挑战。扎莫伊斯基对摩尔达维亚的干涉看起来是国家行为，但实际上就是为自己的派系利益服务的：他自己与西吉斯蒙德三世不和，不愿/不能再留在政治中心，而开始专心经营自己在南方的领地，西吉斯蒙德自己则专注于北方事务（尤其是对瑞典王位的争夺）。西吉斯蒙德三世从克拉科夫迁都至华沙，即有此因素。

扎莫伊斯基 一党中的波兰官兵，最初肯定是想兼并摩尔达维亚，并在其境内直接获得耕地，成为地主，把波兰统治乌克兰的方式移植到摩尔达维亚。但他的党羽不只分布在波兰境内，摩尔达维亚的许多波雅尔，也属于这一派系，他们希望保卫自己的特权，不想被波兰贵族所边缘化，于是，扎莫伊斯基 的派系由于经济利益冲突，在其内部又分为了两派。

而对奥斯曼来说，两公国则是一个隐形的包税省份（这点和奥斯曼治下的东正教会是类似的）。两公国的野心家通过觊觎高门官员大笔贿赂，从而获得“国家”的支持，成为大公。但高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高门内部的官僚派系之间，对于两公国大公的人选，也有激烈的争斗。所以说一个派系如果成功让苏丹任命了自己支持的大公的话，另一个派系很可能会鼓动尚未卸任的大公抵抗到底。

（两公国野心家贿赂奥斯曼官员的资金，多半是借来的。这也是勇敢的米哈伊在反叛时要杀掉突厥债主的原因：第一是要赖账，第二是要断绝后续野心家的财源）

关于奥斯曼治下东正教会的包税属性：

由此引申出了另一个看起来很诡异的现象，就是从17世纪到18世纪，虽然奥斯曼对欧洲邻国的军事优势丧失殆尽，但奥斯曼对多瑙河公国的控制力反而是大大增强了。相反，波兰在这一地区一败涂地，彻底退出了对两公国的争夺。哪怕波兰在大突厥战争中的胜利也于事无补，索别斯基在1691年一度攻入摩尔达维亚，试图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大公，却因当地波雅尔的强烈反对而作罢。

对于这一现象，最近的研究界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经济解释：波兰和摩尔达维亚的经济货币化程度较低，两国的政治精英都以对土地的占有作为其权力基础（当然这可能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而奥斯曼的经济货币化程度高于波兰，所以奥斯曼精英更愿意接受货币贡赋，而不会觊觎多瑙河北岸的耕地。相反，波兰精英对耕地贪得无厌，总是想在两公国攫取土地，把对乌克兰的那套统治方式带到两公国，从而在两公国内部攫取政治权力，这让两公国的波雅尔阶层很难真正接受波兰的统治。^[17]另外宗教因素也不可忽视：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以及随后的俄波冲突让波兰政府和东正教徒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当然此前就已经有过臭名昭著的布列斯特联合），同时波兰身份建构中的天主教元素则愈发浓厚。相反，在奥斯曼，由于法纳尔人的崛起，正教徒在奥斯曼的地位有所上升。这肯定也影响了两公国贵族对奥斯曼和波兰的观感。^[18]

哥萨克、鞑靼人、诺盖人

1606年，奥斯曼与哈布斯堡终于结束了持续13年的漫长战争。但奥斯曼的北方边境仍未得到平静，波兰显贵在摩尔达维亚建立了持久的影响，而持续恶化的奥斯曼-波兰关系，以及两公国波雅尔永不停歇的内斗，则使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对抗愈发频繁。1608年，加齐二世死后，吉拉伊家族又发生了新一轮继承纠纷：高门支持的扎尼别 (Canibek) vs 买买提三世和 沙欣 (Shahin) 两兄弟。另一股不稳定势力则是比萨拉比亚南部的 布德扎克诺盖人 (Budzhak)。这些诺盖人因不满莫斯科统治而出逃，之后又有一些人是被西迁的土尔扈特部所驱逐而来。聚居于此的诺盖人，比克里米亚鞑靼人更好斗，更难以节制，更喜欢劫掠波兰。

名义上，布德扎克诺盖人是克里米亚汗的臣属，但这一地区又属于奥斯曼的 厄祖省，所以处于某种奥斯曼和克里米亚共管的状态，也因此是个很敏感的地区。理论上，这个省份得名于第聂伯河的入海口 奥恰科夫 (Tur. Özü，Ur:Očakiv)，但其总督却常驻多瑙河畔的 锡里斯特拉 (Silistra)。

当时 布德扎克诺盖人 的首领，坎特米尔 (Kantemir，“帖木儿汗”的意思），是一个闹事鬼才。1621年，奥斯曼二世为回报坎特米尔的战功，任命其为 锡里斯特拉省 的总督。但坎特米尔属于极不安分的那种人，而且高门一开始就是想用坎特米尔来制衡克里米亚的棋子。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间，他无视高门与波兰的和约，数次劫掠波兰，给克里米亚，以及奥斯曼与波兰的关系，制造了无数麻烦。

回到克里米亚，买买提三世本来在加齐二世死后 (1608) 的继承斗争中落败，但在1623年，他使用了一些手段，获得了时任宰相的青睐，暂时取代了扎尼别。高门次年就反悔了，准备重新支持扎尼别，然而，买买提三世抵挡住了奥斯曼舰队的进攻，并攻克了卡法城，迫使高门于1624年9月再次确认了买买提三世的汗位。（比之前被舰炮打散的买买提二世强太多）

买买提三世和 沙欣 (Shahin) 两兄弟很快就开始策划对坎特米尔的行动，他们暂时击败了坎特米尔，将他软禁在了克里米亚半岛。然而，1627年，坎特米尔逃回了布德扎克，接下来的剧情相当曲折：沙欣在围攻坎特米尔时兵败，一路溃逃到其首府 巴赫切萨莱 (Baghchasaray), 但却被扎波罗热哥萨克所救。坎特米尔则向南逃到了卡法，买买提三世围攻不成，却又被奥斯曼的舰炮打散。撤退途中，买买提三世被失望的哥萨克所杀，沙欣则流亡伊朗。

然而，重新上位的扎尼别，依旧不爽坎特米尔，他甚至也考虑过像沙欣那样，联合扎波罗热哥萨克，消灭坎特米尔。正因如此，1635年，当穆拉德四世要求他出兵支援收复伊拉克的战役时，他以自己年事已高为由谢绝了。很快，扎尼别就被罢免，并被流放到了罗德岛。

然而，新的克里米亚汗，伊那耶特 (Inayet Giray)，并不更听话。他仍然拒绝支援奥斯曼在伊拉克的战事，并入侵了布德扎克，又一次将他们强制迁移到了半岛。坎特米尔逃到了伊斯坦布尔，试图告状，伊那耶特也来到了君堡，为自己辩护。然而，在一向残暴的穆拉德四世面前，两人先后被杀，这场持续十几年的闹剧终于结束。

同一时期，1632年，莫斯科试图收复其在“大动乱”中失去的领土，却在斯摩棱斯克城下惨败。克里米亚鞑靼人趁乱大肆劫掠莫斯科，莫斯科自此开始建立“别尔哥罗德防线”，来防范鞑靼劫掠者。1633年，奥斯曼的边疆总督，阿布哈兹的买买提的劫掠行为引发了奥斯曼与波兰之间的一次对峙，然而并未升级为全面战争。1637-1641年，顿河哥萨克短暂地占领了亚速要塞，但莫斯科不愿与奥斯曼直接对抗，强令顿河哥萨克放弃了要塞。1638年，扎波罗热哥萨克发动了一次失败的起义。似乎黑海北岸陷入了某种僵持，但很快，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将彻底改变莫斯科、波兰-立陶宛、奥斯曼，以及三国各自的“小兄弟”：克里米亚、顿河与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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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 这个叙事其实是有问题的，此处仅仅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才这么讲。其实克里米亚汗国可以被视为金帐汗国的延续，他们时常自称 术赤兀鲁思 (Jochi Ulus, 金帐汗国最准确的名称）
2. ^ Akkerman是突厥语地名，意为“白石”，现代乌克兰名为 Bilhorod-Dnistrovskyi
3. ^ 鞑靼语称之为 Özi
4. ^ Cossack Ukraine in and out of Ottoman Orbit, 1648–1681, P123-126
5. ^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of the Crimean Khanate, P276
6. ^ Sovereignty and Subordination in Crimean-Ottoman Relations (Sixteenth–Eighteenth Centuries)，47-48
7. ^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P105-107
8. ^ The System of Autonomous Muslim and Christian Communities, P382
9. ^ What is Inside and What is Outside? Tributary States in Ottoman Politics, P422
10. ^ Warfare, State and Society on the Black Sea Steppe, 1500–1700, P23-24
11. ^ The Crimean Khanate and Poland-Lithuania, P58-60
12. ^ The Governors of Kefe and Azak in Ottoman-Muscovite Relations in the Fifteenth-Seventeenth Centuries and the Issue fo Titulature
13. ^ Warfare, State and Society on the Black Sea Steppe, 1500–1700, 13
14. ^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imean Khanate in the North Caucasus: A Case Study of Ottoman- Crimean Relations in the Mid-Sixteenth Century
15. ^ The Year 1526 and Jagiellonian Diplomacy
16. ^ Ottoman-Po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55-63
17. ^ The Ottomans and Eastern Europe: Borders and Political Patronag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42-153
18. ^ ibid, 150-151